中国历代王朝，对外防御或进攻，分若干个战略方向。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向北一般是战略防御方向；向西新疆（古西域）、中亚方向，历来是中原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强盛时取攻势，衰弱时取守势；向南对岭南诸国，一般取攻势。东亚朝鲜半岛方向，因战略纵深不深，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落后，内战不止，对中央政权威胁不大，理应不是主要战略方向。可是在历史上，这个方向往往发展成主要战略攻防方向，常常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隋唐时期就是难啃的骨头 秦汉及前，在朝鲜半岛相继有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汉武帝平朝鲜，在半岛和辽东建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史称“汉四郡”。其后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古国发展壮大，公元二、三世纪，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也发展起来，史称“三国时代”。 高句丽强盛起来，不断侵占汉、魏、唐地域，半岛三国之间也争战不断。总之，半岛在汉至唐前期都很不平静，对中央政权时时产生威胁，经常干扰和牵制中央政权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行动。因此，中央政权只要北部和西部边境相对平静，就会腾出手来，剿抚朝鲜半岛各国，以求得东界的安定。为此，中央政权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隋唐两个朝代，前后七十年间，有隋文帝、炀帝、恭帝、唐高祖、太宗、高宗六任皇帝，九次战略性战役行动，始得平定辽东和朝鲜半岛。高句丽古国消亡，遗民大部被迁入关内，少部流散于渤海国、突厥和新罗。 隋朝就是因为四次向朝鲜用兵，并大兴土木（其中大多是军事设施），导致国库空虚，人丁锐减，农军蜂起。当时，山东民军领袖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大意是“如果在辽东战死，现在被砍头又何妨！”有学者认为，隋朝就是被朝鲜战争拖累，才迅速灭亡的。 “贞观之治”和高宗的永徽时期，是唐走向强盛的战略机遇期。唐平定周边战争中，东北经常成为主要战略方向，前后通过五次大的作战行动，平定了辽东和朝鲜半岛。因为受东线的牵制和拖累，唐在北线对东突厥、薛延陀作战和西线对吐谷浑、吐蕃、西突厥作战都受到很大影响，常常陷入战略被动，兵不敷用。 当时唐中央高层对是否出兵朝鲜也是有不同看法。时任宰相的房玄龄临终前告诫太宗，“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拖累）中国，内为前代（指隋朝）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收益）小，所损者（代价）大乎？”房玄龄不同意对朝用兵，其意让朝鲜半岛各国顺其自然，自生自灭，既对中央政权构不成严重威胁，也不影响唐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壮大。房玄龄的话从唐朝发展大局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最终唐朝灭了高句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辽东问题，但朝鲜半岛问题并没有解决。 为了稳定对半岛的统治，唐采用羁縻政策，改严密的郡县制为宽松的都护制，设都护府于平壤。后为了迁就半岛当地势力，步步后撤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阳）、新城（今抚顺附近），以至河北卢龙。当倭国进攻新罗时，唐又及时派出援兵，作为主力的唐军经过艰苦作战，最终“灭倭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经此一战，直至明朝万历年间近千年内，日本不敢再染指半岛。然唐太宗由于亲征高丽鞍马劳顿（“太宗发定州，亲佩弓矢，结雨衣于鞍后”），身体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作战受伤一说），英年（52岁）早逝。总之，朝鲜半岛的战事，是唐前期中央政权的一大负担。 明清两朝被朝鲜拖垮 公元十世纪，王氏高丽建国并发展起来，与同时期的后百济、新罗并称“后三国时代”。这时朝鲜半岛各国与中国是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或曰朝贡关系。所谓朝贡，中国“赐予”很是不少，各国“朝贡”倒是不多，甚至几年、十几年一次，无事冷淡中国，有事找中国帮忙，中国还要经常调解半岛各国的争战纠纷，往往还不听劝，中国其实挺累。 到了明朝，朱元璋为笼络藩属国朝鲜，把朝鲜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至万历年间（1592年），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开始大规模向朝鲜用兵，并企图经过半岛侵占我国东北以至内地，引发了明朝抗日援朝（万历壬辰）战争。明、朝联军与日本艰苦作战七年，互有胜负，及待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国内不稳，明军在露梁海战中一举消灭日军主力，才取得战争胜利。但明朝的援朝作战，国力消耗巨大，国库空虚，时文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朝鲜方用兵，国用大匮。是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火灾，欲营建二宫，因财乏而不能办。”穷得连皇宫失火都修不起了。 明末水旱蝗灾连绵，民饥人相食，流寇蜂起，进剿无兵，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轻易推翻了明政权。同时，明朝也无暇顾及其他战略方向的安全，使东北女真族的努尔哈赤所部割据建立后金政权。明军进剿努尔哈赤时，要求朝鲜出兵，朝鲜却不记明“壬辰拯救”之恩，推三阻四，还暗通后金，用“两端外交”两边讨好，敷衍明朝，毫无信义可言。尽管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是反侵略性质的、正义的，但从史实来看，这一战争对明朝的拖累是致命的。 清朝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缘起，是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内乱，日本借机干涉，登陆半岛，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不得不加以保护，进而引发战争。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赔付大量白银，还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后以钱抵换），使清政府国力大伤。一是严重降低了国际地位和国内执政的合法性，英法俄德借机调停，摄取在中国的权益，加快了中国殖民化进程；二是革命党人彻底丧失了对清廷维新改革的希望，成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直接动因。 朝鲜问题至今尚未结束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不稳固，台湾未收回，百废待兴的时候，中国不得不为朝鲜打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在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金日成背着中国在斯大林同意下，越过二战后确立的分界线“三八线”向美国支持的南韩政权发动进攻，企图一举统一朝鲜。在北朝鲜军队即将达成企图的情况下，美军仁川登陆，美韩联军（后联合国军）发起战略反击，一直攻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金日成政权眼看就要灭亡。中国在相当不利的态势下不得不出兵朝鲜，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反攻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改放弃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借机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隔大陆向台湾进军。当时粟裕担任攻台总指挥，率领五十万大军正做攻台准备，预期1951年发起进攻。由于美军挡在台湾海峡，以及中共不得不把主要战略方向转至对朝方向，致使台湾得到喘息，自此分离于大陆，后又发展出台独势力。 尽管美国政府在1950年6月重新支持蒋介石政权有多种考量，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共高层当时对出兵朝鲜也是有重大分歧的，确为不得已而为之。朝鲜战争已过去60多年，但它对中国的拖累，至今还在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行文至此，“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就拖累中国”的判断，应该可以成立。当下朝鲜半岛的稳定和核问题却推到了中国面前。很可能像历史上一样，朝鲜半岛不得不成为影响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因素。 2013年3月，朝鲜劳动党提出“核武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党的总路线，我们对朝鲜的拥核决心决不能低估。当前必须明确向朝鲜指出，不论其是否再行核试验，务使核污染不能直接影响我国土。 （王洪光，生于1949年8月，祖籍山东新泰。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中国历代王朝，对外防御或进攻，分若干个战略方向。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向北一般是战略防御方向；向西新疆（古西域）、中亚方向，历来是中原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强盛时取攻势，衰弱时取守势；向南对岭南诸国，一般取攻势。东亚朝鲜半岛方向，因战略纵深不深，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落后，内战不止，对中央政权威胁不大，理应不是主要战略方向。可是在历史上，这个方向往往发展成主要战略攻防方向，常常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隋唐时期就是难啃的骨头 秦汉及前，在朝鲜半岛相继有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汉武帝平朝鲜，在半岛和辽东建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史称“汉四郡”。其后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古国发展壮大，公元二、三世纪，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也发展起来，史称“三国时代”。 高句丽强盛起来，不断侵占汉、魏、唐地域，半岛三国之间也争战不断。总之，半岛在汉至唐前期都很不平静，对中央政权时时产生威胁，经常干扰和牵制中央政权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行动。因此，中央政权只要北部和西部边境相对平静，就会腾出手来，剿抚朝鲜半岛各国，以求得东界的安定。为此，中央政权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隋唐两个朝代，前后七十年间，有隋文帝、炀帝、恭帝、唐高祖、太宗、高宗六任皇帝，九次战略性战役行动，始得平定辽东和朝鲜半岛。高句丽古国消亡，遗民大部被迁入关内，少部流散于渤海国、突厥和新罗。 隋朝就是因为四次向朝鲜用兵，并大兴土木（其中大多是军事设施），导致国库空虚，人丁锐减，农军蜂起。当时，山东民军领袖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大意是“如果在辽东战死，现在被砍头又何妨！”有学者认为，隋朝就是被朝鲜战争拖累，才迅速灭亡的。 “贞观之治”和高宗的永徽时期，是唐走向强盛的战略机遇期。唐平定周边战争中，东北经常成为主要战略方向，前后通过五次大的作战行动，平定了辽东和朝鲜半岛。因为受东线的牵制和拖累，唐在北线对东突厥、薛延陀作战和西线对吐谷浑、吐蕃、西突厥作战都受到很大影响，常常陷入战略被动，兵不敷用。 当时唐中央高层对是否出兵朝鲜也是有不同看法。时任宰相的房玄龄临终前告诫太宗，“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拖累）中国，内为前代（指隋朝）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收益）小，所损者（代价）大乎？”房玄龄不同意对朝用兵，其意让朝鲜半岛各国顺其自然，自生自灭，既对中央政权构不成严重威胁，也不影响唐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壮大。房玄龄的话从唐朝发展大局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最终唐朝灭了高句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辽东问题，但朝鲜半岛问题并没有解决。 为了稳定对半岛的统治，唐采用羁縻政策，改严密的郡县制为宽松的都护制，设都护府于平壤。后为了迁就半岛当地势力，步步后撤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阳）、新城（今抚顺附近），以至河北卢龙。当倭国进攻新罗时，唐又及时派出援兵，作为主力的唐军经过艰苦作战，最终“灭倭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经此一战，直至明朝万历年间近千年内，日本不敢再染指半岛。然唐太宗由于亲征高丽鞍马劳顿（“太宗发定州，亲佩弓矢，结雨衣于鞍后”），身体受到很大损害（也有作战受伤一说），英年（52岁）早逝。总之，朝鲜半岛的战事，是唐前期中央政权的一大负担。 明清两朝被朝鲜拖垮 公元十世纪，王氏高丽建国并发展起来，与同时期的后百济、新罗并称“后三国时代”。这时朝鲜半岛各国与中国是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或曰朝贡关系。所谓朝贡，中国“赐予”很是不少，各国“朝贡”倒是不多，甚至几年、十几年一次，无事冷淡中国，有事找中国帮忙，中国还要经常调解半岛各国的争战纠纷，往往还不听劝，中国其实挺累。 到了明朝，朱元璋为笼络藩属国朝鲜，把朝鲜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至万历年间（1592年），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开始大规模向朝鲜用兵，并企图经过半岛侵占我国东北以至内地，引发了明朝抗日援朝（万历壬辰）战争。明、朝联军与日本艰苦作战七年，互有胜负，及待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国内不稳，明军在露梁海战中一举消灭日军主力，才取得战争胜利。但明朝的援朝作战，国力消耗巨大，国库空虚，时文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朝鲜方用兵，国用大匮。是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火灾，欲营建二宫，因财乏而不能办。”穷得连皇宫失火都修不起了。 明末水旱蝗灾连绵，民饥人相食，流寇蜂起，进剿无兵，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轻易推翻了明政权。同时，明朝也无暇顾及其他战略方向的安全，使东北女真族的努尔哈赤所部割据建立后金政权。明军进剿努尔哈赤时，要求朝鲜出兵，朝鲜却不记明“壬辰拯救”之恩，推三阻四，还暗通后金，用“两端外交”两边讨好，敷衍明朝，毫无信义可言。尽管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是反侵略性质的、正义的，但从史实来看，这一战争对明朝的拖累是致命的。 清朝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缘起，是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内乱，日本借机干涉，登陆半岛，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不得不加以保护，进而引发战争。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赔付大量白银，还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后以钱抵换），使清政府国力大伤。一是严重降低了国际地位和国内执政的合法性，英法俄德借机调停，摄取在中国的权益，加快了中国殖民化进程；二是革命党人彻底丧失了对清廷维新改革的希望，成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直接动因。 朝鲜问题至今尚未结束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不稳固，台湾未收回，百废待兴的时候，中国不得不为朝鲜打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在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金日成背着中国在斯大林同意下，越过二战后确立的分界线“三八线”向美国支持的南韩政权发动进攻，企图一举统一朝鲜。在北朝鲜军队即将达成企图的情况下，美军仁川登陆，美韩联军（后联合国军）发起战略反击，一直攻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金日成政权眼看就要灭亡。中国在相当不利的态势下不得不出兵朝鲜，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反攻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一改放弃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借机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隔大陆向台湾进军。当时粟裕担任攻台总指挥，率领五十万大军正做攻台准备，预期1951年发起进攻。由于美军挡在台湾海峡，以及中共不得不把主要战略方向转至对朝方向，致使台湾得到喘息，自此分离于大陆，后又发展出台独势力。 尽管美国政府在1950年6月重新支持蒋介石政权有多种考量，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共高层当时对出兵朝鲜也是有重大分歧的，确为不得已而为之。朝鲜战争已过去60多年，但它对中国的拖累，至今还在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行文至此，“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就拖累中国”的判断，应该可以成立。当下朝鲜半岛的稳定和核问题却推到了中国面前。很可能像历史上一样，朝鲜半岛不得不成为影响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因素。 2013年3月，朝鲜劳动党提出“核武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党的总路线，我们对朝鲜的拥核决心决不能低估。当前必须明确向朝鲜指出，不论其是否再行核试验，务使核污染不能直接影响我国土。 （王洪光，生于1949年8月，祖籍山东新泰。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