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病之王:人类与癌症的战争史

作者:Steven Shapin

译者:seakylin

来源:译言网

本文系《纽约客》杂志对《众病之王:癌症传》一书的书评,编者有删改

《众病之王》由美国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所著。作者在书中向人们介绍了癌症的发展历史和史上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等内容。读这本书像在听一位业内人士娓娓道来,让人深切体会身处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并将新知识与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感受。《纽约客》书评认为,难得有几本面向大众的书籍能像《众病之王》这样对现代科技做出如此睿智的解读。

《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一书的作者是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 (Siddhartha Mukherjee)。这本书是一部癌症发展历史,回顾了史上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记录了人们描述癌症概念、了解其发病机制、控制癌症发展、探索治疗方法的种种尝试。

这本书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描述了作者本人“作为肿瘤医生的成长历程”。 和以前的医生相比, 他坚信自己可以为癌症病人做更多事情,但同时也承认自己对前辈的体会感同身受。他知道前辈们曾经抱有的希望与经历的挫折,自己大多也都有体会。同时,他希望能了解现在的癌症患者与以前的患者相比,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独特的困境。

读穆克吉的书,就像是在听一位业内人士娓娓道来,能让人深切体会身处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并将新知识与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感受。比如,他讲述了悉尼·法伯的一段经历。1947年,法伯在等待第一批抗叶酸剂药物氨喋呤到货期间,眼巴巴地看着一位2岁的白血病患者的病情日益恶化。之前,法伯给他开了了另一种药,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病人变得“越来越虚弱。由于脊髓受到压迫,他走路开始一瘸一拐。随后,出现关节痛并且转移到其他部位。后来,癌细胞侵入患者一侧的股骨内,引起骨折,造成撕心裂肺的剧痛。”穆克吉还让读者了解前人对癌症的理解模式,读者甚至还能切身体会霍尔斯奈德那种自以为是的感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很难想到有几本书能像《众病之王》这样对现代科技做出如此睿智的解读。《众病之王》,成就卓然!

癌症——现代病的由来

癌症一直与人类同在,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当然,癌症的护理与治疗方法也会与时俱进。所以,它们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身份、意义和辨识度。追溯到癌症发展史的源头,你会发现当时癌症被叫做“螃蟹”。之所以这么命名,要么是因为从肿块部位向外伸展出分叉的青筋状若蟹钳,要么是因为癌症之痛就像被蟹钳夹住一般。在前现代,癌症被称作“肿块”,即身体某一位置出现肿胀,有时会穿破皮肤形成溃疡,流出恶臭液体。古埃及人对许多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肿块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古希腊人懂得区分良性肿块(oncos)和恶性肿块(carcinos)。

网曝"中国癌症村"多达200个

罹患癌症一直都是很可怕的经历,但在当代以前,癌症并未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过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主要集中在其它几类疾病上:传染病(瘟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及伤寒症)、卒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风和心脏病)以及 “肺病”(即肺结核,19世纪时最为流行)。虽然癌症痛苦的死亡方式的确恐怖,但是在过去那种恐惧并未在大众心头占据主要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将癌症称为“现代化的典型产品”的一个原因。

由于癌症的病因与神经衰弱和糖尿病的病因大致相同,癌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病”。人们认为神经衰弱是现代生活压力太大所致,而糖尿病则是由不良饮食和缺乏运动引起。在18、19世纪,一些医生将癌症(当时最常见的是乳腺癌和卵巢癌)归因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8世纪,威廉·布臣(William Buchan)在其广受欢迎的文章《家庭医疗》中,推断癌症可能是由“过度恐惧、悲伤或负罪感”所致。19世纪的文献反复提到“癌症性格”一词,在有些版本中,还特指为性压抑。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在那个年代,癌症被看作是可耻甚至下流的疾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在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患有肺结核或死于肺结核可能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象征;但死于癌症就另当别论了。

癌症是“现代病”。 这不仅因为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癌症,而且因为癌症的种类越来越多。某些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显然与进入机体的一些物质有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从根本上讲,癌症死亡率上升是一个好消息:人类越来越长寿,很多传染病已不再是人类的主要死因,所以等我们罹患某些疾病时,往往已经比最长寿的前人还要老迈。20世纪初,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7.3岁。而在19世纪中叶,这一数字还不足40。目前,在美国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1岁;前列腺癌,67岁;结肠直肠癌,70岁。

“癌症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代价,”一位流行病学家不久前写道:在美国,大约一半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会在某个阶段罹患癌症;目前,癌症在美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号杀手。但是在收入水平低和平均寿命短的国家,癌症甚至未能入围前十大死因。

核磁共振仪

过去,人们只能看到身体表面的癌症。如今,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审视癌症。显微镜、组织染色、活体检查、X光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M.R.T.)等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诊断癌症的新方法,但与此同时,人们对癌症更加恐惧。

随着我们对癌细胞的了解不断深入,我们越发发现它和人类很像。和我们一样,癌细胞也想要生长、增殖,只是它们不知道调控增殖的速度。“癌症的生命就是人体生命的一个缩影。癌症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病理状态的反射,”穆克吉写道,“从其分子核心的本能而言,癌细胞就是人类自身的翻版——活性强、生存力强、杂乱无章、繁衍力强、富创造力。”研究人员在超然事外的状态下,会难掩对癌症这一劲敌的仰慕之情,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仰慕莫里亚蒂教授那样。

此书在临近尾声时,穆克吉审视了现代癌症基因学提出的各种模式。穆克吉经过一番犹豫,最后用“很美”二字来评价那些可怕的模式。

手术、放疗与化疗

治疗癌症基本上有三种方法:手术切除;使用放射线杀死癌组织;化疗(向人体内注射具有细胞毒性的化学物质,可摧毁癌细胞,但不会对正常细胞造成过度损伤)。这三种治疗方法可随意联合应用。这是一场苦战,对战斗成果也不易评估。

说到本书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就不得不提那些化疗专家和生物医学家。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特定的药物靶向因子。穆克吉的书里很少提及外科医生,唯一提到的就是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他是一个真正的冷血人物。19世纪90年代,这位仁兄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对患者进行彻底的乳房切除术。这种手术之所以被称为“彻底”,是因为其手术的目标是清除癌症的“根基”。霍尔斯特德瞧不上所谓的“善意的错误”。于是开始在手术中切除更多组织,包括乳腔周围的肌肉以及锁骨上下方的淋巴结和腺体。他的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就是在拿女子的身体玩一场外科手术的对赌游戏。

他这种彻底的手术切除法并不管用:病人的存活率并不取决于手术切除范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术前癌细胞转移范围的大小。如果癌细胞已经通过淋巴系统或血液循环系统扩散到其他部位,那么医生有必要切除大块的组织。如果癌细胞尚未扩散,那么乳腺癌患者委实不该挨那么多刀。

随着实践的深入,医生慢慢知道哪些部分需要切除、哪些部分需要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开始承认,“简单乳房切除术”和彻底的乳房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在统计学上完全不相上下。而后者令患者身体严重变形,还会损伤乳房周围的组织。

化疗也是如此。手术残忍程度与治愈率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明朗。在化疗方面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人们确信:要对付聪明狡黠、适应力强的癌细胞,必须使用由不同细胞毒素组合而成的“鸡尾酒”药物;必须在病情出现缓和以后继续进行长期化疗;必须采用可能会带来巨大痛苦、造成生命危险的药剂量。有患者患的是乳腺癌,但最终死于血癌,就是因为乳腺癌化疗时用药量过大所致。

化疗医生同样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的首要任务到底是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还是寻找彻底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法。如果特定患者承担的风险可能会为今后的患者带来福音,那么科学实验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界限便模糊起来。

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那种实验性化学疗法时,穆克吉描述了当时的医生如何做出饱受争议的决定:为儿童白血病患者调制出骇人的有毒性的混合药剂;然而面对孩子要承受的痛苦,主治医师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多年以后,随着癌症治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人们的良知也日益觉醒。一位肿瘤科医生承认他们的做法存在危险性:“我们很可能会把那些孩子全部杀死。”从战后发展至今,化疗医生的困境是如何平衡两种需要:最佳人文关怀的需要与改变现状的迫切需要。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患者开始主动申请做实验研究的“小白鼠”。很快,一些晚期癌症患者也开始效仿他们。

抗癌之战的利益纠葛

穆克吉是一位能干的导游,带领读者在连接科学、政治与慈善募捐的迷宫里自由穿行。但是,对于现代美国癌症世界中的一些重要成就,书中几乎只字未提。现代癌症治疗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因此,抗癌药物被视作美国各大医药公司未来的摇钱树。如果这些药物真能治愈癌症,哪怕是大幅缓解癌症患者的痛苦,那么药物开发费的成本也都值了。但是,绝大多数新药的效果都很一般。一种叫做“得舒缓”的药物造价高达2.6万美元,却仅能让胰腺癌患者的寿命延长12天。

除了反对吸烟运动之外,此书基本上没有谈及癌症预防的问题。穆克吉说他了解癌症的“成因”。他所说的“成因”其实是指基因和细胞的作用机制出现问题,而不是导致基因突异的环境因素。在这方面,他与历史学家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不能相提并论。

罗伯特在《癌症战争》(1995)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癌症的成因,而且知道这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引发癌症的罪魁祸首是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流行病学家德芙拉·戴维斯(Devra Davis)在《抗癌之战秘史》(2007)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政府对环境致癌物的不作为,其根源在于工业化学品公司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这些公司既包括靠“杀虫剂和其他致癌化学物质”牟利的公司,也包括靠抗癌药物牟利的公司。根据对癌症成因的不同解读,抗癌之战可能有不同含义:也许是更多的基因改良或环境治理,也许是进行饮食改革,也许是推行绿色政治。

面对未来:希望在心间

对于长期以来各种抗癌承诺屡屡未能兑现,穆克吉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质疑。现在我们在癌症治疗方面表现如何呢?他的答案是——可以说“更好”了。他知道很多肿瘤医生认为:“我们已经输掉抗癌之战”;虽然我们能够治疗某些癌症,但是其他癌症的死亡率却在上升;很多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人必须进行癌症筛查(参与者人数的不确定性、成本与风险)以提前预防,哪怕因此能减少一例死亡也好。但是,穆克吉让自己怀揣希望,并且承认癌症患者需要希望,而且一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医生与病人协商来解决。

穆克吉认为,基础癌症科学为人类掀开的不是又一个假黎明,而是历史隧道尽头的那片光明。如今,我们在“杀灭细胞模式”的基础上找到了新出路:以基因科学为基础,开发应用靶向性更强、无毒副作用的化疗技术。宣传攻势很猛的抗白血病药物格列卫,正以基于基因技术的现代抗癌英雄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设计合理”的药物,其特定针对一种已知的致癌基因。格列卫的研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这之后,人们发现这种药物对一种名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血癌疗效显著。

格列卫的抗癌效果如此显著,以至于在肿瘤医生中有“前格列卫时代”和“后格列卫时代”的说法。他们还告诉病人,如果“下辈子”他们一直服用格列卫,那么他们是有希望“寿终正寝”的。虽然C.M.L只是一种罕见的癌症,攻克之并不能造福多少患者,但正如一位肿瘤医生所说,“格列卫证明了一个原理的科学性,说明了一种方式的有效性。”

格列卫是成为某个强大原理的佐证,还是再次沦为一个失信的诺言,还需拭目以待(有些病人会对格列卫产生耐药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仍在研发新的抗癌药物。)。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姑且让我们允许自己满怀希望。假设我们真的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新的抗癌药物设计合理、靶向性强。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癌症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那将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时代,癌症变成像糖尿病、高血压甚至艾滋病(假如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供应充足的话)一样的普通慢性病。

书名:《众病之王——癌症传》

作者:(美)悉达多·穆克吉

译者: 李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众病之王:癌症传》是一部饱含人文主义色彩的社科文化著作。作者悉达多•穆克吉历时六年,凭借翔实的历史资料、专业文献、媒体报道、患者专访等众多信息,向读者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斗争史。作者借由医学、文化、社会、政治等视角透露出一种社会化关怀;生动、文学性的写作手法展现出鲜活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让读者为之动容。

作者:Steven Shapin

译者:seakylin

来源:译言网

本文系《纽约客》杂志对《众病之王:癌症传》一书的书评,编者有删改

《众病之王》由美国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所著。作者在书中向人们介绍了癌症的发展历史和史上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等内容。读这本书像在听一位业内人士娓娓道来,让人深切体会身处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并将新知识与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感受。《纽约客》书评认为,难得有几本面向大众的书籍能像《众病之王》这样对现代科技做出如此睿智的解读。

《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一书的作者是肿瘤医生悉达多·穆克吉 (Siddhartha Mukherjee)。这本书是一部癌症发展历史,回顾了史上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记录了人们描述癌症概念、了解其发病机制、控制癌症发展、探索治疗方法的种种尝试。

这本书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描述了作者本人“作为肿瘤医生的成长历程”。 和以前的医生相比, 他坚信自己可以为癌症病人做更多事情,但同时也承认自己对前辈的体会感同身受。他知道前辈们曾经抱有的希望与经历的挫折,自己大多也都有体会。同时,他希望能了解现在的癌症患者与以前的患者相比,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独特的困境。

读穆克吉的书,就像是在听一位业内人士娓娓道来,能让人深切体会身处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并将新知识与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感受。比如,他讲述了悉尼·法伯的一段经历。1947年,法伯在等待第一批抗叶酸剂药物氨喋呤到货期间,眼巴巴地看着一位2岁的白血病患者的病情日益恶化。之前,法伯给他开了了另一种药,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病人变得“越来越虚弱。由于脊髓受到压迫,他走路开始一瘸一拐。随后,出现关节痛并且转移到其他部位。后来,癌细胞侵入患者一侧的股骨内,引起骨折,造成撕心裂肺的剧痛。”穆克吉还让读者了解前人对癌症的理解模式,读者甚至还能切身体会霍尔斯奈德那种自以为是的感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很难想到有几本书能像《众病之王》这样对现代科技做出如此睿智的解读。《众病之王》,成就卓然!

癌症——现代病的由来

癌症一直与人类同在,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当然,癌症的护理与治疗方法也会与时俱进。所以,它们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身份、意义和辨识度。追溯到癌症发展史的源头,你会发现当时癌症被叫做“螃蟹”。之所以这么命名,要么是因为从肿块部位向外伸展出分叉的青筋状若蟹钳,要么是因为癌症之痛就像被蟹钳夹住一般。在前现代,癌症被称作“肿块”,即身体某一位置出现肿胀,有时会穿破皮肤形成溃疡,流出恶臭液体。古埃及人对许多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肿块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古希腊人懂得区分良性肿块(oncos)和恶性肿块(carcinos)。

网曝"中国癌症村"多达200个

罹患癌症一直都是很可怕的经历,但在当代以前,癌症并未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过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主要集中在其它几类疾病上:传染病(瘟疫、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及伤寒症)、卒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风和心脏病)以及 “肺病”(即肺结核,19世纪时最为流行)。虽然癌症痛苦的死亡方式的确恐怖,但是在过去那种恐惧并未在大众心头占据主要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将癌症称为“现代化的典型产品”的一个原因。

由于癌症的病因与神经衰弱和糖尿病的病因大致相同,癌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病”。人们认为神经衰弱是现代生活压力太大所致,而糖尿病则是由不良饮食和缺乏运动引起。在18、19世纪,一些医生将癌症(当时最常见的是乳腺癌和卵巢癌)归因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8世纪,威廉·布臣(William Buchan)在其广受欢迎的文章《家庭医疗》中,推断癌症可能是由“过度恐惧、悲伤或负罪感”所致。19世纪的文献反复提到“癌症性格”一词,在有些版本中,还特指为性压抑。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在那个年代,癌症被看作是可耻甚至下流的疾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在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患有肺结核或死于肺结核可能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象征;但死于癌症就另当别论了。

癌症是“现代病”。 这不仅因为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癌症,而且因为癌症的种类越来越多。某些癌症发病率的上升显然与进入机体的一些物质有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从根本上讲,癌症死亡率上升是一个好消息:人类越来越长寿,很多传染病已不再是人类的主要死因,所以等我们罹患某些疾病时,往往已经比最长寿的前人还要老迈。20世纪初,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7.3岁。而在19世纪中叶,这一数字还不足40。目前,在美国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1岁;前列腺癌,67岁;结肠直肠癌,70岁。

“癌症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代价,”一位流行病学家不久前写道:在美国,大约一半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会在某个阶段罹患癌症;目前,癌症在美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号杀手。但是在收入水平低和平均寿命短的国家,癌症甚至未能入围前十大死因。

核磁共振仪

过去,人们只能看到身体表面的癌症。如今,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审视癌症。显微镜、组织染色、活体检查、X光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M.R.T.)等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诊断癌症的新方法,但与此同时,人们对癌症更加恐惧。

随着我们对癌细胞的了解不断深入,我们越发发现它和人类很像。和我们一样,癌细胞也想要生长、增殖,只是它们不知道调控增殖的速度。“癌症的生命就是人体生命的一个缩影。癌症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病理状态的反射,”穆克吉写道,“从其分子核心的本能而言,癌细胞就是人类自身的翻版——活性强、生存力强、杂乱无章、繁衍力强、富创造力。”研究人员在超然事外的状态下,会难掩对癌症这一劲敌的仰慕之情,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仰慕莫里亚蒂教授那样。

此书在临近尾声时,穆克吉审视了现代癌症基因学提出的各种模式。穆克吉经过一番犹豫,最后用“很美”二字来评价那些可怕的模式。

手术、放疗与化疗

治疗癌症基本上有三种方法:手术切除;使用放射线杀死癌组织;化疗(向人体内注射具有细胞毒性的化学物质,可摧毁癌细胞,但不会对正常细胞造成过度损伤)。这三种治疗方法可随意联合应用。这是一场苦战,对战斗成果也不易评估。

说到本书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就不得不提那些化疗专家和生物医学家。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特定的药物靶向因子。穆克吉的书里很少提及外科医生,唯一提到的就是外科医生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他是一个真正的冷血人物。19世纪90年代,这位仁兄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对患者进行彻底的乳房切除术。这种手术之所以被称为“彻底”,是因为其手术的目标是清除癌症的“根基”。霍尔斯特德瞧不上所谓的“善意的错误”。于是开始在手术中切除更多组织,包括乳腔周围的肌肉以及锁骨上下方的淋巴结和腺体。他的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就是在拿女子的身体玩一场外科手术的对赌游戏。

他这种彻底的手术切除法并不管用:病人的存活率并不取决于手术切除范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术前癌细胞转移范围的大小。如果癌细胞已经通过淋巴系统或血液循环系统扩散到其他部位,那么医生有必要切除大块的组织。如果癌细胞尚未扩散,那么乳腺癌患者委实不该挨那么多刀。

随着实践的深入,医生慢慢知道哪些部分需要切除、哪些部分需要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开始承认,“简单乳房切除术”和彻底的乳房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在统计学上完全不相上下。而后者令患者身体严重变形,还会损伤乳房周围的组织。

化疗也是如此。手术残忍程度与治愈率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明朗。在化疗方面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人们确信:要对付聪明狡黠、适应力强的癌细胞,必须使用由不同细胞毒素组合而成的“鸡尾酒”药物;必须在病情出现缓和以后继续进行长期化疗;必须采用可能会带来巨大痛苦、造成生命危险的药剂量。有患者患的是乳腺癌,但最终死于血癌,就是因为乳腺癌化疗时用药量过大所致。

化疗医生同样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的首要任务到底是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还是寻找彻底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法。如果特定患者承担的风险可能会为今后的患者带来福音,那么科学实验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界限便模糊起来。

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那种实验性化学疗法时,穆克吉描述了当时的医生如何做出饱受争议的决定:为儿童白血病患者调制出骇人的有毒性的混合药剂;然而面对孩子要承受的痛苦,主治医师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多年以后,随着癌症治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人们的良知也日益觉醒。一位肿瘤科医生承认他们的做法存在危险性:“我们很可能会把那些孩子全部杀死。”从战后发展至今,化疗医生的困境是如何平衡两种需要:最佳人文关怀的需要与改变现状的迫切需要。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患者开始主动申请做实验研究的“小白鼠”。很快,一些晚期癌症患者也开始效仿他们。

抗癌之战的利益纠葛

穆克吉是一位能干的导游,带领读者在连接科学、政治与慈善募捐的迷宫里自由穿行。但是,对于现代美国癌症世界中的一些重要成就,书中几乎只字未提。现代癌症治疗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因此,抗癌药物被视作美国各大医药公司未来的摇钱树。如果这些药物真能治愈癌症,哪怕是大幅缓解癌症患者的痛苦,那么药物开发费的成本也都值了。但是,绝大多数新药的效果都很一般。一种叫做“得舒缓”的药物造价高达2.6万美元,却仅能让胰腺癌患者的寿命延长12天。

除了反对吸烟运动之外,此书基本上没有谈及癌症预防的问题。穆克吉说他了解癌症的“成因”。他所说的“成因”其实是指基因和细胞的作用机制出现问题,而不是导致基因突异的环境因素。在这方面,他与历史学家罗伯特·普罗科特(Robert Proctor)不能相提并论。

罗伯特在《癌症战争》(1995)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癌症的成因,而且知道这事不是一天两天了。引发癌症的罪魁祸首是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流行病学家德芙拉·戴维斯(Devra Davis)在《抗癌之战秘史》(2007)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政府对环境致癌物的不作为,其根源在于工业化学品公司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这些公司既包括靠“杀虫剂和其他致癌化学物质”牟利的公司,也包括靠抗癌药物牟利的公司。根据对癌症成因的不同解读,抗癌之战可能有不同含义:也许是更多的基因改良或环境治理,也许是进行饮食改革,也许是推行绿色政治。

面对未来:希望在心间

对于长期以来各种抗癌承诺屡屡未能兑现,穆克吉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质疑。现在我们在癌症治疗方面表现如何呢?他的答案是——可以说“更好”了。他知道很多肿瘤医生认为:“我们已经输掉抗癌之战”;虽然我们能够治疗某些癌症,但是其他癌症的死亡率却在上升;很多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人必须进行癌症筛查(参与者人数的不确定性、成本与风险)以提前预防,哪怕因此能减少一例死亡也好。但是,穆克吉让自己怀揣希望,并且承认癌症患者需要希望,而且一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医生与病人协商来解决。

穆克吉认为,基础癌症科学为人类掀开的不是又一个假黎明,而是历史隧道尽头的那片光明。如今,我们在“杀灭细胞模式”的基础上找到了新出路:以基因科学为基础,开发应用靶向性更强、无毒副作用的化疗技术。宣传攻势很猛的抗白血病药物格列卫,正以基于基因技术的现代抗癌英雄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设计合理”的药物,其特定针对一种已知的致癌基因。格列卫的研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这之后,人们发现这种药物对一种名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血癌疗效显著。

格列卫的抗癌效果如此显著,以至于在肿瘤医生中有“前格列卫时代”和“后格列卫时代”的说法。他们还告诉病人,如果“下辈子”他们一直服用格列卫,那么他们是有希望“寿终正寝”的。虽然C.M.L只是一种罕见的癌症,攻克之并不能造福多少患者,但正如一位肿瘤医生所说,“格列卫证明了一个原理的科学性,说明了一种方式的有效性。”

格列卫是成为某个强大原理的佐证,还是再次沦为一个失信的诺言,还需拭目以待(有些病人会对格列卫产生耐药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仍在研发新的抗癌药物。)。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姑且让我们允许自己满怀希望。假设我们真的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新的抗癌药物设计合理、靶向性强。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癌症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那将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时代,癌症变成像糖尿病、高血压甚至艾滋病(假如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供应充足的话)一样的普通慢性病。

书名:《众病之王——癌症传》

作者:(美)悉达多·穆克吉

译者: 李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众病之王:癌症传》是一部饱含人文主义色彩的社科文化著作。作者悉达多•穆克吉历时六年,凭借翔实的历史资料、专业文献、媒体报道、患者专访等众多信息,向读者阐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斗争史。作者借由医学、文化、社会、政治等视角透露出一种社会化关怀;生动、文学性的写作手法展现出鲜活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让读者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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