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水平统计数据的问题分析
陈彦光
因为如此，当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将城市化水平作为施政业绩的一个指标。于是，在所谓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各种伪城市化、人造城市化的现象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实际上，在现有的城市理论发展水平和城市测量技术条件下，城市化水平是不可能客观计算的[2]。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是严格可比的概念[3]。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欧美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去做简单的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方面，美国的城市边界有相对严格的统计学定义
[4]
理空间信息取决于分辨率：分辨率每提高一个份额，都会显示出更多的城市用地的细节。这是无标度性的特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客观确定城、乡的分界线，从而无法客观地定义城市的边界。另一方面，假定借助遥感图片考察一个区域的城市体系，人们看到的城市数目也取决于分辨率：分辨率越高，看到的城市数目就会越多。这也是无标度性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客观确定城市规模的下限即门槛值，也就无法客观区分城市与非城市聚落，从而无法客观判断一个区域中的城市数量。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城市边界是根据一定的统计标准定义的。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城市规模下限的主观界定——规定一个聚落的人口规模达到某个门槛值才能成为城市[5]。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客观的城市边界定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城市规模下限的公认标准。
要想准确地统计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必须客观地划分城、乡界线。城、乡界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边界，即一个城市与周边腹地的分界线；二是规模边界，即城市规模的门槛值，或者说多大的聚落才算是城市。然而，由于城市形态的无标度性，人们无法客观确定一个城市的空间边界，从而无法判定一个城市
混乱并非都是无标度性引起的，有些概念的淆乱显然源于知识的短缺或者逻辑思维的局限。由于城市边界和城市数量无法客观确定，城市总人口就无法准确计算。如果一个区域的城市总人口无法判定，当然就无法客观计算城市化水平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部门提供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前后矛盾。这种现象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学之谜（enigma）”[7, 8]。这种谜题的背后存在复杂的社会、文化乃至历史原因，有些因素超出了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之中，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是根本性的因素。城市无标度性在技术上造成了城市人口统计的困难，在现实中又为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数字造假提供了理论借口。
1.2 中国城市人口统计的现状
，而中国的城市至今没有统一、规范
的定义。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认证的规模门槛与美国的情况不同[3, 5]，二者不具备严格的可比性。由于城市边界缺乏定义，城市规模门槛没有标准的界限，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就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城市化水平搞业绩造假提供了学术上的漏洞。不仅如此，由于计划生育等社会原因，中国的人口统计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城市化水平的计量也因此高估。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澄清一些有关城市化水平测量的基本问题，为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正确认识中国城市人口统计数据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情况值得思考和讨论。翻开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城市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连续5年每年均匀增加0.52到0.53个百分点；从1995年到2003年，连续8年每年均匀增加1.43到1.4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水平呈现出分段线性增长的特征，而且城市化水平的增长竟然出现多年近乎常数的现象。然而，经验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是S形曲线增长的[9,10]，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J形曲线增长的[11,12]。考虑城市演化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无论按照何种曲线，城市人口比重都不可能长时间以几乎固定的百分点逐年上升。这种现象只有一个解释，
1 中国城市人口统计的困难与现状1.1 无标度性与人口统计学之谜
的人口分布的空间界限；由于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人们无法客观确定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的界线，从而无法客观统计一个区域的城市数目。过去国内搞“地（县）改市”，混淆了“城市”与“地区”的概念；如今中国国内出现了“村级市”的提法，进一步混淆了城、乡概念的区分。这些
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都具有无标度特征，这是城市化水平无法客观测定的根本原因。所谓无标度（scaling invariance），就是没有特征尺度[3, 6]。假定借助一种遥感图片考察一个城市的发育形态，人们取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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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数据根本不是统计的结果，而是根据普查数据拼凑的结果。考察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更进一步验证这种判断。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现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水平数据，从1990到2000年近似为线性增长。《中国统计年鉴》原先公布的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31.39%。然而，五普数据显示的2000年11月城市化水平为36.09%，2000年末城镇人口比重统计值因此调整到36.22%[13]。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人口比重大体采用两种方式处理。对于两次普查年份之间的数据，采用机械的方法进行修补；对于最新普查年份之后的数据，则常常采用简单的趋势外推进行估计。一句话，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在理论、方法、技术以至实际操作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至于国内一些地方统计局给出的有关结果，相信读者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会有所判断。
中国人口统计不准确，普查结果就可靠吗？未必见得。由于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无论如何普查，都不能得到客观的结果。不同时期的人口普查，城市定义不太一样[14]。就理论而言，2000年的“五普”比较合理，这次人口普查以建成区范围为城市人口计算的范围。然而，相对可靠的数据取决于操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可实际上，情况不尽人意。2009年底，作者到西安浐灞区考察，一个女性地方官员抱怨：“明年要开展第六次人口普查，可农民家的狗那么凶恶，怎么办呢？到时候估计一个数据敷衍了事吧！”她是无意之中袒露心声。所以，如果有人发现六普人口不准确，不要埋怨地方官员不尽
责，实在是农民家的狗太凶恶！——让狗去承担责任吧。可是，即便农民不养狗，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也会有问题。
城市人口比重为因变量，则二者的关系式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对数关系、幂指数关系（双对数关系）和logistic函数关系（分对数关系）[17]。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区域经济
2 中国城市化水平存在高估倾向2.1 发展观的扭曲对城市人口统计的误导
发展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观念城市化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能反映一个区域的现代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种系统演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人口集聚过程。人口迁移到城市并且居住在城市，并不意味着人口城市化了。即便人们到城市就业，也未必完成其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观念城市化（urbanism），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等应随着城市环境发生质的变化[15]。毕竟农村人的时空观念和生活观念与城市人的有关观念存在较大差异。观念城市化包括饮食习惯（例如不强行劝酒）、起居习惯（主要是生活作息）、卫生习惯（例如不随地吐痰）、家务习惯（例如垃圾分类处理）、时间观念（例如守时）、地方观念（例如对城市有归属感）、出行方式（例如遵守交通规则）、行为方式（例如尊重他人、遵守公共秩序），如此等等。只有人的观念城市化了，农村居民才成为严格意义的城市居民。由此可见，城市化水平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只有观念城市化的人口比例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才算真正地提高了。然而，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主要是一个量的概念，即所有城区内总人口占整个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例如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是根据建成区范围度量城市人口和计算城市人口比重。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16]。如果以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为自变量，以
程度。由于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确的相关性，一些地方政府将城市人口比重作为施政业绩的一种标志。不少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数字指标，就像过去片面追求GDP的数字指标一样。这样一来，中国城市化水平难免渗水。
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具有内在的法则，很难刻意地推进或者遏制。然而，为了表现政绩，一些地方官员想当然地借助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抬升城市人口比重。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扩大统计范围，造成假城市化；二是增加集聚人口，造成被迫城市化。先看第一种方式。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为地方政府随意提高城市化水平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县变区等方式，任意地扩大城区面积，从而加大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由于统计范围扩大，城市人口比重也就快速地“提高”了。再看第二种方式。如今，某些地区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创造性”地推进地方城市化。他们在城镇建立居住新区，将农村居民迁移到专门为农村人口集聚建设的新区之内。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腾出非常短缺的土地资源，又可以提高地方的“城市化水平”。作者在配合一个城市规划机构开展城市总体规划的过程中考察发现，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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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区域发展的指标之一，并且计划在未来的某某年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某个百分点。其实，城市化水平可以预测，很难控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预计未来某年城市化水平达到某个数值，但不能计划将来达到多高的水平。因为城市化过程需要产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协同运动[18]。追求城市人口比重的数字，就像追求GDP指标的数字一样荒谬。
2.2 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人口统计的影响
然而，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将目的和手段颠倒过来：以罚款为目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了手段。他们看到一些超生妇女怀孕了，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等到生出来，就有罚款的借口了。这就是农村地区的妇女在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养育3到9个孩子的原因。以罚款的方式控制计划生育导致地方官员的利益追求，利益追求导致超生。无论政府部门还是超生者都不愿意将超生的孩子登记，否则生产者将减少今后生孩子的机会（没
全国范围看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水平也不像是基于坚实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可以判断其数据大体有两个特征。其一，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填补和趋势外推；其二，根据各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归并和修理。基于普查数据进行修补和外推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建立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可靠模型。但是，至今为止，这样的模型并未出现，常用的联合国模型不适合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至于根据各个地区的数据进行修理，其结果不言而喻：地方数据存在水分，国家数据自然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中国的城市化存在明显的质与量不匹配的现象。就量而言，城市化速度的确很快；就质来说，人口聚集之后，文化、心理和观念的城市化大为滞后。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城市化存在高速度、低效率、强制增长的特征，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征非常类似。城市化速度过快，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首先，过于快速的城市化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理论分析暗示，城市化速度太快，容易引发周期震荡和混沌行为[19,
20]
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黑”人口，这类人口在普查和统计中长期没有计入人口总量。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一对夫妇生3胎的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相当普遍[18]。更甚者还有4胎、5胎乃至更多。作者在家乡见到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生育最多的结果高达9胎！少数人生的女儿溺死了事，大多数的孩子送人。送人的方式也有多种：一是放在路边随人抱走，二是委托亲友送给不能生育的夫妇，三是写下孩子的年庚悄悄放在家境殷实且为人好善的人家门前，四是送给远方的亲友偷偷抚养。在计划生育执行非常严厉的时期，大部分送人的孩子没有上户口。近年来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和滥用，人们对生儿生育有了选择性，上述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因此导致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难以严格照章执行的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养儿防老观念。不少农民夫妻，不生儿子决不罢休，千方百计对付计划生育政策，直到生出儿子而后已。其二是地方主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本末倒置。政府规定超生罚款，初衷本来是以计划生育为目的，罚款只是手段。
有生出男孩儿的夫妇还想再生），主管部门则会因此影响政绩。
上述现象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大量长期没有注册的“黑”人口，而这些“黑孩子”在人口普查过程中通常不会上报。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人口比较清楚，一对夫妻大多只有一个子女。这样，人口普查特别是五普数据就出现如下问题：城镇人口的普查结果相对符合实际，而总人口数量比实际偏小。这样，城镇人口比重在不知不觉中被夸大。考虑到前述主观扩大城区统计范围的现象，城市化水平的水分就更大了[18]。
3 解决城市人口统计难题的方法。混沌（chaos）与无序（disorder）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中国城市化水平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由于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城市边界和城市数目难以客观地确定。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将城市化水平视为政绩的表现，随意地扩大了城区统计范围，导致城市化水平分子的夸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社会问题，中国总人口统计偏小，导致城市化水平分母的缩小。分子夸大而分母缩小，一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难免夸大。就
存在密切的关系。尽管混沌的背后可能具有更为深刻的秩序，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效的混沌控制策略。因此，一旦快速城市化引发社会经济的失衡，人们暂时找不到应对措施。其次，过于快速的城市化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伊克斯（Iks）化。所谓伊克斯化，就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快速变迁和人类文化的急剧断裂导致人类的心理孤独、性格变异乃至道德沦丧。最早发现伊克斯化现象的是生物学家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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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家。正是他们将城市化与伊克斯化概念联系起来了[21]。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地理环境急速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国人的地理环境迅速改变，文化也出现了断裂的特征。如今，吏治腐败、食品安全、物欲横流、精神涣散，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现象的诱因之一可能是伊克斯化。
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有多高？城市化速度到底有多快？这个城市化速度是否安全？如此等等，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想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一条，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统计。为此，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规范城市空间概念。这是非常基础而重要的课题。所谓规范城市概念，就是借助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知识，按照能够与国际城市概念大体比较的思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定义城市。如前所述，由于城市形态分布的无标度性，人们无法客观地确定城市边界。但是，可以根据一定的指标科学地定义城市。以欧美为例，他们定义了三个核心城市概念：城区（City Proper, CP）、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UA）和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MA）。城区概念即CP具有行政意义，不包括郊区，城市化地区即UA包括一定的郊区，都市区即MA包括更大范围的郊区[22]。城市化地区的定义偏重于形态，主要是基于人口密度定义的。都市区的定义更为严格。从1910年到1980年，美国先后定义了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strict, MD）、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 SMA）、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SMSA）以及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ndard Area, MSA）[5, 23]。这些定义都是基于具体人口统计学指标的都市区概念，它们是美国城市概念规范化和操作化的基础。可以看出，美国的城市定义是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在上述3个核心概念中，城市化地区有被城市聚集体（Urban Agglomerations，也简称UA）取代的趋势。城市集聚体要比城市化地区具有更强的地理景观色彩。关于城市定义，美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参照世界的标准，中国人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定义自己的城市。但是，合理定义城市还有一些前提，包括人口统计常态化、规范化。
第二，合理制定城市规模门槛。城市空间概念规范之后，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城市规模门槛。有了城市空间定义，不难在统一标准下测量全国大型聚落的人口规模。当人口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就可以以城市对待。城市规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数字。因为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聚落的功能必然多元化、复杂化，否则无法承受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第三，细化人口普查单元。人口普查是基于总体，而人口统计则是基于抽样。因此，普查数据要比统计数据准确得多。城市化水平的人口普查结果是纠正人口统计结果的重要根据。中国目前公布的人口普查单元是街道（城市）和乡、镇（农村地区）。很多街道的面积太大，不利于准确的城市
人口空间统计。因此，城市人口普查资料应该提供更低一级的人口统计单元（例如社区和村一级）数据及其地图。
第四，在大众中普查正确的城市化概念。目前，国民对城市和城市化的概念认识非常粗浅乃至无知。不懂得城市概念，才导致区改市、县改市乃至村改市等种种荒谬的现象。由于各种悖谬行为，城市概念更加混乱。由于不懂得城市化的内涵，人们进入城市也不会自觉地发生观念上的城市化，从而形成大量城市皮肤、乡村心脏的非城非乡、难以统计的人口。在我国，城市化教育应该从小学生做起。只有全体国民都知道什么是城市，何谓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才会正常地推进，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才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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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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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主导产业由资源输出型向资源加工型产业发展，同时发展具有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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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土地的合理集约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效益的统一。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应当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的可持续的城市化，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发展阶段和容量等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各地区要有效利用地区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实现用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第四，城市化飞速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避免过度城市化。吸取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的教训，避免投资向大城市聚集，避免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政府应加强大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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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现有的城市理论发展水平和城市测量技术条件下，城市化水平是不可能客观计算的[2]。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是严格可比的概念[3]。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欧美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去做简单的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方面，美国的城市边界有相对严格的统计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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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信息取决于分辨率：分辨率每提高一个份额，都会显示出更多的城市用地的细节。这是无标度性的特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客观确定城、乡的分界线，从而无法客观地定义城市的边界。另一方面，假定借助遥感图片考察一个区域的城市体系，人们看到的城市数目也取决于分辨率：分辨率越高，看到的城市数目就会越多。这也是无标度性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客观确定城市规模的下限即门槛值，也就无法客观区分城市与非城市聚落，从而无法客观判断一个区域中的城市数量。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城市边界是根据一定的统计标准定义的。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城市规模下限的主观界定——规定一个聚落的人口规模达到某个门槛值才能成为城市[5]。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客观的城市边界定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城市规模下限的公认标准。
要想准确地统计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必须客观地划分城、乡界线。城、乡界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边界，即一个城市与周边腹地的分界线；二是规模边界，即城市规模的门槛值，或者说多大的聚落才算是城市。然而，由于城市形态的无标度性，人们无法客观确定一个城市的空间边界，从而无法判定一个城市
混乱并非都是无标度性引起的，有些概念的淆乱显然源于知识的短缺或者逻辑思维的局限。由于城市边界和城市数量无法客观确定，城市总人口就无法准确计算。如果一个区域的城市总人口无法判定，当然就无法客观计算城市化水平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部门提供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前后矛盾。这种现象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学之谜（enigma）”[7, 8]。这种谜题的背后存在复杂的社会、文化乃至历史原因，有些因素超出了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之中，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是根本性的因素。城市无标度性在技术上造成了城市人口统计的困难，在现实中又为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数字造假提供了理论借口。
1.2 中国城市人口统计的现状
，而中国的城市至今没有统一、规范
的定义。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认证的规模门槛与美国的情况不同[3, 5]，二者不具备严格的可比性。由于城市边界缺乏定义，城市规模门槛没有标准的界限，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就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城市化水平搞业绩造假提供了学术上的漏洞。不仅如此，由于计划生育等社会原因，中国的人口统计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城市化水平的计量也因此高估。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澄清一些有关城市化水平测量的基本问题，为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正确认识中国城市人口统计数据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情况值得思考和讨论。翻开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城市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连续5年每年均匀增加0.52到0.53个百分点；从1995年到2003年，连续8年每年均匀增加1.43到1.4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水平呈现出分段线性增长的特征，而且城市化水平的增长竟然出现多年近乎常数的现象。然而，经验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是S形曲线增长的[9,10]，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J形曲线增长的[11,12]。考虑城市演化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无论按照何种曲线，城市人口比重都不可能长时间以几乎固定的百分点逐年上升。这种现象只有一个解释，
1 中国城市人口统计的困难与现状1.1 无标度性与人口统计学之谜
的人口分布的空间界限；由于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人们无法客观确定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的界线，从而无法客观统计一个区域的城市数目。过去国内搞“地（县）改市”，混淆了“城市”与“地区”的概念；如今中国国内出现了“村级市”的提法，进一步混淆了城、乡概念的区分。这些
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都具有无标度特征，这是城市化水平无法客观测定的根本原因。所谓无标度（scaling invariance），就是没有特征尺度[3, 6]。假定借助一种遥感图片考察一个城市的发育形态，人们取得的地
本期聚焦：中国城镇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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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RBANIZATION
那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数据根本不是统计的结果，而是根据普查数据拼凑的结果。考察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更进一步验证这种判断。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现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水平数据，从1990到2000年近似为线性增长。《中国统计年鉴》原先公布的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31.39%。然而，五普数据显示的2000年11月城市化水平为36.09%，2000年末城镇人口比重统计值因此调整到36.22%[13]。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人口比重大体采用两种方式处理。对于两次普查年份之间的数据，采用机械的方法进行修补；对于最新普查年份之后的数据，则常常采用简单的趋势外推进行估计。一句话，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在理论、方法、技术以至实际操作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至于国内一些地方统计局给出的有关结果，相信读者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会有所判断。
中国人口统计不准确，普查结果就可靠吗？未必见得。由于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无论如何普查，都不能得到客观的结果。不同时期的人口普查，城市定义不太一样[14]。就理论而言，2000年的“五普”比较合理，这次人口普查以建成区范围为城市人口计算的范围。然而，相对可靠的数据取决于操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可实际上，情况不尽人意。2009年底，作者到西安浐灞区考察，一个女性地方官员抱怨：“明年要开展第六次人口普查，可农民家的狗那么凶恶，怎么办呢？到时候估计一个数据敷衍了事吧！”她是无意之中袒露心声。所以，如果有人发现六普人口不准确，不要埋怨地方官员不尽
责，实在是农民家的狗太凶恶！——让狗去承担责任吧。可是，即便农民不养狗，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也会有问题。
城市人口比重为因变量，则二者的关系式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对数关系、幂指数关系（双对数关系）和logistic函数关系（分对数关系）[17]。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区域经济
2 中国城市化水平存在高估倾向2.1 发展观的扭曲对城市人口统计的误导
发展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观念城市化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能反映一个区域的现代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种系统演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人口集聚过程。人口迁移到城市并且居住在城市，并不意味着人口城市化了。即便人们到城市就业，也未必完成其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观念城市化（urbanism），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等应随着城市环境发生质的变化[15]。毕竟农村人的时空观念和生活观念与城市人的有关观念存在较大差异。观念城市化包括饮食习惯（例如不强行劝酒）、起居习惯（主要是生活作息）、卫生习惯（例如不随地吐痰）、家务习惯（例如垃圾分类处理）、时间观念（例如守时）、地方观念（例如对城市有归属感）、出行方式（例如遵守交通规则）、行为方式（例如尊重他人、遵守公共秩序），如此等等。只有人的观念城市化了，农村居民才成为严格意义的城市居民。由此可见，城市化水平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只有观念城市化的人口比例提高了，城市化水平才算真正地提高了。然而，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主要是一个量的概念，即所有城区内总人口占整个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例如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是根据建成区范围度量城市人口和计算城市人口比重。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16]。如果以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为自变量，以
程度。由于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确的相关性，一些地方政府将城市人口比重作为施政业绩的一种标志。不少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数字指标，就像过去片面追求GDP的数字指标一样。这样一来，中国城市化水平难免渗水。
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具有内在的法则，很难刻意地推进或者遏制。然而，为了表现政绩，一些地方官员想当然地借助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抬升城市人口比重。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扩大统计范围，造成假城市化；二是增加集聚人口，造成被迫城市化。先看第一种方式。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为地方政府随意提高城市化水平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县变区等方式，任意地扩大城区面积，从而加大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由于统计范围扩大，城市人口比重也就快速地“提高”了。再看第二种方式。如今，某些地区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创造性”地推进地方城市化。他们在城镇建立居住新区，将农村居民迁移到专门为农村人口集聚建设的新区之内。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腾出非常短缺的土地资源，又可以提高地方的“城市化水平”。作者在配合一个城市规划机构开展城市总体规划的过程中考察发现，许多地方
中国城市化水平统计数据的问题分析
陈彦光
政府将城市人口比重作为区域发展的指标之一，并且计划在未来的某某年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某个百分点。其实，城市化水平可以预测，很难控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预计未来某年城市化水平达到某个数值，但不能计划将来达到多高的水平。因为城市化过程需要产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协同运动[18]。追求城市人口比重的数字，就像追求GDP指标的数字一样荒谬。
2.2 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人口统计的影响
然而，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将目的和手段颠倒过来：以罚款为目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了手段。他们看到一些超生妇女怀孕了，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等到生出来，就有罚款的借口了。这就是农村地区的妇女在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养育3到9个孩子的原因。以罚款的方式控制计划生育导致地方官员的利益追求，利益追求导致超生。无论政府部门还是超生者都不愿意将超生的孩子登记，否则生产者将减少今后生孩子的机会（没
全国范围看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水平也不像是基于坚实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可以判断其数据大体有两个特征。其一，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填补和趋势外推；其二，根据各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归并和修理。基于普查数据进行修补和外推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建立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可靠模型。但是，至今为止，这样的模型并未出现，常用的联合国模型不适合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至于根据各个地区的数据进行修理，其结果不言而喻：地方数据存在水分，国家数据自然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中国的城市化存在明显的质与量不匹配的现象。就量而言，城市化速度的确很快；就质来说，人口聚集之后，文化、心理和观念的城市化大为滞后。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城市化存在高速度、低效率、强制增长的特征，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征非常类似。城市化速度过快，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首先，过于快速的城市化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理论分析暗示，城市化速度太快，容易引发周期震荡和混沌行为[19,
20]
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黑”人口，这类人口在普查和统计中长期没有计入人口总量。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一对夫妇生3胎的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相当普遍[18]。更甚者还有4胎、5胎乃至更多。作者在家乡见到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生育最多的结果高达9胎！少数人生的女儿溺死了事，大多数的孩子送人。送人的方式也有多种：一是放在路边随人抱走，二是委托亲友送给不能生育的夫妇，三是写下孩子的年庚悄悄放在家境殷实且为人好善的人家门前，四是送给远方的亲友偷偷抚养。在计划生育执行非常严厉的时期，大部分送人的孩子没有上户口。近年来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和滥用，人们对生儿生育有了选择性，上述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因此导致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难以严格照章执行的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养儿防老观念。不少农民夫妻，不生儿子决不罢休，千方百计对付计划生育政策，直到生出儿子而后已。其二是地方主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本末倒置。政府规定超生罚款，初衷本来是以计划生育为目的，罚款只是手段。
有生出男孩儿的夫妇还想再生），主管部门则会因此影响政绩。
上述现象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大量长期没有注册的“黑”人口，而这些“黑孩子”在人口普查过程中通常不会上报。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人口比较清楚，一对夫妻大多只有一个子女。这样，人口普查特别是五普数据就出现如下问题：城镇人口的普查结果相对符合实际，而总人口数量比实际偏小。这样，城镇人口比重在不知不觉中被夸大。考虑到前述主观扩大城区统计范围的现象，城市化水平的水分就更大了[18]。
3 解决城市人口统计难题的方法。混沌（chaos）与无序（disorder）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中国城市化水平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由于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城市边界和城市数目难以客观地确定。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将城市化水平视为政绩的表现，随意地扩大了城区统计范围，导致城市化水平分子的夸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社会问题，中国总人口统计偏小，导致城市化水平分母的缩小。分子夸大而分母缩小，一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难免夸大。就
存在密切的关系。尽管混沌的背后可能具有更为深刻的秩序，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效的混沌控制策略。因此，一旦快速城市化引发社会经济的失衡，人们暂时找不到应对措施。其次，过于快速的城市化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伊克斯（Iks）化。所谓伊克斯化，就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快速变迁和人类文化的急剧断裂导致人类的心理孤独、性格变异乃至道德沦丧。最早发现伊克斯化现象的是生物学家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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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家。正是他们将城市化与伊克斯化概念联系起来了[21]。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地理环境急速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国人的地理环境迅速改变，文化也出现了断裂的特征。如今，吏治腐败、食品安全、物欲横流、精神涣散，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现象的诱因之一可能是伊克斯化。
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有多高？城市化速度到底有多快？这个城市化速度是否安全？如此等等，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想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一条，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统计。为此，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规范城市空间概念。这是非常基础而重要的课题。所谓规范城市概念，就是借助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知识，按照能够与国际城市概念大体比较的思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定义城市。如前所述，由于城市形态分布的无标度性，人们无法客观地确定城市边界。但是，可以根据一定的指标科学地定义城市。以欧美为例，他们定义了三个核心城市概念：城区（City Proper, CP）、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UA）和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MA）。城区概念即CP具有行政意义，不包括郊区，城市化地区即UA包括一定的郊区，都市区即MA包括更大范围的郊区[22]。城市化地区的定义偏重于形态，主要是基于人口密度定义的。都市区的定义更为严格。从1910年到1980年，美国先后定义了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strict, MD）、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 SMA）、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SMSA）以及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ndard Area, MSA）[5, 23]。这些定义都是基于具体人口统计学指标的都市区概念，它们是美国城市概念规范化和操作化的基础。可以看出，美国的城市定义是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在上述3个核心概念中，城市化地区有被城市聚集体（Urban Agglomerations，也简称UA）取代的趋势。城市集聚体要比城市化地区具有更强的地理景观色彩。关于城市定义，美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参照世界的标准，中国人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定义自己的城市。但是，合理定义城市还有一些前提，包括人口统计常态化、规范化。
第二，合理制定城市规模门槛。城市空间概念规范之后，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城市规模门槛。有了城市空间定义，不难在统一标准下测量全国大型聚落的人口规模。当人口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就可以以城市对待。城市规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数字。因为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聚落的功能必然多元化、复杂化，否则无法承受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第三，细化人口普查单元。人口普查是基于总体，而人口统计则是基于抽样。因此，普查数据要比统计数据准确得多。城市化水平的人口普查结果是纠正人口统计结果的重要根据。中国目前公布的人口普查单元是街道（城市）和乡、镇（农村地区）。很多街道的面积太大，不利于准确的城市
人口空间统计。因此，城市人口普查资料应该提供更低一级的人口统计单元（例如社区和村一级）数据及其地图。
第四，在大众中普查正确的城市化概念。目前，国民对城市和城市化的概念认识非常粗浅乃至无知。不懂得城市概念，才导致区改市、县改市乃至村改市等种种荒谬的现象。由于各种悖谬行为，城市概念更加混乱。由于不懂得城市化的内涵，人们进入城市也不会自觉地发生观念上的城市化，从而形成大量城市皮肤、乡村心脏的非城非乡、难以统计的人口。在我国，城市化教育应该从小学生做起。只有全体国民都知道什么是城市，何谓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才会正常地推进，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才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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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城市化飞速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避免过度城市化。吸取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的教训，避免投资向大城市聚集，避免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政府应加强大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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