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史话
SECRETARY
’SCOMPANION
公文写作事后有人把《檄英王鸡文》送到唐高宗那儿，并添油加醋地说了王勃一通坏话，说都是王勃这个小子多事，才搞得王子兄弟不和。唐高宗龙颜大怒，说：“这岂不是挑拨诸王关系！”于是当即下令，对王勃严厉批评，并把他赶出了沛王府。
檄文是古代官府用以声讨和征伐的公文，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书，通常只有敌对双方交战时才使用这种文体进行讨伐以壮声势。发布檄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并不是自己愿意战争，而是一种代天行道、讨伐有罪的正义之举，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说：“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天子亲自带兵进讨，就称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指令惩罚对方；诸侯率师出征，就说严肃地奉行天子讨伐有罪的命令）。”要说明“恭行天罚”和“肃将王诛”，就得“振此威风”和“暴彼昏乱”，这样才能师出有名，以达到压服和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
打雷从闪电开始，出兵以威武的声势为先，这既是自然现象，也是战前动员和宣传工作的需要。很显然，檄文这种文体只能用于战时，不能用于和平年代，兄弟斗鸡玩乐时更不能写檄文声讨和助阵，否则肯定会惹是生非。
正因如此，王勃为沛王李贤撰写《檄英王鸡文》，虽然只是“戏为”之，也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但唐高宗李治见了此文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李治虽然庸懦，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表现了少有的明智和果断。
少年王子年轻气盛，玩笑开过头了，从此构成嫌隙，埋下祸根，是极有可能的。当初，李治父亲李世民就是在玄武门兵变中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之后才黄袍加身的；而李治本人被立为太子之后，
忌
浮躁︱浅露
︱︱公文写作忌之三
不仅不能刻意追求语言的俏皮风趣，公文作者的行为举止也要严肃端庄，不能浮躁浅露，否则不仅会造成公文写作的失败，而且很有可能惹是生非。唐朝的王勃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一据《旧唐书·文苑上·王勃传》记载：沛王李贤听说
□眭
达明
王勃很有文才，便召他担任王府修撰之职，类似于文学顾问和秘书性质。王勃很有才气，文章写得很好，李贤非常喜欢和欣赏他。
有一次，李贤和几个兄弟在一块斗鸡———这是唐朝贵族热衷玩的一种游戏，经常用它来赌胜负———这一次，李贤的斗鸡还算争气，连胜了几次，后来才在英王李显的斗鸡面前败下阵来。
在一旁观战的王勃为了给李贤的斗鸡鼓劲，就用游戏笔墨写了一篇檄文，对英王的斗鸡进行讨伐。王勃是文章高手，又在兴趣头上，这篇《檄英王鸡文》因而写得既刚健明快又雄壮漂亮。李贤的斗鸡仿佛真的受到此文的鼓舞，最后终于战胜对手。英王很不服气，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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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良苦的母舅长孙无忌唯恐吴王李恪成戏作檄文一篇，丢了脑袋一颗，刘浑为他顺利继位的障碍，于是捏造罪名，杀这个少年王子死得太冤枉了！
害了这个最有本事、也最为李世民看重的宋孝武帝刚刚平叛了叔叔刘义宣的造皇子。有了上两辈血的教训，如今李治怎反，现在自然不能容忍弟弟的“不轨之能不担心李贤、李显兄弟日后不是斗鸡而举”！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皇位稳不稳固，至是斗人呢！所以说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于你刘浑是不是闹着玩的，才不管那么多！
李治的确不是小题大做。
在古代，不仅公文不能戏作，有些专其实，《檄英王鸡文》除了题目耸人用公文名称也不能乱写。
听闻外，内容根本没有挑唆兄弟纷争的意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六月，思。倘若换成别的题目，倒是一篇描写雄天象出现异常：太阳周围有两道白虹，横鸡英勇、顽强、好斗神采的绝妙文章。问贯而不相通，同时有赤星出现。古人对异题的要害就是用错了题目！
常天象非常畏惧，恰巧高百年练字时无意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文章迈捷，中写了几个“敕”字，被人封好奏报给武下笔则成”，文才很高。但檄文岂是能够随成帝高湛，武成帝便想用高百年的性命驱便戏作的？他被赶出沛王府，从此摒弃不除灾异现象。
用，只能怨他自己。
高百年是武成帝的亲侄子，父亲是孝当时人们对王勃的人品涵养颇有议论，昭帝高演。北齐内部皇位的争夺十分激烈，说他“浮躁浅露”，并断定他不堪大用，确高演死前，不敢让年幼的儿子高百年继位，实不是虚言。
便把皇位传给了弟弟高湛，并特别嘱咐说：所谓浮躁浅露，就是性情急躁、为人孩子无罪，请善为安置，不要走前人的老轻浮，办事不沉稳又喜欢表现自己的意思。
路（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老路。他不但夺了二
侄子高殷的皇位，而且把哥哥文宣帝高洋同样是戏作檄文的刘浑，结局比王勃的儿子给杀了）。
还要惨。
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此时的武成帝刘浑是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弟弟，时哪还记得哥哥临终前的交代，于是派人召任雍州刺史，封武昌王。
来高百年，先让他写“敕”字，证实字迹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七月，刘和奏报完全相似，马上命令侍从对他乱打，浑与左右侍从在一起写了一篇檄文，自己还拖着他绕着凉风堂边走边打，经过的地号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设立文武百官，方遍地是血。高百年快要断气时才将他杀以此戏耍。雍州长史王翼之把刘浑亲笔写死，并把尸体扔进水池，池水都被染红了。的这一檄文呈报给了朝廷。八月一日，孝（《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武帝下令，把刘浑贬为平民，放逐到始安北齐内部，高氏一门，兄弟叔侄相残，郡。紧接着，孝武帝派遣员外散骑侍郎戴十分残忍丑恶。高百年这次被残杀，就是明宝前去严加盘问和斥责刘浑，并强令年因为不懂“敕”字不能乱写而招致的。仅十七岁的刘浑自杀。（《资治通鉴》卷一“敕”是古代皇帝专用文书名称，除此百二十八）
之外，尚有诏、诰、制、册等。这些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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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臣子是没有资格使用的，谁若不知天高地厚乱写乱用，哪怕是练字时随意写着玩玩，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公文（包括皇帝专用文书名称）决不能戏作，每一个人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公文作为国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务活动中为行使职权、实施管理而形成的书面文字材料，它既不同于文学作品和一般理论文章，也不同于报刊、图书、资料中的其他书面文字材料。它由法定作者发布，具有法定权威性和行政约束力，同时又具有很强政治性、政策性和时效性。因为如此，不管是发文者还是受文者，对其无不认真慎重严肃对待，谁要是拿公文开玩笑无异于玩火自焚。
三
刘浑和高百年死于非命，是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后晋翰林学士院被撤销，则完全是其长官李澣为人轻薄造成的。
众所周知，自唐代首创翰林学士院，用文学之士充当皇帝亲近侍臣、顾问秘书，形成皇帝机要秘书处之后，这一机构便被后继历代王朝所沿袭。然而在五代后晋天福五年，这一机构出人意料地被撤销了，直到四年之后才又复置。这是为什么呢？
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理由是这一机构多余，完全可以并其职于中书舍人。后晋为此颁发诏书说：
《六典》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策命，皆按故事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来，典实斯在，爰从近代，别创新名。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其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旧五代史·职官志》）
废置时间是天福五年九月十四日。可是，读《资治通鉴》，却发现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另有原因。不信请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九月这条记载：
翰林学士李澣，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十四日），罢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
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是因为翰林学士李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后晋高祖皇帝特别厌恶他，才下令罢免所有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也就是说，翰林学士院的废置不是因为和中书舍人院职能重叠，而是它的个别工作人员有严重过错造成的，是因人而废而不是因事而废。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不近情理，甚至类似儿戏，但只要认真想想，便发现有其道理，因为作为正式诏令，是不可能把李澣的个人过错作为废置一个重要机构的理由写进去的，否则就显得太不严肃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的真正原因是李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而不可能是其他。四年后这一机构又被恢复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李澣的过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据文莹《玉壶清话》卷第二记载：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翰林学士和凝知贡举，放进士二十四人，其中有李澣。李澣进步快，几年后与和凝一同担任翰林学士。和凝升任宰相，李澣接任翰林学士承旨，成为翰林学士院长官。和凝当宰相的任命书是李澣起草的，事后李澣理当得到丰厚酬报。因为李澣是和凝的门生，作为学生的李澣于是想开开先生和凝的玩笑，第二天，他便擅自打开和凝原来在学士院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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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如图书笔砚等物确实值得深思。
品一洗而空。他还留下一首诗在和凝的办翰林学士院废置之前，李澣为翰林学公室里：
士承旨，重新恢复这一机构之后，李澣虽座主登庸（提拔重用）归凤阁（唐武然继续担任翰林学士，却失去了承旨头衔，则天光宅元年即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并在五个翰林学士中排名相当靠后，说明这里指翰林学士院），门生批诏立鳌头（唐他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同时也说明：四宋时皇帝殿前陛阶上镌有巨鳌，翰林学士、年前废置翰林学士院，确实是李澣的一个承旨等朝见皇帝时立于陛阶的正中，故称过分玩笑所引起。
入翰林学士院为“上鳌头”）。玉堂（翰林李澣为何会开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招人学士院的代称）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误解和惹是生非的玩笑呢？他那“轻薄”（西省，中书省的别名）润笔不？（《玉壶的天性自是原因之一，而欧阳修在《归田清话》卷第二）
录》卷一中写到的情况估计也是因素之从诗意看，李澣显然是要把这些物品一：
当作润笔之用据为己有。
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然而这个玩笑实在开过头了。因为据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记载，后晋高祖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是在天福五年九月五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为怪也。
和凝为宰相的，过了九天，李澣即被罢去既然索要甚至催要润笔是习以为常的翰林学士职务，并同时废置翰林学士院，事情，那么李澣开开这种玩笑也就不足为其中原因不是一清二楚吗？
怪了。
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给工作造成了不过欧阳修写的毕竟是宋朝的事情，诸多不便。开运元年（944年）六月二十四李澣却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日，朝廷颁发敕令，重新恢复这一机构。期，那时的秘书写公文得赏赐虽然十分普敕令说：
遍，但毕竟没有像宋朝一样明文规定一定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旧分为两制，要得润笔的好处，所以其举动确实有些过各置六员，偶自近年，权停内署，况司诏分。加之李澣平时多因酒误事，给后晋高命，必在深严，将使从宜，却仍旧贯，宜祖留下了极坏印象，这次借机整治他一下复置翰林学士院。（《旧五代史·职官志》）
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后晋高祖倒洗澡被撤销近四年之久的翰林学士院于是得水时连澡盆里的孩子也泼了出去，李澣大以重新设置。二十八日，后晋出帝任命李慎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最后出现这种结果吧？
仪、刘温叟、徐台符、李澣、范质等五人为四
翰林学士，李慎仪为翰林学士承旨。（《资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翰林学士殷文圭，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
也因为催讨润笔而受到人们的非议。
一个重要机构的废置，不是从工作需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殷文圭由要出发，而是根据个人好恶来决定，而这朱全忠表荐进士及第，为裴枢宣谕判官，一切又都是因为李澣一个过分的玩笑引起，
后为杨行密淮南节度掌书记。后梁贞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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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19年）四月初一，杨行密之子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今扬州）为首府，殷文圭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殷文圭官至左千牛卫将军。《全唐诗》编有其诗一卷。
据《全唐诗》卷七百七《贻李南平》一诗题注及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就在殷文圭任翰林学士不久，发生了一桩殷文圭用诗催讨润笔的趣事。
李南平（名德诚，南平是李德诚的字）是吴国的大臣，他追随杨行密父子多年，为吴国的建立和壮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杨隆演称王后，李德诚被晋升为司空。殷文圭是吴国头号大秘书，杨隆演就把李德诚的升官文书交给他撰写。
李德诚接受任命后，入宫向杨隆演面谢君恩，并当面答应一定会付给学士酬劳费。可是过了好多天也没有半点动静，颇有“赖账”之嫌疑。殷文圭急了，于是设法催讨。
写文章得润笔本是一件“雅事”，开口催讨不管怎么说总让人觉得太“俗气”。殷文圭是有名的才子，诗写得很好，于是写了一首催要润笔的诗，叫人给李德诚送去。
此诗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写得非常清楚明白：
紫殿西头月欲斜，曾草临淮上相麻。润笔已曾经奏谢，更飞章句问张华。（《全唐诗》卷七百七）
诗中说：我曾于月亮西斜的夜晚，在“紫殿西头”的地方，为您晋升司空起草了任职文书。有关“润笔”一事，您曾允诺过要给我的，可至今没有送来，难道还要我写信去向张华催讨吗？
殷文圭之
所以把张华抬出来，是因为
张华是西晋的司空，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既与李德诚的身份相符，也与殷文圭的爱好相近。殷文圭不写“更飞章句问南平”或“问德诚”，而写作“问张华”，与用字是否押韵虽然有关，但转一个弯子说出总比直呼其名含蓄得多，也更显得俏皮和风趣。这可谓一张异常独特的讨账单，一纸妙趣横生的催债信。殷文圭采用这种催讨方式，既独特又雅致，确实很幽默。
古代索要或催要润笔之事当然还有不少，但以诗歌形式催讨，到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第二例。
殷文圭的这首催讨润笔诗虽然写得非常有趣，但他的做法在社会上传开后，人们不说李德诚的闲话，却对他的行为多有非议，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记录此事时，便用“时论少之”四字加以总结。“时论”少什么，无非是说殷文圭不该这样做而已。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秘书在首脑机关工作，地位十分特殊，更要谨言慎行，一言一行都不能率意而为，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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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写作事后有人把《檄英王鸡文》送到唐高宗那儿，并添油加醋地说了王勃一通坏话，说都是王勃这个小子多事，才搞得王子兄弟不和。唐高宗龙颜大怒，说：“这岂不是挑拨诸王关系！”于是当即下令，对王勃严厉批评，并把他赶出了沛王府。
檄文是古代官府用以声讨和征伐的公文，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书，通常只有敌对双方交战时才使用这种文体进行讨伐以壮声势。发布檄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并不是自己愿意战争，而是一种代天行道、讨伐有罪的正义之举，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说：“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天子亲自带兵进讨，就称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指令惩罚对方；诸侯率师出征，就说严肃地奉行天子讨伐有罪的命令）。”要说明“恭行天罚”和“肃将王诛”，就得“振此威风”和“暴彼昏乱”，这样才能师出有名，以达到压服和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
打雷从闪电开始，出兵以威武的声势为先，这既是自然现象，也是战前动员和宣传工作的需要。很显然，檄文这种文体只能用于战时，不能用于和平年代，兄弟斗鸡玩乐时更不能写檄文声讨和助阵，否则肯定会惹是生非。
正因如此，王勃为沛王李贤撰写《檄英王鸡文》，虽然只是“戏为”之，也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但唐高宗李治见了此文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李治虽然庸懦，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表现了少有的明智和果断。
少年王子年轻气盛，玩笑开过头了，从此构成嫌隙，埋下祸根，是极有可能的。当初，李治父亲李世民就是在玄武门兵变中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之后才黄袍加身的；而李治本人被立为太子之后，
忌
浮躁︱浅露
︱︱公文写作忌之三
不仅不能刻意追求语言的俏皮风趣，公文作者的行为举止也要严肃端庄，不能浮躁浅露，否则不仅会造成公文写作的失败，而且很有可能惹是生非。唐朝的王勃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一据《旧唐书·文苑上·王勃传》记载：沛王李贤听说
□眭
达明
王勃很有文才，便召他担任王府修撰之职，类似于文学顾问和秘书性质。王勃很有才气，文章写得很好，李贤非常喜欢和欣赏他。
有一次，李贤和几个兄弟在一块斗鸡———这是唐朝贵族热衷玩的一种游戏，经常用它来赌胜负———这一次，李贤的斗鸡还算争气，连胜了几次，后来才在英王李显的斗鸡面前败下阵来。
在一旁观战的王勃为了给李贤的斗鸡鼓劲，就用游戏笔墨写了一篇檄文，对英王的斗鸡进行讨伐。王勃是文章高手，又在兴趣头上，这篇《檄英王鸡文》因而写得既刚健明快又雄壮漂亮。李贤的斗鸡仿佛真的受到此文的鼓舞，最后终于战胜对手。英王很不服气，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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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良苦的母舅长孙无忌唯恐吴王李恪成戏作檄文一篇，丢了脑袋一颗，刘浑为他顺利继位的障碍，于是捏造罪名，杀这个少年王子死得太冤枉了！
害了这个最有本事、也最为李世民看重的宋孝武帝刚刚平叛了叔叔刘义宣的造皇子。有了上两辈血的教训，如今李治怎反，现在自然不能容忍弟弟的“不轨之能不担心李贤、李显兄弟日后不是斗鸡而举”！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皇位稳不稳固，至是斗人呢！所以说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于你刘浑是不是闹着玩的，才不管那么多！
李治的确不是小题大做。
在古代，不仅公文不能戏作，有些专其实，《檄英王鸡文》除了题目耸人用公文名称也不能乱写。
听闻外，内容根本没有挑唆兄弟纷争的意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六月，思。倘若换成别的题目，倒是一篇描写雄天象出现异常：太阳周围有两道白虹，横鸡英勇、顽强、好斗神采的绝妙文章。问贯而不相通，同时有赤星出现。古人对异题的要害就是用错了题目！
常天象非常畏惧，恰巧高百年练字时无意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文章迈捷，中写了几个“敕”字，被人封好奏报给武下笔则成”，文才很高。但檄文岂是能够随成帝高湛，武成帝便想用高百年的性命驱便戏作的？他被赶出沛王府，从此摒弃不除灾异现象。
用，只能怨他自己。
高百年是武成帝的亲侄子，父亲是孝当时人们对王勃的人品涵养颇有议论，昭帝高演。北齐内部皇位的争夺十分激烈，说他“浮躁浅露”，并断定他不堪大用，确高演死前，不敢让年幼的儿子高百年继位，实不是虚言。
便把皇位传给了弟弟高湛，并特别嘱咐说：所谓浮躁浅露，就是性情急躁、为人孩子无罪，请善为安置，不要走前人的老轻浮，办事不沉稳又喜欢表现自己的意思。
路（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老路。他不但夺了二
侄子高殷的皇位，而且把哥哥文宣帝高洋同样是戏作檄文的刘浑，结局比王勃的儿子给杀了）。
还要惨。
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此时的武成帝刘浑是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弟弟，时哪还记得哥哥临终前的交代，于是派人召任雍州刺史，封武昌王。
来高百年，先让他写“敕”字，证实字迹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七月，刘和奏报完全相似，马上命令侍从对他乱打，浑与左右侍从在一起写了一篇檄文，自己还拖着他绕着凉风堂边走边打，经过的地号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设立文武百官，方遍地是血。高百年快要断气时才将他杀以此戏耍。雍州长史王翼之把刘浑亲笔写死，并把尸体扔进水池，池水都被染红了。的这一檄文呈报给了朝廷。八月一日，孝（《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武帝下令，把刘浑贬为平民，放逐到始安北齐内部，高氏一门，兄弟叔侄相残，郡。紧接着，孝武帝派遣员外散骑侍郎戴十分残忍丑恶。高百年这次被残杀，就是明宝前去严加盘问和斥责刘浑，并强令年因为不懂“敕”字不能乱写而招致的。仅十七岁的刘浑自杀。（《资治通鉴》卷一“敕”是古代皇帝专用文书名称，除此百二十八）
之外，尚有诏、诰、制、册等。这些文书
秘书史话
SECRETARY
’SCOMPANION
名称，臣子是没有资格使用的，谁若不知天高地厚乱写乱用，哪怕是练字时随意写着玩玩，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公文（包括皇帝专用文书名称）决不能戏作，每一个人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公文作为国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务活动中为行使职权、实施管理而形成的书面文字材料，它既不同于文学作品和一般理论文章，也不同于报刊、图书、资料中的其他书面文字材料。它由法定作者发布，具有法定权威性和行政约束力，同时又具有很强政治性、政策性和时效性。因为如此，不管是发文者还是受文者，对其无不认真慎重严肃对待，谁要是拿公文开玩笑无异于玩火自焚。
三
刘浑和高百年死于非命，是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后晋翰林学士院被撤销，则完全是其长官李澣为人轻薄造成的。
众所周知，自唐代首创翰林学士院，用文学之士充当皇帝亲近侍臣、顾问秘书，形成皇帝机要秘书处之后，这一机构便被后继历代王朝所沿袭。然而在五代后晋天福五年，这一机构出人意料地被撤销了，直到四年之后才又复置。这是为什么呢？
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理由是这一机构多余，完全可以并其职于中书舍人。后晋为此颁发诏书说：
《六典》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策命，皆按故事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来，典实斯在，爰从近代，别创新名。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其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旧五代史·职官志》）
废置时间是天福五年九月十四日。可是，读《资治通鉴》，却发现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另有原因。不信请看《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五年九月这条记载：
翰林学士李澣，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十四日），罢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
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是因为翰林学士李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后晋高祖皇帝特别厌恶他，才下令罢免所有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也就是说，翰林学士院的废置不是因为和中书舍人院职能重叠，而是它的个别工作人员有严重过错造成的，是因人而废而不是因事而废。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不近情理，甚至类似儿戏，但只要认真想想，便发现有其道理，因为作为正式诏令，是不可能把李澣的个人过错作为废置一个重要机构的理由写进去的，否则就显得太不严肃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的真正原因是李澣为人轻薄、常常因酒误事而不可能是其他。四年后这一机构又被恢复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李澣的过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据文莹《玉壶清话》卷第二记载：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翰林学士和凝知贡举，放进士二十四人，其中有李澣。李澣进步快，几年后与和凝一同担任翰林学士。和凝升任宰相，李澣接任翰林学士承旨，成为翰林学士院长官。和凝当宰相的任命书是李澣起草的，事后李澣理当得到丰厚酬报。因为李澣是和凝的门生，作为学生的李澣于是想开开先生和凝的玩笑，第二天，他便擅自打开和凝原来在学士院的办
秘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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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如图书笔砚等物确实值得深思。
品一洗而空。他还留下一首诗在和凝的办翰林学士院废置之前，李澣为翰林学公室里：
士承旨，重新恢复这一机构之后，李澣虽座主登庸（提拔重用）归凤阁（唐武然继续担任翰林学士，却失去了承旨头衔，则天光宅元年即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并在五个翰林学士中排名相当靠后，说明这里指翰林学士院），门生批诏立鳌头（唐他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同时也说明：四宋时皇帝殿前陛阶上镌有巨鳌，翰林学士、年前废置翰林学士院，确实是李澣的一个承旨等朝见皇帝时立于陛阶的正中，故称过分玩笑所引起。
入翰林学士院为“上鳌头”）。玉堂（翰林李澣为何会开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招人学士院的代称）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误解和惹是生非的玩笑呢？他那“轻薄”（西省，中书省的别名）润笔不？（《玉壶的天性自是原因之一，而欧阳修在《归田清话》卷第二）
录》卷一中写到的情况估计也是因素之从诗意看，李澣显然是要把这些物品一：
当作润笔之用据为己有。
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然而这个玩笑实在开过头了。因为据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记载，后晋高祖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是在天福五年九月五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为怪也。
和凝为宰相的，过了九天，李澣即被罢去既然索要甚至催要润笔是习以为常的翰林学士职务，并同时废置翰林学士院，事情，那么李澣开开这种玩笑也就不足为其中原因不是一清二楚吗？
怪了。
后晋废置翰林学士院，给工作造成了不过欧阳修写的毕竟是宋朝的事情，诸多不便。开运元年（944年）六月二十四李澣却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日，朝廷颁发敕令，重新恢复这一机构。期，那时的秘书写公文得赏赐虽然十分普敕令说：
遍，但毕竟没有像宋朝一样明文规定一定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旧分为两制，要得润笔的好处，所以其举动确实有些过各置六员，偶自近年，权停内署，况司诏分。加之李澣平时多因酒误事，给后晋高命，必在深严，将使从宜，却仍旧贯，宜祖留下了极坏印象，这次借机整治他一下复置翰林学士院。（《旧五代史·职官志》）
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后晋高祖倒洗澡被撤销近四年之久的翰林学士院于是得水时连澡盆里的孩子也泼了出去，李澣大以重新设置。二十八日，后晋出帝任命李慎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最后出现这种结果吧？
仪、刘温叟、徐台符、李澣、范质等五人为四
翰林学士，李慎仪为翰林学士承旨。（《资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翰林学士殷文圭，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
也因为催讨润笔而受到人们的非议。
一个重要机构的废置，不是从工作需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殷文圭由要出发，而是根据个人好恶来决定，而这朱全忠表荐进士及第，为裴枢宣谕判官，一切又都是因为李澣一个过分的玩笑引起，
后为杨行密淮南节度掌书记。后梁贞明五
秘书史话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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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19年）四月初一，杨行密之子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今扬州）为首府，殷文圭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殷文圭官至左千牛卫将军。《全唐诗》编有其诗一卷。
据《全唐诗》卷七百七《贻李南平》一诗题注及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就在殷文圭任翰林学士不久，发生了一桩殷文圭用诗催讨润笔的趣事。
李南平（名德诚，南平是李德诚的字）是吴国的大臣，他追随杨行密父子多年，为吴国的建立和壮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杨隆演称王后，李德诚被晋升为司空。殷文圭是吴国头号大秘书，杨隆演就把李德诚的升官文书交给他撰写。
李德诚接受任命后，入宫向杨隆演面谢君恩，并当面答应一定会付给学士酬劳费。可是过了好多天也没有半点动静，颇有“赖账”之嫌疑。殷文圭急了，于是设法催讨。
写文章得润笔本是一件“雅事”，开口催讨不管怎么说总让人觉得太“俗气”。殷文圭是有名的才子，诗写得很好，于是写了一首催要润笔的诗，叫人给李德诚送去。
此诗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写得非常清楚明白：
紫殿西头月欲斜，曾草临淮上相麻。润笔已曾经奏谢，更飞章句问张华。（《全唐诗》卷七百七）
诗中说：我曾于月亮西斜的夜晚，在“紫殿西头”的地方，为您晋升司空起草了任职文书。有关“润笔”一事，您曾允诺过要给我的，可至今没有送来，难道还要我写信去向张华催讨吗？
殷文圭之
所以把张华抬出来，是因为
张华是西晋的司空，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既与李德诚的身份相符，也与殷文圭的爱好相近。殷文圭不写“更飞章句问南平”或“问德诚”，而写作“问张华”，与用字是否押韵虽然有关，但转一个弯子说出总比直呼其名含蓄得多，也更显得俏皮和风趣。这可谓一张异常独特的讨账单，一纸妙趣横生的催债信。殷文圭采用这种催讨方式，既独特又雅致，确实很幽默。
古代索要或催要润笔之事当然还有不少，但以诗歌形式催讨，到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第二例。
殷文圭的这首催讨润笔诗虽然写得非常有趣，但他的做法在社会上传开后，人们不说李德诚的闲话，却对他的行为多有非议，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记录此事时，便用“时论少之”四字加以总结。“时论”少什么，无非是说殷文圭不该这样做而已。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秘书在首脑机关工作，地位十分特殊，更要谨言慎行，一言一行都不能率意而为，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