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来源:新浪博客 | 发布日期:2013-12-19 ]李琦珂 曹幸穗

[摘 要]

“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有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在东北亚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风水”①对中日韩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乃至日常

起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风流俗至今犹存。 风水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贯穿在农业文明的经脉之中,根深蒂固,久盛不衰。

“ 风水 ”, 又名堪舆 、 相地术 、 阴阳术 、 青襄术 , 是关于如何确立民居 、 落和坟墓的位置 、 布局、朝向,以求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对风水不了解,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东亚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尹弘基在谈到“风水”在东北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时,曾作过如是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风水文化,均脱胎于中国的周易思想。 早在盛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学习中原(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中自然包括大唐(中国)的国粹———“风水”。 伴随着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东渐,中国“风水”也漂了洋,过了海,在东北亚两个岛国扎了根、落了户①。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风水思想与日韩两国的地理特点 、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不断结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一、中日韩“风水”比较的文化背景及科学基础

“风水 ”既是文化 ,又是科学 ,既是艺术 ,又是技术 ,其间蕴含的文化韵味和科学意识 ,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风水”理论中,既有“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五行”说等深邃思想,也有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深刻道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整体性学问。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将中日韩三国“风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三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一 )文化背景

“天人合一 ”的思想 ,是风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除了渗透在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之中 ,还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之中。倡导“天人合一”的东北亚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讲求“和合”、“仁善”的多元文化。 中日韩“风水”是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着三国人民渴望亲近自然、和合万物的居处心理。

中日韩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 “风水”是由“易学”中的“三才”理论脱胎而出。 《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从易学的角度看,“风水”是“远取诸象”的学问,是给“天”、“地”“看相”的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渊源深厚。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亦有人之道,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风水”就是要通过观天察地,对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进行世俗解读和功利运用。

“ 风水 ” 尤其讲究 “ 阴阳 ”, “ 阴阳 ” 交合 , “ 五行 ” 生克 , 造化之鬼神 , 万物之魂魄 , 生命的秘密,宇宙的奥妙,悉在其中。 此后,“阴阳五行”论和“元气”学说渐相融合,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一体化理论,用以窥探世界的本原、属性以及自然万物生化发展的规律,规约天地间人的生老病死、行居饮食、婚配交媾等世俗行为。

“风水 ”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 ,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而不断采取的自我完善手段。传统风水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原因者何?首先,背山如围屏风,温暖舒适,不仅能够阻挡冬天凛冽的北风,而且可以吞吐来自南方的湿润之气。 其次,山前必须有干净又丰沛的溪流,山和水之间还须有平整的田畴,这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利于庄稼的生长……,所有这些“风水”讲究,均源起于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周公为营建洛邑而占卜,形成了“风水”思想的雏形。 后人为了附会周公的宇宙演化、自然变易思想,穿凿而成《易经》,据说这就是“风水说”的萌芽。 在科学还未昌明的时代,古老的“风水”思想逐渐融入先民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糅合天文、地理、伦理乃至建筑方面的知识,形成了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 “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 其中,偏重于理论阐述的部分,称之为“风水说”;偏重于实践范式的部分,称之为“风水术”。

(二 )科学基础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风水”思想包含有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诚如日本著名学者郭中端所说:“风水实际是地理学、 气象学、 生态学、规划学和建筑学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 1]

何晓听先生在《风水探源》一书中也指出:“分析风水,不难发现其中不少对事象因果关系的歪曲认识或处理,也明显带有巫术的气息。 但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 2]“风水 ”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建筑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 。 “ 风水 ” 的产生乃至发展 , 与人类栖居方式的演变与进化,相伴相随,相始相终。 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寻求一种遮风避雨、防范天敌的寓所,仅仅以自然山洞土穴作庇护,尚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人工建造的简陋居所。 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古人往往单纯依靠“风水”来选址择居、荫庇自我。

“风水说 ”, 是人类生态环境学 ;“ 风水术 ”, 则是居处环境选择术 。 人作为一种生物 ,其与环境(尤指天与地)的关系,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风水”强调把人类置身于由天地、自然构成的宏观大环境中,吸纳天地之精气,吞吐万物之生机,蓄养自身之吉气。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风水说”:“建立在道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建筑和伦理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 3]

风水师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师法天地、自然,以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精神愉悦和意愿满足。 风水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风水建筑因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有机地结合,收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效果。 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写道:“就整个而言,本人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屋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皆可借此得以说明。 ”[ 4]

二、中日韩“风水”文化的共性

(一 )功利性

因为中日韩“风水”所要求的房宅设计,事关自身的安危与健康,所以需要探求建筑的选

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营造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方便、精神舒爽的双重目的。 如三国“风水”之所以都主张在河边较高的台地上建房造屋,是因为这里既方便汲水,又能免于水患;之所以有“弓”的禁忌,是因为在河曲弓背处居住时极容易遭遇水灾,在道路拐弯处行走时最容易被车马冲撞。之所以强调多植树木,多种花草,是要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表土植被,不仅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借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颐养身体,陶冶情操。

中日韩三国“风水说”把天、地、人、生四大系统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关照,综合考虑地理、生态、景观、建筑、伦理、美学等各种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安身立命、自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国“风水术”都试图通过气候、土壤、水分、阳光、植被、山形、水势等自然因素的合理配置,营造一个藏风聚气的居处环境,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儿孙。这种有意营造的情境,不管是在现世,还是要为来世,都要既照顾到物质方面的享受,又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二 )生态性

“生态 ”一词 ,原创于日本 ,后被翻译到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和韩国 。 所谓 “生态性 ”,就是指生物(人也在其中)同环境的统一性。“风水”之说是古代的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综合学问。 “风水”之术就是通过生态因子的调节,实现“天—地—人”系统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经度和纬度是基本确定的,地质地貌和光照温度,也都是相对恒定的“常数”。 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态系统而言,由于“风”和“水”是最不稳定的一对生态因子,因而只有把握住“风水”,才可以把握住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改变了“风水”,就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

“风水说 ”讲求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能动性,其间蕴含着现代生态学的原理。 “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也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选择自然环境,应了解其吉凶利害;改造生存环境,须顺应其客观规律。 《相宅经传·阳宅宜忌》云: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 5]

无独有偶,韩国对住宅外部空间种植的树木树种和位置朝向,也有明确的禁忌和说教:宅中有杏西有柳凶宅,西有桃北有梅淫宅,宅四畔竹木青萍进财,凡树木向宅则吉背宅则凶。[ 6]如果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做法:“东种桃柳”:桃树、柳树,属于向阳树种,宜种在阳光充足的宅东;“西种栀榆”:栀树,防风、喜光、耐寒,种在宅西,适于抵挡西北寒冷空气的侵袭,榆树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可以净化西北吹来的空气;“南种梅枣”:这两个树种,色香味俱全,既可调适杯羹,又能怡情悦目;“北种奈杏”:这两个树种性寒、耐旱,既可抵挡冬天之风寒,又能调节温度、湿度。

(三 )系统性

系统论思想启蒙者普里戈津这样评价“风水”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

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 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 7]

以此来关照,中日韩“风水”中蕴含了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三国“风水”均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他们强调本着整体系统的原则来观天察地,在考察形势的时候,又强调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考察大环境在水源、气候、地质等方面对小环境的影响。 在风水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仅注意一房一宅的设计,而且注意整个单元建筑物的布局,尤其关注整个单元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

与西方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中日韩“风水”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恰恰是中日韩风水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中日韩三国“风水”,之所以主张观天察地、取法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已注意到了宇宙星体与人类居处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球磁场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土壤、水流中的物理、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已经能够把天象地脉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 人类学家贝尔预言,后现代社会最终会走向“神圣的复归”,这种“神圣的复归”,是人类与自然由分离到统一的复归,是人与环境由对立到和谐的复归。

三、中日韩“风水说”及“风水术”的差异

“风水 ”是 “风光山水 ”的简称 ,其基本内容和规范 ,体现在 “风水说 ”和 “风水术 ”两个层面 。“风水说 ”即 “藏风得水说 ”,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 、 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 。“风水术 ”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 、朝向 、 布局 、 营建 、 择日的方法和手段 ,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同源而异流。 三国的“风水说”和“风水术”,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

异,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渊源深厚,异曲同工。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风水说”,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①和实践范式。 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时而分离,最终殊途同归,统一于现代生态学②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

(一 )三国 “风水说 ”之比较

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风水”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风水”思想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风水”文化。日本“风水”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③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风水”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认为“风水”能涵养“人”,能孕育“仁”,德厚则聚“风水”,德薄就失“风水”。 “风水说”中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因而日本“风水说”更注重积德,强调择善而从,厚德处事。

日本的“风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响较深,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8]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海湾、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这种神社建筑“风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就是小了点,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让它变大些。”说完,他环顾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罗,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 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 起源于中国的“风水”思想,不仅对日本的“风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风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中国的“风水”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 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壬辰录》,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战事结束后,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发现朝鲜风水极佳,暗暗寻思: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以绝中国之后患。 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山神突然显灵,狠狠地惩罚了他。 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怏怏返回中国。[ 10]

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三国遗事·天龙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起,俗云高位山。 山之阳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 《讨论三韩集》云:“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逆水一条。 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镇天灾,则致天龙覆灭之灾。 ”[ 11]

韩国总统竞选前的迁坟风气,也极能说明其“风水”高度功利化的特点。每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风水”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 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政客对改变自己命数的愿望很强烈。 尽管“风水”显然是封建迷信,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因此,韩国政客们把“风水”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乐此不疲。

(二 )三国 “风水术 ”之比较

“ 龙 ”、 “ 穴 ”、 “ 砂 ”、 “ 水 ” 是 “ 风水术 ” 的四大法宝 。 所谓 “ 寻龙踏脉 ”, 就是通过对 “ 山水风光”的整体研究和景观分析,找出吉祥富贵可持续的优良生态环境。 就“风水”实践范式的延伸维度而论,“风水术”有“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阳宅风水术”、“阴宅风水术”,以及“家具装饰风水术”(暂不讨论),后者包括选日择时、灾害预报等具体内容。

1. “ 空间风水术 ”

古人将“风水术”用在空间宅院(阳宅和阴宅)设计中,意味着选址、规划、设计、营造都要考虑到天文、地理、气象等因素,创造出兼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1)“阳宅风水术 ”

中国人的“阳宅风水”设计取法天地,却不拘泥于自然。 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往往以

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摹本。中国“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更要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 中国“风水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主动改造山水环境,以实现其“荣宅吉人 ”的主观愿望 。 他们在选择宅地的时候 ,既然认为自然地形 、地貌 、水流方向 、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朝向,那就在建房起屋、搭墙架椽时,面南背北,负阴抱阳。 既然认为有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脉,有能拦邪气的曲折水流,便是好的环境,那就自己动手,积土成山,挖沟成河。

日本“风水术”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家相”(阳宅)①

“ 风水”。 受佛教的影响,日本“家相”中所蕴涵的“空间风水”思想,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质因素,也暗含着和合的精神因素。 日本茶室(也称“草庵风茶室”)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草庵风茶室”是寺庙建筑和民间庭园相结合的一种小型茅舍,体现人们对静谧、和谐、回归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 在“草庵风茶室”风水设计中,将树木种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营造出淡雅、简朴的环境,体现了茶道“和、静、清、寂”的思想情趣,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性灵。日本人总是把运气的好坏与“家相”紧紧相连,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把运气的好坏与祖墓的“风水”联系在一起。 紫式部在《王朝女性日记·檐下梅》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对“阳宅风水”的观感:(原先宅第)大如深山,春花秋叶,姹紫嫣红,胜于周边山色。 (新居)狭小,不可同日而语,庭院局促,无树无木,甚觉无聊。[12]如果“家相”布局有些缺陷,就要想法弥补,日本民间会借用诸如设宝阁、添屏风的方法,实现他们“聚气”的风水意愿。 如《源氏物语·夕雾》写到公主巧改丧室为喜屋一事时说:此时(储藏室)丧家装饰,似嫌不祥,故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 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

吉凶咸宜,并不惹眼。 ”[13]

从“空间风水术”的内容来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国的阳宅风水略有差别。日本的“家相”特别重视方位,在日本当前流行的“家相”书中,方位“理气”①占了绝对优势。 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沿袭着使用罗盘计时、测向的传统风水习惯。不仅如此,日本的“家相”往往还和手相、面相等内容结合起来。 日本德川时代曾流传着这样的手相定时法:朝暮之六时甚为难定,大的星星依稀可见,且观手背之血管,看不见细血管,只能略清晰可见三根粗血管之时,则六时定矣。[14]大约在公元 4 世纪左右,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 受中国风水思想的影响,韩国人的“阳宅风水”尊崇自然,师法天地。 在韩国“阳宅风水”中,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该国“风水”传统的明证,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与山光水色交相辉映。 对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风光水色(“风水”),韩国古代诗人徐敬德②曾写诗赞曰:花潭一草庐,潇洒对仙居。 山色开轩近,泉声到枕虚。 洞幽风淡荡,境僻树扶疏。 中有逍遥子,清晨好读书。[15]

韩国“阳宅风水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决不作违背自然环境的徒劳尝试,也决不与周遭的自然景色竞争高低,他们往往赋予山水特殊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试图体现宅屋本身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风水”理想。 因而韩国“阳宅风水”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然、简洁、明朗,能够给人宁静平和的感觉。 《南宫先生传》中这样描写“仙师”所居的“风水”之地:忽有一洞,有川注于林薄,间流出大桃核,斗(注:人名)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师所住否? ”促步溯流,可数里许,仰观一峰陡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构,砌石为台,位置清垲。[11]

(2)“阴宅风水术 ”

作为选择住宅地技艺的“风水术”,常被用作墓地的选择和转运的卜筮,逐渐衍化出“阴宅风水”术。在这一过程中,“阴宅风水”不断被涂抹上了巫术和迷信的色彩。由于不断增加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风水术”的意旨在悄悄发生着蜕变。今天我们在进行中日韩三国“阴宅风水”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秉承唯物、科学的原则,关注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迷信的成分。

中国人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生。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气”生成,死后若葬在吉地,即可内凭先人余气,外凭子孙思慕,兼受吉地吉气的催化,相互感应,共振共鸣。 中国人认为祖先陵墓的吉凶好坏必能影响到子孙的福荫,这种葬先荫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现在陵墓的选址上: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望气、尝水、辨认土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选出万年吉地,福荫子孙,泽被后世。

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长眠之地。 陵墓前临平川,后拥青峰,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视野开阔,气势雄伟。修林翠竹郁郁葱葱,周围环境花娇叶秀。能给人以迎山带水、烟云缭绕、鸟语花香、气象雄伟的绝佳观感。站在如屏方山,面向似带秦淮,近看翼抱崇岗,远眺层峦后拥,正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归。 因而日本国民比较重视“阳宅风水”,相对忽视“阴宅风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生机的流转,在他们看来,生死是可以轮回的。 如果一定要选出日本“阴宅风水”的范例,神社是勉强可以算的。 日本的神社建筑“风水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 。 当时只是把山体 、森林 、老树围合起来 ,称之为神篱 ,加以祭祀。其神山、神木与围栅组合的原始形态,虽经不断发展,借景于园林、山水,但往往以真山真水为衬托,仍然体现着日本 “阴宅风水”亲近山水、回归自然的特点。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对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风光水色(“风水”)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 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 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臻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山。两山之间,夹峙着臻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16]

日本不大重视墓地建筑,即使是历届天皇的墓地,也多为土坟,而且规模不是很大。日本国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崇尚死后拥抱山水,回归自然。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既重视“阳宅风水 ”,也注重 “阴宅风水 ”。 但韩国人持有 “生死如幻 ,富贵在地 ”的生命观念 ,与中国 “生死在命,富贵在天”的“风水”思想有所不同。 庆尚南道马山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宝贝闺女》,其中唱道:爹是京城两班,娘是晋州新娘。 我是一枝独苗,爹娘的心肝。 或许哪一日,我命归西天,请别埋我在前山,也别葬我在后山。 只愿深深地把我埋进南山莲花台。[17]

韩国人往往把命运归之于土地,认为有关生死的任何事件都与土地密切相关,无论是生者的居处之所,还是人死后的安身之处。因而韩国人在判定家运和前途时,更看重“阴宅风水”。他们觉得如果坟墓的选址合乎风、水、罗盘方位以及地势上的“风水”特征,就一定能招来好运和繁荣。 韩国浓厚的家族观念更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的一种信仰,浸润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2. “ 时间风水术 ”

“时间风水术 ”,在今天看来 ,颇有 “八卦 ”①的意味。 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中日韩三国,无论哪一个国度的“时间风水术”,都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因而我们在看待三国“时间风水术”的时候,也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择其善者而关注之,择其不善者而改进之。

与日本和韩国“时间风水术”强调察地不同,中国“时间风水术”重视观天。 中国的农历“风

水”既主张“看天”,也主张“看地”,他们认为天地之气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而是互化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诚如《论衡》所云:“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 ”这种云、气、雾、露相互转化的思想,暗合了系统循环论的科学思想,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对观察预测气象气候以及防灾抗灾,极有用处。日本人在出门时,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 日本“风水”对数字特别讲究,比较喜欢用奇数,一般选择在单日出行,这与中国人讲究双日出行不同。 在日本,人们建造房屋时,需要请“家相”师代为选择开工日期。此外,日本还有种种神秘的仪式,比如盖房动工前,要举行所谓的“地镇祭”,以安慰东方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时,还要举行所谓的“上栋式”,保证上梁不出意外事故。 这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神官”来主持,煞有其事。

韩国对占卜也非常重视。 早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国家就设有专门的占卜官(称为 “日者 ”或 “日官 ”)。 其占卜的内容五花八门 :有天象 、灾异 、星象 、动物 、植物 、梦 、相貌 、游戏、比赛、生辰八字……几乎无所不包。 在长期的“风水”占卜中,形成了各种禁忌和说教,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仪式当中。 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先要向“风水师”询问,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建房屋的运数,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运气,就换以别人名义建房,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进行买卖交易。 这些程序及要求,其实极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契约精神。

四、“风水”文化差异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中日韩“风水”系出同源,但三国的“风水”文化迥然有别呢?我把这种“风水”文化上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环境①的不同。试想:韩国和日本,一个生活在半岛上,好像始终站在悬崖边上;一个生活在岛屿上,总像颠簸于汪洋的海上,积渐所致,养成两国国民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心理。 相比起来,日本多地震,多暴风,少资源,不安全感尤甚。 时空感受的局促与生存环境的压抑,养成韩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听天信命的思想意识,加重了他们对“风水”的信仰程度。

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缺乏整体感,鲜少安全感,而频繁发作的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使原本就极端忧虑的民众心理,变本加厉为万分恐惧的社会心理。 不难想见,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最容易产生生命“无常”之感。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因素,时常让日本国民萌生孤独无助之感,长久压抑之下,喟叹无常之余,他们往往会祭起“风水”这面大旗,以天地作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此外,日本的“风水”文化深受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神教)的影响。周作人有一番话,用以揭示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它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 ”[ 18]

我想这段评述同样适用于日本的“风水”文化。 日本的“风水”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这与日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 因为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从思维方式上分析,就是对事物特殊性的高度敏感与执着,感性大于理性,局部大于整体,这种倾向,自然也会反映到日本“风水”文化之中。①

韩国地处亚洲大陆东端,是将大陆文化传递到日本的桥梁,在中日韩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形成了介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中间的文化性质。 公元 4~5 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 尽管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也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因为韩国的儒教无处不在。但韩国人从不拘泥于儒教传统,他们对儒教思想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表现在“风水”思想中,既不十分激进,也不完全保守,往往取其中庸之道。“风水 ”文化所要传达的 ,是它背后厚重的生命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意识 。 “ 风水 ”文化所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诉求,是人们期望避凶趋吉的生命希冀。如果说,在山水林木的护卫下生活起居,是人们获得安全和温暖的最佳环境选择,那么我说,宗族血缘关系化解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弥漫于人际场中的另一类“风水”。 大家知道,韩国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几乎是族族有族谱,家家讲“风水”。 即便是企业,也是以家族经营为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家族。 这种由层层血缘关系凝聚成的血缘社会,自然更加讲究“风水”。 在韩国,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无论是七姑还是八姨,都会被纳入“风水”福泽的对象之中。 因而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中,人们极其愿意选择一处“风水宝地”,惠及自身、家人乃至家族中的人们。

五、结语

中日韩三国“风水”均根植于中国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源而异流,最终将被纳入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汇入东北亚传统文化主流之中。 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蕴含着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但三国“风水”文化的个性也极其鲜明:日本的“风水”文化中融入了佛教和神教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与密教的神秘气息和巫术仪式;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润在浓厚的功利氛围之中。 日本的“风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韩国的“风水”脚踏大地,现实功利。 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

“风水 ”是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 全球第一位 “ 风水 ” 学博士尹弘基先生曾撰文指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 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 19]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风水”一旦剥去被历史风尘裹上的层层神秘外衣,所折射出的科学光芒,会熠熠闪光,烛照千古。

在文章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不妨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所谓“堪舆”

者,实为吾国上古质朴之科学研究,托迹于生死孝道之际,穷究其地质之妙,与道家五岳真形图之旨,皆为别具肺肠,揭示地球物理之心得也。其学是否足为定论,遽难下一断语。然两千余年,囿之于埋葬之说,加之于妖妄之言,诚为大过矣。 若今之学者,能先尽自然科学之基础,融通人天哲学之理念,掘发古学之长,阐扬今学之妙,则堪舆之为说,亦大有可观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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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来源:新浪博客 | 发布日期:2013-12-19 ]李琦珂 曹幸穗

[摘 要]

“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有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在东北亚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风水”①对中日韩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乃至日常

起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风流俗至今犹存。 风水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贯穿在农业文明的经脉之中,根深蒂固,久盛不衰。

“ 风水 ”, 又名堪舆 、 相地术 、 阴阳术 、 青襄术 , 是关于如何确立民居 、 落和坟墓的位置 、 布局、朝向,以求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对风水不了解,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东亚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尹弘基在谈到“风水”在东北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时,曾作过如是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风水文化,均脱胎于中国的周易思想。 早在盛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学习中原(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中自然包括大唐(中国)的国粹———“风水”。 伴随着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东渐,中国“风水”也漂了洋,过了海,在东北亚两个岛国扎了根、落了户①。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风水思想与日韩两国的地理特点 、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不断结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一、中日韩“风水”比较的文化背景及科学基础

“风水 ”既是文化 ,又是科学 ,既是艺术 ,又是技术 ,其间蕴含的文化韵味和科学意识 ,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风水”理论中,既有“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五行”说等深邃思想,也有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深刻道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整体性学问。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将中日韩三国“风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三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一 )文化背景

“天人合一 ”的思想 ,是风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除了渗透在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之中 ,还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之中。倡导“天人合一”的东北亚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讲求“和合”、“仁善”的多元文化。 中日韩“风水”是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着三国人民渴望亲近自然、和合万物的居处心理。

中日韩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 “风水”是由“易学”中的“三才”理论脱胎而出。 《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从易学的角度看,“风水”是“远取诸象”的学问,是给“天”、“地”“看相”的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渊源深厚。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亦有人之道,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风水”就是要通过观天察地,对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进行世俗解读和功利运用。

“ 风水 ” 尤其讲究 “ 阴阳 ”, “ 阴阳 ” 交合 , “ 五行 ” 生克 , 造化之鬼神 , 万物之魂魄 , 生命的秘密,宇宙的奥妙,悉在其中。 此后,“阴阳五行”论和“元气”学说渐相融合,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一体化理论,用以窥探世界的本原、属性以及自然万物生化发展的规律,规约天地间人的生老病死、行居饮食、婚配交媾等世俗行为。

“风水 ”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 ,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而不断采取的自我完善手段。传统风水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原因者何?首先,背山如围屏风,温暖舒适,不仅能够阻挡冬天凛冽的北风,而且可以吞吐来自南方的湿润之气。 其次,山前必须有干净又丰沛的溪流,山和水之间还须有平整的田畴,这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利于庄稼的生长……,所有这些“风水”讲究,均源起于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周公为营建洛邑而占卜,形成了“风水”思想的雏形。 后人为了附会周公的宇宙演化、自然变易思想,穿凿而成《易经》,据说这就是“风水说”的萌芽。 在科学还未昌明的时代,古老的“风水”思想逐渐融入先民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糅合天文、地理、伦理乃至建筑方面的知识,形成了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 “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 其中,偏重于理论阐述的部分,称之为“风水说”;偏重于实践范式的部分,称之为“风水术”。

(二 )科学基础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风水”思想包含有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诚如日本著名学者郭中端所说:“风水实际是地理学、 气象学、 生态学、规划学和建筑学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 1]

何晓听先生在《风水探源》一书中也指出:“分析风水,不难发现其中不少对事象因果关系的歪曲认识或处理,也明显带有巫术的气息。 但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 2]“风水 ”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建筑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 。 “ 风水 ” 的产生乃至发展 , 与人类栖居方式的演变与进化,相伴相随,相始相终。 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寻求一种遮风避雨、防范天敌的寓所,仅仅以自然山洞土穴作庇护,尚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人工建造的简陋居所。 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古人往往单纯依靠“风水”来选址择居、荫庇自我。

“风水说 ”, 是人类生态环境学 ;“ 风水术 ”, 则是居处环境选择术 。 人作为一种生物 ,其与环境(尤指天与地)的关系,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风水”强调把人类置身于由天地、自然构成的宏观大环境中,吸纳天地之精气,吞吐万物之生机,蓄养自身之吉气。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风水说”:“建立在道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建筑和伦理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 3]

风水师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师法天地、自然,以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精神愉悦和意愿满足。 风水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风水建筑因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有机地结合,收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效果。 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写道:“就整个而言,本人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屋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皆可借此得以说明。 ”[ 4]

二、中日韩“风水”文化的共性

(一 )功利性

因为中日韩“风水”所要求的房宅设计,事关自身的安危与健康,所以需要探求建筑的选

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营造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方便、精神舒爽的双重目的。 如三国“风水”之所以都主张在河边较高的台地上建房造屋,是因为这里既方便汲水,又能免于水患;之所以有“弓”的禁忌,是因为在河曲弓背处居住时极容易遭遇水灾,在道路拐弯处行走时最容易被车马冲撞。之所以强调多植树木,多种花草,是要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表土植被,不仅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借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颐养身体,陶冶情操。

中日韩三国“风水说”把天、地、人、生四大系统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关照,综合考虑地理、生态、景观、建筑、伦理、美学等各种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安身立命、自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国“风水术”都试图通过气候、土壤、水分、阳光、植被、山形、水势等自然因素的合理配置,营造一个藏风聚气的居处环境,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儿孙。这种有意营造的情境,不管是在现世,还是要为来世,都要既照顾到物质方面的享受,又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二 )生态性

“生态 ”一词 ,原创于日本 ,后被翻译到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和韩国 。 所谓 “生态性 ”,就是指生物(人也在其中)同环境的统一性。“风水”之说是古代的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综合学问。 “风水”之术就是通过生态因子的调节,实现“天—地—人”系统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经度和纬度是基本确定的,地质地貌和光照温度,也都是相对恒定的“常数”。 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态系统而言,由于“风”和“水”是最不稳定的一对生态因子,因而只有把握住“风水”,才可以把握住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改变了“风水”,就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

“风水说 ”讲求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能动性,其间蕴含着现代生态学的原理。 “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也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选择自然环境,应了解其吉凶利害;改造生存环境,须顺应其客观规律。 《相宅经传·阳宅宜忌》云: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 5]

无独有偶,韩国对住宅外部空间种植的树木树种和位置朝向,也有明确的禁忌和说教:宅中有杏西有柳凶宅,西有桃北有梅淫宅,宅四畔竹木青萍进财,凡树木向宅则吉背宅则凶。[ 6]如果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做法:“东种桃柳”:桃树、柳树,属于向阳树种,宜种在阳光充足的宅东;“西种栀榆”:栀树,防风、喜光、耐寒,种在宅西,适于抵挡西北寒冷空气的侵袭,榆树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可以净化西北吹来的空气;“南种梅枣”:这两个树种,色香味俱全,既可调适杯羹,又能怡情悦目;“北种奈杏”:这两个树种性寒、耐旱,既可抵挡冬天之风寒,又能调节温度、湿度。

(三 )系统性

系统论思想启蒙者普里戈津这样评价“风水”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

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 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 7]

以此来关照,中日韩“风水”中蕴含了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三国“风水”均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他们强调本着整体系统的原则来观天察地,在考察形势的时候,又强调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考察大环境在水源、气候、地质等方面对小环境的影响。 在风水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仅注意一房一宅的设计,而且注意整个单元建筑物的布局,尤其关注整个单元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

与西方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中日韩“风水”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恰恰是中日韩风水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中日韩三国“风水”,之所以主张观天察地、取法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已注意到了宇宙星体与人类居处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球磁场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土壤、水流中的物理、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已经能够把天象地脉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 人类学家贝尔预言,后现代社会最终会走向“神圣的复归”,这种“神圣的复归”,是人类与自然由分离到统一的复归,是人与环境由对立到和谐的复归。

三、中日韩“风水说”及“风水术”的差异

“风水 ”是 “风光山水 ”的简称 ,其基本内容和规范 ,体现在 “风水说 ”和 “风水术 ”两个层面 。“风水说 ”即 “藏风得水说 ”,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 、 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 。“风水术 ”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 、朝向 、 布局 、 营建 、 择日的方法和手段 ,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同源而异流。 三国的“风水说”和“风水术”,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

异,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渊源深厚,异曲同工。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风水说”,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①和实践范式。 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时而分离,最终殊途同归,统一于现代生态学②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

(一 )三国 “风水说 ”之比较

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风水”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风水”思想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风水”文化。日本“风水”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③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风水”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认为“风水”能涵养“人”,能孕育“仁”,德厚则聚“风水”,德薄就失“风水”。 “风水说”中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因而日本“风水说”更注重积德,强调择善而从,厚德处事。

日本的“风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响较深,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8]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海湾、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这种神社建筑“风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就是小了点,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让它变大些。”说完,他环顾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罗,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 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 起源于中国的“风水”思想,不仅对日本的“风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风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中国的“风水”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 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壬辰录》,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战事结束后,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发现朝鲜风水极佳,暗暗寻思: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以绝中国之后患。 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山神突然显灵,狠狠地惩罚了他。 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怏怏返回中国。[ 10]

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三国遗事·天龙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起,俗云高位山。 山之阳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 《讨论三韩集》云:“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逆水一条。 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镇天灾,则致天龙覆灭之灾。 ”[ 11]

韩国总统竞选前的迁坟风气,也极能说明其“风水”高度功利化的特点。每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风水”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 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政客对改变自己命数的愿望很强烈。 尽管“风水”显然是封建迷信,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因此,韩国政客们把“风水”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乐此不疲。

(二 )三国 “风水术 ”之比较

“ 龙 ”、 “ 穴 ”、 “ 砂 ”、 “ 水 ” 是 “ 风水术 ” 的四大法宝 。 所谓 “ 寻龙踏脉 ”, 就是通过对 “ 山水风光”的整体研究和景观分析,找出吉祥富贵可持续的优良生态环境。 就“风水”实践范式的延伸维度而论,“风水术”有“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阳宅风水术”、“阴宅风水术”,以及“家具装饰风水术”(暂不讨论),后者包括选日择时、灾害预报等具体内容。

1. “ 空间风水术 ”

古人将“风水术”用在空间宅院(阳宅和阴宅)设计中,意味着选址、规划、设计、营造都要考虑到天文、地理、气象等因素,创造出兼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1)“阳宅风水术 ”

中国人的“阳宅风水”设计取法天地,却不拘泥于自然。 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往往以

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摹本。中国“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更要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 中国“风水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主动改造山水环境,以实现其“荣宅吉人 ”的主观愿望 。 他们在选择宅地的时候 ,既然认为自然地形 、地貌 、水流方向 、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朝向,那就在建房起屋、搭墙架椽时,面南背北,负阴抱阳。 既然认为有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脉,有能拦邪气的曲折水流,便是好的环境,那就自己动手,积土成山,挖沟成河。

日本“风水术”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家相”(阳宅)①

“ 风水”。 受佛教的影响,日本“家相”中所蕴涵的“空间风水”思想,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质因素,也暗含着和合的精神因素。 日本茶室(也称“草庵风茶室”)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草庵风茶室”是寺庙建筑和民间庭园相结合的一种小型茅舍,体现人们对静谧、和谐、回归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 在“草庵风茶室”风水设计中,将树木种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营造出淡雅、简朴的环境,体现了茶道“和、静、清、寂”的思想情趣,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性灵。日本人总是把运气的好坏与“家相”紧紧相连,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把运气的好坏与祖墓的“风水”联系在一起。 紫式部在《王朝女性日记·檐下梅》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对“阳宅风水”的观感:(原先宅第)大如深山,春花秋叶,姹紫嫣红,胜于周边山色。 (新居)狭小,不可同日而语,庭院局促,无树无木,甚觉无聊。[12]如果“家相”布局有些缺陷,就要想法弥补,日本民间会借用诸如设宝阁、添屏风的方法,实现他们“聚气”的风水意愿。 如《源氏物语·夕雾》写到公主巧改丧室为喜屋一事时说:此时(储藏室)丧家装饰,似嫌不祥,故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 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

吉凶咸宜,并不惹眼。 ”[13]

从“空间风水术”的内容来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国的阳宅风水略有差别。日本的“家相”特别重视方位,在日本当前流行的“家相”书中,方位“理气”①占了绝对优势。 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沿袭着使用罗盘计时、测向的传统风水习惯。不仅如此,日本的“家相”往往还和手相、面相等内容结合起来。 日本德川时代曾流传着这样的手相定时法:朝暮之六时甚为难定,大的星星依稀可见,且观手背之血管,看不见细血管,只能略清晰可见三根粗血管之时,则六时定矣。[14]大约在公元 4 世纪左右,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 受中国风水思想的影响,韩国人的“阳宅风水”尊崇自然,师法天地。 在韩国“阳宅风水”中,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该国“风水”传统的明证,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与山光水色交相辉映。 对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风光水色(“风水”),韩国古代诗人徐敬德②曾写诗赞曰:花潭一草庐,潇洒对仙居。 山色开轩近,泉声到枕虚。 洞幽风淡荡,境僻树扶疏。 中有逍遥子,清晨好读书。[15]

韩国“阳宅风水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决不作违背自然环境的徒劳尝试,也决不与周遭的自然景色竞争高低,他们往往赋予山水特殊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试图体现宅屋本身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风水”理想。 因而韩国“阳宅风水”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然、简洁、明朗,能够给人宁静平和的感觉。 《南宫先生传》中这样描写“仙师”所居的“风水”之地:忽有一洞,有川注于林薄,间流出大桃核,斗(注:人名)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师所住否? ”促步溯流,可数里许,仰观一峰陡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构,砌石为台,位置清垲。[11]

(2)“阴宅风水术 ”

作为选择住宅地技艺的“风水术”,常被用作墓地的选择和转运的卜筮,逐渐衍化出“阴宅风水”术。在这一过程中,“阴宅风水”不断被涂抹上了巫术和迷信的色彩。由于不断增加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风水术”的意旨在悄悄发生着蜕变。今天我们在进行中日韩三国“阴宅风水”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秉承唯物、科学的原则,关注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迷信的成分。

中国人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生。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气”生成,死后若葬在吉地,即可内凭先人余气,外凭子孙思慕,兼受吉地吉气的催化,相互感应,共振共鸣。 中国人认为祖先陵墓的吉凶好坏必能影响到子孙的福荫,这种葬先荫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现在陵墓的选址上: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望气、尝水、辨认土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选出万年吉地,福荫子孙,泽被后世。

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长眠之地。 陵墓前临平川,后拥青峰,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视野开阔,气势雄伟。修林翠竹郁郁葱葱,周围环境花娇叶秀。能给人以迎山带水、烟云缭绕、鸟语花香、气象雄伟的绝佳观感。站在如屏方山,面向似带秦淮,近看翼抱崇岗,远眺层峦后拥,正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归。 因而日本国民比较重视“阳宅风水”,相对忽视“阴宅风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生机的流转,在他们看来,生死是可以轮回的。 如果一定要选出日本“阴宅风水”的范例,神社是勉强可以算的。 日本的神社建筑“风水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 。 当时只是把山体 、森林 、老树围合起来 ,称之为神篱 ,加以祭祀。其神山、神木与围栅组合的原始形态,虽经不断发展,借景于园林、山水,但往往以真山真水为衬托,仍然体现着日本 “阴宅风水”亲近山水、回归自然的特点。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对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风光水色(“风水”)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 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 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臻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山。两山之间,夹峙着臻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16]

日本不大重视墓地建筑,即使是历届天皇的墓地,也多为土坟,而且规模不是很大。日本国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崇尚死后拥抱山水,回归自然。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既重视“阳宅风水 ”,也注重 “阴宅风水 ”。 但韩国人持有 “生死如幻 ,富贵在地 ”的生命观念 ,与中国 “生死在命,富贵在天”的“风水”思想有所不同。 庆尚南道马山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宝贝闺女》,其中唱道:爹是京城两班,娘是晋州新娘。 我是一枝独苗,爹娘的心肝。 或许哪一日,我命归西天,请别埋我在前山,也别葬我在后山。 只愿深深地把我埋进南山莲花台。[17]

韩国人往往把命运归之于土地,认为有关生死的任何事件都与土地密切相关,无论是生者的居处之所,还是人死后的安身之处。因而韩国人在判定家运和前途时,更看重“阴宅风水”。他们觉得如果坟墓的选址合乎风、水、罗盘方位以及地势上的“风水”特征,就一定能招来好运和繁荣。 韩国浓厚的家族观念更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的一种信仰,浸润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2. “ 时间风水术 ”

“时间风水术 ”,在今天看来 ,颇有 “八卦 ”①的意味。 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中日韩三国,无论哪一个国度的“时间风水术”,都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因而我们在看待三国“时间风水术”的时候,也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择其善者而关注之,择其不善者而改进之。

与日本和韩国“时间风水术”强调察地不同,中国“时间风水术”重视观天。 中国的农历“风

水”既主张“看天”,也主张“看地”,他们认为天地之气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而是互化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诚如《论衡》所云:“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 ”这种云、气、雾、露相互转化的思想,暗合了系统循环论的科学思想,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对观察预测气象气候以及防灾抗灾,极有用处。日本人在出门时,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 日本“风水”对数字特别讲究,比较喜欢用奇数,一般选择在单日出行,这与中国人讲究双日出行不同。 在日本,人们建造房屋时,需要请“家相”师代为选择开工日期。此外,日本还有种种神秘的仪式,比如盖房动工前,要举行所谓的“地镇祭”,以安慰东方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时,还要举行所谓的“上栋式”,保证上梁不出意外事故。 这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神官”来主持,煞有其事。

韩国对占卜也非常重视。 早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国家就设有专门的占卜官(称为 “日者 ”或 “日官 ”)。 其占卜的内容五花八门 :有天象 、灾异 、星象 、动物 、植物 、梦 、相貌 、游戏、比赛、生辰八字……几乎无所不包。 在长期的“风水”占卜中,形成了各种禁忌和说教,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仪式当中。 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先要向“风水师”询问,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建房屋的运数,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运气,就换以别人名义建房,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进行买卖交易。 这些程序及要求,其实极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契约精神。

四、“风水”文化差异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中日韩“风水”系出同源,但三国的“风水”文化迥然有别呢?我把这种“风水”文化上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环境①的不同。试想:韩国和日本,一个生活在半岛上,好像始终站在悬崖边上;一个生活在岛屿上,总像颠簸于汪洋的海上,积渐所致,养成两国国民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心理。 相比起来,日本多地震,多暴风,少资源,不安全感尤甚。 时空感受的局促与生存环境的压抑,养成韩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听天信命的思想意识,加重了他们对“风水”的信仰程度。

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缺乏整体感,鲜少安全感,而频繁发作的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使原本就极端忧虑的民众心理,变本加厉为万分恐惧的社会心理。 不难想见,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最容易产生生命“无常”之感。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因素,时常让日本国民萌生孤独无助之感,长久压抑之下,喟叹无常之余,他们往往会祭起“风水”这面大旗,以天地作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此外,日本的“风水”文化深受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神教)的影响。周作人有一番话,用以揭示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它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 ”[ 18]

我想这段评述同样适用于日本的“风水”文化。 日本的“风水”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这与日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 因为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从思维方式上分析,就是对事物特殊性的高度敏感与执着,感性大于理性,局部大于整体,这种倾向,自然也会反映到日本“风水”文化之中。①

韩国地处亚洲大陆东端,是将大陆文化传递到日本的桥梁,在中日韩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形成了介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中间的文化性质。 公元 4~5 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 尽管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也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因为韩国的儒教无处不在。但韩国人从不拘泥于儒教传统,他们对儒教思想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表现在“风水”思想中,既不十分激进,也不完全保守,往往取其中庸之道。“风水 ”文化所要传达的 ,是它背后厚重的生命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意识 。 “ 风水 ”文化所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诉求,是人们期望避凶趋吉的生命希冀。如果说,在山水林木的护卫下生活起居,是人们获得安全和温暖的最佳环境选择,那么我说,宗族血缘关系化解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弥漫于人际场中的另一类“风水”。 大家知道,韩国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几乎是族族有族谱,家家讲“风水”。 即便是企业,也是以家族经营为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家族。 这种由层层血缘关系凝聚成的血缘社会,自然更加讲究“风水”。 在韩国,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无论是七姑还是八姨,都会被纳入“风水”福泽的对象之中。 因而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中,人们极其愿意选择一处“风水宝地”,惠及自身、家人乃至家族中的人们。

五、结语

中日韩三国“风水”均根植于中国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源而异流,最终将被纳入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汇入东北亚传统文化主流之中。 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蕴含着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但三国“风水”文化的个性也极其鲜明:日本的“风水”文化中融入了佛教和神教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与密教的神秘气息和巫术仪式;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润在浓厚的功利氛围之中。 日本的“风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韩国的“风水”脚踏大地,现实功利。 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

“风水 ”是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 全球第一位 “ 风水 ” 学博士尹弘基先生曾撰文指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 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 19]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风水”一旦剥去被历史风尘裹上的层层神秘外衣,所折射出的科学光芒,会熠熠闪光,烛照千古。

在文章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不妨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所谓“堪舆”

者,实为吾国上古质朴之科学研究,托迹于生死孝道之际,穷究其地质之妙,与道家五岳真形图之旨,皆为别具肺肠,揭示地球物理之心得也。其学是否足为定论,遽难下一断语。然两千余年,囿之于埋葬之说,加之于妖妄之言,诚为大过矣。 若今之学者,能先尽自然科学之基础,融通人天哲学之理念,掘发古学之长,阐扬今学之妙,则堪舆之为说,亦大有可观矣。[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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