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句话叫作如履薄冰，就是在一块薄冰上走着总怕掉下去，不是你掉下去，而是你把病诊在治错了。
1917年除夕，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富庶之家；这一年，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
祖父吴凤梧出身贫寒，他立下了“艰苦奋斗、努力向上”的家训。吴凤梧生有三子，吴阶平的父亲吴镜仪排行老二，后改名为吴敬仪。
吴阶平的父亲是传统的老知识分子，也是个很愿意吸收新鲜事物的人。
晚清政府走向灭亡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茫然西行。西方的争自由、讲民主、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新思潮向中国汹涌而至，从而改变了吴家三兄弟的人生方向。老大走上了经营之道，老三当上了政界领导宋子文的高级秘书，老二吴敬仪则向实业发展。
吴敬仪广泛吸收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势力，对吴阶平影响很大。
虽处动荡年代，吴敬仪却能顺应潮流正派做人，人际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
吴阶平说，父亲强调团结、强调思考、强调认真负责和强调教育的四大法则伴随了自己一生。而让吴阶平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独出心裁的处世哲学，他主张慈父严母，他不断将自己的处世哲学和科学做事的方法教给儿女。因此，吴阶平自小就懂得怎样与人相处会更加友好和谐，怎样科学做事才事半功倍。
吴敬仪是一个工厂经理，当年虽然国家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但没人敢去做，
怕赔本。但他第一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效率不但没降低反而提高了；他一辈子推崇人和人之间要和谐，并将这些道理告诫自己的孩子。
吴阶平少年时就继承了父亲既科学又别出心裁的思维方式。有同伴曾言及“少不看三国”，吴阶平却说“三国演义是一本介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好书，应该多看”。从此，更得父亲鼓励。
吴阶平在几十口亲人和睦相处的大家庭中度过了幼年时代，令吴阶平最为欣然的是家族中有30多人从医。吴阶平说，这是崇尚和谐给吴氏家族带来的兴旺。
当时协和在我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医学院，协和主张学生理论课要少，实际操作要多。国外一个生物学家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939年，在吴阶平患肾结核被摘掉一个肾的治疗期间，主刀医生谢元甫教授引领吴阶平进入泌尿外科的临床实践，他把现代泌尿外科之父休，杨签赠的《泌尿外科学》等医学宝典送给了吴阶平。
吴阶平在医学上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两位卓越的导师。1942年，吴阶平毕业于中国最高医学学府一北京协和医学院，初显出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式的“有准备的头脑”。当时在中央医院任职的谢元甫教授毫不犹豫地将高材生吴阶平带在身边，和善耐心大智若愚的谢教授不但是吴阶平临床生涯的启蒙导师，还是将吴阶平推荐给美国人哈金斯的伯乐。如果不是谢教授举荐，或许日后吴阶平的“发现与辩异”之功，就不会像哈金斯那样神奇。(图1)
1947年，在谢元甫教授安排下，吴阶平与师兄虞松庭同赴美国，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哈金斯是第一个把定量化学带进医学领域，第一次在狗的膀胱中发现结缔组织细胞转化为骨，尤其对重大科研线索具有极强的特殊发现能力，奠定了人类癌内分泌学的医学奇人。
哈金斯热心搞研究，不喜欢搞临床。
吴阶平被安排在哈金斯秘书办公室，哈金斯很喜欢这个帅气又勤奋的中国青年。吴阶平跟随哈金斯进入了一次次神秘而惊喜的发现之旅。此间他将父亲的“四大法则”，将谢教授的临床发现问题的有效办法，全部结合到哈金斯对他的教学中。而如何思考和观察、发现和总结、团结和宽怀等特质，则是吴阶平擅长、向往的。
跟随哈金斯一年多，经“发现与辩异”神功的传承和磨砺，30岁的吴阶平如虎添翼。哈金斯越来越喜欢这个像他一样善于发现、性情和善的中国学生，主动提出要吴阶平留在美国，和他共闯医学禁区，一起向诺贝尔医学奖进军。(图2)
哈金斯想留下吴阶平，是因为他看到吴阶平能够替他做好临床工作，他还非常欣赏吴阶平的工作效率，曾半开玩笑地对吴阶平说，你有几只手啊?哈金斯为吴阶平准备了所有好的条件，但吴阶平坚决要回国。
吴阶平说，我不愿做美籍华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热爱祖国，我愿回来。
1948年，吴阶平拜别了导师哈金斯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梦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一个伟大的梦想开始激情涌动。
30年后，吴阶平访问美国，与导师哈金斯热泪重逢。1995年哈金斯在美国芝加哥告别人世，享年94岁。201 1年吴阶平在中国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两人都在94岁时谢幕人生，这一巧合为本就耀眼的师生之缘投射了一抹更加神奇的光影。(图3)
吴阶平的第二次转折是他从芝加哥回国之后。这次转折不仅给吴阶平带来了医学的突飞猛进，还带来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变和确立。如果说是父亲、谢元甫、哈金斯三位长辈相继为30岁之前的吴阶平打下了坚实的大业基石，那么30岁之后的吴阶平则是以自己的行医准则，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医学生涯，并传承给了后生晚辈。这个准则有一个令人肃然颤栗的名词――“如履薄冰”。
60年的行医生涯，吴阶平不但每一次诊治研究，都如履薄冰般地对待，还总是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职业波涛。
1949年，吴阶平掀起第一次职业浪潮，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某病房多放了3张病床，专门治疗泌尿外科病人，由此成为中国泌尿外科专科起步的标志。由于泌尿患者太多，吴阶平终于明了自己的梦想，是想建立一座设备齐全、病房更多的中国泌尿外科研治基地。
1949年，吴阶平受到北京市长彭真接见后发现，自己的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似乎有很大差别。那时的主要目标是，要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当听完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后，吴阶平开始全面审视并寻找家族及自身与当时国家提倡的民主共和精神之间的差距。他甚至对完全崇拜的父亲也有了新的认识，对父亲顽固的封建思想和做法不再赞同和服从。种种转变使吴阶平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3年，吴阶平掀起了生命中第二次职业浪潮。这次浪潮，吴阶平强烈显现出导师哈金斯赋予的“发现与辩异”神功。
20世纪50年代，结核病很多，其中肾结核最常见，患者往往死于肾功能衰竭。如果两肾都得了肾结核，将无法制止肾功能衰竭；过去认为只要得了肾结核，双肾一定都有结核，而吴阶平在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侧是结核，另一侧可能不是结核而是积水。他通过几百个病例分析，发现对侧是积水的病例要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这一发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个理论提出并在国外发表，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1954年，一个典型的疑难患者让吴阶平面临两大难题：一，必须否定苏联专家的诊断；二，是采用西医还是中医治疗，怎样才能证实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
1954年，一个老同志在北京医院住院。医院的苏联专家彼德罗瓦发现病人血尿，并说左右肾都有疑似癌细胞，建议做手术。医院比较慎重，组织会诊，请吴老去了。吴阶平说，如果两个肾都有癌细胞，两个肾都做手术，人不就死了。他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主张先留医观察。后来，吴阶平用中医的排石汤为病人排出了一个结石，证明苏联专家的诊断是错误的。
有意思的是，还是这个病人，1987年时发现他的一个肾有问题。而上次和这次，吴阶平采取的同是“发现与辩异”办法。其实这种办法最常见，但很多医生不善于运用。
这次是在协和医院诊断的，后来又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两个医院都认为是瘤，但良性、恶性不肯定，请吴老去会诊，吴老建议先把两个医院的检查结果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差异，先不要贸然做手术。医院、病人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次会诊后，经吴阶平建议，把瘤做掉了，效果很好。这个同志现在还在。已94岁了。
吴阶平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就，还光荣入了党。吴阶平对老友董炳坤说，宣誓时我激动得哭了，暗自发誓：今后我更要坚定地遵循父亲、谢元甫、哈金斯3位导师的教诲，如履薄冰般对待每一位患者，因为每个生命都值得珍惜。
吴阶平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思考。比如，像阑尾炎这样的一般性手术，有的医生从实习时就开始做，但不管做了多少，还是那个水平。而吴阶平不同，他在实践中发现：有的阑尾炎症状很重，但做起来简单；有的没有症状，但里面却很复杂。他觉得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考虑。他喜欢问为什么，从问题中找到了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思考和发现”，其价值取决于它的结论是否被实践应用。自古以来，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在“发现”与“应用”中铸就传奇。如果说，1954年否定苏联专家的诊断，让那个历经两次生死的患者至今还活着的幸运，是吴阶平职业生命大放异彩的第一次传奇，那么后来就肾上腺外科课题所呈现的确定性研究成果，则是吴阶平所奠定的他在世界肾病学领域特殊地位的又一个传奇。
1960年，吴阶平遇到一例临床诊断为“嗜铬细胞瘤”的病人，但手术中却未发现肿瘤。吴阶平在病人的肾两侧取下病理标本，并采取“辩异”手法进行仔细研究，结论为“嗜铬细胞瘤样增生”，而这个说法在世界医学界从未听过。以后多年，吴阶平又陆续从多个病例中得到了证实。1975年，吴阶平的“单纯性肾上腺髓质增生”病理报告，发表在美国最权威医学杂志《美国泌尿外科年刊》上，报告得到了国际权威专家的认证，结论为“在逻辑上使肾上腺内分泌学完整了”。此后，吴阶平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内分泌学学会成员，中国卫生部为他颁发了科技成果甲等奖。从此，吴阶平更加繁忙，他奔忙于研究、教学、管理及种种社会活动之间。
吴阶平对周恩来总理的学识、风范、气度印象极为深刻。一次，他在中南海见到总理后请教，“您报告中提到的，业务实践也能提高人的思想，我还没什么体会”。总理问他现在业务上都做些什么?吴阶平回答说一直在研究结核病，随后又向总理详细汇报了肾结核研究成果，每年可挽救数千人的生命。总理又问，你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研究工作的吗?吴阶平说，不是的，过去的研究都是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总理大笑地说，其实你已经体会到了业务也能提高人的思想，只是没察觉到。吴阶平的谦逊、专业及善于学习思考的特质，让总理很欣赏。不久，吴阶平被调进中南海任中央保健组组长，不但给中央领导看病，还为外国元首诊治。(图4)
吴阶平说，所谓保健就是长期负责人的健康保护医疗、诊治工作。我被周总理多次派往国外，时间较长的一次是到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有病，他也相信中医。我们医疗组中医西医都有，我是组长，责任很大，这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仅是给总统治病，也是为两国友好打基础。最终的治疗效果还不错。
1972年5月19日，吴阶平觉得天崩地陷，他和熊汝城、虞松庭等中国泌尿科权威专家一起确诊，总理已患晚期膀胱癌。
吴阶平说，我们检查总理的尿时发现有癌细胞，后确诊为膀胱癌。得到中央批准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汇报，总理说得很明确，就是不要影响工作，他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到了1974年底，总理病情比较复杂了，因为不仅是一个地方有肿瘤。
吴阶平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最信赖的医生，他为总理精心设计的多套治疗方案，不知为何全被否定，而又没有更好的方案遏制总理日趋严重的病情。心急如焚的吴阶平悄然落泪，每天都向邓大姐汇报总理病情。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又有太多因素干扰，中央指示，总理的手术要分检查与治疗“两步走”。可谁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中央才满意?吴阶平费尽思考后向邓大姐提出，手术中他能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检查与治疗两步并作一步走。邓大姐同意了。由此，手术得以成功，总理病情得到控制，又投入到繁忙的国事之中。毛主席派秘书打来电话说，吴医生两步并做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和医护人员。由于患晚期癌症，1976年1月8日，总理与世长辞。让吴阶平永生难忘的是总理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
吴阶平说，周总理临终最后一句话是跟我说的，他说，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就在那种时候，总理想的还是别人。
此后多年，一想起总理最后的这几句话，吴阶平的心依然隐痛，在他的心中，总理是一座不可复制的丰碑。
吴阶平的工作作风、思路，有很多地方带有总理的影子。比如，总理要求严格；吴阶平考虑问题的周到、细致，解决问题的果断，好像总理处事的风格。
20世纪60年代，手术室环境和病人管理比较落后，记得有一次吴老和手下的医生一起做一个肾切除手术，那个医生忘了带X光片，在病人摆好体位即将开刀的一霎那，吴老问为什么不把x光片挂在看片灯上，当时那个医生觉得非常惭愧，马上找来X光片摆好。吴老说，这是对病人高度负责，如果没有片子，甚至会切错肾脏。
吴阶平虽然是泌尿专科医生，但他对医学领域的医疗、教学、研究、预防、及中医、西医的活动都涉及。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溘然长逝。吴阶平接到了保护毛主席遗体的任务，从全国调来的70多位专家各抒己见，吴阶平总结，最后决定采取化学方法及物理、光学、机械方法综合措施，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3人带班。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最终填补了我国可瞻仰遗体保存的空白，圆满完成了中央“只许成功”的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起，吴阶平不仅在医学领域如履薄冰地奉献
着，而且始终践行着入党宣言，为促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大业付出了毕生的热情和心血。(图5)
吴阶平说，多党合作是我国民主政治中重要的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这项制度一定要也必定能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随着时代前进和形势的发展，多党合作要遇到新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下，多党合作一定会日趋完善。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加切实有效的发展。
吴阶平波澜壮阔的生命航程中最悲壮的，莫过于在他谢幕人生之际还揪心于那个毕生难舍的梦想。从未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吴阶平，忽然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庞大而特殊的要求。一生中最后一个愿望：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和世界接轨的泌尿外科医学中心。
吴阶平与共和国一道走过了60个春秋的这个愿望即将实现，所有人都期待着吴老能来剪彩。而工程后期，94岁高龄的吴老，病情突然恶化并多次病危。
在医学中心建设过程中，甚至在病重的情况下，吴老时刻都在关心工程进展情况。当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程取得很好的进展，并把工程的照片给他看时，他非常高兴。
吴老既是科学家、教育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他始终不忘人民疾苦，努力为人民工作。吴老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但他不失原则；为人忠厚、坦诚。
谁都知道医学中心是吴老毕生行医的最终寄托，谁都知道他心里惦记的依然是那些需要最好治疗条件的患者，于是，最大程度地加快了工程的进度。弥留之际，吴老却一直不肯合眼，他在静心等待梦想落成的时刻。2011年3月1日，“北京大学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正式成立，3月2日，大国医吴阶平安然合上了那双梦幻了60年的眼睛，走完了他因职业而如履薄冰、而和谐灿烂、而悠远辽阔的一生。(图6)(图7)
“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正式建成了，医学中心的硬件、软件都非常好，这对继承吴老的事业，发扬吴老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泌尿外科医生，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希望在北京泌尿外科中心的基础上，在祖国南方、西北搞一些分中心，把泌尿外科的力量、设备集中起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这将是对吴老最好的纪念。
我们有一句话叫作如履薄冰，就是在一块薄冰上走着总怕掉下去，不是你掉下去，而是你把病诊在治错了。
1917年除夕，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富庶之家；这一年，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
祖父吴凤梧出身贫寒，他立下了“艰苦奋斗、努力向上”的家训。吴凤梧生有三子，吴阶平的父亲吴镜仪排行老二，后改名为吴敬仪。
吴阶平的父亲是传统的老知识分子，也是个很愿意吸收新鲜事物的人。
晚清政府走向灭亡之际，许多知识分子茫然西行。西方的争自由、讲民主、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新思潮向中国汹涌而至，从而改变了吴家三兄弟的人生方向。老大走上了经营之道，老三当上了政界领导宋子文的高级秘书，老二吴敬仪则向实业发展。
吴敬仪广泛吸收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势力，对吴阶平影响很大。
虽处动荡年代，吴敬仪却能顺应潮流正派做人，人际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
吴阶平说，父亲强调团结、强调思考、强调认真负责和强调教育的四大法则伴随了自己一生。而让吴阶平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独出心裁的处世哲学，他主张慈父严母，他不断将自己的处世哲学和科学做事的方法教给儿女。因此，吴阶平自小就懂得怎样与人相处会更加友好和谐，怎样科学做事才事半功倍。
吴敬仪是一个工厂经理，当年虽然国家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但没人敢去做，
怕赔本。但他第一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效率不但没降低反而提高了；他一辈子推崇人和人之间要和谐，并将这些道理告诫自己的孩子。
吴阶平少年时就继承了父亲既科学又别出心裁的思维方式。有同伴曾言及“少不看三国”，吴阶平却说“三国演义是一本介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好书，应该多看”。从此，更得父亲鼓励。
吴阶平在几十口亲人和睦相处的大家庭中度过了幼年时代，令吴阶平最为欣然的是家族中有30多人从医。吴阶平说，这是崇尚和谐给吴氏家族带来的兴旺。
当时协和在我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医学院，协和主张学生理论课要少，实际操作要多。国外一个生物学家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939年，在吴阶平患肾结核被摘掉一个肾的治疗期间，主刀医生谢元甫教授引领吴阶平进入泌尿外科的临床实践，他把现代泌尿外科之父休，杨签赠的《泌尿外科学》等医学宝典送给了吴阶平。
吴阶平在医学上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两位卓越的导师。1942年，吴阶平毕业于中国最高医学学府一北京协和医学院，初显出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式的“有准备的头脑”。当时在中央医院任职的谢元甫教授毫不犹豫地将高材生吴阶平带在身边，和善耐心大智若愚的谢教授不但是吴阶平临床生涯的启蒙导师，还是将吴阶平推荐给美国人哈金斯的伯乐。如果不是谢教授举荐，或许日后吴阶平的“发现与辩异”之功，就不会像哈金斯那样神奇。(图1)
1947年，在谢元甫教授安排下，吴阶平与师兄虞松庭同赴美国，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哈金斯是第一个把定量化学带进医学领域，第一次在狗的膀胱中发现结缔组织细胞转化为骨，尤其对重大科研线索具有极强的特殊发现能力，奠定了人类癌内分泌学的医学奇人。
哈金斯热心搞研究，不喜欢搞临床。
吴阶平被安排在哈金斯秘书办公室，哈金斯很喜欢这个帅气又勤奋的中国青年。吴阶平跟随哈金斯进入了一次次神秘而惊喜的发现之旅。此间他将父亲的“四大法则”，将谢教授的临床发现问题的有效办法，全部结合到哈金斯对他的教学中。而如何思考和观察、发现和总结、团结和宽怀等特质，则是吴阶平擅长、向往的。
跟随哈金斯一年多，经“发现与辩异”神功的传承和磨砺，30岁的吴阶平如虎添翼。哈金斯越来越喜欢这个像他一样善于发现、性情和善的中国学生，主动提出要吴阶平留在美国，和他共闯医学禁区，一起向诺贝尔医学奖进军。(图2)
哈金斯想留下吴阶平，是因为他看到吴阶平能够替他做好临床工作，他还非常欣赏吴阶平的工作效率，曾半开玩笑地对吴阶平说，你有几只手啊?哈金斯为吴阶平准备了所有好的条件，但吴阶平坚决要回国。
吴阶平说，我不愿做美籍华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热爱祖国，我愿回来。
1948年，吴阶平拜别了导师哈金斯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梦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一个伟大的梦想开始激情涌动。
30年后，吴阶平访问美国，与导师哈金斯热泪重逢。1995年哈金斯在美国芝加哥告别人世，享年94岁。201 1年吴阶平在中国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两人都在94岁时谢幕人生，这一巧合为本就耀眼的师生之缘投射了一抹更加神奇的光影。(图3)
吴阶平的第二次转折是他从芝加哥回国之后。这次转折不仅给吴阶平带来了医学的突飞猛进，还带来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变和确立。如果说是父亲、谢元甫、哈金斯三位长辈相继为30岁之前的吴阶平打下了坚实的大业基石，那么30岁之后的吴阶平则是以自己的行医准则，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医学生涯，并传承给了后生晚辈。这个准则有一个令人肃然颤栗的名词――“如履薄冰”。
60年的行医生涯，吴阶平不但每一次诊治研究，都如履薄冰般地对待，还总是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职业波涛。
1949年，吴阶平掀起第一次职业浪潮，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某病房多放了3张病床，专门治疗泌尿外科病人，由此成为中国泌尿外科专科起步的标志。由于泌尿患者太多，吴阶平终于明了自己的梦想，是想建立一座设备齐全、病房更多的中国泌尿外科研治基地。
1949年，吴阶平受到北京市长彭真接见后发现，自己的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似乎有很大差别。那时的主要目标是，要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当听完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后，吴阶平开始全面审视并寻找家族及自身与当时国家提倡的民主共和精神之间的差距。他甚至对完全崇拜的父亲也有了新的认识，对父亲顽固的封建思想和做法不再赞同和服从。种种转变使吴阶平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3年，吴阶平掀起了生命中第二次职业浪潮。这次浪潮，吴阶平强烈显现出导师哈金斯赋予的“发现与辩异”神功。
20世纪50年代，结核病很多，其中肾结核最常见，患者往往死于肾功能衰竭。如果两肾都得了肾结核，将无法制止肾功能衰竭；过去认为只要得了肾结核，双肾一定都有结核，而吴阶平在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侧是结核，另一侧可能不是结核而是积水。他通过几百个病例分析，发现对侧是积水的病例要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这一发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个理论提出并在国外发表，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1954年，一个典型的疑难患者让吴阶平面临两大难题：一，必须否定苏联专家的诊断；二，是采用西医还是中医治疗，怎样才能证实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
1954年，一个老同志在北京医院住院。医院的苏联专家彼德罗瓦发现病人血尿，并说左右肾都有疑似癌细胞，建议做手术。医院比较慎重，组织会诊，请吴老去了。吴阶平说，如果两个肾都有癌细胞，两个肾都做手术，人不就死了。他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主张先留医观察。后来，吴阶平用中医的排石汤为病人排出了一个结石，证明苏联专家的诊断是错误的。
有意思的是，还是这个病人，1987年时发现他的一个肾有问题。而上次和这次，吴阶平采取的同是“发现与辩异”办法。其实这种办法最常见，但很多医生不善于运用。
这次是在协和医院诊断的，后来又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两个医院都认为是瘤，但良性、恶性不肯定，请吴老去会诊，吴老建议先把两个医院的检查结果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差异，先不要贸然做手术。医院、病人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次会诊后，经吴阶平建议，把瘤做掉了，效果很好。这个同志现在还在。已94岁了。
吴阶平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就，还光荣入了党。吴阶平对老友董炳坤说，宣誓时我激动得哭了，暗自发誓：今后我更要坚定地遵循父亲、谢元甫、哈金斯3位导师的教诲，如履薄冰般对待每一位患者，因为每个生命都值得珍惜。
吴阶平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思考。比如，像阑尾炎这样的一般性手术，有的医生从实习时就开始做，但不管做了多少，还是那个水平。而吴阶平不同，他在实践中发现：有的阑尾炎症状很重，但做起来简单；有的没有症状，但里面却很复杂。他觉得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考虑。他喜欢问为什么，从问题中找到了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思考和发现”，其价值取决于它的结论是否被实践应用。自古以来，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在“发现”与“应用”中铸就传奇。如果说，1954年否定苏联专家的诊断，让那个历经两次生死的患者至今还活着的幸运，是吴阶平职业生命大放异彩的第一次传奇，那么后来就肾上腺外科课题所呈现的确定性研究成果，则是吴阶平所奠定的他在世界肾病学领域特殊地位的又一个传奇。
1960年，吴阶平遇到一例临床诊断为“嗜铬细胞瘤”的病人，但手术中却未发现肿瘤。吴阶平在病人的肾两侧取下病理标本，并采取“辩异”手法进行仔细研究，结论为“嗜铬细胞瘤样增生”，而这个说法在世界医学界从未听过。以后多年，吴阶平又陆续从多个病例中得到了证实。1975年，吴阶平的“单纯性肾上腺髓质增生”病理报告，发表在美国最权威医学杂志《美国泌尿外科年刊》上，报告得到了国际权威专家的认证，结论为“在逻辑上使肾上腺内分泌学完整了”。此后，吴阶平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内分泌学学会成员，中国卫生部为他颁发了科技成果甲等奖。从此，吴阶平更加繁忙，他奔忙于研究、教学、管理及种种社会活动之间。
吴阶平对周恩来总理的学识、风范、气度印象极为深刻。一次，他在中南海见到总理后请教，“您报告中提到的，业务实践也能提高人的思想，我还没什么体会”。总理问他现在业务上都做些什么?吴阶平回答说一直在研究结核病，随后又向总理详细汇报了肾结核研究成果，每年可挽救数千人的生命。总理又问，你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研究工作的吗?吴阶平说，不是的，过去的研究都是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总理大笑地说，其实你已经体会到了业务也能提高人的思想，只是没察觉到。吴阶平的谦逊、专业及善于学习思考的特质，让总理很欣赏。不久，吴阶平被调进中南海任中央保健组组长，不但给中央领导看病，还为外国元首诊治。(图4)
吴阶平说，所谓保健就是长期负责人的健康保护医疗、诊治工作。我被周总理多次派往国外，时间较长的一次是到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有病，他也相信中医。我们医疗组中医西医都有，我是组长，责任很大，这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仅是给总统治病，也是为两国友好打基础。最终的治疗效果还不错。
1972年5月19日，吴阶平觉得天崩地陷，他和熊汝城、虞松庭等中国泌尿科权威专家一起确诊，总理已患晚期膀胱癌。
吴阶平说，我们检查总理的尿时发现有癌细胞，后确诊为膀胱癌。得到中央批准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向总理汇报，总理说得很明确，就是不要影响工作，他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到了1974年底，总理病情比较复杂了，因为不仅是一个地方有肿瘤。
吴阶平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最信赖的医生，他为总理精心设计的多套治疗方案，不知为何全被否定，而又没有更好的方案遏制总理日趋严重的病情。心急如焚的吴阶平悄然落泪，每天都向邓大姐汇报总理病情。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又有太多因素干扰，中央指示，总理的手术要分检查与治疗“两步走”。可谁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中央才满意?吴阶平费尽思考后向邓大姐提出，手术中他能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检查与治疗两步并作一步走。邓大姐同意了。由此，手术得以成功，总理病情得到控制，又投入到繁忙的国事之中。毛主席派秘书打来电话说，吴医生两步并做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和医护人员。由于患晚期癌症，1976年1月8日，总理与世长辞。让吴阶平永生难忘的是总理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
吴阶平说，周总理临终最后一句话是跟我说的，他说，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就在那种时候，总理想的还是别人。
此后多年，一想起总理最后的这几句话，吴阶平的心依然隐痛，在他的心中，总理是一座不可复制的丰碑。
吴阶平的工作作风、思路，有很多地方带有总理的影子。比如，总理要求严格；吴阶平考虑问题的周到、细致，解决问题的果断，好像总理处事的风格。
20世纪60年代，手术室环境和病人管理比较落后，记得有一次吴老和手下的医生一起做一个肾切除手术，那个医生忘了带X光片，在病人摆好体位即将开刀的一霎那，吴老问为什么不把x光片挂在看片灯上，当时那个医生觉得非常惭愧，马上找来X光片摆好。吴老说，这是对病人高度负责，如果没有片子，甚至会切错肾脏。
吴阶平虽然是泌尿专科医生，但他对医学领域的医疗、教学、研究、预防、及中医、西医的活动都涉及。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溘然长逝。吴阶平接到了保护毛主席遗体的任务，从全国调来的70多位专家各抒己见，吴阶平总结，最后决定采取化学方法及物理、光学、机械方法综合措施，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3人带班。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最终填补了我国可瞻仰遗体保存的空白，圆满完成了中央“只许成功”的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起，吴阶平不仅在医学领域如履薄冰地奉献
着，而且始终践行着入党宣言，为促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大业付出了毕生的热情和心血。(图5)
吴阶平说，多党合作是我国民主政治中重要的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这项制度一定要也必定能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随着时代前进和形势的发展，多党合作要遇到新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下，多党合作一定会日趋完善。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加切实有效的发展。
吴阶平波澜壮阔的生命航程中最悲壮的，莫过于在他谢幕人生之际还揪心于那个毕生难舍的梦想。从未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吴阶平，忽然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庞大而特殊的要求。一生中最后一个愿望：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和世界接轨的泌尿外科医学中心。
吴阶平与共和国一道走过了60个春秋的这个愿望即将实现，所有人都期待着吴老能来剪彩。而工程后期，94岁高龄的吴老，病情突然恶化并多次病危。
在医学中心建设过程中，甚至在病重的情况下，吴老时刻都在关心工程进展情况。当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程取得很好的进展，并把工程的照片给他看时，他非常高兴。
吴老既是科学家、教育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他始终不忘人民疾苦，努力为人民工作。吴老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但他不失原则；为人忠厚、坦诚。
谁都知道医学中心是吴老毕生行医的最终寄托，谁都知道他心里惦记的依然是那些需要最好治疗条件的患者，于是，最大程度地加快了工程的进度。弥留之际，吴老却一直不肯合眼，他在静心等待梦想落成的时刻。2011年3月1日，“北京大学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正式成立，3月2日，大国医吴阶平安然合上了那双梦幻了60年的眼睛，走完了他因职业而如履薄冰、而和谐灿烂、而悠远辽阔的一生。(图6)(图7)
“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正式建成了，医学中心的硬件、软件都非常好，这对继承吴老的事业，发扬吴老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泌尿外科医生，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希望在北京泌尿外科中心的基础上，在祖国南方、西北搞一些分中心，把泌尿外科的力量、设备集中起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这将是对吴老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