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一排两层楼，“致诚公益”4个字下面挂了不少牌子：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佟丽华是这里的主任。 午后的阳光下，一位衣衫灰暗的工人徘徊在门口的台阶上，他刚从“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大厅出来，似乎疑虑未消不忍离去。工作人员从门口出来，和他说着诉讼事宜。这是一个“政府行政中心”般的接待大厅，来者多为弱势“苦主”，这也是佟丽华“苦心经营”的事业——公益法律援助。 上午，佟丽华参加《北京市法制报告》发布会，“报告第一次公开了去年北京市人大正式委托我牵头做的农村宅基地以及农民住宅法规预案研究。这是全国立法机关，从全国人大到省级人大，第一次就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宅的立法问题研究。” 佟丽华是今年7月份得知自己当选十八大代表的。全国2270名党代表中，有3名律师代表，佟丽华是其中之一。 从那之后，佟丽华便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一份万字议案，他希望在十八大之后公开他的议案。他清晰地知道自己该对哪些话题评论什么，哪些话题绝口不提，哪些话题则点到为止。 当选党代表之后，佟丽华变得更加忙碌起来。不间断的媒体采访和各种会议、活动穿插进行着。在致诚公益楼里，工作人员掌握了他的习惯：“他喜欢坐在会议桌的右侧接受采访。” 工作人员称，办公楼是丰台区协调由卢沟桥国医院以低至几元的房租租给律师事务所的，“此前的办公室非常局促”。 从为“农转非”到为农民工 在“致诚公益”楼里，一间20平米的房间，挂着锦旗七百多面，工作人员介绍起来有些自豪：“这里是90%的锦旗，还有一些不在这。”这里同时是最近成立的“北京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者协会”的一间教室。北京的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间教室里给期望参加高考的农民工讲课。 这个为农民工“农转非”的教室，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佟丽华年轻时候最大的梦想：农转非。 佟丽华称自己在读大学前从未离开过农村。“小时候在农村里，小学在村小学上的，初中到乡中学上的，高中到县中学上的。在这期间我没见过城市。” 佟丽华认为自己从小便充满责任感，关注社会发展。“小时候我们那里山清水秀，我曾经在博客上写过一篇《抓鱼的N种方法》。但是眼见乱砍乱伐，山上的树在减少，河里的水在减少，生态在发生变化。我小时候亲身感受到这个变化。” 初二那年，佟丽华非常忐忑地给当地一家媒体写了封举报信，“实际上没有回音，那是我第一次以我自己认为很勇敢的方式做的关注社会的事。我很紧张，因为反映的问题就是当地所谓的有权有势的人涉及到的问题，反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因为太没见过世面，见过的就是乡里的、村里的一些问题。” 佟丽华称《为了正义》一书的第一章是他自己写的，在这一章里他详尽地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我报考的都是政法类院校。”1991年9月，佟丽华带着一个布包和一个尼龙袋子离开了他所赖以生存的山区。 从入学第一学期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到之后的系学生会主席，结识田文昌律师，创办准律师协会、《准律师报》……这位从山区来的学生一如写信举报时的血气方刚，活跃在校园内。 此前佟丽华一直有着从政念想，但毕业后却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放弃国家部委的工作，成为一名律师。佟丽华将此归结为其在学校时创立的准律师协会的影响。 3年的京城商业律师生涯使其领略了光鲜的生活，满足了他物质生活领域的种种虚荣。但是佟丽华很快就厌倦了“经常晚上在外面和人喝酒吃饭”这种大多数律师的生活方式，“虽然收入不错，但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 1998年4月，佟丽华创建“佟律师法律热线”，利用业余时间为困难人群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这让他发现了“可以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新方向。此后，“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依次成立。 在2000年初创期面临资金、政策等各种困境时，佟丽华一度没法给自己的团队发工资，现在他总算过上了“晚上基本上不在外面吃饭”的安静的生活方式，拥有由50名公益律师组成的团队，他的微博认证自称是“中国最大的公益法律服务律师团队掌门人”。 这50名律师中，既有专事研究的团队，也有两位专接商业案件以“养家糊口”的律师，更多的则是为青少年和农民工服务的公益律师。 “法治就是不让老实人被欺负” 人物周刊：你会在大会中关注什么？ 佟丽华：实际我关注未成年人、农民工及农村问题，这些普通百姓，甚至是弱势百姓的事，在十八大上我肯定还是关注。作为党的会议，我们一直在说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为哪些人服务呢？应该还是多考虑考虑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势老百姓。 第二个我重点关注依法治国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依法治国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法治是什么，就是不让老实人被欺负。所以说，深化落实依法治国，才能更好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所以我准备在会议上就依法治国的问题，做更多的发言。我也在准备书面材料，一万字的材料。 人物周刊：作为人大代表和党代表，能做些什么？ 佟丽华：我1994年入党的。上大学就入党了。过去5年，作为北京市和丰台区的人大代表，我的各种提议，人大代表的正式建议，提了七十多件，十多万字，你要知道人大代表，能提这么多建议的还是不多的。并且在会议上，每次不论当着任何领导，都在积极地反映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回顾过去5年人大代表的工作，至少还是为老百姓说了一些话，办了一些事，我也比较欣慰。现在党代表刚刚开始，既然当选了，党代表也是常任制，我希望不辜负选我推荐我的党员的期望吧。 人物周刊：律师在法制改革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佟丽华：国家制定了法律，怎么从白纸黑字变成真正的法律呢？得有人去用它，去引导帮助人民用它。国家要把律师这个行业当成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要有这个高度。上世纪90年代律师制度改革，最初律师都是国家的，后来大规模进入市场，现在二十多万律师都是靠自己。 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律师进入市场之后，经济条件好的请得起律师，那弱势群体呢？这种情况下，1994-1996年我们国家开始酝酿法律援助，到目前为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是不够的。现在我并不赞同像传统的办一些国办的律师事务所来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因为国办的律师事务所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政府自己去做，效率并不一定高。我们从公益法律发展的角度来说，国家要把这当成一个战略，国家来扶持和发展一批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培养一大批公益律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出资金来支持，这批人不仅能帮助老百姓依法维权，另一方面也是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所以，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律师制度改革，让律师进入市场进入社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的话；今后，应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养一批职业化的公益律师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来解决普通老百姓的维权和党和政府的维稳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全国公益律师有多少？ 佟丽华：现在职业化的、依托社会公益组织的，全国加一块我想应该不超过250人。我所推动协调的，大约占到170人。 人物周刊：这些律师的生活环境如何？ 佟丽华：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来说，过去十几年，我每天都考虑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有公益组织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人物周刊：2000年，您说您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指什么？ 佟丽华：简单地说两句话，第一是经济上的压力，这是现实的，也是天天琢磨的，包括有几个月发不下工资。第二就是你的未来在哪里，因为你知道在中国，这条道路，你很难看到成功的模式，你得摸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职业化公益律师的道路我也算拓荒者。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这种困惑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挺难受的。 人物周刊：怎么解决这些困难？ 佟丽华：改变生活方式。 人物周刊：就是不出去吃饭了是吗？ 佟丽华：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工作挺有意义，挺让人振奋的，我认为人不论做什么工作，能让他找到兴奋点那才是有意思的。那时候我感到我做的越来越有意义，甚至有一种我能改变这个领域的冲动。
北京市丰台区一排两层楼，“致诚公益”4个字下面挂了不少牌子：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佟丽华是这里的主任。 午后的阳光下，一位衣衫灰暗的工人徘徊在门口的台阶上，他刚从“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大厅出来，似乎疑虑未消不忍离去。工作人员从门口出来，和他说着诉讼事宜。这是一个“政府行政中心”般的接待大厅，来者多为弱势“苦主”，这也是佟丽华“苦心经营”的事业——公益法律援助。 上午，佟丽华参加《北京市法制报告》发布会，“报告第一次公开了去年北京市人大正式委托我牵头做的农村宅基地以及农民住宅法规预案研究。这是全国立法机关，从全国人大到省级人大，第一次就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宅的立法问题研究。” 佟丽华是今年7月份得知自己当选十八大代表的。全国2270名党代表中，有3名律师代表，佟丽华是其中之一。 从那之后，佟丽华便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一份万字议案，他希望在十八大之后公开他的议案。他清晰地知道自己该对哪些话题评论什么，哪些话题绝口不提，哪些话题则点到为止。 当选党代表之后，佟丽华变得更加忙碌起来。不间断的媒体采访和各种会议、活动穿插进行着。在致诚公益楼里，工作人员掌握了他的习惯：“他喜欢坐在会议桌的右侧接受采访。” 工作人员称，办公楼是丰台区协调由卢沟桥国医院以低至几元的房租租给律师事务所的，“此前的办公室非常局促”。 从为“农转非”到为农民工 在“致诚公益”楼里，一间20平米的房间，挂着锦旗七百多面，工作人员介绍起来有些自豪：“这里是90%的锦旗，还有一些不在这。”这里同时是最近成立的“北京青春梦想同龄同行志愿者协会”的一间教室。北京的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间教室里给期望参加高考的农民工讲课。 这个为农民工“农转非”的教室，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佟丽华年轻时候最大的梦想：农转非。 佟丽华称自己在读大学前从未离开过农村。“小时候在农村里，小学在村小学上的，初中到乡中学上的，高中到县中学上的。在这期间我没见过城市。” 佟丽华认为自己从小便充满责任感，关注社会发展。“小时候我们那里山清水秀，我曾经在博客上写过一篇《抓鱼的N种方法》。但是眼见乱砍乱伐，山上的树在减少，河里的水在减少，生态在发生变化。我小时候亲身感受到这个变化。” 初二那年，佟丽华非常忐忑地给当地一家媒体写了封举报信，“实际上没有回音，那是我第一次以我自己认为很勇敢的方式做的关注社会的事。我很紧张，因为反映的问题就是当地所谓的有权有势的人涉及到的问题，反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因为太没见过世面，见过的就是乡里的、村里的一些问题。” 佟丽华称《为了正义》一书的第一章是他自己写的，在这一章里他详尽地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我报考的都是政法类院校。”1991年9月，佟丽华带着一个布包和一个尼龙袋子离开了他所赖以生存的山区。 从入学第一学期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到之后的系学生会主席，结识田文昌律师，创办准律师协会、《准律师报》……这位从山区来的学生一如写信举报时的血气方刚，活跃在校园内。 此前佟丽华一直有着从政念想，但毕业后却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放弃国家部委的工作，成为一名律师。佟丽华将此归结为其在学校时创立的准律师协会的影响。 3年的京城商业律师生涯使其领略了光鲜的生活，满足了他物质生活领域的种种虚荣。但是佟丽华很快就厌倦了“经常晚上在外面和人喝酒吃饭”这种大多数律师的生活方式，“虽然收入不错，但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 1998年4月，佟丽华创建“佟律师法律热线”，利用业余时间为困难人群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这让他发现了“可以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新方向。此后，“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依次成立。 在2000年初创期面临资金、政策等各种困境时，佟丽华一度没法给自己的团队发工资，现在他总算过上了“晚上基本上不在外面吃饭”的安静的生活方式，拥有由50名公益律师组成的团队，他的微博认证自称是“中国最大的公益法律服务律师团队掌门人”。 这50名律师中，既有专事研究的团队，也有两位专接商业案件以“养家糊口”的律师，更多的则是为青少年和农民工服务的公益律师。 “法治就是不让老实人被欺负” 人物周刊：你会在大会中关注什么？ 佟丽华：实际我关注未成年人、农民工及农村问题，这些普通百姓，甚至是弱势百姓的事，在十八大上我肯定还是关注。作为党的会议，我们一直在说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为哪些人服务呢？应该还是多考虑考虑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势老百姓。 第二个我重点关注依法治国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依法治国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法治是什么，就是不让老实人被欺负。所以说，深化落实依法治国，才能更好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所以我准备在会议上就依法治国的问题，做更多的发言。我也在准备书面材料，一万字的材料。 人物周刊：作为人大代表和党代表，能做些什么？ 佟丽华：我1994年入党的。上大学就入党了。过去5年，作为北京市和丰台区的人大代表，我的各种提议，人大代表的正式建议，提了七十多件，十多万字，你要知道人大代表，能提这么多建议的还是不多的。并且在会议上，每次不论当着任何领导，都在积极地反映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回顾过去5年人大代表的工作，至少还是为老百姓说了一些话，办了一些事，我也比较欣慰。现在党代表刚刚开始，既然当选了，党代表也是常任制，我希望不辜负选我推荐我的党员的期望吧。 人物周刊：律师在法制改革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佟丽华：国家制定了法律，怎么从白纸黑字变成真正的法律呢？得有人去用它，去引导帮助人民用它。国家要把律师这个行业当成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要有这个高度。上世纪90年代律师制度改革，最初律师都是国家的，后来大规模进入市场，现在二十多万律师都是靠自己。 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律师进入市场之后，经济条件好的请得起律师，那弱势群体呢？这种情况下，1994-1996年我们国家开始酝酿法律援助，到目前为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是不够的。现在我并不赞同像传统的办一些国办的律师事务所来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因为国办的律师事务所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政府自己去做，效率并不一定高。我们从公益法律发展的角度来说，国家要把这当成一个战略，国家来扶持和发展一批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培养一大批公益律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出资金来支持，这批人不仅能帮助老百姓依法维权，另一方面也是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所以，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律师制度改革，让律师进入市场进入社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的话；今后，应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养一批职业化的公益律师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来解决普通老百姓的维权和党和政府的维稳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全国公益律师有多少？ 佟丽华：现在职业化的、依托社会公益组织的，全国加一块我想应该不超过250人。我所推动协调的，大约占到170人。 人物周刊：这些律师的生活环境如何？ 佟丽华：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来说，过去十几年，我每天都考虑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有公益组织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人物周刊：2000年，您说您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指什么？ 佟丽华：简单地说两句话，第一是经济上的压力，这是现实的，也是天天琢磨的，包括有几个月发不下工资。第二就是你的未来在哪里，因为你知道在中国，这条道路，你很难看到成功的模式，你得摸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职业化公益律师的道路我也算拓荒者。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这种困惑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挺难受的。 人物周刊：怎么解决这些困难？ 佟丽华：改变生活方式。 人物周刊：就是不出去吃饭了是吗？ 佟丽华：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工作挺有意义，挺让人振奋的，我认为人不论做什么工作，能让他找到兴奋点那才是有意思的。那时候我感到我做的越来越有意义，甚至有一种我能改变这个领域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