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
邓伟志 秦琴
摘要：本文通过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梳理,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把握,指出新制度主义范式中对制度的强调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探讨却似乎忽视了非正式制度这一块。于是,本文借用卡尔·波兰尼的理想类型划分来指出研究者们在运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时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互惠经济;新制度主义;市场转型
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学者们纷纷借用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进行学术探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革,其根本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社会的基本面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被学者们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个灵感源泉。其研究范式也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研究兴趣的增加以及原有旧的研究范式解释力的不足而发生了变化。
由于学者们要分析的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所以着重分析的是作为正式制度的这两种经济中社会分层机制的不同,而似乎忽略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梳理,及研究范式的把握,指出在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对互惠经济关注的不足,并由此提出作为互惠经济中重要概念的社会资本应该进入到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来。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提出
1. 新制度主义范式
在苏东和中国发生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是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极权主义范式无疑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德教授在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讨论了这一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他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 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impersonal) 、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1]
对于现代化范式,虽然学者们表述不一,但主题是一致的: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然而苏东和中国转型的现实并没有给这些理论范式以验证的机会,面对这些社会变迁,以上两种范式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但新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批判不仅仅是局限于旧范式的适应性问题,而在于一些基本假设的根本不同。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的产生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像全能主义范式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应该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其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和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1]
2.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新范式主要是弥补了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 世
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在社会科学中对新制度主义比较全面的理解来自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C.R. 泰勒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他们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这些意义架构指导人类的行动) 。它们把组织和文化两者间的分裂融合起来,把文化理解成为组织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态度,理解成为惯例、符号或认知的网络,为行动提供模板,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来指导人类的行为。这个定义推翻了传统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分裂,把文化也定义为一种制度。
[2] (P24) 把文化纳入制度分析框架,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的划分可见一斑。他认为人类经济生产方式不仅包括以价格和货币为中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横向联系的“市场经济”,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经济管理的“中央”指挥下的纵向网络,产品和生产盈余自下而上地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自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重新分配的“再分配经济”,还应该有一种“互惠经济”,其特征是,虽然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直接见面,但价格和货币并不是中介,代之而起的是信任和礼物,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对人类资源的配置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3. 对卡尔·波兰尼三种经济形态的分析
波兰尼划分的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中,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属于正式制度,而互惠经济属于非正式制度。是人类资源配置的三种主要类型。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内探讨有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利益群体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结构影响,因此理清这个框架是必要的。
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但其长期受市场——等级二分法的支配,只看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由此争论不休,遭到了社会学的批评。斯密是第一位明确阐明“供求法则”的人,但是人们却常常忘记了他还提供给社会学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19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指导意义:当现代社会彼此区分并且行动者追逐各自狭隘与特殊利益之时,是什么或哪些社会力量把他们聚在一起? 他的答案是:当理性的行动者在公开和自由的市场里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出现了道德的和符号的力量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3] (P258) 互惠经济描述的就是这第二只“看不见的手”。
总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和作为正式制度的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并非两张皮,互不相干,作为不同的制度形式,它们包含不同的刺激和制约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定的选择参数。每种形式的构成要素在每个社会中不同层次上并存[4] 。
由此,我们说新制度主义范式对制度的关注应该既包括A 区又包括B 区,也就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存,并且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但基于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却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二、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
普遍认为科尔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由此将“制度机制”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而社会学领域中,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的探讨则开始于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 Szelenye) 及美国社会学家维克多·尼(VictorNee) 等人的市场转型研究之中。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elites) 转换问题。
1.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吵
社会主义是一个再分配经济,并有其一套独特的与再分配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是撒列尼对比较分层研究的贡献。在撒列尼的启发下,维克多·尼借用波兰尼的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的两种理想类型,对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他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因此,在最初研究中,基本都肯定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之后的几年中,维克托·尼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但1989 年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维克多·尼,1991,1992,1996 ) 。无
论撒列尼还是维克多·尼,都坚持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非干部) 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
如下图所示: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持相反的观点: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的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金欧伊JCOi,1989; 苏珊·雪克S)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1) 由于再分配体制内部筛选干部的标准在发生着变化,政治上的忠诚不再是惟一要求,教育水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安德鲁·沃尔德A·Walder,1995; 布劳P M.Balu&Ruan,1990; 撒列尼,1987)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因教育程度较高而适应了市场机制的要求成为收益群体。(2) 政治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运作的规律及其漏洞,并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在向市场转变过程中会以“政治资本”(斯坦尼斯基Staniszkis,1991) 的形式产生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干部可以利用市场化过程中各种政策法律漏洞及国家财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其据为己有。退一步来说,这种“政治资本”也可以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金欧伊,1989;罗纳塔斯,1991) [5] 。
对于市场转型中的“平等化效应”,撒列尼和维克多·尼认为不平等的缩小是市场渗入(marketpenetration ) 的结果。他们认为当社会主义经济还处于主导的经济时,市场就具有平等化的效应。而当市场持续渗入时,市场就会扩大不平等。这时的再分配就可以起到减小不平等的作用,罗纳·塔斯称之为补偿性优势假设。他们进一步指出,市场和再分配并不内在地产生平等或不平等的结果。这种结果依赖于它们所处的广泛的宏观制度设置。
边燕杰和罗根在对中国天津1978 年到1993 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共产党的地位没有动摇,因此保持了政治权力在控制社会方面涵义不变,二是城市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因为截至1993 年,单位仍然是控制经济资源的关键部门,单位仍然是再分配的代理人。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他们1977 年以后的平等化是国家再分配为了保持市场改革的顺利进行而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而后来不平等有所扩大则要归因于市场渗入。而孙立平则在《权力与市场的双动力》(2001) 一文中认为,中国在短短的15年内,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有所拉大,就是因为再分配权力和市场形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合力,都对不平等起了推动作用。
2. 理论视角的转换: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对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学者们对研究范式的把握,和研究环境的差异。
从以上市场转型观点的梳理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虽然制度因素成为影响市场转型过程中利益群体以及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学者们大都是在市场规则和再分配体制这两种宏观正式制度的框架内论述着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只关注了上图中的A 区。孙立平教授将此界定为“自上而下”的视角。
他认为“市场转型”理论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结构、组织、精英转变的过程,但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境遇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却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而中国自90 年代以来在资源重新分割的基本格局之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这个底层社会主要是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构成的。这个底层社会,既是市场转型的产物,也是影响市场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6] 。因此,对底层社会的关注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是不能忽视的。这将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复杂性的理解。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用一种称之为“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社会现象,以更大程度地接迎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在涉及到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具体分析时,他更强调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
无疑,孙立平教授的观点弥补了市场转型争论中只关注宏观结构的缺陷,但是,新制度主义范式要求分析不仅要能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中独特的制度安排,而且能将从属群体、社会网络、民众文化等诸多非正式因素作为其重要的范畴纳入到研究视野的中心,也就是说上图中B 区也应该进入到市场转型研究者的视野中。本文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仍然没有能够关涉到这一点。
而且,有关市场转型的讨论在方法论上陷入到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划分的困境之中。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内在地承认这种二元划分。两种视角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正式制度的平面内探讨结构和行动的问题,“自上而下”注重宏观结构的作用,“自下而上”则认为微观行动更真实,结构和行动的交织作用似乎更为合理地展示了实践的理性,但依旧无法超越这种二元划分。
本文认为只有找回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这一市场转型理论中所缺失的工具,才能更加完整地从一种立体的角度来阐释市场转型。
三、寻找互惠经济:一种网络的视角
互惠经济是卡尔·波兰尼著名的理想类型概念,它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它不涉及讨价还价;它也不同于再分配经济,在再分配经济中资源的运动模式遵循集中制,即物资与劳务流入流出于一个中心点,互惠经济是以文化和习俗为基础,建立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一种平衡的交换[7]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和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两种正式制度相并行的;作为一种方法论起点,它走出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困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它是对地位结构观的超越。是市场转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
1.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制度是多人世界的行为规则,是“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8] ,它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构成[8]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如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它们是具有一定强制力,是突现在外的制度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组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
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能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际上,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8] 。
因此,不考虑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有关市场转型的讨论是片面的和不完善的,它和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相并行,是不可或缺的,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2. 对结构——行动二元划分的超越
超越“结构——行动”的二元划分是80 年代以后社会学家们努力的方向,而市场转型的研究却似乎又陷入了这一困境。吉登斯的结构的二元性告诉我们结构主义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或是人们反思、监督、定义和决策的能力。在宏观结构主义中,社会结构只要求行动者各尽其责就够了。但结构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并不把人变成机器人或者愚人。结构既为人的制约,同时也在人们利用这种结构时再生产出这种结构。结构内在于互动者的日常生活中并由这些日常生活再生产。
实践层面上,个人和结构具有吉登斯所说的二元性,那如何在理论上用一个基本概念去替代具有结构主义特色的“结构”一词呢? 吉登斯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定义,就是把社会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来完成的。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行动者在时空中维持和再生产出结构[9] (P152) 。很显然吉登斯的概念仍具有结构主义的意味。而互惠经济中网络的视角则完全去掉了结构主义的影子。由于把结构内在于互动之中,并为后者所创造,同时也限制着互动,宏观和微观分析的二分法消失了[10] 。这正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所存在的缺陷。同时,也是对市场转型分析中明显体现出的地位结构观的超越。
3. 网络结构观
从上文中有关市场转型的讨论中来看,无论是“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产”,以及不平等的产生机制,都是围绕位置特征来阐释的,换句话说,就是拥有某种位置是获得精英阶层地位的必要条件。比如撒列尼和维克多·倪持精英循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体制有利于共产党的干部,而市场规则的涉入则有利于下层民众,也就是说,由于占据的位置的不同,不同的体制会使不同的群体受益。精英再生产观点的支持者也基于这一前提假设,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制度结构对不同的位置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地位结构观。但让人困惑的是:是否不占据进入精英阶层所需要的位置,就一定不能成长成为精英呢? 网络结构观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
网络结构观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个体既能从结构(联系) 中摄取资源,又要受制于结构(联系) 。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关注人们在其社会网络中和他人发生什么样的联系,不论你是“干部”还是“直接生产者”,只要你和有利于你成长为精英的他人有着某种联系,就有利于你成长为精英。也就是说,起关键作用的是网络中资源的多寡以及质量的优劣,这与地位结构观将一切都归结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观点是不同的。
网络结构观构成了互惠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作为一种建立在信任、义务以及习俗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形式,它强调人们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对资源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它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处于其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必然受社会网络的影响。它更多关注的是在网络中摄取资源的能力以及遵循“人情法则”对于精英的形成和不平等的作用。比如说虽然占据着“非精英”的不利位置,但通过与精英的密切关系,仍然可以获得某种资源成长为精英。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正式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着精英的转换和社会分层机制,但互惠经济提供给我们的网络的视角告诉我们网络资源的多少,以及获取网络资源能力的大小也是影响精英形成和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重视关系的国度更是如此。林南将这种网络中接触到的资源称为社会资本(Lin 1995, Flap 1996, Tardos 1996, Burt 1997, Portes1998 ) 。这个概念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立体的考察市场转型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 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J]. 战略与管理.1997. (5) .
[2]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 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曹荣湘.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 上海:三联书店.2003.
[5] 宋时歌.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换过程中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J]. 社会学研究.1998. (3) .
[6] 何晓斌. 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发展. 社会[J].2002. (12) .
[7] 边燕杰.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8] 王廷惠. 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J]. 开放时代.2002. (3) .
[9] 何梦笔. 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动方式[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0]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谢建社)
作者简介:邓伟志(1938- ) ,男,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秦琴(1974- ) ,女,湖北鄂州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2期， 2004年3月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
邓伟志 秦琴
摘要：本文通过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梳理,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把握,指出新制度主义范式中对制度的强调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探讨却似乎忽视了非正式制度这一块。于是,本文借用卡尔·波兰尼的理想类型划分来指出研究者们在运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时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互惠经济;新制度主义;市场转型
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学者们纷纷借用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进行学术探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革,其根本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社会的基本面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被学者们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个灵感源泉。其研究范式也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研究兴趣的增加以及原有旧的研究范式解释力的不足而发生了变化。
由于学者们要分析的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所以着重分析的是作为正式制度的这两种经济中社会分层机制的不同,而似乎忽略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梳理,及研究范式的把握,指出在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对互惠经济关注的不足,并由此提出作为互惠经济中重要概念的社会资本应该进入到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来。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提出
1. 新制度主义范式
在苏东和中国发生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是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极权主义范式无疑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德教授在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讨论了这一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他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 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impersonal) 、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1]
对于现代化范式,虽然学者们表述不一,但主题是一致的: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然而苏东和中国转型的现实并没有给这些理论范式以验证的机会,面对这些社会变迁,以上两种范式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但新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批判不仅仅是局限于旧范式的适应性问题,而在于一些基本假设的根本不同。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的产生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像全能主义范式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应该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其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和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1]
2.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新范式主要是弥补了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 世
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在社会科学中对新制度主义比较全面的理解来自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C.R. 泰勒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他们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这些意义架构指导人类的行动) 。它们把组织和文化两者间的分裂融合起来,把文化理解成为组织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态度,理解成为惯例、符号或认知的网络,为行动提供模板,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来指导人类的行为。这个定义推翻了传统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分裂,把文化也定义为一种制度。
[2] (P24) 把文化纳入制度分析框架,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的划分可见一斑。他认为人类经济生产方式不仅包括以价格和货币为中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横向联系的“市场经济”,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经济管理的“中央”指挥下的纵向网络,产品和生产盈余自下而上地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自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重新分配的“再分配经济”,还应该有一种“互惠经济”,其特征是,虽然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直接见面,但价格和货币并不是中介,代之而起的是信任和礼物,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对人类资源的配置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3. 对卡尔·波兰尼三种经济形态的分析
波兰尼划分的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中,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属于正式制度,而互惠经济属于非正式制度。是人类资源配置的三种主要类型。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内探讨有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利益群体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结构影响,因此理清这个框架是必要的。
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但其长期受市场——等级二分法的支配,只看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由此争论不休,遭到了社会学的批评。斯密是第一位明确阐明“供求法则”的人,但是人们却常常忘记了他还提供给社会学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19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指导意义:当现代社会彼此区分并且行动者追逐各自狭隘与特殊利益之时,是什么或哪些社会力量把他们聚在一起? 他的答案是:当理性的行动者在公开和自由的市场里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出现了道德的和符号的力量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3] (P258) 互惠经济描述的就是这第二只“看不见的手”。
总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和作为正式制度的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并非两张皮,互不相干,作为不同的制度形式,它们包含不同的刺激和制约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定的选择参数。每种形式的构成要素在每个社会中不同层次上并存[4] 。
由此,我们说新制度主义范式对制度的关注应该既包括A 区又包括B 区,也就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存,并且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但基于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却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二、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
普遍认为科尔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由此将“制度机制”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而社会学领域中,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的探讨则开始于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 Szelenye) 及美国社会学家维克多·尼(VictorNee) 等人的市场转型研究之中。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elites) 转换问题。
1.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吵
社会主义是一个再分配经济,并有其一套独特的与再分配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是撒列尼对比较分层研究的贡献。在撒列尼的启发下,维克多·尼借用波兰尼的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的两种理想类型,对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他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因此,在最初研究中,基本都肯定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之后的几年中,维克托·尼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但1989 年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维克多·尼,1991,1992,1996 ) 。无
论撒列尼还是维克多·尼,都坚持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非干部) 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
如下图所示: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持相反的观点: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的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金欧伊JCOi,1989; 苏珊·雪克S)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1) 由于再分配体制内部筛选干部的标准在发生着变化,政治上的忠诚不再是惟一要求,教育水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安德鲁·沃尔德A·Walder,1995; 布劳P M.Balu&Ruan,1990; 撒列尼,1987)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因教育程度较高而适应了市场机制的要求成为收益群体。(2) 政治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运作的规律及其漏洞,并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在向市场转变过程中会以“政治资本”(斯坦尼斯基Staniszkis,1991) 的形式产生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干部可以利用市场化过程中各种政策法律漏洞及国家财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其据为己有。退一步来说,这种“政治资本”也可以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金欧伊,1989;罗纳塔斯,1991) [5] 。
对于市场转型中的“平等化效应”,撒列尼和维克多·尼认为不平等的缩小是市场渗入(marketpenetration ) 的结果。他们认为当社会主义经济还处于主导的经济时,市场就具有平等化的效应。而当市场持续渗入时,市场就会扩大不平等。这时的再分配就可以起到减小不平等的作用,罗纳·塔斯称之为补偿性优势假设。他们进一步指出,市场和再分配并不内在地产生平等或不平等的结果。这种结果依赖于它们所处的广泛的宏观制度设置。
边燕杰和罗根在对中国天津1978 年到1993 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共产党的地位没有动摇,因此保持了政治权力在控制社会方面涵义不变,二是城市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因为截至1993 年,单位仍然是控制经济资源的关键部门,单位仍然是再分配的代理人。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他们1977 年以后的平等化是国家再分配为了保持市场改革的顺利进行而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而后来不平等有所扩大则要归因于市场渗入。而孙立平则在《权力与市场的双动力》(2001) 一文中认为,中国在短短的15年内,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有所拉大,就是因为再分配权力和市场形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合力,都对不平等起了推动作用。
2. 理论视角的转换: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对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学者们对研究范式的把握,和研究环境的差异。
从以上市场转型观点的梳理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虽然制度因素成为影响市场转型过程中利益群体以及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学者们大都是在市场规则和再分配体制这两种宏观正式制度的框架内论述着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只关注了上图中的A 区。孙立平教授将此界定为“自上而下”的视角。
他认为“市场转型”理论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结构、组织、精英转变的过程,但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境遇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却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而中国自90 年代以来在资源重新分割的基本格局之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这个底层社会主要是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构成的。这个底层社会,既是市场转型的产物,也是影响市场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6] 。因此,对底层社会的关注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是不能忽视的。这将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复杂性的理解。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用一种称之为“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社会现象,以更大程度地接迎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在涉及到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具体分析时,他更强调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
无疑,孙立平教授的观点弥补了市场转型争论中只关注宏观结构的缺陷,但是,新制度主义范式要求分析不仅要能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中独特的制度安排,而且能将从属群体、社会网络、民众文化等诸多非正式因素作为其重要的范畴纳入到研究视野的中心,也就是说上图中B 区也应该进入到市场转型研究者的视野中。本文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仍然没有能够关涉到这一点。
而且,有关市场转型的讨论在方法论上陷入到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划分的困境之中。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内在地承认这种二元划分。两种视角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正式制度的平面内探讨结构和行动的问题,“自上而下”注重宏观结构的作用,“自下而上”则认为微观行动更真实,结构和行动的交织作用似乎更为合理地展示了实践的理性,但依旧无法超越这种二元划分。
本文认为只有找回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这一市场转型理论中所缺失的工具,才能更加完整地从一种立体的角度来阐释市场转型。
三、寻找互惠经济:一种网络的视角
互惠经济是卡尔·波兰尼著名的理想类型概念,它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它不涉及讨价还价;它也不同于再分配经济,在再分配经济中资源的运动模式遵循集中制,即物资与劳务流入流出于一个中心点,互惠经济是以文化和习俗为基础,建立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一种平衡的交换[7]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是和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两种正式制度相并行的;作为一种方法论起点,它走出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困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它是对地位结构观的超越。是市场转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
1.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制度是多人世界的行为规则,是“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8] ,它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构成[8]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如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它们是具有一定强制力,是突现在外的制度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组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
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能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际上,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8] 。
因此,不考虑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有关市场转型的讨论是片面的和不完善的,它和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相并行,是不可或缺的,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2. 对结构——行动二元划分的超越
超越“结构——行动”的二元划分是80 年代以后社会学家们努力的方向,而市场转型的研究却似乎又陷入了这一困境。吉登斯的结构的二元性告诉我们结构主义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或是人们反思、监督、定义和决策的能力。在宏观结构主义中,社会结构只要求行动者各尽其责就够了。但结构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并不把人变成机器人或者愚人。结构既为人的制约,同时也在人们利用这种结构时再生产出这种结构。结构内在于互动者的日常生活中并由这些日常生活再生产。
实践层面上,个人和结构具有吉登斯所说的二元性,那如何在理论上用一个基本概念去替代具有结构主义特色的“结构”一词呢? 吉登斯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定义,就是把社会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来完成的。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行动者在时空中维持和再生产出结构[9] (P152) 。很显然吉登斯的概念仍具有结构主义的意味。而互惠经济中网络的视角则完全去掉了结构主义的影子。由于把结构内在于互动之中,并为后者所创造,同时也限制着互动,宏观和微观分析的二分法消失了[10] 。这正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所存在的缺陷。同时,也是对市场转型分析中明显体现出的地位结构观的超越。
3. 网络结构观
从上文中有关市场转型的讨论中来看,无论是“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产”,以及不平等的产生机制,都是围绕位置特征来阐释的,换句话说,就是拥有某种位置是获得精英阶层地位的必要条件。比如撒列尼和维克多·倪持精英循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体制有利于共产党的干部,而市场规则的涉入则有利于下层民众,也就是说,由于占据的位置的不同,不同的体制会使不同的群体受益。精英再生产观点的支持者也基于这一前提假设,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制度结构对不同的位置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地位结构观。但让人困惑的是:是否不占据进入精英阶层所需要的位置,就一定不能成长成为精英呢? 网络结构观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
网络结构观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个体既能从结构(联系) 中摄取资源,又要受制于结构(联系) 。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关注人们在其社会网络中和他人发生什么样的联系,不论你是“干部”还是“直接生产者”,只要你和有利于你成长为精英的他人有着某种联系,就有利于你成长为精英。也就是说,起关键作用的是网络中资源的多寡以及质量的优劣,这与地位结构观将一切都归结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观点是不同的。
网络结构观构成了互惠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作为一种建立在信任、义务以及习俗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形式,它强调人们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对资源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它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处于其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必然受社会网络的影响。它更多关注的是在网络中摄取资源的能力以及遵循“人情法则”对于精英的形成和不平等的作用。比如说虽然占据着“非精英”的不利位置,但通过与精英的密切关系,仍然可以获得某种资源成长为精英。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正式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着精英的转换和社会分层机制,但互惠经济提供给我们的网络的视角告诉我们网络资源的多少,以及获取网络资源能力的大小也是影响精英形成和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重视关系的国度更是如此。林南将这种网络中接触到的资源称为社会资本(Lin 1995, Flap 1996, Tardos 1996, Burt 1997, Portes1998 ) 。这个概念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立体的考察市场转型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 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J]. 战略与管理.1997. (5) .
[2]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 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曹荣湘.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 上海:三联书店.2003.
[5] 宋时歌.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换过程中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J]. 社会学研究.1998. (3) .
[6] 何晓斌. 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发展. 社会[J].2002. (12) .
[7] 边燕杰.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8] 王廷惠. 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J]. 开放时代.2002. (3) .
[9] 何梦笔. 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动方式[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0]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谢建社)
作者简介:邓伟志(1938- ) ,男,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秦琴(1974- ) ,女,湖北鄂州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2期， 2004年3月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