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
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
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日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
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
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
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日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
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