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国
中国地震预测的水平究竟如何？至今为止有多少次地震被预报？说法很不统一，有说十几次，也有说二十多次。其实中国地震学界历来对每次较大地震都有案例总结。根据笔者的记录和总结，近40年来，我国已经对大约77次地震在震前进行了中期、短期甚至临震预报。其中的经验至今仍非常值得总结和重视。
海城预报之争
汶川地震后，一些人大力宣传“地震不可预测”论。为了自圆其说，他们甚至在重要媒体上宣称，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是“偶然的”。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全面否定数十年来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成绩。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从海城地震的预测预报谈起。
海城，位于辽宁省南部，辽河下游之左岸，辽东半岛之北端。北靠钢都鞍山和省会沈阳，南临港口城市营口、大连，东接“煤铁之城”本溪及边境城市丹东，西与“油田之城”盘锦隔河相望。地处东经122°18′～123°08′，北纬40°29′～41°11′之间。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
早在1970年1月17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确定“沈阳—营口地带为地震危险区”。1974年，中国国务院发出“国发[74]69号文件”，确定海城为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1975年1月中旬，国家地震局震情趋势会商会确定，营口至金州一带以及丹东地区是1975年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1975年2月4日10时30分，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地震预报的电话通知。当日19时36分，发生7.3级地震。
以上就是海城地震预报大致的全部过程。从中可见，这是关于一次震级高达7.3级的地震预报，曾经挽救过10万多人的宝贵生命，而且是一次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齐备的地震预报，可谓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难道可以随意、傲慢而轻蔑地斥之为“偶然”吗？如果没有老一辈地震工作者辛勤工作，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和参与，真的就能这样“偶然”一回吗？
当时，一位地震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内容是在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县新华影剧院接到上级的正式地震预报通知后，用大字书写的通知，通知堂而皇之地置于影剧院大门前。其上书云：“按上级通知近期可能发生地震，电影改在露天广场放映。”非常感谢这位摄影者，他的大作在世界地震学史上也留下了迄今独一无二的记录。
今年5月，我专程访问原营口县，希望找到新华影剧院的原址。那里现在已是大石桥市的一个居民小区。我特意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原址前留影。
有说法认为中国曾经预报过十几次地震，有的说曾经预报过二十多次。其实，这样的统计工作并不复杂。我国地震部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每次较大地震后，就将这次地震作为案例，很好地由当地地震部门或地震工作者存档，以待汇集发表。
我本人平时就有着收集这类地震资料的习惯。根据所收集到的地震案例，已整理出一份中国地震部门预测到的地震目录表。其中强震被预测的有31次，中强、有感地震46次。合计77次。
从目录表中记录的1971年6月28日第一次地震至2009年3月23日最后一次地震，时间相隔13783天，平均179天预测一次，对强震平均444.6天预测一次。本项统计不包括一些个人用非常规方法做出的预报。
被一些人斥为“偶然”的海城地震预报，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都曾被预报，是典型的长、中、短临期都有预测的地震。
目录表中也记录了2006年6月21日甘肃文县的5.0级地震，文县是“5?12”汶川地震重灾县。这次地震或是汶川地震的前震，被短临期预测到。
更仔细的统计分析表明，40年来，有两次事件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地震预测工作进入了相对低潮期。一次是1982年～1983年期间，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地震“群测群防”事业；另一次是西方学者R.J。盖乐等人的“地震不能预测”说于1997年3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既然西方学者说过‘地震不能预测’，那何必还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呢？”这是一些人的内心独白。到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预测工作正处于危险的低迷期。
回忆“群测群防”
1966年邢台地震后，政府倡导、群众自发组织，搞土仪器、土设备来预报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后，许多专业部门也参与其中。所以，统称“群测群防”。把当时的观测仪器、设备统统都称为土仪器、土设备，似有点过了。如当时中国科学院就号召大家把实验室里能测地震前兆的仪器都拿出来。物理研究所有83人参加地震预测工作，我从1976年至1983年在密云、昌平的山洞里利用激光锁相应变仪测量岩石伸缩，精度是10-8,比当时中国地震局系统使用的最好的仪器精度还高一个数量级。我们利用测得的异常，提前3个月预报过1977年5月12日的天津宁河6.5级地震。
又如当时的北京国棉三厂地震组，成员都是大学生。所用设备有的是从市场购买的，有的是自制的。设备、房屋、观测场地、人员经费都是工厂提供的，没有用地震局一分钱、一个人。他们的观测记录清楚完备，曾报准不少地震。这些人从来不是预测地震的“正规军”，都是“另册”的。但是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辛勤工作，毫无怨言。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以褒扬的口吻这样记录了撤销“群测群防”的过程：“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在观测、实验、理论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进行了清理的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共有5688个，占现有观测点数的77.6%；清理了仪器7174台；参加清理的工作人员有4575人次。”这里的“清理”就是取消，就是不让干了。今天看来，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实际上，在“群测群防”中，群众把观察到的一些异常现象向地震工作部门或机构报告，可以弥补我们专业地震监测台网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群众防震减灾意识，有利于促进地震部门或相关机构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最近，我国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灾害进行监测和预防。这是顺应民意、更是符合地震灾害的复杂自然规律之举，也从法律的角度为筑就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之路创造了条件。
经验应该认真总结，教训应该牢牢记取。但愿唐山、汶川之痛不要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文/高建国
中国地震预测的水平究竟如何？至今为止有多少次地震被预报？说法很不统一，有说十几次，也有说二十多次。其实中国地震学界历来对每次较大地震都有案例总结。根据笔者的记录和总结，近40年来，我国已经对大约77次地震在震前进行了中期、短期甚至临震预报。其中的经验至今仍非常值得总结和重视。
海城预报之争
汶川地震后，一些人大力宣传“地震不可预测”论。为了自圆其说，他们甚至在重要媒体上宣称，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是“偶然的”。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全面否定数十年来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成绩。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从海城地震的预测预报谈起。
海城，位于辽宁省南部，辽河下游之左岸，辽东半岛之北端。北靠钢都鞍山和省会沈阳，南临港口城市营口、大连，东接“煤铁之城”本溪及边境城市丹东，西与“油田之城”盘锦隔河相望。地处东经122°18′～123°08′，北纬40°29′～41°11′之间。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
早在1970年1月17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确定“沈阳—营口地带为地震危险区”。1974年，中国国务院发出“国发[74]69号文件”，确定海城为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1975年1月中旬，国家地震局震情趋势会商会确定，营口至金州一带以及丹东地区是1975年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1975年2月4日10时30分，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地震预报的电话通知。当日19时36分，发生7.3级地震。
以上就是海城地震预报大致的全部过程。从中可见，这是关于一次震级高达7.3级的地震预报，曾经挽救过10万多人的宝贵生命，而且是一次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齐备的地震预报，可谓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难道可以随意、傲慢而轻蔑地斥之为“偶然”吗？如果没有老一辈地震工作者辛勤工作，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和参与，真的就能这样“偶然”一回吗？
当时，一位地震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内容是在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县新华影剧院接到上级的正式地震预报通知后，用大字书写的通知，通知堂而皇之地置于影剧院大门前。其上书云：“按上级通知近期可能发生地震，电影改在露天广场放映。”非常感谢这位摄影者，他的大作在世界地震学史上也留下了迄今独一无二的记录。
今年5月，我专程访问原营口县，希望找到新华影剧院的原址。那里现在已是大石桥市的一个居民小区。我特意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原址前留影。
有说法认为中国曾经预报过十几次地震，有的说曾经预报过二十多次。其实，这样的统计工作并不复杂。我国地震部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每次较大地震后，就将这次地震作为案例，很好地由当地地震部门或地震工作者存档，以待汇集发表。
我本人平时就有着收集这类地震资料的习惯。根据所收集到的地震案例，已整理出一份中国地震部门预测到的地震目录表。其中强震被预测的有31次，中强、有感地震46次。合计77次。
从目录表中记录的1971年6月28日第一次地震至2009年3月23日最后一次地震，时间相隔13783天，平均179天预测一次，对强震平均444.6天预测一次。本项统计不包括一些个人用非常规方法做出的预报。
被一些人斥为“偶然”的海城地震预报，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都曾被预报，是典型的长、中、短临期都有预测的地震。
目录表中也记录了2006年6月21日甘肃文县的5.0级地震，文县是“5?12”汶川地震重灾县。这次地震或是汶川地震的前震，被短临期预测到。
更仔细的统计分析表明，40年来，有两次事件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地震预测工作进入了相对低潮期。一次是1982年～1983年期间，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地震“群测群防”事业；另一次是西方学者R.J。盖乐等人的“地震不能预测”说于1997年3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既然西方学者说过‘地震不能预测’，那何必还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呢？”这是一些人的内心独白。到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预测工作正处于危险的低迷期。
回忆“群测群防”
1966年邢台地震后，政府倡导、群众自发组织，搞土仪器、土设备来预报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后，许多专业部门也参与其中。所以，统称“群测群防”。把当时的观测仪器、设备统统都称为土仪器、土设备，似有点过了。如当时中国科学院就号召大家把实验室里能测地震前兆的仪器都拿出来。物理研究所有83人参加地震预测工作，我从1976年至1983年在密云、昌平的山洞里利用激光锁相应变仪测量岩石伸缩，精度是10-8,比当时中国地震局系统使用的最好的仪器精度还高一个数量级。我们利用测得的异常，提前3个月预报过1977年5月12日的天津宁河6.5级地震。
又如当时的北京国棉三厂地震组，成员都是大学生。所用设备有的是从市场购买的，有的是自制的。设备、房屋、观测场地、人员经费都是工厂提供的，没有用地震局一分钱、一个人。他们的观测记录清楚完备，曾报准不少地震。这些人从来不是预测地震的“正规军”，都是“另册”的。但是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辛勤工作，毫无怨言。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以褒扬的口吻这样记录了撤销“群测群防”的过程：“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在观测、实验、理论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进行了清理的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共有5688个，占现有观测点数的77.6%；清理了仪器7174台；参加清理的工作人员有4575人次。”这里的“清理”就是取消，就是不让干了。今天看来，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实际上，在“群测群防”中，群众把观察到的一些异常现象向地震工作部门或机构报告，可以弥补我们专业地震监测台网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群众防震减灾意识，有利于促进地震部门或相关机构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最近，我国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灾害进行监测和预防。这是顺应民意、更是符合地震灾害的复杂自然规律之举，也从法律的角度为筑就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之路创造了条件。
经验应该认真总结，教训应该牢牢记取。但愿唐山、汶川之痛不要在中华大地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