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并不缺乏武力】
为什么我对只存在了短短一年时间的南明弘光政权这么感兴趣？其实，我并不是想讲历史，而是为了破除管理学上的一个误区。
过去很多人都觉得，一个企业组织想要强大，管理肯定得科学而严谨，内部组织化和结构化的程度越高，对外的战斗力和对环境的适应力就越强。所以前几年很多老板看到《执行力》这本书都眼前一亮，如获至宝，给公司每个员工都发了一本，虽然他们自己都未必读完了。
这个现象的重点在于“执行力”这三个字，很多老板都认为自己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中层干部和员工执行得不到位，企业才没有战斗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加强管理，提高执行力。
我想通过分析南明弘光政权的这三篇文章，让大家看到一个相反的事实——企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对外的适应力越差。所以，我才有兴趣来解剖南明弘光政权这只小麻雀。
在前两篇文章里我分析了皇帝的问题，又通过阮大铖的例子梳理了文官的问题，但是最奇怪的问题出在武将身上。因为我已经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前提：弘光政权并不缺乏武力。
第一点，看数量。 如果把江北四镇以及武昌左良玉的部队全部加上，弘光政权至少有100万兵员。而这个时候北方的清朝有多少兵员呢？整个满族当时才有20万人，它的军队只有2万至6万人。如此看来，南明政权怎么会打不过清军呢？更重要的是，就算南明的战斗力比较弱，也不能一场仗不打吧？可是在清兵征服江南，就是毁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好像清兵一至，天下就土崩瓦解了，这未免太奇怪了。
第二点，南明的兵员可不是乌合之众，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且不提左良玉——他是明末的一个名将，我们只看北方四镇。北方四镇的将领是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这里面只有一个草包，那就是刘泽清。刘泽清是从山东总兵任上带着自己的地方部队往南退守的，所以这支部队根本没有打过硬仗。
而黄得功和刘良佐都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久经沙场的，绝对不是没有打过胜仗的将军。高杰就更不得了了，他的外号叫“翻山鹞”，是李自成的老乡，也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元老。两个人关系本来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李自成有一个老婆叫邢氏，据说长得很漂亮，又有大局观，还会算账，所以李自成就把她当办公室主任加CFO来用，把粮饷、军事器械都交给她保管和分发。高杰是将领，经常来领粮饷和器械，两个人在屋里算着账，慢慢就算到床上去了。但这两个人很害怕，因为李自成杀人不眨眼，为了两个人美好的爱情和未来，高杰就向明朝投降了。所以高杰既熟悉农民军的作战方法，又熟悉官军的作战方法。他带领的部队虽然后来被打败了，但仍是江北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据说高杰这一镇有40万兵马，而且兵强马壮。所以，南明朝廷这个时候并不缺战斗力。
最后一点，江北四镇的布防是非常有章法的，总设计师就是著名的史可法。史可法当时想，南京在长江以南，那么至少要在前方布三道防线。首先是从安徽的凤阳到徐州、淮安，这是北部的一道防线，布了两个镇的兵马。然后再往南一点儿，从安徽的六安到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再到扬州这一带，布两个镇。还有一道长江防线，布了些水军在那里。既然这个时候南京城外有三道防线，怎么可能一仗未打就崩溃了呢？
【军队：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 ？】
任何军事常识都没法解释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上：军队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结构当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特别早熟的国家，管理上特别有办法。军队就好比一把刀——我们在玩刀的时候总会很小心，军队在政治制度中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它永远会带来三个噩梦。
第一个是财政噩梦，因为养军队花销太大，国家财政会吃不消。第二个是军阀噩梦，一旦把刀把子交到别人手里，就会对皇权造成致命的威胁，比如唐代的“安史之乱”。第三个就是战斗力噩梦，如果管得死死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所以在宋朝、明朝遇到外来危机的时候，军队毫无抵抗之力。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永远要在三个噩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这个平衡点找得最好的是唐代初年的府兵制。什么是府兵制？简单来说，就是皇帝划出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唐代叫折冲府，折冲府管辖的老百姓不必交皇粮国税，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但是要承担一项义务：国家一旦要调兵出征，他们要自备鞍马兵器，随国家出征。
但是折冲府的这些士兵并没有固定的将领，国家一旦有事，会从朝中派一个将领带兵出征。这套制度就解决了我刚才讲的三个噩梦。
第一，财政噩梦没有了，国家实际上不用养兵，只需要给府军一些土地就可以了。第二，军阀噩梦也减轻了，将军是朝廷为了特定的战斗目的派到战场上去的，他跟府兵是临时性的组合，平时不生活在一起，没什么感情，士兵也不从将军手里领粮饷，怎么会形成军阀呢？第三，府兵的战斗力很强。因为不用交税，府兵的日子过得比较好，农闲的时候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练练武术。上战场的时候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狗剩跟二柱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狗剩一旦遇到危险，二柱子肯定会拼死相救，所以战斗力比较强。
有人可能会反问：“这么好的制度，后面的王朝跟着学不就成了吗？”
学不了。为什么？府兵制是在南北朝后期才酝酿成熟的，那个时候国家的幅员范围较小，发生战斗的地点相对集中，府兵就比较好管理。他们平时种地，发生战争的时候出去打一仗，要么战死，要么安然回家继续种地，所以折冲府的社会组织关系相对比较稳定。
可是到了隋唐的时候，那么大一个帝国，一个士兵征发出去，可能好多年都回不来，折冲府的社会组织就崩溃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里有这么几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意思就是，我15岁的时候就去征战了，40岁时还没有回到家里；离开的时候里长给我裹了一下头巾，现在我头发都白了，还在戍守边关。可见府兵制在那时就搞不下去了。
府兵制这个均衡点破灭之后，宋代和明代就有了一系列的噩梦。财政噩梦是另外一条线，我暂且不讲。最关键的一对矛盾摆在了面前：如果任由将军带兵，战斗力可能不错，但是容易形成军阀势力；如果为了防止形成军阀，把将军和士兵分开，把调兵权、发军饷的权力、练兵权统统分开，战斗力就不行。
这个优先次序应该怎么选呢？从宋朝到明朝，汉族皇帝的选择都一样，就是宁愿外战外行，也得内斗内行。
【南明王朝：控制力与战斗力只能选一个 】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选择，因为外战是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打，好歹还有价值观、文化差异等当防火墙，还有还手之力。但是内斗可不一样，一旦在权力结构内部崛起一个强权，换皇帝就跟打麻将换听一样容易。“陈桥兵变”中，赵匡胤无非是把身边的一支部队带回了都城，皇帝就乖乖让位了。
所以，皇权要想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要加强控制。可是怎么加强控制呢？从古至今，从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到今天的大公司，无非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内部结构分化，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部门，互相之间监督制衡；第二个方法，使这个已经分化的组织结构僵化，强调组织纪律。
《物演通论》这本书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递弱代偿”，就是说所有系统的存在度都是一路下跌的——这可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更是所有组织发展的规律，包括物质，包括宇宙的粒子，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为了反哺存在度，系统只能通过分化，然后媾和，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可是这样一来，虽然存在度保住了，但是整个系统的强度会剧烈地下跌。
南明王朝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它是按照先分化、再僵化的结构路线发展的。什么叫分化？就是让文官去管武将。这听着很不合理，怎么能让外行去管内行呢？可是没办法，武将没文化，没价值观，不知道忠君爱国，经常犯上作乱，那就让有理想、有文化的文官来管他们，从宋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都知道宋代皇家有一条祖训——国家不杀文臣、士大夫。南宋的时候岳飞被秦桧和宋高宗联手害死了，大家一定以为忠良被陷害后众人会为忠臣垂泪吧！事实上并非如此。岳飞刚死的时候，朝中根本没什么人替他说话，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冤死的，那又怎样？他手里有刀，随时可以犯上作乱，皇帝为了预防这种事杀了岳飞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岳飞后来有这样高的历史地位？因为高宗的儿子宋孝宗为了北伐，才把这桩旧案翻出来，又是平反，又是官复原职，又是追封——后来南宋的皇帝每次要北伐的时候，就加封岳飞。经过历史的叠加，才给我们留下了民族英雄岳武穆的形象。
当时的皇帝是不会跟一个普通武将讲什么道理的，杀他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这种非常残忍的逻辑一路发展到了明清，到最后文官地位极高,而武将地位极其低下。明朝的出征图上，文官被画得特别高大，旁边的武将反而被画得个子矮小，严重不符合事实，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比如同样品级的文官和武将，文官就高武将一等；即使不同品级，有时候文官还是高武将一等。这就是内部的分化制衡。
还有一点，就是结构上的僵化。僵化到什么程度？我只举一个例子。崇祯九年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破鼓万人捶”了，除了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北方的清军也经常破关而入。有一次，清军已经打到了北京城边，首都告急。这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就是后来南明的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键。国家危急，皇上危急，他顾不得“藩王不准带兵”的规矩，带领自己的护军以及募集来的一些人——总共大概一千人，杀到北京勤王去了。崇祯皇帝这个时候也盼着有部队勤王，但是转念一想,朱聿键是藩王，怎么可以带兵勤王呢？所以半路上又让他回去了，后来还把他圈禁在凤阳的皇家监狱“高墙”，最后把他废为庶人。可想而知，国家到了这么危急的时候，依然不忘对武力的防范，不忘强调内部结构的组织纪律，这就是规矩。
既然要讲规矩，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军队战斗力的下滑。比如明代中期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御驾亲征，带着50万大军，就算打不过对手，边打边撤，护得皇帝本人安全总可以吧？这可是护驾之功，任何一个将军和士兵只要护驾成功，立即就能取得荣华富贵，按理应该人人自告奋勇。结果呢？明朝大军面对蒙古大军一触即溃，50万人四散而逃，留下皇帝一个人被蒙古人抓走了。
明代中后期也是这样，例如崇祯皇帝时期的“松山之战”，明朝派了13万人出战，结果一触即溃，留下一个文臣主将洪承畴。当然，洪承畴很能干，居然带领一万多名残兵败将固守松山半年之久。与此相比，那些武将做了什么？可见明朝军队对外的战斗力差到了何种地步！
【史可法：与其控制，不如激励 】
但是，这个逻辑还是没有办法解释南明弘光政权崩溃的原因，因为江北四镇加上左良玉的军队不是一触即溃，而是100万左右的士兵全部归降了清朝。这怎么解释？
我们得再次回到逻辑原点，如果你承认过度的控制会导致战斗力下降，那我就放开控制，这样行不行得通呢？
宋高宗赵构就不会这么做，他自己再难，还是坚持军队所有的军饷由自己发，不肯放松控制使军队变成军阀。但是史可法没有办法，风筝线和风筝其实已经断开了，既然事实上已经形成军阀了，那他干脆激励一下手下的将领和士兵。
这和今天很多大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公司老板知道互联网时代不能搞中心化的控制，于是就搞大改革，给员工提供平台，让他们创业，搞一揽子工程。可是各部门的领导、员工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教育要听老板的，现在突然要他们听自个儿的，当然会蒙掉的。
史可法的江北四镇也是一样的情况，史可法使用的激励政策其实比现在很多公司使用的要好得多。
第一，你们驻防的地方，不仅军队归你管，老百姓也归你管，官司你自己判，所有的田赋、矿山之利和商旅之税全部归你。你自己招兵买马，自己养军队，反正中央也养不起了。
第二，如果将来反攻中原，你打下了土地，那么这片土地也归你管，所有的利润都归你。
第三，现在封的所有爵位将来都可以世袭。
说白了，南明君臣这个时候已经把账算明白了，眼看着大厦将倾，宁愿换得一个晚唐时候的藩镇割据状态，也要先把这口气缓过来再说。
你能说这个策略错了吗？很多人说，史可法当时应该待在中央，不应该到江北扬州去督师。可我觉得，史可法去督师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换马士英去督师，可能最后下场还不如这个。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江北四镇和左良玉的军队是怎样恶性演化的。请注意，他们原来只是结构中的一个要件，现在控制突然放松了，他们要在市场中，或者说在狂风骤雨的环境中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呢？一个全新的逻辑链条就此启动了。
我在前面提过，权力系统有一个本能，就是内部结构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和最高掌权者的个人意志没什么关系，是权力系统的宿命。因为权力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就必须把自己的内部变成一个制衡性的网络，这个网络越复杂，它的内部安全性越高，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对外部威胁的抵抗力越弱，明代末年的崇祯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等福王在南京建政的时候，突然变了策略，因为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东林党、阉党要吵就吵去吧，关键是清军的铁蹄要南下，而李自成的流寇还没有被剿灭，此刻，活下来是最重要的，抵挡外部的安全威胁是最重要的。所以，福王朱由崧就不去控制这些结构件了，让他们各自为战创业去，只要最终自己还握有一点儿股份，每年的分红都归他们好了。史可法在江北四镇的核心策略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但是，最终的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那些拿到了爵位、土地，拥有空前权力的军人，没有为国家厮杀，没有抵挡，甚至没有应战，就全部投降了。
福王很不理解这件事，我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做买卖还得讲究公平，为什么你们不能回报我一些呢？儒家知识分子就更不理解了，讲了这么多年的忠孝节义，你们总该听得进一句半句吧，怎么到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呢？
1644年，也就是甲申年的11月，史可法正在江北扬州督师，但是他已经心灰意冷了。史料里面记载，当时他跟身边的人发了这么一通牢骚：“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这话说得杀气腾腾，就是说江北四镇这帮军人，每次找我就是要军饷，回去之后什么都不听我的，已经变成国家的威胁，尾大不掉。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全都杀了，把他们的头挂在南京城门上，让天下那些不忠于职守、不忠于国家和皇帝的人都看看，这么干是什么下场，或许对于挽回局面还有帮助。当然，史可法说的是气话，他不可能这么干，清兵马上就要南下了，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自毁长城呢？但是这也说明史可法绝望到了什么程度。
而史可法对于这个局面的诊断是基于“不忠”这两个字，这也代表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什么叫军人？当时有一个词叫“豪猪贱狗之辈”，就是说武将虽然孔武有力，但本质上如同猪狗，没灵魂，没思想，得靠我们这些受过孔老夫子教育的儒家知识分子来控制他们、监督他们，他们才有可能为国家效劳。现在一看，他们果然不忠，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也没有激发出他们的天良，本质上还是猪狗。所以史可法给他们下了两个字的断语：“不忠”。
【军阀：自下而上的胁迫 】
但这是一个道德判断，我们看历史问题，必须学会一个方法，就是从结构的演化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组织、企业、国家、朝廷，它稳定下来的这个格局，一定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临时的各种力量的均衡点。有时候一种力量突然崩解，会出现反作用力。南明朝廷就出了这么一个昏招，突然撤去了军饷对士兵的控制。原来士兵是这个国家的结构组件，突然把所有的连接件都拆除了，唯一的结果就是结构组件脱落而去。所以这些人不听你的，有什么稀奇的呢？
当然，儒家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搞了那么多年的教育，国家养士兵养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无法激发出他们的天良呢？这样看问题就非常幼稚，要知道，所有的力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力撤除，一定会出现另外一个力的脱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范爷”范冰冰不是讲过一句话吗？“我能经得起多大的诋毁，我就担得起多大的赞美。”现在你要想当一个网红，你希望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多少人骂你。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一旦丧失，就必须寻找新的均衡点。
既然要构建一个新的均衡点，就需要一套新的逻辑，而这套逻辑是史可法这些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个逻辑就叫作“自下而上的胁迫”。就是士兵最后投降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不管他们的道德水准如何，最后都是这个结局。
【黄得功：我是身不由己 】
我不是在为几百年前的“乱臣贼子”辩护，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江北四镇将领之一的黄得功。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可能是最高的，刘良佐、刘泽清后来都是主动投降的，高杰是被自己人杀死的，唯独黄得功死战到底。他在战场上被敌人一支箭射穿了脖子，然后他看大势已去，就自裁了，最后他的士兵在其他将领的带领下投降了。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结局，所以黄得功的道德应该没有瑕疵。
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逃出南京之后，去的第一站就是黄得功的大营。这说明在弘光皇帝的心目中，黄得功是最忠诚的。他的大营在哪儿？就在罗胖我的老家安徽芜湖，他最后一战发生的地方我小时候还去过，就是安徽的荻港。
这么说来，黄得功的形象很好吧？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以前干了什么。就在他死前不久，也就是江北四镇刚刚设立的时候，黄得功和高杰两个人发生过一次火并。军阀之间抢地盘谈不上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但是这一仗高杰打赢了，他偷袭了黄得功，杀了黄得功很多人和马。
黄得功想要报仇，史可法就赶过来说，大敌当前，咱们以大局为重，都消消火。按理朝廷应该惩罚高杰，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这么做。再说史可法手里也没什么权力，所以他就摆出一副隔壁大妈的姿势来劝黄得功，天下人都知道高杰错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放他一马，街坊邻居们是不是都会夸你好？
黄得功说，不打也行，他得赔我的损失。高杰同意了，允诺赔他300匹马。可是马运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全部是老弱病残，根本就不能用。史可法说，你俩千万别打起来，300匹马作价3000两银子，这钱我来掏。刚好这个时候，黄得功的母亲刚刚去世。史可法就说，我再出1000两银子的份子钱，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别打了好不好？既然给了这么多台阶，黄得功就把这口气咽下去了。
后来高杰孤身犯险，被自己人杀了，黄得功得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带领兵马直奔徐州而去。徐州是高杰余部的所在地，也是高杰所有家眷的所在地——黄得功不仅要拿高杰的地盘，还要把高杰所有的家眷、部属一网打尽。此举把史可法吓得要死，赶紧从扬州赶到徐州去调停，才阻止了这件事发生。
按道理来讲，黄得功这样的大英雄、大忠臣，不应该肆意地发泄自己的私怨，应该以大局为重，报效朝廷。
要是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军阀。军阀是脱离了正式社会秩序建立的武装系统，军阀的权力来源和正式社会秩序中的军人不一样。国家的军人，他的权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国家给他官职、爵位、粮草，然后他来行使权力。可是军阀呢？不管他是张大帅还是王大帅，本质上权力都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授权。说白了，如果一个军头在军阀的系统中不能打地盘，不能给弟兄们分酒分肉，那么他的合法性就不存在。这个状态其实和我们在香港的黑道电影里看到的是一样的——老一辈的黑道大哥不想贩毒了，不想打打杀杀了，开始做正经生意，结果蹿起一个年轻人说，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更多的地盘，然后就把老一辈的大哥给干掉了。军阀系统就是这样，你不扩张底下的兄弟们吃什么？你有酒有肉，可我们呢？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授权其实是一个胁迫系统。
如果理解了这个逻辑，我们再去看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就会有另外一番理解。过去我们都以为，赵匡胤是伪君子，黄袍加身还不满足，心里早就惦记上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了。
如果你是赵匡胤，一直是军队的将领，现在你手下的人把黄袍披在你身上，想让你带领兄弟们去谋取富贵，你干不干？你不干，那么请滚开，有的是人干。所以，赵匡胤也是身不由己。
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武昌起义中，清军的协统黎元洪哪里愿意跟着士兵造反呢？最后是士兵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对他说，想不想干，你都得干。所以黎元洪的大总统地位是捡来的，他是被胁迫的。
我们再回到黄得功的事情上，黄得功有任何办法吗？他的士兵被杀，马匹被抢，明摆着被人欺负。刚开始高杰人多势众，自己打不过他，看在史可法给银子的份儿上，这口气也就忍了。一旦他有能力干掉高杰，当然会直奔过去。如果他不做这件事，底下的弟兄会看不惯他，甚至看不上他，他在军队的领导力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你要是黄得功，你做不做？
关于这些事，没有留下更详细的史料，我只能从道理上推断，黄得功是身不由己的。
左良玉：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左良玉】
左良玉这个人对南明弘光政权背负的历史责任其实特别大。1645年的三四月份，距离明朝灭亡也就剩一两个月了，南京城真正的威胁是北方的清军吗？不是，而是武昌的左良玉造反了。
左良玉造反的理由是“清君侧”，要带兵去杀马士英、阮大铖这帮奸臣。东林党人当然鼓掌欢迎，而且笔杆子握在东林党人手里，所以在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左良玉留下的形象是正面的。《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是一个正面人物。
可他是个好人吗？当然不是。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说，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个军阀，而且最后还不忠，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呢？
他的道德差吗？也不是，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在私德上还是不错的。
第一个，有一次他外出带队打仗时，农民起义军攻陷了他的家乡，把他全家老小都给杀掉了，幸好他把儿子左梦庚带在了身边，才算幸免于难。左良玉后半辈子都不近女色，始终在怀念自己的家人。作为一个军阀，自然是有酒有肉有女人，能够忍得住不近女色很不容易，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放纵自己的人。
第二个，他有一个恩人，这个人也很有名，叫侯恂，就是《桃花扇》的男主人公、“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曾经救过左良玉一命，那个时候左良玉还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左良玉当了军阀的大帅以后，带兵经过侯恂的府第时，严令士兵不得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他叩拜恩人侯恂的时候也非常恭顺。所以，周边的人都称赞左良玉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这样的人私德怎么会差呢？
可是他的军纪极其坏。当时对左良玉的部队有一句评价，叫“杀掠甚于流贼”。就是说他们杀人、抢东西，比农民起义军那些流贼还要坏。老百姓一听说左良玉带的部队来了，都吓得四散奔逃，多次惨剧都见于史册。所以左良玉这个人极其复杂，只有理解了我在前面讲的军阀的权力系统的基本逻辑，我们才能够理解左良玉的行为。
其实，不管左良玉个人道德是好是坏，他对自己做的所有的事——包括表面上的好事和表面上的坏事——都没有办法负全责，都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不是替他说话，我只是想强调，观察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时，不能只从他的个人意志出发，得充分考虑到周边环境对他施加的限制性影响。
比如左良玉东下造反去“清君侧”，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东林党人，一定要打倒马士英吗？可能他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造反，而是为了去抢粮食、抢钱。因为左良玉的部队是最穷的，为什么？他的兵太多了，历史记载超过100万，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几十万总是有的。跟江北四镇比起来，左良玉的部队人数最多，可是他的防地仅仅是湖北一带，而湖北一带已经很残破了，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
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他能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任由士兵去抢老百姓，他只能把眼睛闭上。如果抢老百姓仍然没法解决问题，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抢，这个逻辑和流贼是一样的。但是他是朝廷的命官，又有固定的防地，所以他必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清君侧”更冠冕堂皇的呢？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不是我胡说，举个例子。1644年甲申年的时候，北京城破，左良玉突然发现，南京竟然冒出一个皇帝来。左良玉手下很多将领都是粗人，说：“什么狗皇帝，还给我们下命令！瞧他给的这点儿军饷。南京不是有粮食吗？我们干脆就到那个花花世界去，我们去打他吧！”
左良玉是朝廷命官出身，坚决不肯，说我们要忠于中央。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过此一步者，良玉视之已死。”就是说，你们这帮将领，只要过了这道线，我就死给你们看。这哪是什么恶霸、军阀讲的话？这完全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去胁迫一帮流氓的忠臣的口气。
后来左良玉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派一堆炮艇在下江口封着，谁都不许走。第二件事，他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掏出两三万两银子，分给这些将领。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不大舍得这些钱，左良玉就特别痛心地骂他：“你以为这些钱是你的吗？看来我左家真的要完蛋了。”
他起兵之后，中途得病死了，临死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吾不能报效朝廷，诸君又不从吾法制，以至于此。”就是说，天下之所以闹成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因为我没能耐，不能报效朝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你们都不听我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左良玉临死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了悲凉和无奈。
有人可能会说，左良玉要那么多军队干什么？不养百万大军，后面的这些逻辑不就不成立了吗？要知道，军阀是脱离了正式社会制度的一个暴力系统，别看他有刀有枪，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因为他随时要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所以多一条枪、多一个人都是好的，发展到最后一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他的系统崩溃。
说个题外话，有人说民国时候的军阀很好，不打仗的时候长袍马褂，礼贤下士，还会办大学、模范村。这其实是被它的表象蒙骗了。
只要它不是一个正式社会制度下的暴力集团，一定会产生三个结果：第一，战斗力极差，军阀是不爱打仗的，因为它要保存实力；第二，对老百姓一定越来越狠；第三，它一定会越滚越大，直到崩溃为止。所以军阀系统一定是社会毒瘤，不存在任何好的可能性。
我们回到南明，弘光朝廷崩溃之后，为什么所有的军队都投降了？这跟将领的个人道德没有关系。左良玉临死的时候交代下来：“我死之后，你们最好能为国家捍卫疆土；如果你们办不到，找一个地方自给自足也挺好的。”可是没人听他的，所有将领拥立他的儿子左梦庚，之后投降了北方的清朝。
黄得功临死的时候也是，他被一箭射穿了脖子，立马抽刀自裁。临死的时候他都没说“你们继续战斗”云云，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死，剩下的将领带一定会着士兵投降，任何意志都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你理解了这些才会知道，南明的悲剧到底悲惨在哪儿。
【大系统突然倒地身亡之后】
如果你读得出我的弦外之音，大概已经明白了，我哪里是在说什么历史，我是在说一个大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内部高度分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管理非常发达，但是在外部冲击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系统瞬间就会崩溃，这就是南明弘光政权。
当然，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底层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一定要挑南明说呢？第一，史料多；第二，牵扯到太多的爱恨情仇；第三，它是皇权系统演化到最后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特别值得拿出来说。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视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在弘光政权崩塌之前，这个国家好像就没什么忠臣孝子，不管文官还是武将，一看清朝人打过来了，马上就选择了投降。而弘光政权崩溃之后，抗清运动反而风起云涌。南明政权可不只有弘光政权一个，后面还有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可是这些政权的主政者，主要依靠的力量恰恰都不是原来朝代体制内的力量——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刚才提到的江北四镇，当中唯一一个有志恢复中原的是谁？是高杰。高杰是李自成的人，不是来自大明朝内部的人，只不过史可法非常有人格魅力，感化了他。高杰想带队出征，可是还没出征就被底下人给害死了，这是个悲剧。
后来支撑永历政权的孙可望、李定国，这两个人都是张献忠的人。更有名的就是郑成功，他收复台湾，把明朝的国祚延续了几十年，可是郑成功也不是体制内的人，甚至都不是儒家文化圈的人。他来自海盗世家，出生于日本，他妈妈是日本人，从小讲得一口日本话。他突然对儒家文化感兴趣，突然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后来皇帝赐了姓，世称“国姓爷”，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原来的大系统突然倒地身亡之后，在它的尸首的旁边突然长出来一些小花小草，看起来是延续了大系统的生命，但小花小草跟大系统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是自我意志决定的产物，不是那种靠长期的洗脑、灌输、控制、讨好、驯养的产物。这个现象和我们过去熟悉的管理学思维正好相反。
【互联网时代，人类组织的未来 】
管理学中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通过一套制度设计让一个人的行为变得可控，至少可预期，这样整个组织的战斗力会提高，但是事实往往正好相反。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你不管他，任由他发展，他就一定会堕落吗？他就一定会远去吗？事实证明未必如此。
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真正想说的东西。这几年很多传统企业都想转型，我们不能说它们的理论认知不到位，很多企业家对各种理论张口就来，什么“中心化的组织过时了，一定要去中心化，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员工当创业者……”，这套理论他们都懂。但是原理上认识得清楚，并不意味着在路径上就能走对。
其中的误区在哪儿呢？说到最底层，就是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且尊重人的价值。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企业转型，动不动就要成立一个只属于总裁办的、直接对董事长汇报的“企业转型战略领导小组”。看起来决心很大，可往往干不成什么事，为什么？因为这种做法还是想通过一整套办法，一揽子地解决问题。而成功的转型策略往往是设立特区，让人的创造力、能动性充分地发挥，相信一旦某些人成功了，其他人会跟着学。这就叫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且尊重人的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企业动不动就要举全员之力搞什么新业务，往往都搞不成，为什么？因为企业最值钱的不是手头的钱或者资源，而是创业者本身。不要以为在市场上找个职业经理人，给他一堆钱、一堆优惠政策，他就能把事干成。创始人是握有最大股份的人，只有他握有这个企业的基因，只有他知道怎么干。所以我看到的新业务开创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创始人自己带一个小分队扑上去，这叫尊重人的价值。
我们公司的员工只要是为了业务需要，请人吃饭的钱都可以拿来报销，我们也不做甄别，因为相信他。我和我的合伙人有一个理想，想要构建一个成人式的公司，老板和员工互相信任，谁也不把谁当孩子，谁也不把谁当坏蛋，所有人只是在共同的价值平台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有一个朋友反驳过我，他说：“罗胖，你胡扯，一个公司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它是长不大的。你现在是因为公司人数少，才可以这么做。”
我确实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公司现在有100人左右，如果变成300人、500人、800人，甚至1000人，这个管理风格还能不能持续呢？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我希望这个时间点到来得越迟越好，甚至永远不要到来。这是我的理想。
这个理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存在这样的商业组织，比如球队。球队是可以挣钱的，球队也是一个组织，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在球队里面见过严格的管理？就算是球队的队长，他也管不了其他人。
球队的本质是什么？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赢，然后每个人踢好自己的位置，球员之间互相信任，不就行了吗？未来商业领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组织，美国硅谷已经有大量的公司正在尝试这样的管理方式，这样的协作体才是互联网时代人类组织的未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面对南明这样一具尸体，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要一个朝廷式的组织，还是要一个球队式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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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政权：并不缺乏武力】
为什么我对只存在了短短一年时间的南明弘光政权这么感兴趣？其实，我并不是想讲历史，而是为了破除管理学上的一个误区。
过去很多人都觉得，一个企业组织想要强大，管理肯定得科学而严谨，内部组织化和结构化的程度越高，对外的战斗力和对环境的适应力就越强。所以前几年很多老板看到《执行力》这本书都眼前一亮，如获至宝，给公司每个员工都发了一本，虽然他们自己都未必读完了。
这个现象的重点在于“执行力”这三个字，很多老板都认为自己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中层干部和员工执行得不到位，企业才没有战斗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加强管理，提高执行力。
我想通过分析南明弘光政权的这三篇文章，让大家看到一个相反的事实——企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对外的适应力越差。所以，我才有兴趣来解剖南明弘光政权这只小麻雀。
在前两篇文章里我分析了皇帝的问题，又通过阮大铖的例子梳理了文官的问题，但是最奇怪的问题出在武将身上。因为我已经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前提：弘光政权并不缺乏武力。
第一点，看数量。 如果把江北四镇以及武昌左良玉的部队全部加上，弘光政权至少有100万兵员。而这个时候北方的清朝有多少兵员呢？整个满族当时才有20万人，它的军队只有2万至6万人。如此看来，南明政权怎么会打不过清军呢？更重要的是，就算南明的战斗力比较弱，也不能一场仗不打吧？可是在清兵征服江南，就是毁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好像清兵一至，天下就土崩瓦解了，这未免太奇怪了。
第二点，南明的兵员可不是乌合之众，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且不提左良玉——他是明末的一个名将，我们只看北方四镇。北方四镇的将领是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这里面只有一个草包，那就是刘泽清。刘泽清是从山东总兵任上带着自己的地方部队往南退守的，所以这支部队根本没有打过硬仗。
而黄得功和刘良佐都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久经沙场的，绝对不是没有打过胜仗的将军。高杰就更不得了了，他的外号叫“翻山鹞”，是李自成的老乡，也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元老。两个人关系本来很好，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李自成有一个老婆叫邢氏，据说长得很漂亮，又有大局观，还会算账，所以李自成就把她当办公室主任加CFO来用，把粮饷、军事器械都交给她保管和分发。高杰是将领，经常来领粮饷和器械，两个人在屋里算着账，慢慢就算到床上去了。但这两个人很害怕，因为李自成杀人不眨眼，为了两个人美好的爱情和未来，高杰就向明朝投降了。所以高杰既熟悉农民军的作战方法，又熟悉官军的作战方法。他带领的部队虽然后来被打败了，但仍是江北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据说高杰这一镇有40万兵马，而且兵强马壮。所以，南明朝廷这个时候并不缺战斗力。
最后一点，江北四镇的布防是非常有章法的，总设计师就是著名的史可法。史可法当时想，南京在长江以南，那么至少要在前方布三道防线。首先是从安徽的凤阳到徐州、淮安，这是北部的一道防线，布了两个镇的兵马。然后再往南一点儿，从安徽的六安到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再到扬州这一带，布两个镇。还有一道长江防线，布了些水军在那里。既然这个时候南京城外有三道防线，怎么可能一仗未打就崩溃了呢？
【军队：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 ？】
任何军事常识都没法解释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上：军队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结构当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特别早熟的国家，管理上特别有办法。军队就好比一把刀——我们在玩刀的时候总会很小心，军队在政治制度中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它永远会带来三个噩梦。
第一个是财政噩梦，因为养军队花销太大，国家财政会吃不消。第二个是军阀噩梦，一旦把刀把子交到别人手里，就会对皇权造成致命的威胁，比如唐代的“安史之乱”。第三个就是战斗力噩梦，如果管得死死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所以在宋朝、明朝遇到外来危机的时候，军队毫无抵抗之力。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永远要在三个噩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这个平衡点找得最好的是唐代初年的府兵制。什么是府兵制？简单来说，就是皇帝划出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唐代叫折冲府，折冲府管辖的老百姓不必交皇粮国税，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但是要承担一项义务：国家一旦要调兵出征，他们要自备鞍马兵器，随国家出征。
但是折冲府的这些士兵并没有固定的将领，国家一旦有事，会从朝中派一个将领带兵出征。这套制度就解决了我刚才讲的三个噩梦。
第一，财政噩梦没有了，国家实际上不用养兵，只需要给府军一些土地就可以了。第二，军阀噩梦也减轻了，将军是朝廷为了特定的战斗目的派到战场上去的，他跟府兵是临时性的组合，平时不生活在一起，没什么感情，士兵也不从将军手里领粮饷，怎么会形成军阀呢？第三，府兵的战斗力很强。因为不用交税，府兵的日子过得比较好，农闲的时候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练练武术。上战场的时候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狗剩跟二柱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狗剩一旦遇到危险，二柱子肯定会拼死相救，所以战斗力比较强。
有人可能会反问：“这么好的制度，后面的王朝跟着学不就成了吗？”
学不了。为什么？府兵制是在南北朝后期才酝酿成熟的，那个时候国家的幅员范围较小，发生战斗的地点相对集中，府兵就比较好管理。他们平时种地，发生战争的时候出去打一仗，要么战死，要么安然回家继续种地，所以折冲府的社会组织关系相对比较稳定。
可是到了隋唐的时候，那么大一个帝国，一个士兵征发出去，可能好多年都回不来，折冲府的社会组织就崩溃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里有这么几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意思就是，我15岁的时候就去征战了，40岁时还没有回到家里；离开的时候里长给我裹了一下头巾，现在我头发都白了，还在戍守边关。可见府兵制在那时就搞不下去了。
府兵制这个均衡点破灭之后，宋代和明代就有了一系列的噩梦。财政噩梦是另外一条线，我暂且不讲。最关键的一对矛盾摆在了面前：如果任由将军带兵，战斗力可能不错，但是容易形成军阀势力；如果为了防止形成军阀，把将军和士兵分开，把调兵权、发军饷的权力、练兵权统统分开，战斗力就不行。
这个优先次序应该怎么选呢？从宋朝到明朝，汉族皇帝的选择都一样，就是宁愿外战外行，也得内斗内行。
【南明王朝：控制力与战斗力只能选一个 】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选择，因为外战是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打，好歹还有价值观、文化差异等当防火墙，还有还手之力。但是内斗可不一样，一旦在权力结构内部崛起一个强权，换皇帝就跟打麻将换听一样容易。“陈桥兵变”中，赵匡胤无非是把身边的一支部队带回了都城，皇帝就乖乖让位了。
所以，皇权要想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要加强控制。可是怎么加强控制呢？从古至今，从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到今天的大公司，无非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内部结构分化，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部门，互相之间监督制衡；第二个方法，使这个已经分化的组织结构僵化，强调组织纪律。
《物演通论》这本书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递弱代偿”，就是说所有系统的存在度都是一路下跌的——这可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更是所有组织发展的规律，包括物质，包括宇宙的粒子，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为了反哺存在度，系统只能通过分化，然后媾和，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可是这样一来，虽然存在度保住了，但是整个系统的强度会剧烈地下跌。
南明王朝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它是按照先分化、再僵化的结构路线发展的。什么叫分化？就是让文官去管武将。这听着很不合理，怎么能让外行去管内行呢？可是没办法，武将没文化，没价值观，不知道忠君爱国，经常犯上作乱，那就让有理想、有文化的文官来管他们，从宋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都知道宋代皇家有一条祖训——国家不杀文臣、士大夫。南宋的时候岳飞被秦桧和宋高宗联手害死了，大家一定以为忠良被陷害后众人会为忠臣垂泪吧！事实上并非如此。岳飞刚死的时候，朝中根本没什么人替他说话，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冤死的，那又怎样？他手里有刀，随时可以犯上作乱，皇帝为了预防这种事杀了岳飞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岳飞后来有这样高的历史地位？因为高宗的儿子宋孝宗为了北伐，才把这桩旧案翻出来，又是平反，又是官复原职，又是追封——后来南宋的皇帝每次要北伐的时候，就加封岳飞。经过历史的叠加，才给我们留下了民族英雄岳武穆的形象。
当时的皇帝是不会跟一个普通武将讲什么道理的，杀他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这种非常残忍的逻辑一路发展到了明清，到最后文官地位极高,而武将地位极其低下。明朝的出征图上，文官被画得特别高大，旁边的武将反而被画得个子矮小，严重不符合事实，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比如同样品级的文官和武将，文官就高武将一等；即使不同品级，有时候文官还是高武将一等。这就是内部的分化制衡。
还有一点，就是结构上的僵化。僵化到什么程度？我只举一个例子。崇祯九年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破鼓万人捶”了，除了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北方的清军也经常破关而入。有一次，清军已经打到了北京城边，首都告急。这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就是后来南明的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键。国家危急，皇上危急，他顾不得“藩王不准带兵”的规矩，带领自己的护军以及募集来的一些人——总共大概一千人，杀到北京勤王去了。崇祯皇帝这个时候也盼着有部队勤王，但是转念一想,朱聿键是藩王，怎么可以带兵勤王呢？所以半路上又让他回去了，后来还把他圈禁在凤阳的皇家监狱“高墙”，最后把他废为庶人。可想而知，国家到了这么危急的时候，依然不忘对武力的防范，不忘强调内部结构的组织纪律，这就是规矩。
既然要讲规矩，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军队战斗力的下滑。比如明代中期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御驾亲征，带着50万大军，就算打不过对手，边打边撤，护得皇帝本人安全总可以吧？这可是护驾之功，任何一个将军和士兵只要护驾成功，立即就能取得荣华富贵，按理应该人人自告奋勇。结果呢？明朝大军面对蒙古大军一触即溃，50万人四散而逃，留下皇帝一个人被蒙古人抓走了。
明代中后期也是这样，例如崇祯皇帝时期的“松山之战”，明朝派了13万人出战，结果一触即溃，留下一个文臣主将洪承畴。当然，洪承畴很能干，居然带领一万多名残兵败将固守松山半年之久。与此相比，那些武将做了什么？可见明朝军队对外的战斗力差到了何种地步！
【史可法：与其控制，不如激励 】
但是，这个逻辑还是没有办法解释南明弘光政权崩溃的原因，因为江北四镇加上左良玉的军队不是一触即溃，而是100万左右的士兵全部归降了清朝。这怎么解释？
我们得再次回到逻辑原点，如果你承认过度的控制会导致战斗力下降，那我就放开控制，这样行不行得通呢？
宋高宗赵构就不会这么做，他自己再难，还是坚持军队所有的军饷由自己发，不肯放松控制使军队变成军阀。但是史可法没有办法，风筝线和风筝其实已经断开了，既然事实上已经形成军阀了，那他干脆激励一下手下的将领和士兵。
这和今天很多大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公司老板知道互联网时代不能搞中心化的控制，于是就搞大改革，给员工提供平台，让他们创业，搞一揽子工程。可是各部门的领导、员工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教育要听老板的，现在突然要他们听自个儿的，当然会蒙掉的。
史可法的江北四镇也是一样的情况，史可法使用的激励政策其实比现在很多公司使用的要好得多。
第一，你们驻防的地方，不仅军队归你管，老百姓也归你管，官司你自己判，所有的田赋、矿山之利和商旅之税全部归你。你自己招兵买马，自己养军队，反正中央也养不起了。
第二，如果将来反攻中原，你打下了土地，那么这片土地也归你管，所有的利润都归你。
第三，现在封的所有爵位将来都可以世袭。
说白了，南明君臣这个时候已经把账算明白了，眼看着大厦将倾，宁愿换得一个晚唐时候的藩镇割据状态，也要先把这口气缓过来再说。
你能说这个策略错了吗？很多人说，史可法当时应该待在中央，不应该到江北扬州去督师。可我觉得，史可法去督师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换马士英去督师，可能最后下场还不如这个。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江北四镇和左良玉的军队是怎样恶性演化的。请注意，他们原来只是结构中的一个要件，现在控制突然放松了，他们要在市场中，或者说在狂风骤雨的环境中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呢？一个全新的逻辑链条就此启动了。
我在前面提过，权力系统有一个本能，就是内部结构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和最高掌权者的个人意志没什么关系，是权力系统的宿命。因为权力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就必须把自己的内部变成一个制衡性的网络，这个网络越复杂，它的内部安全性越高，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对外部威胁的抵抗力越弱，明代末年的崇祯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等福王在南京建政的时候，突然变了策略，因为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内部矛盾了，东林党、阉党要吵就吵去吧，关键是清军的铁蹄要南下，而李自成的流寇还没有被剿灭，此刻，活下来是最重要的，抵挡外部的安全威胁是最重要的。所以，福王朱由崧就不去控制这些结构件了，让他们各自为战创业去，只要最终自己还握有一点儿股份，每年的分红都归他们好了。史可法在江北四镇的核心策略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但是，最终的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那些拿到了爵位、土地，拥有空前权力的军人，没有为国家厮杀，没有抵挡，甚至没有应战，就全部投降了。
福王很不理解这件事，我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做买卖还得讲究公平，为什么你们不能回报我一些呢？儒家知识分子就更不理解了，讲了这么多年的忠孝节义，你们总该听得进一句半句吧，怎么到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呢？
1644年，也就是甲申年的11月，史可法正在江北扬州督师，但是他已经心灰意冷了。史料里面记载，当时他跟身边的人发了这么一通牢骚：“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这话说得杀气腾腾，就是说江北四镇这帮军人，每次找我就是要军饷，回去之后什么都不听我的，已经变成国家的威胁，尾大不掉。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全都杀了，把他们的头挂在南京城门上，让天下那些不忠于职守、不忠于国家和皇帝的人都看看，这么干是什么下场，或许对于挽回局面还有帮助。当然，史可法说的是气话，他不可能这么干，清兵马上就要南下了，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自毁长城呢？但是这也说明史可法绝望到了什么程度。
而史可法对于这个局面的诊断是基于“不忠”这两个字，这也代表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里，什么叫军人？当时有一个词叫“豪猪贱狗之辈”，就是说武将虽然孔武有力，但本质上如同猪狗，没灵魂，没思想，得靠我们这些受过孔老夫子教育的儒家知识分子来控制他们、监督他们，他们才有可能为国家效劳。现在一看，他们果然不忠，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也没有激发出他们的天良，本质上还是猪狗。所以史可法给他们下了两个字的断语：“不忠”。
【军阀：自下而上的胁迫 】
但这是一个道德判断，我们看历史问题，必须学会一个方法，就是从结构的演化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组织、企业、国家、朝廷，它稳定下来的这个格局，一定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临时的各种力量的均衡点。有时候一种力量突然崩解，会出现反作用力。南明朝廷就出了这么一个昏招，突然撤去了军饷对士兵的控制。原来士兵是这个国家的结构组件，突然把所有的连接件都拆除了，唯一的结果就是结构组件脱落而去。所以这些人不听你的，有什么稀奇的呢？
当然，儒家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搞了那么多年的教育，国家养士兵养了那么多年，怎么还无法激发出他们的天良呢？这样看问题就非常幼稚，要知道，所有的力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力撤除，一定会出现另外一个力的脱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范爷”范冰冰不是讲过一句话吗？“我能经得起多大的诋毁，我就担得起多大的赞美。”现在你要想当一个网红，你希望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多少人骂你。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一旦丧失，就必须寻找新的均衡点。
既然要构建一个新的均衡点，就需要一套新的逻辑，而这套逻辑是史可法这些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个逻辑就叫作“自下而上的胁迫”。就是士兵最后投降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不管他们的道德水准如何，最后都是这个结局。
【黄得功：我是身不由己 】
我不是在为几百年前的“乱臣贼子”辩护，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江北四镇将领之一的黄得功。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可能是最高的，刘良佐、刘泽清后来都是主动投降的，高杰是被自己人杀死的，唯独黄得功死战到底。他在战场上被敌人一支箭射穿了脖子，然后他看大势已去，就自裁了，最后他的士兵在其他将领的带领下投降了。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结局，所以黄得功的道德应该没有瑕疵。
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逃出南京之后，去的第一站就是黄得功的大营。这说明在弘光皇帝的心目中，黄得功是最忠诚的。他的大营在哪儿？就在罗胖我的老家安徽芜湖，他最后一战发生的地方我小时候还去过，就是安徽的荻港。
这么说来，黄得功的形象很好吧？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以前干了什么。就在他死前不久，也就是江北四镇刚刚设立的时候，黄得功和高杰两个人发生过一次火并。军阀之间抢地盘谈不上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但是这一仗高杰打赢了，他偷袭了黄得功，杀了黄得功很多人和马。
黄得功想要报仇，史可法就赶过来说，大敌当前，咱们以大局为重，都消消火。按理朝廷应该惩罚高杰，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这么做。再说史可法手里也没什么权力，所以他就摆出一副隔壁大妈的姿势来劝黄得功，天下人都知道高杰错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放他一马，街坊邻居们是不是都会夸你好？
黄得功说，不打也行，他得赔我的损失。高杰同意了，允诺赔他300匹马。可是马运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全部是老弱病残，根本就不能用。史可法说，你俩千万别打起来，300匹马作价3000两银子，这钱我来掏。刚好这个时候，黄得功的母亲刚刚去世。史可法就说，我再出1000两银子的份子钱，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别打了好不好？既然给了这么多台阶，黄得功就把这口气咽下去了。
后来高杰孤身犯险，被自己人杀了，黄得功得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带领兵马直奔徐州而去。徐州是高杰余部的所在地，也是高杰所有家眷的所在地——黄得功不仅要拿高杰的地盘，还要把高杰所有的家眷、部属一网打尽。此举把史可法吓得要死，赶紧从扬州赶到徐州去调停，才阻止了这件事发生。
按道理来讲，黄得功这样的大英雄、大忠臣，不应该肆意地发泄自己的私怨，应该以大局为重，报效朝廷。
要是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军阀。军阀是脱离了正式社会秩序建立的武装系统，军阀的权力来源和正式社会秩序中的军人不一样。国家的军人，他的权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国家给他官职、爵位、粮草，然后他来行使权力。可是军阀呢？不管他是张大帅还是王大帅，本质上权力都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授权。说白了，如果一个军头在军阀的系统中不能打地盘，不能给弟兄们分酒分肉，那么他的合法性就不存在。这个状态其实和我们在香港的黑道电影里看到的是一样的——老一辈的黑道大哥不想贩毒了，不想打打杀杀了，开始做正经生意，结果蹿起一个年轻人说，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更多的地盘，然后就把老一辈的大哥给干掉了。军阀系统就是这样，你不扩张底下的兄弟们吃什么？你有酒有肉，可我们呢？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授权其实是一个胁迫系统。
如果理解了这个逻辑，我们再去看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就会有另外一番理解。过去我们都以为，赵匡胤是伪君子，黄袍加身还不满足，心里早就惦记上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了。
如果你是赵匡胤，一直是军队的将领，现在你手下的人把黄袍披在你身上，想让你带领兄弟们去谋取富贵，你干不干？你不干，那么请滚开，有的是人干。所以，赵匡胤也是身不由己。
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武昌起义中，清军的协统黎元洪哪里愿意跟着士兵造反呢？最后是士兵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对他说，想不想干，你都得干。所以黎元洪的大总统地位是捡来的，他是被胁迫的。
我们再回到黄得功的事情上，黄得功有任何办法吗？他的士兵被杀，马匹被抢，明摆着被人欺负。刚开始高杰人多势众，自己打不过他，看在史可法给银子的份儿上，这口气也就忍了。一旦他有能力干掉高杰，当然会直奔过去。如果他不做这件事，底下的弟兄会看不惯他，甚至看不上他，他在军队的领导力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你要是黄得功，你做不做？
关于这些事，没有留下更详细的史料，我只能从道理上推断，黄得功是身不由己的。
左良玉：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左良玉】
左良玉这个人对南明弘光政权背负的历史责任其实特别大。1645年的三四月份，距离明朝灭亡也就剩一两个月了，南京城真正的威胁是北方的清军吗？不是，而是武昌的左良玉造反了。
左良玉造反的理由是“清君侧”，要带兵去杀马士英、阮大铖这帮奸臣。东林党人当然鼓掌欢迎，而且笔杆子握在东林党人手里，所以在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左良玉留下的形象是正面的。《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是一个正面人物。
可他是个好人吗？当然不是。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说，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个军阀，而且最后还不忠，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呢？
他的道德差吗？也不是，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在私德上还是不错的。
第一个，有一次他外出带队打仗时，农民起义军攻陷了他的家乡，把他全家老小都给杀掉了，幸好他把儿子左梦庚带在了身边，才算幸免于难。左良玉后半辈子都不近女色，始终在怀念自己的家人。作为一个军阀，自然是有酒有肉有女人，能够忍得住不近女色很不容易，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放纵自己的人。
第二个，他有一个恩人，这个人也很有名，叫侯恂，就是《桃花扇》的男主人公、“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曾经救过左良玉一命，那个时候左良玉还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左良玉当了军阀的大帅以后，带兵经过侯恂的府第时，严令士兵不得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他叩拜恩人侯恂的时候也非常恭顺。所以，周边的人都称赞左良玉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这样的人私德怎么会差呢？
可是他的军纪极其坏。当时对左良玉的部队有一句评价，叫“杀掠甚于流贼”。就是说他们杀人、抢东西，比农民起义军那些流贼还要坏。老百姓一听说左良玉带的部队来了，都吓得四散奔逃，多次惨剧都见于史册。所以左良玉这个人极其复杂，只有理解了我在前面讲的军阀的权力系统的基本逻辑，我们才能够理解左良玉的行为。
其实，不管左良玉个人道德是好是坏，他对自己做的所有的事——包括表面上的好事和表面上的坏事——都没有办法负全责，都是迫不得已的。我可不是替他说话，我只是想强调，观察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时，不能只从他的个人意志出发，得充分考虑到周边环境对他施加的限制性影响。
比如左良玉东下造反去“清君侧”，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东林党人，一定要打倒马士英吗？可能他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造反，而是为了去抢粮食、抢钱。因为左良玉的部队是最穷的，为什么？他的兵太多了，历史记载超过100万，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几十万总是有的。跟江北四镇比起来，左良玉的部队人数最多，可是他的防地仅仅是湖北一带，而湖北一带已经很残破了，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
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他能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任由士兵去抢老百姓，他只能把眼睛闭上。如果抢老百姓仍然没法解决问题，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抢，这个逻辑和流贼是一样的。但是他是朝廷的命官，又有固定的防地，所以他必须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清君侧”更冠冕堂皇的呢？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不是我胡说，举个例子。1644年甲申年的时候，北京城破，左良玉突然发现，南京竟然冒出一个皇帝来。左良玉手下很多将领都是粗人，说：“什么狗皇帝，还给我们下命令！瞧他给的这点儿军饷。南京不是有粮食吗？我们干脆就到那个花花世界去，我们去打他吧！”
左良玉是朝廷命官出身，坚决不肯，说我们要忠于中央。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过此一步者，良玉视之已死。”就是说，你们这帮将领，只要过了这道线，我就死给你们看。这哪是什么恶霸、军阀讲的话？这完全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去胁迫一帮流氓的忠臣的口气。
后来左良玉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派一堆炮艇在下江口封着，谁都不许走。第二件事，他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掏出两三万两银子，分给这些将领。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不大舍得这些钱，左良玉就特别痛心地骂他：“你以为这些钱是你的吗？看来我左家真的要完蛋了。”
他起兵之后，中途得病死了，临死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吾不能报效朝廷，诸君又不从吾法制，以至于此。”就是说，天下之所以闹成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因为我没能耐，不能报效朝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你们都不听我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左良玉临死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了悲凉和无奈。
有人可能会说，左良玉要那么多军队干什么？不养百万大军，后面的这些逻辑不就不成立了吗？要知道，军阀是脱离了正式社会制度的一个暴力系统，别看他有刀有枪，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因为他随时要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所以多一条枪、多一个人都是好的，发展到最后一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他的系统崩溃。
说个题外话，有人说民国时候的军阀很好，不打仗的时候长袍马褂，礼贤下士，还会办大学、模范村。这其实是被它的表象蒙骗了。
只要它不是一个正式社会制度下的暴力集团，一定会产生三个结果：第一，战斗力极差，军阀是不爱打仗的，因为它要保存实力；第二，对老百姓一定越来越狠；第三，它一定会越滚越大，直到崩溃为止。所以军阀系统一定是社会毒瘤，不存在任何好的可能性。
我们回到南明，弘光朝廷崩溃之后，为什么所有的军队都投降了？这跟将领的个人道德没有关系。左良玉临死的时候交代下来：“我死之后，你们最好能为国家捍卫疆土；如果你们办不到，找一个地方自给自足也挺好的。”可是没人听他的，所有将领拥立他的儿子左梦庚，之后投降了北方的清朝。
黄得功临死的时候也是，他被一箭射穿了脖子，立马抽刀自裁。临死的时候他都没说“你们继续战斗”云云，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死，剩下的将领带一定会着士兵投降，任何意志都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你理解了这些才会知道，南明的悲剧到底悲惨在哪儿。
【大系统突然倒地身亡之后】
如果你读得出我的弦外之音，大概已经明白了，我哪里是在说什么历史，我是在说一个大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内部高度分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管理非常发达，但是在外部冲击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系统瞬间就会崩溃，这就是南明弘光政权。
当然，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底层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一定要挑南明说呢？第一，史料多；第二，牵扯到太多的爱恨情仇；第三，它是皇权系统演化到最后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特别值得拿出来说。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视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在弘光政权崩塌之前，这个国家好像就没什么忠臣孝子，不管文官还是武将，一看清朝人打过来了，马上就选择了投降。而弘光政权崩溃之后，抗清运动反而风起云涌。南明政权可不只有弘光政权一个，后面还有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可是这些政权的主政者，主要依靠的力量恰恰都不是原来朝代体制内的力量——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刚才提到的江北四镇，当中唯一一个有志恢复中原的是谁？是高杰。高杰是李自成的人，不是来自大明朝内部的人，只不过史可法非常有人格魅力，感化了他。高杰想带队出征，可是还没出征就被底下人给害死了，这是个悲剧。
后来支撑永历政权的孙可望、李定国，这两个人都是张献忠的人。更有名的就是郑成功，他收复台湾，把明朝的国祚延续了几十年，可是郑成功也不是体制内的人，甚至都不是儒家文化圈的人。他来自海盗世家，出生于日本，他妈妈是日本人，从小讲得一口日本话。他突然对儒家文化感兴趣，突然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后来皇帝赐了姓，世称“国姓爷”，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原来的大系统突然倒地身亡之后，在它的尸首的旁边突然长出来一些小花小草，看起来是延续了大系统的生命，但小花小草跟大系统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是自我意志决定的产物，不是那种靠长期的洗脑、灌输、控制、讨好、驯养的产物。这个现象和我们过去熟悉的管理学思维正好相反。
【互联网时代，人类组织的未来 】
管理学中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通过一套制度设计让一个人的行为变得可控，至少可预期，这样整个组织的战斗力会提高，但是事实往往正好相反。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你不管他，任由他发展，他就一定会堕落吗？他就一定会远去吗？事实证明未必如此。
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真正想说的东西。这几年很多传统企业都想转型，我们不能说它们的理论认知不到位，很多企业家对各种理论张口就来，什么“中心化的组织过时了，一定要去中心化，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员工当创业者……”，这套理论他们都懂。但是原理上认识得清楚，并不意味着在路径上就能走对。
其中的误区在哪儿呢？说到最底层，就是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且尊重人的价值。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企业转型，动不动就要成立一个只属于总裁办的、直接对董事长汇报的“企业转型战略领导小组”。看起来决心很大，可往往干不成什么事，为什么？因为这种做法还是想通过一整套办法，一揽子地解决问题。而成功的转型策略往往是设立特区，让人的创造力、能动性充分地发挥，相信一旦某些人成功了，其他人会跟着学。这就叫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且尊重人的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企业动不动就要举全员之力搞什么新业务，往往都搞不成，为什么？因为企业最值钱的不是手头的钱或者资源，而是创业者本身。不要以为在市场上找个职业经理人，给他一堆钱、一堆优惠政策，他就能把事干成。创始人是握有最大股份的人，只有他握有这个企业的基因，只有他知道怎么干。所以我看到的新业务开创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创始人自己带一个小分队扑上去，这叫尊重人的价值。
我们公司的员工只要是为了业务需要，请人吃饭的钱都可以拿来报销，我们也不做甄别，因为相信他。我和我的合伙人有一个理想，想要构建一个成人式的公司，老板和员工互相信任，谁也不把谁当孩子，谁也不把谁当坏蛋，所有人只是在共同的价值平台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有一个朋友反驳过我，他说：“罗胖，你胡扯，一个公司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它是长不大的。你现在是因为公司人数少，才可以这么做。”
我确实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公司现在有100人左右，如果变成300人、500人、800人，甚至1000人，这个管理风格还能不能持续呢？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我希望这个时间点到来得越迟越好，甚至永远不要到来。这是我的理想。
这个理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存在这样的商业组织，比如球队。球队是可以挣钱的，球队也是一个组织，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在球队里面见过严格的管理？就算是球队的队长，他也管不了其他人。
球队的本质是什么？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赢，然后每个人踢好自己的位置，球员之间互相信任，不就行了吗？未来商业领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组织，美国硅谷已经有大量的公司正在尝试这样的管理方式，这样的协作体才是互联网时代人类组织的未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面对南明这样一具尸体，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要一个朝廷式的组织，还是要一个球队式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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