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文章里提到过不少地方，却从没提到过一个叫樊老宅的村庄。也许人都会本能地回避一些什么，比如一种声音，一段往事，甚至一处所在。我想这是我和自己的默契。如果不是固执的父亲经常要回到那里，我几乎能做到不怎么想起了。 一年前，二妹在百里外她工作的小城潢川买了套小院，老巷旧屋，久无人居，碎砖垒的院墙上高高地生着狗尾草，到处剥落出天长日久的衰败气息，我们却像得了宝，觉得父母的晚年终于有了着落。然而一次次地，父亲又回樊老宅了。 樊老宅，淮河支汊旁一个最不起眼的小点。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在武汉念书，每逢寒假，同学们就开始愁火车票，那期间车站服务到校，售票处就设在校园东区露天电影场，于是各地同乡纷纷结了伴，涌进瑜珈山的寒夜里排长龙。只有我例外，打开一本书，闲闲地缩在宿舍的高低床上，假装同情地听他们牢骚。我从没表露过，我是多么自卑地暗羡着他们――飘雪的季节，拥挤的站台，临风一挥的手臂，长长的铁轨，我想那必是日后重逢的动人话题吧；而我，像在生活里的无数其他场合一样，只是个沉默的旁观者。法国的兰波肯定写错了，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在不远处。 这是不能选择的。对我来说，寒假仅仅意味着一条红尘十丈的四百里羊肠山道，以及尽头的那个村庄。轰轰的长途汽车，永远塞着两倍的人四倍的行李，差不多都是南下打工的，卖命异乡却居无定所，只好锅碗瓢盆铺盖卷，来来回回都跟着，这样车厢便成了咸菜坛子，而车窗玻璃永远是破的，蹿进来的风沙一搅，就保证了香烟、化妆品、呼吸、脚臭、屁和呕吐的混合味道的持续回荡。灰头土脸抖抖索索到商城县城，换三轮儿车再颠四十里到上石桥镇，就能看见路边的父亲。 那些年，父亲一直那样等着我。上石桥到我家，还有八里土路和一条不深不浅的沙河，通不了车。父亲总是站在冷清的街灯下，拢着手，探着头，一个个过滤从三轮儿车上跳下来的人，旁边是他那辆满身泥垢的红旗牌单车。终于见着我了，父亲开始笑。他很瘦，本来是微笑，可街灯照着了牙齿，便显得夸张起来。我问他到了多久，他说刚到一下下。他总是那样说，我宁愿相信了。 要摸黑走一会儿才到沙河，冬日水浅，船不靠岸，必须脱得只剩裤衩，躲过河岸的冰碴，下到刺骨的河水里先�一段。是长篙木船，站上去让河风一吹，光着的湿腿脚上便如有千刀万剐。有时候我也想起来，这河父亲每次要扛着单车过来回的。弃舟登岸，继续在田野里穿行，当耳边传来熟悉的犬吠，回家的路才总算走完了。 此刻我想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隔三差五跑回去的日子怎么打发。我们四兄妹，我在北美，二妹带母亲在潢川，大妹和弟弟在苏州，樊老宅对于我们，也只有一围空置的院落。父亲会站在院子里抽烟吗？或开门出去，对面是横阡竖陌的水田坡地，天际隐约着巍峨的金刚峰，小时候我真的相信那就是天的边。村东则是我们家族的墓地，四百年来，我的祖先们一茬一茬就像收割的庄稼一样垛在那里。而墓地另侧的土路已日渐衰败，一条崭新的省道蛮横地直插进来，把田野切成两半。 父亲就是从那个方向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向远方的，如今他们连他也要带走了。我仿佛看见他眼前的田野上起了一层白白的暮烟。可父亲是否想过，这不也正是他三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必然结局吗？ 父亲是孤儿，两岁丧母，九岁丧父，接着姑姑远嫁，大伯上了朝鲜战场，他才十来岁就开始独居。关于这一节父亲从来不说，我也从不问，这些年来我们像在共守着一个秘密。我只听村里长辈约略提起，为了活着，父亲很小就开始下地干活，由于三餐不济，经常晕倒在地里。那时候他的小伙伴们大都在念书，到了上课时间，他们朝学校走，他一回回跟着，但跟到教室门口就止步了，他知道他不属于那里，他过早地属于另一个世界。 数年后当我成为樊老宅第一个大学生时，父亲也许会想起那些他从教室门口折转田间的时刻。那天晚上，他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近一下远一下翻来覆去地看，还用手指小心摩挲上面的字，眉头紧紧地，皱出挑剔和狐疑，只有我知道他是在掩饰内心的狂喜。他始终一声不吭，过了很久才把通知书还给我，低声说，收好。第二天，父亲特地到二十里外的乡里预约放映队来放电影，然后买了香蜡纸炮，领着我去上坟，太爷、太奶、爷爷、奶奶和一些永远也弄不清的谁谁，说是小时候如何疼他。每个坟前父亲都严肃地跪下去，然后像对着真人一样说几句，看上去很滑稽。可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个人和漫漫历史又接上了，或者说从没断过，只是曾受了深伤，需要康复的时间。 后来开学，父亲到县城送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穿着蓝卡其布褂子，打褶的灰布裤子皱皱地吊着，露出黑黑的两根腿杆子。偌大的长途汽车站里，人影零乱，烟尘漫天，父亲不时调整着位置，好始终能看到我。车发动的时候，他终于又走到车窗前，对我说：出门在外，记得俺是农民，莫跟人家比。我猝不及防，破天荒地看见父亲的眼睛是湿的。 原来父亲也会流泪。可惜当时我正值拒绝向父亲表情的年龄，只感到尴尬，赶紧别过了头去。我还来不及细想，但我走出樊老宅，就再也不会走回去了。 人总会在某个阶段仇恨家乡。念高中那些年，也许是视野扩大了，山外头的世界越来越逼近、越来越晃眼，也许青春本就像一段乱世岁月，一座被欲望、诱惑、骄傲轮番袭扰攻掠的城池，无法坚守，也不能突围。我记得在县城高中住校时，不到弹尽粮绝我死不回去。我怕那些和父母相对的晚上，母亲塞满一坛咸菜，父亲装好一袋米，又把早备下的一沓大大小小总共二三十元的钞票递给我，钞票散发着汗和烟丝的混合味道。每当那时候，我就被深重的罪恶感攫住了。 小时候，有一回我问母亲，咋老烧稀饭呢？咋不烧干饭呢？干饭好吃。母亲轻轻地说，傻儿子，哪有那多米呢？有一回我问母亲，俺家咋不住城里呢？城里又干净，又不种地，街上好吃的又多。母亲仿佛自言自语，一个人，一个人的命。 这一切都是父亲选的。父亲在独居几年后也参了军，去过越南的丛林，得过越南文的奖状，这也是好莱坞那些聊以自慰的越战神话每每让我报以同情的原因。父亲退伍时本来可以留城的，但他对给过他孤苦童年的樊老宅的思念让所有现实的算计都显得无足轻重。这要等我稍大些才明白，一个人和一片土地的缘分是不可理喻的。 有一年冬天，我读到一套油印的书，装帧精致，厚厚的四本。一个念过黄埔军校、叫樊泽民的老人，叶落归根，从他工作过的山东青岛千里迢迢迁回来，多方调查，四处打听，然后把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刻进了这套书里。书的正式名字叫《樊氏宗谱》，里头说，我的祖先从北方南下，先后迁徙四川，辗转江西，在明清之际才最后定居在那片楚头豫尾的丘陵地。村子以前叫“重陂塘”，后来樊姓开枝散叶，才渐渐改称“樊老宅”。 老宅是个古朴的名字，散发着天荒地老的气息，然而樊老宅实际上却是四面群山里囫囵挤迫着的数十间土坯茅草房。父亲说，樊老宅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树高得望掉帽子，粗得好几个人合抱，但五八年大跃进炼钢铁，都砍去烧了，村里还有个土地庙，破四旧的时候拆了。父亲说的时候眼睛里总泛出回忆的光泽，但我还是将信将疑，我能确定的只有那片墓地，时间凝固在那里，无论四季变更，生命轮回。小时候，我见过那躺在荒草间的断碣残碑，向晚的太阳照着，弥漫出一种让人发怵的荒凉。 然而墓地是逢年过节必去的。父亲指着那一个个坟头，告诉我里面是我的什么什么人，然后我开始磕头。那是种很奇妙的感觉，堆堆黄土，因为一个虔敬的无限重复的仪式，便和你有了一种神秘的关联。 也许正因为这种关联，老人樊泽民历时数年，执著地记下了一个家族的谱系，而我的父亲，坚决抛弃了儿女们所能给他的最好的安排，甘愿一个人跑回樊老宅，像他的童年一样再一次独居。父亲说，每次回家，一望见樊老宅的树梢，心里就开始亮堂了。 我渐渐意识到这其中的寓言的味道。这些年，从农村到城里，从故国到异国，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一次次路断了，一次次又强打精神，把自己变成西西弗斯的石头，推向下一处人烟。我不知道我在逃避或追寻什么。堂皇的话说，人活着，总是以肉身的折腾来求取精神的安稳，但我想这和一只六神无主四处乱飞的苍蝇并无本质不同。也许那也是一个寓言，我们这代人的寓言。 其实，就像父亲从没真正离开过樊老宅一样，我也从没真正进入过城市。人就是飞鸟口中的一粒种子，一旦滑落到某个地方，生根发芽，很多东西就再也不能改变了，这就是宿命。我忽然想，有一天，当我也老了，我会去哪里？注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会老得再不能远行，不能到街上的书店里搜书，不能下酒馆和朋友们放浪吹牛，甚至不能在键盘上敲打出文字。生命的最后一章，上苍永远潦草得没心没肺。可是，我又能去哪里？ 一年前，父亲和母亲搬去潢川的时候，我和苏州的大妹欢天喜地地通电话。大妹忽然说，但是我也很难过啊，哥你想想，以后我们回家，只回潢川，不会再回樊老宅了。 那一刻，我才前生来世一般恍然记起来，在我上学的路上，漫山遍野开着金黄的油菜花；我记起冬天，我们在大塘的冰面上玩陀螺，冰面嘎吱作响惊心动魄，招来大人们的叱骂；元宵夜，一团一团闪亮的纸灯笼从各家门里打出来了，我们开始闹哄哄地玩一种叫杀羊羔的游戏；我们还在池畔比过插柳，看谁的先发芽，长大；在开着各色小野花的草坡上，我放牛、背诗，我现在能记得的诗词几乎都有那里的背景；还有，为一场电影，为一出大鼓书或皮影戏的且听下回分解，我和一帮大孩子不惜漏夜翻山越岭走村过寨…… 童年的樊老宅原来也是快乐的。我明白了，却晚了，我们多少年多少代都没失去的终于失去了。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一场从城里开始的狂欢。我仿佛听到断裂的声音，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处砰然传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家其实已变成只能偶尔光顾的野店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是假装能回去。 采薇选自《女报・情感》
这些年我文章里提到过不少地方，却从没提到过一个叫樊老宅的村庄。也许人都会本能地回避一些什么，比如一种声音，一段往事，甚至一处所在。我想这是我和自己的默契。如果不是固执的父亲经常要回到那里，我几乎能做到不怎么想起了。 一年前，二妹在百里外她工作的小城潢川买了套小院，老巷旧屋，久无人居，碎砖垒的院墙上高高地生着狗尾草，到处剥落出天长日久的衰败气息，我们却像得了宝，觉得父母的晚年终于有了着落。然而一次次地，父亲又回樊老宅了。 樊老宅，淮河支汊旁一个最不起眼的小点。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在武汉念书，每逢寒假，同学们就开始愁火车票，那期间车站服务到校，售票处就设在校园东区露天电影场，于是各地同乡纷纷结了伴，涌进瑜珈山的寒夜里排长龙。只有我例外，打开一本书，闲闲地缩在宿舍的高低床上，假装同情地听他们牢骚。我从没表露过，我是多么自卑地暗羡着他们――飘雪的季节，拥挤的站台，临风一挥的手臂，长长的铁轨，我想那必是日后重逢的动人话题吧；而我，像在生活里的无数其他场合一样，只是个沉默的旁观者。法国的兰波肯定写错了，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在不远处。 这是不能选择的。对我来说，寒假仅仅意味着一条红尘十丈的四百里羊肠山道，以及尽头的那个村庄。轰轰的长途汽车，永远塞着两倍的人四倍的行李，差不多都是南下打工的，卖命异乡却居无定所，只好锅碗瓢盆铺盖卷，来来回回都跟着，这样车厢便成了咸菜坛子，而车窗玻璃永远是破的，蹿进来的风沙一搅，就保证了香烟、化妆品、呼吸、脚臭、屁和呕吐的混合味道的持续回荡。灰头土脸抖抖索索到商城县城，换三轮儿车再颠四十里到上石桥镇，就能看见路边的父亲。 那些年，父亲一直那样等着我。上石桥到我家，还有八里土路和一条不深不浅的沙河，通不了车。父亲总是站在冷清的街灯下，拢着手，探着头，一个个过滤从三轮儿车上跳下来的人，旁边是他那辆满身泥垢的红旗牌单车。终于见着我了，父亲开始笑。他很瘦，本来是微笑，可街灯照着了牙齿，便显得夸张起来。我问他到了多久，他说刚到一下下。他总是那样说，我宁愿相信了。 要摸黑走一会儿才到沙河，冬日水浅，船不靠岸，必须脱得只剩裤衩，躲过河岸的冰碴，下到刺骨的河水里先�一段。是长篙木船，站上去让河风一吹，光着的湿腿脚上便如有千刀万剐。有时候我也想起来，这河父亲每次要扛着单车过来回的。弃舟登岸，继续在田野里穿行，当耳边传来熟悉的犬吠，回家的路才总算走完了。 此刻我想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隔三差五跑回去的日子怎么打发。我们四兄妹，我在北美，二妹带母亲在潢川，大妹和弟弟在苏州，樊老宅对于我们，也只有一围空置的院落。父亲会站在院子里抽烟吗？或开门出去，对面是横阡竖陌的水田坡地，天际隐约着巍峨的金刚峰，小时候我真的相信那就是天的边。村东则是我们家族的墓地，四百年来，我的祖先们一茬一茬就像收割的庄稼一样垛在那里。而墓地另侧的土路已日渐衰败，一条崭新的省道蛮横地直插进来，把田野切成两半。 父亲就是从那个方向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向远方的，如今他们连他也要带走了。我仿佛看见他眼前的田野上起了一层白白的暮烟。可父亲是否想过，这不也正是他三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必然结局吗？ 父亲是孤儿，两岁丧母，九岁丧父，接着姑姑远嫁，大伯上了朝鲜战场，他才十来岁就开始独居。关于这一节父亲从来不说，我也从不问，这些年来我们像在共守着一个秘密。我只听村里长辈约略提起，为了活着，父亲很小就开始下地干活，由于三餐不济，经常晕倒在地里。那时候他的小伙伴们大都在念书，到了上课时间，他们朝学校走，他一回回跟着，但跟到教室门口就止步了，他知道他不属于那里，他过早地属于另一个世界。 数年后当我成为樊老宅第一个大学生时，父亲也许会想起那些他从教室门口折转田间的时刻。那天晚上，他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近一下远一下翻来覆去地看，还用手指小心摩挲上面的字，眉头紧紧地，皱出挑剔和狐疑，只有我知道他是在掩饰内心的狂喜。他始终一声不吭，过了很久才把通知书还给我，低声说，收好。第二天，父亲特地到二十里外的乡里预约放映队来放电影，然后买了香蜡纸炮，领着我去上坟，太爷、太奶、爷爷、奶奶和一些永远也弄不清的谁谁，说是小时候如何疼他。每个坟前父亲都严肃地跪下去，然后像对着真人一样说几句，看上去很滑稽。可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个人和漫漫历史又接上了，或者说从没断过，只是曾受了深伤，需要康复的时间。 后来开学，父亲到县城送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穿着蓝卡其布褂子，打褶的灰布裤子皱皱地吊着，露出黑黑的两根腿杆子。偌大的长途汽车站里，人影零乱，烟尘漫天，父亲不时调整着位置，好始终能看到我。车发动的时候，他终于又走到车窗前，对我说：出门在外，记得俺是农民，莫跟人家比。我猝不及防，破天荒地看见父亲的眼睛是湿的。 原来父亲也会流泪。可惜当时我正值拒绝向父亲表情的年龄，只感到尴尬，赶紧别过了头去。我还来不及细想，但我走出樊老宅，就再也不会走回去了。 人总会在某个阶段仇恨家乡。念高中那些年，也许是视野扩大了，山外头的世界越来越逼近、越来越晃眼，也许青春本就像一段乱世岁月，一座被欲望、诱惑、骄傲轮番袭扰攻掠的城池，无法坚守，也不能突围。我记得在县城高中住校时，不到弹尽粮绝我死不回去。我怕那些和父母相对的晚上，母亲塞满一坛咸菜，父亲装好一袋米，又把早备下的一沓大大小小总共二三十元的钞票递给我，钞票散发着汗和烟丝的混合味道。每当那时候，我就被深重的罪恶感攫住了。 小时候，有一回我问母亲，咋老烧稀饭呢？咋不烧干饭呢？干饭好吃。母亲轻轻地说，傻儿子，哪有那多米呢？有一回我问母亲，俺家咋不住城里呢？城里又干净，又不种地，街上好吃的又多。母亲仿佛自言自语，一个人，一个人的命。 这一切都是父亲选的。父亲在独居几年后也参了军，去过越南的丛林，得过越南文的奖状，这也是好莱坞那些聊以自慰的越战神话每每让我报以同情的原因。父亲退伍时本来可以留城的，但他对给过他孤苦童年的樊老宅的思念让所有现实的算计都显得无足轻重。这要等我稍大些才明白，一个人和一片土地的缘分是不可理喻的。 有一年冬天，我读到一套油印的书，装帧精致，厚厚的四本。一个念过黄埔军校、叫樊泽民的老人，叶落归根，从他工作过的山东青岛千里迢迢迁回来，多方调查，四处打听，然后把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刻进了这套书里。书的正式名字叫《樊氏宗谱》，里头说，我的祖先从北方南下，先后迁徙四川，辗转江西，在明清之际才最后定居在那片楚头豫尾的丘陵地。村子以前叫“重陂塘”，后来樊姓开枝散叶，才渐渐改称“樊老宅”。 老宅是个古朴的名字，散发着天荒地老的气息，然而樊老宅实际上却是四面群山里囫囵挤迫着的数十间土坯茅草房。父亲说，樊老宅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树高得望掉帽子，粗得好几个人合抱，但五八年大跃进炼钢铁，都砍去烧了，村里还有个土地庙，破四旧的时候拆了。父亲说的时候眼睛里总泛出回忆的光泽，但我还是将信将疑，我能确定的只有那片墓地，时间凝固在那里，无论四季变更，生命轮回。小时候，我见过那躺在荒草间的断碣残碑，向晚的太阳照着，弥漫出一种让人发怵的荒凉。 然而墓地是逢年过节必去的。父亲指着那一个个坟头，告诉我里面是我的什么什么人，然后我开始磕头。那是种很奇妙的感觉，堆堆黄土，因为一个虔敬的无限重复的仪式，便和你有了一种神秘的关联。 也许正因为这种关联，老人樊泽民历时数年，执著地记下了一个家族的谱系，而我的父亲，坚决抛弃了儿女们所能给他的最好的安排，甘愿一个人跑回樊老宅，像他的童年一样再一次独居。父亲说，每次回家，一望见樊老宅的树梢，心里就开始亮堂了。 我渐渐意识到这其中的寓言的味道。这些年，从农村到城里，从故国到异国，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一次次路断了，一次次又强打精神，把自己变成西西弗斯的石头，推向下一处人烟。我不知道我在逃避或追寻什么。堂皇的话说，人活着，总是以肉身的折腾来求取精神的安稳，但我想这和一只六神无主四处乱飞的苍蝇并无本质不同。也许那也是一个寓言，我们这代人的寓言。 其实，就像父亲从没真正离开过樊老宅一样，我也从没真正进入过城市。人就是飞鸟口中的一粒种子，一旦滑落到某个地方，生根发芽，很多东西就再也不能改变了，这就是宿命。我忽然想，有一天，当我也老了，我会去哪里？注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会老得再不能远行，不能到街上的书店里搜书，不能下酒馆和朋友们放浪吹牛，甚至不能在键盘上敲打出文字。生命的最后一章，上苍永远潦草得没心没肺。可是，我又能去哪里？ 一年前，父亲和母亲搬去潢川的时候，我和苏州的大妹欢天喜地地通电话。大妹忽然说，但是我也很难过啊，哥你想想，以后我们回家，只回潢川，不会再回樊老宅了。 那一刻，我才前生来世一般恍然记起来，在我上学的路上，漫山遍野开着金黄的油菜花；我记起冬天，我们在大塘的冰面上玩陀螺，冰面嘎吱作响惊心动魄，招来大人们的叱骂；元宵夜，一团一团闪亮的纸灯笼从各家门里打出来了，我们开始闹哄哄地玩一种叫杀羊羔的游戏；我们还在池畔比过插柳，看谁的先发芽，长大；在开着各色小野花的草坡上，我放牛、背诗，我现在能记得的诗词几乎都有那里的背景；还有，为一场电影，为一出大鼓书或皮影戏的且听下回分解，我和一帮大孩子不惜漏夜翻山越岭走村过寨…… 童年的樊老宅原来也是快乐的。我明白了，却晚了，我们多少年多少代都没失去的终于失去了。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一场从城里开始的狂欢。我仿佛听到断裂的声音，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处砰然传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家其实已变成只能偶尔光顾的野店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是假装能回去。 采薇选自《女报・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