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数以万计朝气蓬勃的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荒漠戈壁、高原雪岭，投身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洪流之中。
决策
“目前，新疆最不安定的因素是什么”?“军心不稳”。“为什么”?“主要是部队官兵普遍想家”。这是公元1949年10月3日，甘肃酒泉，我西进大军总指挥部里，刚刚宣布通电起义不久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同我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的一席对话。作为国民党戍守新疆的最高决策者，陶峙岳的回答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10万大军，平均年龄在38岁，98%以上的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的官兵尚未成家，这就是当时新疆国民党军队的状况。而此时作为即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王震司令员，面对的不仅仅是通电起义、接受改编的10万大军。为了尽快恢复新疆的稳定，确保这块占我国大陆面积1/6强的广袤边疆地域的和平与安宁，人民解放军的10万大军也将迅速西进新疆。西进大军中，官兵大龄化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团以下官兵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棍汉”。当时的另一个历史现实是:进疆部队已接到毛主席“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及第一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进疆部队要在新疆建国立家”的命令；加上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竟有100万人过着游牧生活，其余400万也都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粗放的农业人口。依靠新疆民力负担2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事实上不可能，从遥远的内地万里接济也非良策。王震，这位在我军最艰苦的岁月，带领三五九旅扬名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将军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负担，使20万大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安下心来，投入到屯垦戍边的神圣事业中去?“要给官兵创造一个独立生存的外部条件，要解决好官兵的婚姻问题，否则，屯垦戍边大业就无从谈起”。那个时候，西进大军的决策者们，想得最多的，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为了边疆建设，急需大批女青年进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转折关头，向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发出了深情的呼喊，一场大规模妇女西进运动也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大游说
济南，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古城，进入3月份后，在当地的一些大小学校，来自大西北的强劲旋风使得刚刚沐浴到新中国灿烂阳光的女学生们充满了欢乐和希冀。原济南二中学生，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担任秘书职务的姜淑真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在六年级以上的学校基本上都有新疆军区招聘团的牌子，有志青年到新疆去，到大西北去，成为当时最振奋人心的口号。”根据新疆有关部门统计，在共和国百废待兴的前4个年头，就有2万多名齐鲁大地的优秀女儿辞别了家乡亲人，西出阳关，加入了边疆建设的行列。
在历史的同一时刻，在杭州，在合肥，在重庆，在共和国的13个大中城市，新疆在召唤，大西北在召唤。原杭州西泠印社工人，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29团场职工李春梅回忆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同姐妹们一起观看介绍新疆情况的风光纪录片，影片是由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同志带来的，影片中郁郁葱葱的绿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和关于未来新疆一系列工厂、矿山建设规划的旁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的心，以至于今天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原重庆三中学生，现已退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教师何丽蓉说:“当时每天要求报名支边的女青年都很多，负责招聘的干部开始还一个一个地解答，后来干脆就把招聘条件打印成传单，采取‘天女散花’的方法满足应聘者的要求，那情景可真壮观啊!”是的，对于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期，任何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万里跋涉
“我们首批进疆的湖南籍女青年共1300多人，是1950年3月8日从长沙出发，5月20日到达新疆的，队伍中除长沙市的女青年外，还有来自宁乡、望城、济阳附近县城的一些女青年……”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场任职的崔玉兰，准确地向我们叙述着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这批最大年龄22岁，最小年龄尚不足14岁的“远征娘子军”，她们西行历程中的许多磨难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原长沙师范学校学生王璐说:“最难过的莫过于起伏不定的感情关”。17―18岁，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龄，西进的路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由于想家哭了，整个车厢便嚎啕大哭起来，一个人由于想家不吃饭，整个车厢便出现“集体罢餐”的现象。“好在当时的政治工作还十分活跃，每到一个大站歇息，部队都要组织大家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比如跳舞，扭秧歌，唱歌等，以缓解大家想家的情绪。”漫漫西行路，“娘子军”遇到的另一个最大困难就是，由于长途旅行而诱发的各种心理上、生理上的不适应。“由于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开始一天大家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腿一天天僵硬起来，脚也开始浮肿，等到了兰州后，这方面的情况就更为严重，50―60%同志的脚连鞋都穿不上了……”而当时的火车又只通到兰州，以后的6000多里路程主要靠颠簸的汽车来完成，其困难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在首批湖南女青年西进的同时，来自胶州半岛的第一批“西征大军”已开始了大规模西移的行动。对于一支2000余人的庞大队伍，有时也难免不发生一些意外。当年进疆者，现退休在家的李凤英就给我们叙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有一对来自泰安农村的姐妹俩，姐姐叫蒋碎芳，妹妹叫蒋秀芳，在家时为了都能参军进疆，姐妹俩闹翻了脸，以至于在旅途中姐妹两个还不说话。到达西安后，蒋碎芳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等过了宝鸡后就已经躺下不行了，尽管部队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她的生命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匆忙地结束了。讲到这里，李凤英的声音越来越低，泪水也止不住地掉了下来:“记得那天刚好是一个星期天，天还下着大雨，早晨天刚一亮，在天水火车站西南约一公里的黄土地上举行了安葬仪式，妹妹蒋秀芳哭得死去活来，那一声声悲戚的呐喊，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揪心……”
特殊的凝聚力
“人说边疆太荒凉，不知边疆有宝藏，劳动能够翻天地，边疆定会变天堂。”5月的开都河畔，春意盎然。军垦大军中不断增多的女兵们改变了昔日单调的军营生活，欢歌笑语和你追我赶的垦荒热潮构成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主旋律。
当年在开都河畔垦区团队担任宣传干事的李询，谈到当时的情景，依然惊叹不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来了女战士之后，大家垦荒的热情越来越高，凡是女兵多的连队，垦荒的面积都大。”
玛纳斯(石河子)垦区、塔额垦区、博乐垦区、阿勒泰垦区，这些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屯垦大军，大部分官兵来自内地一些贫苦人家。他们大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国民党“抓壮丁”而来到新疆的。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给他们带来了开创美好新生活的机遇。后来当一批批女兵们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时，这些远离家乡5年、8年、10年的老兵们露出了欣慰的笑脸。家在黑龙江省，1942年就进疆服役的王有发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那个年月的一段往事:1953年7月1日，在庆祝了党的生日后，2名家在辽宁，3名家在黑龙江，1名家在云南的老兵举行了那个年代特殊的集体婚礼，当主持婚礼的部队首长要求新郎官讲话时，6名新郎官竟然没有一人能够讲下去，除了“共产党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共产党，报答毛主席”等简单的话语外，他们都伤心地大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是在为自己终于享受到一个普通人本该拥有的天伦之乐喜极而泣。不少起义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官兵谈到这个问题时几乎都是热泪盈眶，他们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共产党有着较之一般人更深厚的感情。
这里，我们想对那些最初几年参军进疆的女兵的有关情况作些简单的交代。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新女性，她们不仅在思想上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而且在行动上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作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选择。她们中有的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有的成为女纺织工、女医生、女教师、女科学家、女劳模，在今天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她们中虽然也不乏某一部门、某一基层的领导者，但更多的人则依然和她们的子孙奋战在田间地头，在为边疆的繁荣尽力，为屯垦戍边的大业发光。不少支边的女青年到边疆后一干就是40多年，她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回去过一次老家。为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神圣事业，传统的“叶落归根”的观念对她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对边疆山山水水更深沉、更执着的热恋。
(尔东摘自《中华英才》总43期)
50年代初，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数以万计朝气蓬勃的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荒漠戈壁、高原雪岭，投身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洪流之中。
决策
“目前，新疆最不安定的因素是什么”?“军心不稳”。“为什么”?“主要是部队官兵普遍想家”。这是公元1949年10月3日，甘肃酒泉，我西进大军总指挥部里，刚刚宣布通电起义不久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同我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的一席对话。作为国民党戍守新疆的最高决策者，陶峙岳的回答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10万大军，平均年龄在38岁，98%以上的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的官兵尚未成家，这就是当时新疆国民党军队的状况。而此时作为即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王震司令员，面对的不仅仅是通电起义、接受改编的10万大军。为了尽快恢复新疆的稳定，确保这块占我国大陆面积1/6强的广袤边疆地域的和平与安宁，人民解放军的10万大军也将迅速西进新疆。西进大军中，官兵大龄化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团以下官兵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棍汉”。当时的另一个历史现实是:进疆部队已接到毛主席“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及第一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进疆部队要在新疆建国立家”的命令；加上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竟有100万人过着游牧生活，其余400万也都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粗放的农业人口。依靠新疆民力负担2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事实上不可能，从遥远的内地万里接济也非良策。王震，这位在我军最艰苦的岁月，带领三五九旅扬名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将军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负担，使20万大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安下心来，投入到屯垦戍边的神圣事业中去?“要给官兵创造一个独立生存的外部条件，要解决好官兵的婚姻问题，否则，屯垦戍边大业就无从谈起”。那个时候，西进大军的决策者们，想得最多的，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为了边疆建设，急需大批女青年进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转折关头，向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发出了深情的呼喊，一场大规模妇女西进运动也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大游说
济南，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古城，进入3月份后，在当地的一些大小学校，来自大西北的强劲旋风使得刚刚沐浴到新中国灿烂阳光的女学生们充满了欢乐和希冀。原济南二中学生，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担任秘书职务的姜淑真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在六年级以上的学校基本上都有新疆军区招聘团的牌子，有志青年到新疆去，到大西北去，成为当时最振奋人心的口号。”根据新疆有关部门统计，在共和国百废待兴的前4个年头，就有2万多名齐鲁大地的优秀女儿辞别了家乡亲人，西出阳关，加入了边疆建设的行列。
在历史的同一时刻，在杭州，在合肥，在重庆，在共和国的13个大中城市，新疆在召唤，大西北在召唤。原杭州西泠印社工人，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29团场职工李春梅回忆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同姐妹们一起观看介绍新疆情况的风光纪录片，影片是由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同志带来的，影片中郁郁葱葱的绿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和关于未来新疆一系列工厂、矿山建设规划的旁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的心，以至于今天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原重庆三中学生，现已退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教师何丽蓉说:“当时每天要求报名支边的女青年都很多，负责招聘的干部开始还一个一个地解答，后来干脆就把招聘条件打印成传单，采取‘天女散花’的方法满足应聘者的要求，那情景可真壮观啊!”是的，对于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期，任何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万里跋涉
“我们首批进疆的湖南籍女青年共1300多人，是1950年3月8日从长沙出发，5月20日到达新疆的，队伍中除长沙市的女青年外，还有来自宁乡、望城、济阳附近县城的一些女青年……”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场任职的崔玉兰，准确地向我们叙述着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这批最大年龄22岁，最小年龄尚不足14岁的“远征娘子军”，她们西行历程中的许多磨难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原长沙师范学校学生王璐说:“最难过的莫过于起伏不定的感情关”。17―18岁，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龄，西进的路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人由于想家哭了，整个车厢便嚎啕大哭起来，一个人由于想家不吃饭，整个车厢便出现“集体罢餐”的现象。“好在当时的政治工作还十分活跃，每到一个大站歇息，部队都要组织大家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比如跳舞，扭秧歌，唱歌等，以缓解大家想家的情绪。”漫漫西行路，“娘子军”遇到的另一个最大困难就是，由于长途旅行而诱发的各种心理上、生理上的不适应。“由于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开始一天大家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腿一天天僵硬起来，脚也开始浮肿，等到了兰州后，这方面的情况就更为严重，50―60%同志的脚连鞋都穿不上了……”而当时的火车又只通到兰州，以后的6000多里路程主要靠颠簸的汽车来完成，其困难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在首批湖南女青年西进的同时，来自胶州半岛的第一批“西征大军”已开始了大规模西移的行动。对于一支2000余人的庞大队伍，有时也难免不发生一些意外。当年进疆者，现退休在家的李凤英就给我们叙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有一对来自泰安农村的姐妹俩，姐姐叫蒋碎芳，妹妹叫蒋秀芳，在家时为了都能参军进疆，姐妹俩闹翻了脸，以至于在旅途中姐妹两个还不说话。到达西安后，蒋碎芳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等过了宝鸡后就已经躺下不行了，尽管部队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她的生命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匆忙地结束了。讲到这里，李凤英的声音越来越低，泪水也止不住地掉了下来:“记得那天刚好是一个星期天，天还下着大雨，早晨天刚一亮，在天水火车站西南约一公里的黄土地上举行了安葬仪式，妹妹蒋秀芳哭得死去活来，那一声声悲戚的呐喊，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揪心……”
特殊的凝聚力
“人说边疆太荒凉，不知边疆有宝藏，劳动能够翻天地，边疆定会变天堂。”5月的开都河畔，春意盎然。军垦大军中不断增多的女兵们改变了昔日单调的军营生活，欢歌笑语和你追我赶的垦荒热潮构成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主旋律。
当年在开都河畔垦区团队担任宣传干事的李询，谈到当时的情景，依然惊叹不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来了女战士之后，大家垦荒的热情越来越高，凡是女兵多的连队，垦荒的面积都大。”
玛纳斯(石河子)垦区、塔额垦区、博乐垦区、阿勒泰垦区，这些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屯垦大军，大部分官兵来自内地一些贫苦人家。他们大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国民党“抓壮丁”而来到新疆的。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给他们带来了开创美好新生活的机遇。后来当一批批女兵们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时，这些远离家乡5年、8年、10年的老兵们露出了欣慰的笑脸。家在黑龙江省，1942年就进疆服役的王有发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那个年月的一段往事:1953年7月1日，在庆祝了党的生日后，2名家在辽宁，3名家在黑龙江，1名家在云南的老兵举行了那个年代特殊的集体婚礼，当主持婚礼的部队首长要求新郎官讲话时，6名新郎官竟然没有一人能够讲下去，除了“共产党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共产党，报答毛主席”等简单的话语外，他们都伤心地大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是在为自己终于享受到一个普通人本该拥有的天伦之乐喜极而泣。不少起义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官兵谈到这个问题时几乎都是热泪盈眶，他们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共产党有着较之一般人更深厚的感情。
这里，我们想对那些最初几年参军进疆的女兵的有关情况作些简单的交代。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新女性，她们不仅在思想上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而且在行动上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作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选择。她们中有的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有的成为女纺织工、女医生、女教师、女科学家、女劳模，在今天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她们中虽然也不乏某一部门、某一基层的领导者，但更多的人则依然和她们的子孙奋战在田间地头，在为边疆的繁荣尽力，为屯垦戍边的大业发光。不少支边的女青年到边疆后一干就是40多年，她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回去过一次老家。为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神圣事业，传统的“叶落归根”的观念对她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对边疆山山水水更深沉、更执着的热恋。
(尔东摘自《中华英才》总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