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友军
外国文学 2011年07期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1)01-0052-08
曾于1886至1890年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作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活跃在日本的英国学者，是日本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他居留日本三十余年(1873-1905)，以自己广博的兴趣为依托，对日本语言、社会、历史、文学与现实生活展开了持续的跟踪调查。他最早进行过将俳句译入英语的尝试；他的一卷本百科全书《日本事物志》在日本内外广为人知；他积极向西方世界推介日本能剧；他身为外国人却空前绝后地在大学教授日本人日语语法；他还是将《古事记》(A Translation of “Ko-ji-ki”)完整地译入西方语言的第一人。张伯伦成功地在异质的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在众多的日本研究学术成果中，张伯伦的《古事记》英语译本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译本连同一个长篇译者导言，于1882年4月12日、5月10日、6月21日分三次在日本亚洲学会会员大会上宣读，并作为《日本亚洲协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第十卷的增刊于1882年出版，后作为单行本多次再版重印。张伯伦提供了高质量的翻译，并辅以博学的注解和中肯的评论，这表明译者熟稔日本历史与文化，对文本理解深刻，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判断审慎而准确。他撰写了长篇译者导言，导言本身即是一部日本古事研究的杰出著作，其中不乏洞见的分析、详尽的阐释与细密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译本的效用。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本的真实性、文本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资料，以及翻译的方法、《古事记》与《日本书纪》(720)的比较、早期日本的习俗和风尚、早期日本的宗教与政治观念、日本国家的创立和日本民族口传历史的可信性等方面。
文本的选择与解读
张伯伦摆脱日本学界的定见，明确指出无论从出现的时间而言，还是从著作的现实价值考量，《古事记》在日本古典文献中皆首屈一指，是“最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书籍都更忠实地为我们保存了古代日本的神话、习俗、语言及口传历史”。(Chamberlain，1882：i)他对《古事记》进行了细密的读解阐释，并与一贯与之对举的《日本书纪》相对照、比较，辅以自己的语言学功力，使文本分析更加透辟。张伯伦就日本国族记录的可信性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
1.《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之比较
张伯伦指出，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是日本文化的开篇长卷，也是日本民族的文献源头；它为追踪研究日本列岛上早期居民的历史，揭示占主流地位的日本宗教与社会思潮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同时它也在世界神话文学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在张伯伦的英译本出现以前，尽管欧洲学界关注日本的学者已经普遍意识到《古事记》的重要性，但对其内容的呈现却很不全面，散见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的译文都不及全书内容的二十分之一，且关于该书文体、涵盖范围及内容方面的错误观点充斥于论述日本的通俗作品之中。张伯伦希望提供一个完整的英语译本，目标是“严格地在字面上与日语文本保持一致”，以便“更清楚地呈现该书的真正本质，也更清楚地呈现早期日本传统、习俗与观念的真正本质”。
张伯伦在《〈古事记〉译者导言》中首先探讨了《古事记》一书的编纂缘起，认为较为保险的说法是，编集一部纯粹国族历史的计划肇始于天武天皇，这一计划在他的继任者指导下得以最后完成，具体执行者是一位名为安万侣的宫廷贵族。他继而廓清了《古事记》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影响与“日本特质”之间的关系。在《古事记》成书后不久，中国文化大举涌入日本并取得支配地位，独特的日本国民性遭到重压，绝大多数显著的日本特征被尘封。张伯伦同时也承认，《古事记》本身并非丝毫未受中国影响，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文本书写所用的汉字上。但这种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不像后来的著作那样，让生活在与中国发生交往以前的日本帝王和英雄人物满口华丽的中文辞藻。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构成日本古代典籍文献的双璧。张伯伦在导言中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成书略晚、价值稍逊，却一直比《古事记》更受欢迎的《日本书纪》(也作《日本纪》)。大多数日本学者更推崇《日本书纪》的地位，标举它为以纪传体风格撰写日本历史的滥觞。张伯伦明确指出，《日本书纪》“价值仅次于”《古事记》。他认为《古事记》体现的是一种毫不造作的质朴，而《日本书纪》则不仅文体完全是中国式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陈腐的中国成语的杂烩；在题材方面也经过修改、重置和润色，以至于看起来更像一部中国史书。
毫无疑问，《日本书纪》篡改过本国口传历史，并且不是以本国语言写就的，但它是如何获得通过的呢？为何它的真实性不及《古事记》，反而更受欢迎？张伯伦指出：“向中国观念妥协是基于中国模式训练成的思维方式；同时，读者对本国古代帝王的维护加强了，保存对本国神祇的信仰因而成为可能。”(Chamberlain，1882：xxi)中国书籍和汉字进入日本后不久，规范的汉语作为唯一一种语言开始在学校传授。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日本本族语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中国语言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规范的汉语变得比古代日语更易于理解，这就可以解释《日本书纪》何以用汉语写就。反过来，时代的紊乱因援用汉语记录而被部分地遮掩，在汉语语境下带有时序错误的措辞听起来却很自然。
虽然张伯伦高度评价了《古事记》，但他同时也以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指出，《日本书纪》对学习日本神话和日本语言大有裨益，尽管单纯就日本历史著作的价值而言它比不上《古事记》。他总结《日本书纪》的价值在于：第一，作者在处理所谓的“神代”时，以“一书曰”为标题，以注释的方式把同一传说的不同版本补缀在正文后面，将《古事记》编纂者忽略不谈的事情在正文或“一书曰”中保存了下来。第二，书中的许多歌谣也与《古事记》所载不同，丰富了古代日语词汇。第三，以注释形式提供的许多阅读材料，有助于理解《古事记》以表意符号书写的词语的读音，以及标注读音的词语的意思。第四，提供了超出《古事记》涵盖范围以外七十二年的历史记录。
通过与《日本书纪》对照，张伯伦从对《古事记》的研读中得出了一些重要发现，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日本国族记录的可信性问题。他认为，古老的历史记载与历史传说中包含了一些具有过分决定性的证据，这些证据反而对它们自身不利，因为这些历史记载与历史传说的初期部分至少经不起严肃的科学检验。
2.日本国族记录的可信性
对那种将权威历史著作所记载的全部内容当作历史真实加以接受的做法，张伯伦持拒斥态度。他认为，就日本文献证据所能达到的明确程度而言，日本历史可信的最高时间限度是公元400年，早于那个年代，则立即遭遇神迹。
张伯伦拒绝单纯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抽取与早期日本相关的事实，并不加辨别地相信其断言。他指出，关于书写与书写材料，在任何早期书面记录中都没有点滴记载。因而他坚持认为，所有关于“神代”的口传历史，以及直到公元3世纪被认可的历史记载出现前的早期君王事迹，其真实性都是大可怀疑的。《古事记》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籍是《论语》和《千字文》，时间当在公认的日本开放与亚洲大陆交往之后。据说它们是在应神天皇统治时期被带到日本的，然而甚至这一陈述也被提前了，这可以由《千字文》直到两个多世纪以后才成书这一事实确定。
张伯伦指出，尽管在《古事记》的整个文本中故事没有断层、至少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没有断层，并且在虚构与真实之间也没有明显脱节的断层，但实际上直到公元5世纪所记录的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比通常接受的日本历史的真正开端晚一千多年。日本神话与历史一致性的事实已被主流的本土评论家所充分认可。他们的观点被现代神道学家视作正统，他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标准的国家历史著作中记录的任何东西都必须作为确凿的事实加以接受。……他们用一个传奇支撑另一个传奇的做法动摇了自己立论的基础；他们也没有发现自己的个体想象力同样囿于把历史事实当作唯一的标准。(Chamberlain，1882：liv)
张伯伦公允地指出，通过研究包含早期日本口传历史的书籍，以追溯更遥远的日本历史与部落分割、追溯日本传说的源头，很少能够得到确切无疑的结论性的东西；但至少有一些有趣的可能性：“即便是不能作为历史真实接受的部分，常常也有许多人会从其他视角看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失去一千年所谓的日本历史，一定不能忘记日本神话仍是阿尔泰思想中最古老的现存物。”(Chamberlain，1882：lxxii)
多领域开启“日本学”研究范围
最早对日本进行记录的是中国，日本与西方的互动始于16世纪。锁国之前葡萄牙和荷兰对日本最为关注，锁国时代结束后至幕府末年，欧美对日本的研究尚极不充分。至日本开国后，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才迅速脱颖而出，其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日本散论”阶段。从英语文献中出现有关日本的记录开始，直至日本开国，这一时期大致停留在对日本的观感描述层面，尚缺乏学理上的分析论证。二，“日本学”阶段。日本开国后，特别是日本亚洲学会创办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发行后，以对日语文献的研读与翻译为中心，对日本历史、文化与社会展开自觉、系统的研究；这一阶段侧重文献解读，偏重人文学领域的探索。三，“日本研究”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研究的触角涉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凸显对当下生活、日本企业、社会结构的调查分析；这一阶段侧重田野调查，偏重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张伯伦在导言中对日本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点问题，从动植物、历史、哲学、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到经济、工艺、人种学、人类学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其中浓墨重彩详尽探讨的，当推日本远古时期的习俗与风尚研究、早期日本的宗教观念和日本国家的起源等方面。
1.早期日本习俗与风尚
张伯伦分析说，神话时期的日本，正如《古事记》保存下来的传说所描绘的，早已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具备了很高的原始技能。他们懂得用铁制造武器和生产、生活用具。在衣物和饰品方面，早期日本人也已达到很高的制造水平。天照大神躲进天之岩户的传说或许可以表明，穴居是日本先民普遍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
张伯伦强调指出，《古事记》中仅有少数几个篇章涉及主要妻子与次要妻子的差别，这不过是因为出身好些或差些而做出的界定；但这种差别没有贯彻始终，大多数时候妻子总是被称作“妹妹”。其实不仅在术语上，在事实上姐妹也是可以转换为妻子的，当然这种结合与中国的伦理观念有激烈冲突。中国伦理观念在日本施加影响的最初痕迹之一，是日本人因乱伦而感到羞耻。根据《古事记》记载，本国的旧有习俗与舶来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战乱纷争。兄妹(姐弟)血亲婚姻自然最先消失，实际上该情况只有在众神的传说中提到过，但与异父(异母)姐妹、姑(姨)母的通婚则一直持续到有史可稽的时代。
导言中提到：“没有奴隶制是另一个值得钦佩的特色。”(Chamberlain，1882：xli)这一论断是颇值得怀疑的。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疑义，认为“这一错误观念无疑是基于不了解‘nuhi’(nu指男性奴隶，hi指女性奴隶)一词造成的，该词几乎是表示奴隶的惯用术语”。反驳者提供了奴隶形成的几种方式：欠债不能偿还者成为债主的奴隶；盗窃者不能归还赃物并支付罚金者成为失主奴隶；胆敢冒犯君王的臣民降格为奴隶；未被消灭、或未被驱赶到日本北端或难以接近的山地的阿伊努土著人也有可能沦为奴隶。事实上，家长制被真正的行政体制取代后产生了许多限制条件，约束主人对奴隶的管控即是其一。(Wingmor：242—44)
2.早期日本的宗教观念
张伯伦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字里行间搜集到了关于日本人早期宗教状况的一些信息。意欲探寻中国文化传入之前日本人民的远古信仰，文献不足是一大困难；现代的评论亦不足为据，因为早在任何形式的文献编纂之前，即已经过滤吸收进了一些中国观念，所以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先入为主的缺陷；并且因为涉及人类历史与神话传说相交融、相混合的情况，问题愈显复杂化。张伯伦提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著作中开篇提到的神，并不必然是最初崇拜的神。因为宗教的产生和著述一样，最早写的未必总是前言。”(Chamberlain，1882：lxv)这一理念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一举打破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将神话与历史相混同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由于日本古代传说中不乏随意的增添和插入，张伯伦指出，不能把早期日本的宗教看作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甚至称之为宗教也不够确切。他认为构成《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开头重要部分的各种抽象概念，很可能是后来的产物，并且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个别神职人员的创造。读者不可能从中发现与宗教教义相一致的事物，也不会发现道德准则，抑或人们熟知的宗教中强制实施的某种教义或道德准则。读者从《古事记》中读到的是一些不同种类的迷信的混杂体，而不是一个协调一致的宗教体系。
张伯伦在研究过程中对比了日本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差异，从而发掘出了日本宗教观念的显著特征。《古事记》最常提到的神圣仪式是祓除，偶尔也有与神订立契约的情节。张伯伦认为，这种契约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欧洲人的打赌、宣誓或者诅咒。他指出早期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中没有大洪水的传说；没有证据表明地震给日本人带来过什么有效的想象，尽管它造成了持续的恐慌；没有崇拜星星的迹象；没有人格化的投胎转世观念。《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许多地方都提到迷信行为与迷信观念，如只使用一盏灯、在夜晚弄断梳子齿、穿着雨衣戴着草帽进家都被看作不吉利，等等。也有关于吉祥物的描述，比如速须佐之男命在八歧大蛇尾部发现的“草薙剑”，据说现今仍作为皇家的特别饰品而保存着。
3.日本国家的起源
张伯伦尝试将《古事记》中的些微发现组合起来，以解释日本远古时代以前的事迹，试图全面概括古老的传统习俗，并对日本人民构成的组织状况进行了大胆推测。在此基础上，他认定日本神话是一个混合体。更确切地说，这些不同的神话可能同样古老，同样有独创性，只是分属于不同的地域而具有地理区分。伴随着政局的动荡与不同地方政权的扩张，神话的不同组成部分和多样性的日本口传历史被逐渐连缀成一个整体；这种方式被多次重复，就是对神话传说进行的不太高明的修订例证。
考虑到神的多样性以及对所谓口传历史的编纂情况，张伯伦认为，那种相信日本文明的发展一直沿着唯一的一股潮流前进、直到3世纪与亚洲大陆交往时才被打断的看法，存在着由因及果的困难。文明发展不应受制于这种单纯的理论考虑。有明显迹象表明存在着三个各具中心的传说圈，这些中心是出云、大和与筑紫(今九州)，三股潮流混合到一起共同构成后来的日本文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公元前5世纪时处于信史黎明阶段的日本。这也说明，大和并非一直居于日本统治的中心地位。
张伯伦相信，《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介绍的各种不同的神界集会，系世界许多地方都有的原始部落集会，这种集会拥戴一个人的智慧并普遍接受其建议，以后发展成为更确定的组织形式。神从天上降临到大地的情况，在所谓“神代”中只是一些孤立的个人或家庭的故事，地方首领在各自极小的势力范围内似乎是唯一的力量所在。张伯伦认为，在有史年代早期，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并不直接在日本各地施行，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由地方首领继续掌握统治权，各地统治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效忠于大和的天皇。天皇实力足够强大时也会废黜地方统治者，将他们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或臣仆，后者在自己的封地上享有无限的权威，并沿用以前当地统治者的称号。也就是说，在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政府看起来更像是封建制的，而不是无可置疑的中央集权制的。甚至当一个孩子继承其父亲的王位时，也难得是长子。
从公元6世纪、7世纪以降，皇室地位和中央集权的日本政体完全确立；明显是为了权利计，他们极欲尽可能地消除掉先前各种政权组织形式的痕迹，并且试图让人们相信政权架构情况就是当时的样子，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天武天皇渴望对诸家所记载的历史档案“既违正宗，多加虚伪”(安万侣：2)的情况予以修正，正是《古事记》的编纂缘起。
通观圆览的研究方法
张伯伦在翻译与研究《古事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他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包含的信息，又不囿于文本本身，而是涉及不同的学科与领域。他从现代西方学术中引入科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不断运用自己作为语言学家的优势，对日本古事进行多向度的分析与研究。他在学术研究中广泛吸收营养，涉猎的资源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借鉴的成果既有日本的又有西方的。他建议，在援用一种在别处取得过丰硕成果的方法解读日本传说时要尤其小心。他更倾向于从日本人的观点出发，加以具体的甄别判断，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他的方法论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并持续深远地影响了继起的日本研究者。
1.多文本交织
在张伯伦翻译《古事记》以前，西方学者对日本古事的恰当掌握基本上阙如，单纯依靠翻译所能填补的空白相对有限。但张伯伦的工作已经超越了语际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按照他的观点，就算单纯翻译一本书，也不应将全部工作消耗在阐释内容上面。文化尚处于低级阶段的日本民族、一个没有来得及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全部文化特性的民族，其历史、文化乃至民族的特性不能不显得极其暧昧或不确定，它只能依靠异族的文字来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势必导致它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只是被“他者”阐释的面目，本来面目因此变成了一种可能性。张伯伦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还原事物的本真，以期尽量接近古代日本的“本来面目”。
在《古事记》研究中，除与《日本书纪》进行比较以外，张伯伦也广泛涉猎日本学者对日本古事的解读，同时对文献进行批判性的调查分析，不仅让日本的资源展现出自身包含的信息，而且还同时借助中国和朝鲜的文献，以期截断源流，别开生面。比如最早的日本传说中提到过造酒工艺，根据可以接受的历史记载考证，一次是在稍早于公元纪元起始年代，另一次是在公元3世纪；早期的历史著作本身带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因为当提到这种酒时，其措辞足以表明它是珍贵的稀罕物，而当时在中国，酿酒早已是相当普遍的工艺了。
在《古事记》第十九部分中，速须佐之男命在出云国的须贺地方初造须贺宫的时候，从那地方升起许多云气，于是他作起歌来。张伯伦将此歌译作：
Eight clouds arise.The eight-fold fence of Idzumo makes an eight-fold fence for the purpose to retire[within].Oh! that eight-fold fence.(Chamberlain,1882:64)
同一首歌谣也曾被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1841-1911)和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以迥异的方式翻译过，①据说阿斯顿是遵循本居宣长(Motowori Norinaga，1730-1801)的解读译出的。但就用词而言，三人的译文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对原文中“ya”(八)的处理。阿斯顿(连同本居宣长)和萨道义将它看作“许多”(many)或“很多”(numerous)，而张伯伦倾向于解作数字“八”本身，他在译者导言中如是说：
数字“七”在许多国家都被看作神圣的，在这里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凸显，其位置被“八”取代了。因此我们有大八岛、八歧大蛇、八十握长的胡子、名为“八千矛”的神、八十万或八百万众神，等等，等等。注释者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八”都不必照字面理解，因为它们不过意味着“许多”。事实却是，由于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数字“八”上面附着着一种特别的重大意义；提到“八”的文献也同样提到“九”和“十”，还有更大的数；并且在一些具体事例中，比如大八岛，八个岛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列举了出来。很明显，当日本人说“八”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八”，尽管他们肯定也曾以模糊的方式使用过该数字，正如欧洲人用一打、一百、一千一样。(Chamberlain，1882：lx)
张伯伦对“八”的这种处理是中肯的，因为的确大多数时候说到“八”时，的确列举了八项事物在其后，当然也有用“八”表示约数、形容“许多”的时候。但他提出的“八”在日本被看作神圣的数字这一观点，却未必十分可靠。可能“八”这个数字在《古事记》中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八”在日本人心目中拥有特定的重要意义。随着关注重心的转移，不期然间我们也会发现其他数字的独到之处。譬如数字“三”：天地始分时有三神，伊耶那岐命斩其子迦具土神时剑锋上的血迸溅岩石复生三神，伊耶那岐命祓除时又生三神，以及“三神器”等等，不一而足。换作数字“五”或“七”，也可以找出相当多的例证。总之，张伯伦的论断或可成一家之言，但不能完全等同于事实真相。
2.多领域穿行
为寻求有效地理解古代日本，张伯伦与考古学家合作，借鉴他们发掘出的材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详尽阐述了中国影响在日本文化中的体现。追溯到传说开始衰落的最初时期，中国影响已然在这些传说中显现，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既有工具的交换，又有思想的交流。张伯伦亦明确指出，早期日本人并不熟悉一些工艺和产品，比如他们没有茶、扇子、瓷器、漆器，这些后来却成为几种最主要的日本知名物品。
张伯伦善于发挥自己作为语言学家的优势，他指出，通过阅读《古事记》可以对它成书时的日语有所了解；反过来又可从语言这一视角入手，提出独特的见解。他仔细考查古代日本动植物名称及工具名、产品名，认为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比所有文献都古老、甚至比这些文献保存的传说明确形成的时期都要早的古物的特征。
张伯伦有着精通日语与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因而能够在日本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间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他善于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益，并总是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他毕竟是一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这种身份使他成为一个“他者”，因而总能与研究对象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确保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外在的视角，保证研究过程中相对客观公正的立论基础。
张伯伦大胆推测，《古事记》中的歌谣是编纂者出于娱乐读者的目的而创作的。他证明说许多细节都运用了“童稚的话语”(child-like words)，并认定它们都是被虚拟出来的，目的在于让这些故事适合孩子的口味，而不是作为记录信仰的文章与现代的成人联系在一起。
张伯伦认为，外来习俗与观念在一直生活于日本列岛上的阿伊努人那里基本没有发展，其原始生活方式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就为古代日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面向。张伯伦亦有相当多的关于琉球语与琉球人的论述与研究，他明确指出，日语与琉球语有共同的语源，其亲缘程度类似于西班牙语与法语的关系。他对比日语与琉球语的研究，不单纯是干巴巴的语法结构的比较，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是借以廓清日本列岛被外来势力征服的阶段性过程，重绘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路线图。他认为正如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居住在早期日本中部的大和人的真正敌人最早居住在该国最西端，他们从九州出发，以马岛为便利的跳板展开东进与北上，在这一过程中消灭了一些土著部落，并与其他一些部落合并。土著居民的语言被人数相对较少的征服者所采用，正如哥特人与法兰克人采用地方性的拉丁语一样。张伯伦指出，征服者种族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即已进入该国，因为中国历史学家有关日本的记载中出现的地名及其他事物名称，都有明白无误的日本回响(Japanese ring)。(Chamberlain，1894：xxxix)
张伯伦的《古事记》研究不仅认真严肃，而且方法论上也是全方位的。他借助日本研究这一对象，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多种界限，打通了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他的研究为既有的日本研究向内、向外都开拓了空间，为日本学界提供了西方近代学术鲜活的研究理路与方法，也为日本民众更加理性地反观自身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张伯伦的《古事记》研究，连同他的一系列关乎日本语言、历史、文学、社会的论述一道，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日本学”开启了诸多崭新的领域，并且持续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日本研究。
注释：
①阿斯顿的译文如下："Many clouds arises:/The clouds which come forth(are)a manifold fence:/For the husband and wife to retire within/They have formed a manifold fence:/Oh! that manifold fence."萨道义的译文如下："Many clouds arise./The manifold fence of the forth— issing clouds/makes a manifold fence/For the spouse to be within./Oh! that manifold fence."(Chamberlain,1882：64)
作者介绍：聂友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1
作者：聂友军
外国文学 2011年07期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1)01-0052-08
曾于1886至1890年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作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活跃在日本的英国学者，是日本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他居留日本三十余年(1873-1905)，以自己广博的兴趣为依托，对日本语言、社会、历史、文学与现实生活展开了持续的跟踪调查。他最早进行过将俳句译入英语的尝试；他的一卷本百科全书《日本事物志》在日本内外广为人知；他积极向西方世界推介日本能剧；他身为外国人却空前绝后地在大学教授日本人日语语法；他还是将《古事记》(A Translation of “Ko-ji-ki”)完整地译入西方语言的第一人。张伯伦成功地在异质的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在众多的日本研究学术成果中，张伯伦的《古事记》英语译本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译本连同一个长篇译者导言，于1882年4月12日、5月10日、6月21日分三次在日本亚洲学会会员大会上宣读，并作为《日本亚洲协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第十卷的增刊于1882年出版，后作为单行本多次再版重印。张伯伦提供了高质量的翻译，并辅以博学的注解和中肯的评论，这表明译者熟稔日本历史与文化，对文本理解深刻，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判断审慎而准确。他撰写了长篇译者导言，导言本身即是一部日本古事研究的杰出著作，其中不乏洞见的分析、详尽的阐释与细密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译本的效用。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本的真实性、文本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资料，以及翻译的方法、《古事记》与《日本书纪》(720)的比较、早期日本的习俗和风尚、早期日本的宗教与政治观念、日本国家的创立和日本民族口传历史的可信性等方面。
文本的选择与解读
张伯伦摆脱日本学界的定见，明确指出无论从出现的时间而言，还是从著作的现实价值考量，《古事记》在日本古典文献中皆首屈一指，是“最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书籍都更忠实地为我们保存了古代日本的神话、习俗、语言及口传历史”。(Chamberlain，1882：i)他对《古事记》进行了细密的读解阐释，并与一贯与之对举的《日本书纪》相对照、比较，辅以自己的语言学功力，使文本分析更加透辟。张伯伦就日本国族记录的可信性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
1.《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之比较
张伯伦指出，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是日本文化的开篇长卷，也是日本民族的文献源头；它为追踪研究日本列岛上早期居民的历史，揭示占主流地位的日本宗教与社会思潮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同时它也在世界神话文学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在张伯伦的英译本出现以前，尽管欧洲学界关注日本的学者已经普遍意识到《古事记》的重要性，但对其内容的呈现却很不全面，散见于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中的译文都不及全书内容的二十分之一，且关于该书文体、涵盖范围及内容方面的错误观点充斥于论述日本的通俗作品之中。张伯伦希望提供一个完整的英语译本，目标是“严格地在字面上与日语文本保持一致”，以便“更清楚地呈现该书的真正本质，也更清楚地呈现早期日本传统、习俗与观念的真正本质”。
张伯伦在《〈古事记〉译者导言》中首先探讨了《古事记》一书的编纂缘起，认为较为保险的说法是，编集一部纯粹国族历史的计划肇始于天武天皇，这一计划在他的继任者指导下得以最后完成，具体执行者是一位名为安万侣的宫廷贵族。他继而廓清了《古事记》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影响与“日本特质”之间的关系。在《古事记》成书后不久，中国文化大举涌入日本并取得支配地位，独特的日本国民性遭到重压，绝大多数显著的日本特征被尘封。张伯伦同时也承认，《古事记》本身并非丝毫未受中国影响，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文本书写所用的汉字上。但这种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不像后来的著作那样，让生活在与中国发生交往以前的日本帝王和英雄人物满口华丽的中文辞藻。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构成日本古代典籍文献的双璧。张伯伦在导言中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成书略晚、价值稍逊，却一直比《古事记》更受欢迎的《日本书纪》(也作《日本纪》)。大多数日本学者更推崇《日本书纪》的地位，标举它为以纪传体风格撰写日本历史的滥觞。张伯伦明确指出，《日本书纪》“价值仅次于”《古事记》。他认为《古事记》体现的是一种毫不造作的质朴，而《日本书纪》则不仅文体完全是中国式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陈腐的中国成语的杂烩；在题材方面也经过修改、重置和润色，以至于看起来更像一部中国史书。
毫无疑问，《日本书纪》篡改过本国口传历史，并且不是以本国语言写就的，但它是如何获得通过的呢？为何它的真实性不及《古事记》，反而更受欢迎？张伯伦指出：“向中国观念妥协是基于中国模式训练成的思维方式；同时，读者对本国古代帝王的维护加强了，保存对本国神祇的信仰因而成为可能。”(Chamberlain，1882：xxi)中国书籍和汉字进入日本后不久，规范的汉语作为唯一一种语言开始在学校传授。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日本本族语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中国语言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规范的汉语变得比古代日语更易于理解，这就可以解释《日本书纪》何以用汉语写就。反过来，时代的紊乱因援用汉语记录而被部分地遮掩，在汉语语境下带有时序错误的措辞听起来却很自然。
虽然张伯伦高度评价了《古事记》，但他同时也以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指出，《日本书纪》对学习日本神话和日本语言大有裨益，尽管单纯就日本历史著作的价值而言它比不上《古事记》。他总结《日本书纪》的价值在于：第一，作者在处理所谓的“神代”时，以“一书曰”为标题，以注释的方式把同一传说的不同版本补缀在正文后面，将《古事记》编纂者忽略不谈的事情在正文或“一书曰”中保存了下来。第二，书中的许多歌谣也与《古事记》所载不同，丰富了古代日语词汇。第三，以注释形式提供的许多阅读材料，有助于理解《古事记》以表意符号书写的词语的读音，以及标注读音的词语的意思。第四，提供了超出《古事记》涵盖范围以外七十二年的历史记录。
通过与《日本书纪》对照，张伯伦从对《古事记》的研读中得出了一些重要发现，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日本国族记录的可信性问题。他认为，古老的历史记载与历史传说中包含了一些具有过分决定性的证据，这些证据反而对它们自身不利，因为这些历史记载与历史传说的初期部分至少经不起严肃的科学检验。
2.日本国族记录的可信性
对那种将权威历史著作所记载的全部内容当作历史真实加以接受的做法，张伯伦持拒斥态度。他认为，就日本文献证据所能达到的明确程度而言，日本历史可信的最高时间限度是公元400年，早于那个年代，则立即遭遇神迹。
张伯伦拒绝单纯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抽取与早期日本相关的事实，并不加辨别地相信其断言。他指出，关于书写与书写材料，在任何早期书面记录中都没有点滴记载。因而他坚持认为，所有关于“神代”的口传历史，以及直到公元3世纪被认可的历史记载出现前的早期君王事迹，其真实性都是大可怀疑的。《古事记》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籍是《论语》和《千字文》，时间当在公认的日本开放与亚洲大陆交往之后。据说它们是在应神天皇统治时期被带到日本的，然而甚至这一陈述也被提前了，这可以由《千字文》直到两个多世纪以后才成书这一事实确定。
张伯伦指出，尽管在《古事记》的整个文本中故事没有断层、至少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没有断层，并且在虚构与真实之间也没有明显脱节的断层，但实际上直到公元5世纪所记录的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比通常接受的日本历史的真正开端晚一千多年。日本神话与历史一致性的事实已被主流的本土评论家所充分认可。他们的观点被现代神道学家视作正统，他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标准的国家历史著作中记录的任何东西都必须作为确凿的事实加以接受。……他们用一个传奇支撑另一个传奇的做法动摇了自己立论的基础；他们也没有发现自己的个体想象力同样囿于把历史事实当作唯一的标准。(Chamberlain，1882：liv)
张伯伦公允地指出，通过研究包含早期日本口传历史的书籍，以追溯更遥远的日本历史与部落分割、追溯日本传说的源头，很少能够得到确切无疑的结论性的东西；但至少有一些有趣的可能性：“即便是不能作为历史真实接受的部分，常常也有许多人会从其他视角看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失去一千年所谓的日本历史，一定不能忘记日本神话仍是阿尔泰思想中最古老的现存物。”(Chamberlain，1882：lxxii)
多领域开启“日本学”研究范围
最早对日本进行记录的是中国，日本与西方的互动始于16世纪。锁国之前葡萄牙和荷兰对日本最为关注，锁国时代结束后至幕府末年，欧美对日本的研究尚极不充分。至日本开国后，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才迅速脱颖而出，其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日本散论”阶段。从英语文献中出现有关日本的记录开始，直至日本开国，这一时期大致停留在对日本的观感描述层面，尚缺乏学理上的分析论证。二，“日本学”阶段。日本开国后，特别是日本亚洲学会创办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发行后，以对日语文献的研读与翻译为中心，对日本历史、文化与社会展开自觉、系统的研究；这一阶段侧重文献解读，偏重人文学领域的探索。三，“日本研究”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研究的触角涉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凸显对当下生活、日本企业、社会结构的调查分析；这一阶段侧重田野调查，偏重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张伯伦在导言中对日本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点问题，从动植物、历史、哲学、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到经济、工艺、人种学、人类学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其中浓墨重彩详尽探讨的，当推日本远古时期的习俗与风尚研究、早期日本的宗教观念和日本国家的起源等方面。
1.早期日本习俗与风尚
张伯伦分析说，神话时期的日本，正如《古事记》保存下来的传说所描绘的，早已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具备了很高的原始技能。他们懂得用铁制造武器和生产、生活用具。在衣物和饰品方面，早期日本人也已达到很高的制造水平。天照大神躲进天之岩户的传说或许可以表明，穴居是日本先民普遍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
张伯伦强调指出，《古事记》中仅有少数几个篇章涉及主要妻子与次要妻子的差别，这不过是因为出身好些或差些而做出的界定；但这种差别没有贯彻始终，大多数时候妻子总是被称作“妹妹”。其实不仅在术语上，在事实上姐妹也是可以转换为妻子的，当然这种结合与中国的伦理观念有激烈冲突。中国伦理观念在日本施加影响的最初痕迹之一，是日本人因乱伦而感到羞耻。根据《古事记》记载，本国的旧有习俗与舶来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战乱纷争。兄妹(姐弟)血亲婚姻自然最先消失，实际上该情况只有在众神的传说中提到过，但与异父(异母)姐妹、姑(姨)母的通婚则一直持续到有史可稽的时代。
导言中提到：“没有奴隶制是另一个值得钦佩的特色。”(Chamberlain，1882：xli)这一论断是颇值得怀疑的。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疑义，认为“这一错误观念无疑是基于不了解‘nuhi’(nu指男性奴隶，hi指女性奴隶)一词造成的，该词几乎是表示奴隶的惯用术语”。反驳者提供了奴隶形成的几种方式：欠债不能偿还者成为债主的奴隶；盗窃者不能归还赃物并支付罚金者成为失主奴隶；胆敢冒犯君王的臣民降格为奴隶；未被消灭、或未被驱赶到日本北端或难以接近的山地的阿伊努土著人也有可能沦为奴隶。事实上，家长制被真正的行政体制取代后产生了许多限制条件，约束主人对奴隶的管控即是其一。(Wingmor：242—44)
2.早期日本的宗教观念
张伯伦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字里行间搜集到了关于日本人早期宗教状况的一些信息。意欲探寻中国文化传入之前日本人民的远古信仰，文献不足是一大困难；现代的评论亦不足为据，因为早在任何形式的文献编纂之前，即已经过滤吸收进了一些中国观念，所以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先入为主的缺陷；并且因为涉及人类历史与神话传说相交融、相混合的情况，问题愈显复杂化。张伯伦提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著作中开篇提到的神，并不必然是最初崇拜的神。因为宗教的产生和著述一样，最早写的未必总是前言。”(Chamberlain，1882：lxv)这一理念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一举打破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将神话与历史相混同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由于日本古代传说中不乏随意的增添和插入，张伯伦指出，不能把早期日本的宗教看作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甚至称之为宗教也不够确切。他认为构成《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开头重要部分的各种抽象概念，很可能是后来的产物，并且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个别神职人员的创造。读者不可能从中发现与宗教教义相一致的事物，也不会发现道德准则，抑或人们熟知的宗教中强制实施的某种教义或道德准则。读者从《古事记》中读到的是一些不同种类的迷信的混杂体，而不是一个协调一致的宗教体系。
张伯伦在研究过程中对比了日本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差异，从而发掘出了日本宗教观念的显著特征。《古事记》最常提到的神圣仪式是祓除，偶尔也有与神订立契约的情节。张伯伦认为，这种契约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欧洲人的打赌、宣誓或者诅咒。他指出早期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中没有大洪水的传说；没有证据表明地震给日本人带来过什么有效的想象，尽管它造成了持续的恐慌；没有崇拜星星的迹象；没有人格化的投胎转世观念。《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许多地方都提到迷信行为与迷信观念，如只使用一盏灯、在夜晚弄断梳子齿、穿着雨衣戴着草帽进家都被看作不吉利，等等。也有关于吉祥物的描述，比如速须佐之男命在八歧大蛇尾部发现的“草薙剑”，据说现今仍作为皇家的特别饰品而保存着。
3.日本国家的起源
张伯伦尝试将《古事记》中的些微发现组合起来，以解释日本远古时代以前的事迹，试图全面概括古老的传统习俗，并对日本人民构成的组织状况进行了大胆推测。在此基础上，他认定日本神话是一个混合体。更确切地说，这些不同的神话可能同样古老，同样有独创性，只是分属于不同的地域而具有地理区分。伴随着政局的动荡与不同地方政权的扩张，神话的不同组成部分和多样性的日本口传历史被逐渐连缀成一个整体；这种方式被多次重复，就是对神话传说进行的不太高明的修订例证。
考虑到神的多样性以及对所谓口传历史的编纂情况，张伯伦认为，那种相信日本文明的发展一直沿着唯一的一股潮流前进、直到3世纪与亚洲大陆交往时才被打断的看法，存在着由因及果的困难。文明发展不应受制于这种单纯的理论考虑。有明显迹象表明存在着三个各具中心的传说圈，这些中心是出云、大和与筑紫(今九州)，三股潮流混合到一起共同构成后来的日本文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公元前5世纪时处于信史黎明阶段的日本。这也说明，大和并非一直居于日本统治的中心地位。
张伯伦相信，《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介绍的各种不同的神界集会，系世界许多地方都有的原始部落集会，这种集会拥戴一个人的智慧并普遍接受其建议，以后发展成为更确定的组织形式。神从天上降临到大地的情况，在所谓“神代”中只是一些孤立的个人或家庭的故事，地方首领在各自极小的势力范围内似乎是唯一的力量所在。张伯伦认为，在有史年代早期，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并不直接在日本各地施行，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由地方首领继续掌握统治权，各地统治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效忠于大和的天皇。天皇实力足够强大时也会废黜地方统治者，将他们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或臣仆，后者在自己的封地上享有无限的权威，并沿用以前当地统治者的称号。也就是说，在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政府看起来更像是封建制的，而不是无可置疑的中央集权制的。甚至当一个孩子继承其父亲的王位时，也难得是长子。
从公元6世纪、7世纪以降，皇室地位和中央集权的日本政体完全确立；明显是为了权利计，他们极欲尽可能地消除掉先前各种政权组织形式的痕迹，并且试图让人们相信政权架构情况就是当时的样子，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天武天皇渴望对诸家所记载的历史档案“既违正宗，多加虚伪”(安万侣：2)的情况予以修正，正是《古事记》的编纂缘起。
通观圆览的研究方法
张伯伦在翻译与研究《古事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他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包含的信息，又不囿于文本本身，而是涉及不同的学科与领域。他从现代西方学术中引入科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不断运用自己作为语言学家的优势，对日本古事进行多向度的分析与研究。他在学术研究中广泛吸收营养，涉猎的资源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借鉴的成果既有日本的又有西方的。他建议，在援用一种在别处取得过丰硕成果的方法解读日本传说时要尤其小心。他更倾向于从日本人的观点出发，加以具体的甄别判断，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他的方法论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并持续深远地影响了继起的日本研究者。
1.多文本交织
在张伯伦翻译《古事记》以前，西方学者对日本古事的恰当掌握基本上阙如，单纯依靠翻译所能填补的空白相对有限。但张伯伦的工作已经超越了语际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按照他的观点，就算单纯翻译一本书，也不应将全部工作消耗在阐释内容上面。文化尚处于低级阶段的日本民族、一个没有来得及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全部文化特性的民族，其历史、文化乃至民族的特性不能不显得极其暧昧或不确定，它只能依靠异族的文字来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势必导致它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只是被“他者”阐释的面目，本来面目因此变成了一种可能性。张伯伦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还原事物的本真，以期尽量接近古代日本的“本来面目”。
在《古事记》研究中，除与《日本书纪》进行比较以外，张伯伦也广泛涉猎日本学者对日本古事的解读，同时对文献进行批判性的调查分析，不仅让日本的资源展现出自身包含的信息，而且还同时借助中国和朝鲜的文献，以期截断源流，别开生面。比如最早的日本传说中提到过造酒工艺，根据可以接受的历史记载考证，一次是在稍早于公元纪元起始年代，另一次是在公元3世纪；早期的历史著作本身带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因为当提到这种酒时，其措辞足以表明它是珍贵的稀罕物，而当时在中国，酿酒早已是相当普遍的工艺了。
在《古事记》第十九部分中，速须佐之男命在出云国的须贺地方初造须贺宫的时候，从那地方升起许多云气，于是他作起歌来。张伯伦将此歌译作：
Eight clouds arise.The eight-fold fence of Idzumo makes an eight-fold fence for the purpose to retire[within].Oh! that eight-fold fence.(Chamberlain,1882:64)
同一首歌谣也曾被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1841-1911)和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以迥异的方式翻译过，①据说阿斯顿是遵循本居宣长(Motowori Norinaga，1730-1801)的解读译出的。但就用词而言，三人的译文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对原文中“ya”(八)的处理。阿斯顿(连同本居宣长)和萨道义将它看作“许多”(many)或“很多”(numerous)，而张伯伦倾向于解作数字“八”本身，他在译者导言中如是说：
数字“七”在许多国家都被看作神圣的，在这里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凸显，其位置被“八”取代了。因此我们有大八岛、八歧大蛇、八十握长的胡子、名为“八千矛”的神、八十万或八百万众神，等等，等等。注释者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八”都不必照字面理解，因为它们不过意味着“许多”。事实却是，由于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数字“八”上面附着着一种特别的重大意义；提到“八”的文献也同样提到“九”和“十”，还有更大的数；并且在一些具体事例中，比如大八岛，八个岛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列举了出来。很明显，当日本人说“八”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八”，尽管他们肯定也曾以模糊的方式使用过该数字，正如欧洲人用一打、一百、一千一样。(Chamberlain，1882：lx)
张伯伦对“八”的这种处理是中肯的，因为的确大多数时候说到“八”时，的确列举了八项事物在其后，当然也有用“八”表示约数、形容“许多”的时候。但他提出的“八”在日本被看作神圣的数字这一观点，却未必十分可靠。可能“八”这个数字在《古事记》中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八”在日本人心目中拥有特定的重要意义。随着关注重心的转移，不期然间我们也会发现其他数字的独到之处。譬如数字“三”：天地始分时有三神，伊耶那岐命斩其子迦具土神时剑锋上的血迸溅岩石复生三神，伊耶那岐命祓除时又生三神，以及“三神器”等等，不一而足。换作数字“五”或“七”，也可以找出相当多的例证。总之，张伯伦的论断或可成一家之言，但不能完全等同于事实真相。
2.多领域穿行
为寻求有效地理解古代日本，张伯伦与考古学家合作，借鉴他们发掘出的材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详尽阐述了中国影响在日本文化中的体现。追溯到传说开始衰落的最初时期，中国影响已然在这些传说中显现，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既有工具的交换，又有思想的交流。张伯伦亦明确指出，早期日本人并不熟悉一些工艺和产品，比如他们没有茶、扇子、瓷器、漆器，这些后来却成为几种最主要的日本知名物品。
张伯伦善于发挥自己作为语言学家的优势，他指出，通过阅读《古事记》可以对它成书时的日语有所了解；反过来又可从语言这一视角入手，提出独特的见解。他仔细考查古代日本动植物名称及工具名、产品名，认为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比所有文献都古老、甚至比这些文献保存的传说明确形成的时期都要早的古物的特征。
张伯伦有着精通日语与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因而能够在日本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间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他善于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益，并总是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他毕竟是一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这种身份使他成为一个“他者”，因而总能与研究对象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确保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外在的视角，保证研究过程中相对客观公正的立论基础。
张伯伦大胆推测，《古事记》中的歌谣是编纂者出于娱乐读者的目的而创作的。他证明说许多细节都运用了“童稚的话语”(child-like words)，并认定它们都是被虚拟出来的，目的在于让这些故事适合孩子的口味，而不是作为记录信仰的文章与现代的成人联系在一起。
张伯伦认为，外来习俗与观念在一直生活于日本列岛上的阿伊努人那里基本没有发展，其原始生活方式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就为古代日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面向。张伯伦亦有相当多的关于琉球语与琉球人的论述与研究，他明确指出，日语与琉球语有共同的语源，其亲缘程度类似于西班牙语与法语的关系。他对比日语与琉球语的研究，不单纯是干巴巴的语法结构的比较，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是借以廓清日本列岛被外来势力征服的阶段性过程，重绘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路线图。他认为正如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居住在早期日本中部的大和人的真正敌人最早居住在该国最西端，他们从九州出发，以马岛为便利的跳板展开东进与北上，在这一过程中消灭了一些土著部落，并与其他一些部落合并。土著居民的语言被人数相对较少的征服者所采用，正如哥特人与法兰克人采用地方性的拉丁语一样。张伯伦指出，征服者种族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即已进入该国，因为中国历史学家有关日本的记载中出现的地名及其他事物名称，都有明白无误的日本回响(Japanese ring)。(Chamberlain，1894：xxxix)
张伯伦的《古事记》研究不仅认真严肃，而且方法论上也是全方位的。他借助日本研究这一对象，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多种界限，打通了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他的研究为既有的日本研究向内、向外都开拓了空间，为日本学界提供了西方近代学术鲜活的研究理路与方法，也为日本民众更加理性地反观自身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张伯伦的《古事记》研究，连同他的一系列关乎日本语言、历史、文学、社会的论述一道，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日本学”开启了诸多崭新的领域，并且持续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日本研究。
注释：
①阿斯顿的译文如下："Many clouds arises:/The clouds which come forth(are)a manifold fence:/For the husband and wife to retire within/They have formed a manifold fence:/Oh! that manifold fence."萨道义的译文如下："Many clouds arise./The manifold fence of the forth— issing clouds/makes a manifold fence/For the spouse to be within./Oh! that manifold fence."(Chamberlain,1882：64)
作者介绍：聂友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