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说：“我认为，一本书应该读三遍，第一遍是年轻时读，第二遍是成熟之后读，第三遍是年老以后再读，这样就等于读了三本不同的书，无知懵懂的年轻人会逐渐积累人生的经验，从一本书中读到不同的东西。”这番话是针对威廉·曼彻斯特《总统之死》一书说的，去年11月是肯尼迪总统遇刺40周年纪念，许多人重新阅读了《总统之死》。这本书的精装本曾经卖出过130万本。
现在，曼彻斯特的另一本书在中国被重新阅读，那就是他的《光荣与梦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过这本书，后因版权问题迟迟未能再版，2004年2月，海南出版社以几千美元的价格购得中文简体字版权重新刊印。
毫不夸张的说，这本书曾经影响过一代文字工作者，特别是怀有远大理想的媒体从业者。在我进入新闻行当时，有过一次培训，老师给我们讲《光荣与梦想》，这本书注意细节——麦克阿瑟是个自大的家伙，他总说“麦克阿瑟要如何如何”而不是说“我”，一般这样说话的人都是自恋的；宏观视角——作者讲述大萧条最厉害那一年的场景，同时交代那时候尼克松在干什么，肯尼迪多大了，就像平行蒙太奇；材料丰富，叙述生动，幽默感等等，这本书的优秀品质实在太多了。用一个词来总结，《光荣与梦想》表现出了一种“新闻的美感”。
那个培训班发的教材并不是《光荣与梦想》，而是解放军出版社的《外国优秀新闻作品选》，从快讯到特写，各种体裁都有。那本“作品选”里有两个文章我记忆深刻，一个是有关三峡的几百字的文章，里面融入20多个数字，却一点也不显枯燥；另一个是对一起枪杀案的特写，作者以扎实的采访重现现场，写得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分镜头剧本。老师们大概害怕一个记者老憋着写《光荣与梦想》，却连个简单的采访都完成不了，所以一再嘱咐我们仔细学习那里头的范文。
我还记得老师对现场感的强调，他讲述自己对唐山地震所做的细致访问，讲他的作品《唐山大地震》，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年，一个地方举办鹦鹉比赛，各路的鹦鹉都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有的背诵罗斯福的演讲“四大自由”，有的背诵毛主席洪文的“别了司徒雷登”，台下挤着数万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欢声雷动。但最终拿了冠军的那个鹦鹉表演的时间最短，他上台就说了一句：“我操，这么多人！”——钱钢老师说，为什么这个鹦鹉拿了冠军，就是因为他有现场感。
那时我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没多久，根深蒂固的认为优秀的文字都来自虚构，伟大的故事都来自虚构，但经过这一番培训，我开始相信好的记者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光荣与梦想》也可以算是新闻里的“战争与和平”。
后来，光荣与梦想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与之出现频率相当的另一个词组是“美丽与哀愁”。在我拿到新版的《光荣与梦想》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在这本书的结尾之处，我终于发现它在十几年前为什么打动我，作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弗罗斯特的诗和托马斯·沃尔夫，他还用菲茨杰拉德的句子来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它打动我的是文学青年叙述历史的卤莽，它的英文原名是“叙述史”而非我们曾翻译过的“实录”。1932年，作者的历史篇章开始之时，他才10岁，但这不耽误人家通过材料与档案追述，文学青年在纪实性的写作中可以获得一种操纵历史的快感，或者说“记者的牛逼感”，这种感觉催生了我们这里许多虚妄的报告文学。重新阅读，《光荣与梦想》带给我的感受是嘈杂与混乱，调侃一下，这分明是一部美国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对韩战的分析轻描淡写，对二战的记录毫无价值，对60年代文化的讨论也显肤浅，只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情怀试图笼罩住1932到1972年的那40年光阴。
至于“新闻的美感”，我倒更愿意提一提《巴黎烧了吗》，译林出版社2002年7月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但它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光荣与梦想》那样的推崇，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新闻周刊》和《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用三年时间采访了800多当事人，采用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重现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故事。
1993年8月的一个早上，一个撰写肯尼迪遇刺故事的作者给威廉·曼彻斯特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曼彻斯特先生，一，能公开当年就肯尼迪遇刺进行采访的笔记，二，披露一下《总统之死》一书中有关总统安全工作的信息来源。曼彻斯特先生的回答是：“我没有借鉴你的作品，我的采访笔记不会公开，我的消息来源都已经死了，一般人们是写信给我，而不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这场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并不重要，曼彻斯特曾经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发生争吵，最终删除了《总统之死》中一些章节，他毕竟是钦定的肯尼迪遇刺故事的撰写者。他写的书实在太多了，而且有许多本长得吓人，包括几本小说，他写过《克虏伯军火》、《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告别黑暗》等18部作品，不可能要求他所有的采访笔记都真实可靠。《告别黑暗》是记述二战太平洋战场的故事，当时曼彻斯特在太平洋战场参加战斗，与他同时作战的詹姆斯·琼斯后来也成为作家，著有《细细的红线》一书。与他相比，曼彻斯特就像是“历史著作中的阿西莫夫”。
2001年8月，《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这个对历史事件有着超强记忆力、脑子就是资料库的曼彻斯特终于承认他不能完成三部曲《丘吉尔传》的第三本，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83年，第二卷出版于1988年，两本书加起来共1729页，售出40万本。曼彻斯特说：“过去写作对我来说像呼吸一样容易，但现在我给朋友写封信都要一天的时间。我没法组织材料，没法联结上下文，我过去写作夜以继日，现在身体不行了。”他对未完成的书有一股了不起的自信：“我对丘吉尔的研究已经完成，别人不可能有我的风格，不能像我那样将我的理解贯穿在文字中，我是唯一一个能写这书的人。”全世界有600多本丘吉尔的传记，《时代周刊》评价曼彻斯特的第一卷是“80年代最了不起的非虚构作品之一”，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则认为该书毫无价值。
我从网上搜罗来这样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曼彻斯特和《光荣与梦想》只是二流作家和二流作品，只是出于好奇，想把自己第二次阅读感到的失落找到一些原因。曼彻斯特是位有责任感的历史作家，他说过，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是片面的，日本人的历史教育就是典型，人民需要了解历史，在学校里学的那些还远远不够。对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在那个信息贫乏的时候，能有那样通俗热闹的读物是不寻常的。这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渗透着情感，他对一代美国人曾经这样评价“孤僻的、谨慎的、缺乏想象力的、琐碎的、没有冒险精神的、沉默的”，1951年11月5日一期《时代周刊》以“沉默的一代”来描绘1925年到1942年出生的美国人。
与曼彻斯特的形容词相对应，“开放的、卤莽的、充满想象力、大气的、敢于冒险的、爽朗的”也许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的气氛（或者是拥有一部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被《光荣与梦想》等书籍激发出一种历史感，总踮起脚攥着拳头想改变点什么，但在庸常的中年生活开始之后，我已经不习惯于从高处想问题——比如说伟大的小说与伟大的新闻何者更伟大，而是从低处瞎琢磨——那么多烂新闻那么多烂小说何者更无聊。一本书的再版不能将昔日的光荣与梦想灌注到如今这纷乱、琐碎、轻浮的年代中，但我也不打算“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原来的那个年代也并不一定更美好。
一个美国人说：“我认为，一本书应该读三遍，第一遍是年轻时读，第二遍是成熟之后读，第三遍是年老以后再读，这样就等于读了三本不同的书，无知懵懂的年轻人会逐渐积累人生的经验，从一本书中读到不同的东西。”这番话是针对威廉·曼彻斯特《总统之死》一书说的，去年11月是肯尼迪总统遇刺40周年纪念，许多人重新阅读了《总统之死》。这本书的精装本曾经卖出过130万本。
现在，曼彻斯特的另一本书在中国被重新阅读，那就是他的《光荣与梦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过这本书，后因版权问题迟迟未能再版，2004年2月，海南出版社以几千美元的价格购得中文简体字版权重新刊印。
毫不夸张的说，这本书曾经影响过一代文字工作者，特别是怀有远大理想的媒体从业者。在我进入新闻行当时，有过一次培训，老师给我们讲《光荣与梦想》，这本书注意细节——麦克阿瑟是个自大的家伙，他总说“麦克阿瑟要如何如何”而不是说“我”，一般这样说话的人都是自恋的；宏观视角——作者讲述大萧条最厉害那一年的场景，同时交代那时候尼克松在干什么，肯尼迪多大了，就像平行蒙太奇；材料丰富，叙述生动，幽默感等等，这本书的优秀品质实在太多了。用一个词来总结，《光荣与梦想》表现出了一种“新闻的美感”。
那个培训班发的教材并不是《光荣与梦想》，而是解放军出版社的《外国优秀新闻作品选》，从快讯到特写，各种体裁都有。那本“作品选”里有两个文章我记忆深刻，一个是有关三峡的几百字的文章，里面融入20多个数字，却一点也不显枯燥；另一个是对一起枪杀案的特写，作者以扎实的采访重现现场，写得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分镜头剧本。老师们大概害怕一个记者老憋着写《光荣与梦想》，却连个简单的采访都完成不了，所以一再嘱咐我们仔细学习那里头的范文。
我还记得老师对现场感的强调，他讲述自己对唐山地震所做的细致访问，讲他的作品《唐山大地震》，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年，一个地方举办鹦鹉比赛，各路的鹦鹉都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有的背诵罗斯福的演讲“四大自由”，有的背诵毛主席洪文的“别了司徒雷登”，台下挤着数万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欢声雷动。但最终拿了冠军的那个鹦鹉表演的时间最短，他上台就说了一句：“我操，这么多人！”——钱钢老师说，为什么这个鹦鹉拿了冠军，就是因为他有现场感。
那时我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没多久，根深蒂固的认为优秀的文字都来自虚构，伟大的故事都来自虚构，但经过这一番培训，我开始相信好的记者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光荣与梦想》也可以算是新闻里的“战争与和平”。
后来，光荣与梦想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与之出现频率相当的另一个词组是“美丽与哀愁”。在我拿到新版的《光荣与梦想》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在这本书的结尾之处，我终于发现它在十几年前为什么打动我，作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弗罗斯特的诗和托马斯·沃尔夫，他还用菲茨杰拉德的句子来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它打动我的是文学青年叙述历史的卤莽，它的英文原名是“叙述史”而非我们曾翻译过的“实录”。1932年，作者的历史篇章开始之时，他才10岁，但这不耽误人家通过材料与档案追述，文学青年在纪实性的写作中可以获得一种操纵历史的快感，或者说“记者的牛逼感”，这种感觉催生了我们这里许多虚妄的报告文学。重新阅读，《光荣与梦想》带给我的感受是嘈杂与混乱，调侃一下，这分明是一部美国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对韩战的分析轻描淡写，对二战的记录毫无价值，对60年代文化的讨论也显肤浅，只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情怀试图笼罩住1932到1972年的那40年光阴。
至于“新闻的美感”，我倒更愿意提一提《巴黎烧了吗》，译林出版社2002年7月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但它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光荣与梦想》那样的推崇，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新闻周刊》和《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用三年时间采访了800多当事人，采用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重现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故事。
1993年8月的一个早上，一个撰写肯尼迪遇刺故事的作者给威廉·曼彻斯特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曼彻斯特先生，一，能公开当年就肯尼迪遇刺进行采访的笔记，二，披露一下《总统之死》一书中有关总统安全工作的信息来源。曼彻斯特先生的回答是：“我没有借鉴你的作品，我的采访笔记不会公开，我的消息来源都已经死了，一般人们是写信给我，而不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这场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并不重要，曼彻斯特曾经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发生争吵，最终删除了《总统之死》中一些章节，他毕竟是钦定的肯尼迪遇刺故事的撰写者。他写的书实在太多了，而且有许多本长得吓人，包括几本小说，他写过《克虏伯军火》、《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告别黑暗》等18部作品，不可能要求他所有的采访笔记都真实可靠。《告别黑暗》是记述二战太平洋战场的故事，当时曼彻斯特在太平洋战场参加战斗，与他同时作战的詹姆斯·琼斯后来也成为作家，著有《细细的红线》一书。与他相比，曼彻斯特就像是“历史著作中的阿西莫夫”。
2001年8月，《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这个对历史事件有着超强记忆力、脑子就是资料库的曼彻斯特终于承认他不能完成三部曲《丘吉尔传》的第三本，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83年，第二卷出版于1988年，两本书加起来共1729页，售出40万本。曼彻斯特说：“过去写作对我来说像呼吸一样容易，但现在我给朋友写封信都要一天的时间。我没法组织材料，没法联结上下文，我过去写作夜以继日，现在身体不行了。”他对未完成的书有一股了不起的自信：“我对丘吉尔的研究已经完成，别人不可能有我的风格，不能像我那样将我的理解贯穿在文字中，我是唯一一个能写这书的人。”全世界有600多本丘吉尔的传记，《时代周刊》评价曼彻斯特的第一卷是“80年代最了不起的非虚构作品之一”，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则认为该书毫无价值。
我从网上搜罗来这样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曼彻斯特和《光荣与梦想》只是二流作家和二流作品，只是出于好奇，想把自己第二次阅读感到的失落找到一些原因。曼彻斯特是位有责任感的历史作家，他说过，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是片面的，日本人的历史教育就是典型，人民需要了解历史，在学校里学的那些还远远不够。对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在那个信息贫乏的时候，能有那样通俗热闹的读物是不寻常的。这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渗透着情感，他对一代美国人曾经这样评价“孤僻的、谨慎的、缺乏想象力的、琐碎的、没有冒险精神的、沉默的”，1951年11月5日一期《时代周刊》以“沉默的一代”来描绘1925年到1942年出生的美国人。
与曼彻斯特的形容词相对应，“开放的、卤莽的、充满想象力、大气的、敢于冒险的、爽朗的”也许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的气氛（或者是拥有一部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被《光荣与梦想》等书籍激发出一种历史感，总踮起脚攥着拳头想改变点什么，但在庸常的中年生活开始之后，我已经不习惯于从高处想问题——比如说伟大的小说与伟大的新闻何者更伟大，而是从低处瞎琢磨——那么多烂新闻那么多烂小说何者更无聊。一本书的再版不能将昔日的光荣与梦想灌注到如今这纷乱、琐碎、轻浮的年代中，但我也不打算“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原来的那个年代也并不一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