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张一
2006/11/15, 周三
近年，中国高中、大学学费一直有升无降，一些农村家庭甚至被高额学费逼得家破人亡，中国教育收费亟待给农村家庭减负以及规范。在其中一个例子，一个在北京的两孩之父王俊华被拖欠半年工资，他因为没有钱交付学费而喝农药后死在自家院里。死前，他在院子里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对教育官员来说，“执政为民”这四个字，似乎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一个署名寒心的《“学费杀人”全纪录》网文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文中提到二十例因不堪高额学费重负而自杀的个案，其中有时间错误，也有一些个案无从查证，以下是从报纸更正并查实的十二例个案。
个案一：自杀者：王静娜（成都金牛区土桥中学高三毕业生），19岁，女
2005年8月14日《成都商报》报道，05年8月13日16时王静娜许喝下农药“灭蝇灵”自杀身亡。她的自杀诱因是：王静娜被成都某民办高校录取，学费13000元（人民币，下同）。王静娜生活在单亲家庭，父母多年前离婚，经济较为困难。王静娜的学杂费共要13000元，出事前，母亲表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不过劝她说不要着急，会慢慢想办法。在王静娜找过爷爷要钱，但是没有成功后，自杀。
个案二：林冰心，李清培（泉州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应届毕业生）之母
2004年8月4日《泉州晚报》报道。因承受不了家庭贫困及儿子大学费用无着落等生活压力，04年7月26日，林冰心喝农药自杀。
原来，李清培被福建集美大学的录取以及家庭债台高筑。2001年，李清培的父亲李德斯去世。2003年，李清培16岁的妹妹李少玲初中毕业，但因家里已经负债1万多元，只能辍学打工。当年3月刚年满16岁的李少玲到南安诗山一家雨伞厂打工，每月给家里200元钱帮补家用。
当年李家向亲邻们暂借数千元弄起来的蘑菇种植房几乎绝收，又负债数千元。林冰心临死前多次告诉乡邻，自己因无法承担家庭贫困及抚养一对子女的压力，“很想早早解脱”。
个案三：刘淑杰，周娜（沈阳四中高三毕业生）之母，经抢救，幸存
2004年08月27日《辽沈晚报》报道，2004年8月26日8时，刘淑杰在家中吞下100片“安定”，经抢救，幸存。
周娜被北京应用技术大学计算器本科专业录取，每年学费高达8000多元，周娜决定放弃到北京读本科，准备在沈阳读个花钱少的专科，但念专科学费也得要4000家里同样也负担不起。自杀前，刘淑杰曾留下遗书：“……我很想圆了你的大学梦，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环境……对不起，……”。
周娜上小学时，父母离婚。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母亲下岗后，母女每月就靠社区和单位补助的200多元钱以及崔女士（刘淑杰的朋友）的接济艰难生活。
个案四：龚某，焦志梅（皋兰二中高三毕业生）之母
2004年8月27日《甘肃农民报》报道， 2004年8月22日，龚某凌晨投入自家水窖井。
焦志梅被张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录取，凑不齐女儿近5000元的学费。
焦家里条件不好，焦志梅的哥哥又到了娶媳妇的年龄。母亲曾几次向焦志梅提出让她放弃上大学。后来，父母看到她执意要上大学，便四处筹钱，但直到8月21日，才凑了3200元。
个案五：赵丽芹，系李致富（永吉县实验中学高三毕业生）之母
2004年8月26日《东亚经贸新闻》报道，2004年8月20，李致富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几天后赵丽芹在家中牛棚外上吊。
李致富被长春汽车工业学院录取，每年学费要8000元。赵丽芹到处给儿子筹钱，但也只是借了4000多元钱，自己又再次病倒在床，父亲和李致富商量这4000块先给妈妈治病，结果赵丽芹就背著家人牛棚外悬梁自尽了。自杀前她对李致富说：“我这病看也看不好了，妈就不花冤枉钱了。你不要总想家里的事，好好上大学，这就是孝顺我了。”
赵丽芹患有心脏病、风湿病等多种疾病。自杀前，家中两头牛突然死亡，从此赵丽芹一病不起。家里东挪西借，拉下了１万多元债。李致富经常到县城里打零工，但是他在一个工地干了半个多月，却没得到一分钱工资。
个案六：王俊华，北京市顺义区杨镇二街村村民，两个孩子之父
2004年8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2004年8月4日晚，王俊华喝农药身亡。
2004年8月3日，王俊华的两个孩子同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学费共约8000元。
王俊华的工作是清理村里的垃圾，年工资7900元，这是全家的生活来源。8月4日晚，王俊华讨要上半年的工资未果，喝农药后死在自家院里。死前，他在院子里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个案七：孙守军，孙大朋（辽宁辽阳四中高三毕业生）之父，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小祁家镇窦双树村农民
2006年3月16日《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04年8月2日，孙守军在家中喝下大半袋“万灵”牌杀虫剂自杀。
孙大朋被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学费每年5308元。自杀前，曾留下遗书：“我儿……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
2003年，辽阳市政府征地，孙守军一家仅得6000多元补助。失地后，孙守军做卸火车皮、当瓦工等苦力工作，平均一天挣20来块钱。几年来，孙守军因劳累过度，患有腰间盘突出、前列腺炎等疾病。
个案八：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
2004年06月24日《华西都市报》报道，高考前两天2004年6月4日，郑清明卧轨自杀。
郑清明家里非常穷，这一学期还差学校600多元学费，学校为了收回这笔费用，对郑清明多方相逼，考前又没有给其发放准考证。
郑清明由外公郑自礼抚养。2004年，郑自礼的老伴生了病，花了不少钱，万般无奈之下欠了学校600多元钱。郑清明的班主任张旭渡多次当著同学们的面为难郑清明，赶他回家找钱。2004年6月4日，郑清明再次回家要钱，说要到学校去考试，他外婆就翻箱倒柜找了些钱给了他，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个案九：邵某，河北省大城县王香屯村村民，儿子即将高考
2004年6月9日《燕赵都市报》报道，2004年6月2日割腕自杀。
考虑到孩子今后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和家庭的难处，邵某在儿子高考的前5天自杀身亡。
小邵的母亲身体不好，1999年肾结石治疗时花费了一万多元，自此家中收入一直很紧张。邵某供三个孩子上学，家中已经借了大笔外债。自杀前，家中仅有5000元。事情发生后，邵某在医院里抢救花了近一万元。
个案十：甘肃省山丹县一中高三毕业生苏天将，男，１７岁
2003年8月25日《兰州晨报》，2003年8月4日苏天将上吊自尽。
原来，苏天将被兰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每年学费3200元。无法筹集到学费，在生活的重压下感到前途无望自杀。
苏天将的母亲没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工资维持。父亲患有膀胱癌，花了很多钱。2000年，“山丹煤矿”
下马，所有职工都失去了工作，包括苏天将的父亲在内。
个案十一：景统仕，景艳梅（榆林一中高三毕业生）之父，榆林市子洲县苗家坪乡牛心疙瘩村
2003年07月26日《燕赵都市报》报道，2003年7月14日，景统仕在家中服毒自杀。
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每年至少需要1万元的费用，弟弟和妹妹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要好几千元。
景统仕有５个孩子，虽然大女儿和大儿子已成家，但景统仕的家庭负担仍然沉重，家中已经欠了３万多块钱的债。除了景艶梅的学费，还有景冬梅、景雄的学费，学费每年近万元。因为欠账太多，又经常借钱，所以再借钱就比较困难。景艶梅高考完后，景统仕父亲的病加重，但他的菜地一斤莲花白还卖不到5分钱。事情发生后，家中又增加了8000多元的抢救费。
个案十二：小丁之父，小丁（当年宝鸡市高三毕业生）
2002年8月29日《华商报》报道， 2002年8月25日，小丁之父跳楼身亡。
小丁考上复旦大学，丁父无法筹足7000多元学费。
丁父给个体运输户开货车，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丁父死前近两个月雇主不发工资，他试图向雇主借2000元但未能如愿，回到家中他从自家窗户7楼跳下自杀。
上述十二个经过中国媒体报道的真实例子，也许已经说明了中国教育实在是存在太多问题：
去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0元，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500元。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家庭约用于教育的开支占家庭收入1／3，这个数字城镇家庭约是1／4。许多家庭因要负担很重的公众教育费用，倍感到生活困苦。约6成受访者对初高中的各项收费不满，而且初高中的收费已达到大学收费的8成。
仅2004年一年中国小学、初中学费就飙升了48－50％。有中国网民表示，我姐姐的女儿（在哈尔滨）每个月要交1000多元学费和一些相关费用（包括课外补习班，还不包括钢琴课费，那算是校外额外课程）。普通初中的基本学费每月都在几百元不等（这对每月吃600低保的家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每月还有其它杂费。
另外，甘乃迪政府学院哈沃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一项有关近三年公民对政府以及政府服务态度的调查显示，在教育开支这块，截至到
05年10月，05年、04年、03年，中国大城市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分别为5507元（人民币，下同）、5626元和4992元，而小城镇学生这个数字分别是3511元,
3287元 和2299元，农村学生这个数字分别是2165,
1804和1412。调查结果显示，教育开支占国人家庭收入总和的30.2%。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学者陆璟撰写《高中学费政策的对比研究》一文，对2003年中国高中学杂费以及占家庭收入比例进行研究。陆璟认为，目前中国高中收费较为混乱，为人病垢的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学费标准高，杂费名目繁多，择校费管理混乱，代收费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是对于高中教育的投入与收费还存在政策法规方面的空白。
陆璟提出，从理论上看，高中教育私人收益率低于高等教育阶段而社会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阶段，所以私人分担的成本比例应低于高等教育阶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外公立高中收费一般不超过成本的
10％，中国高中学费也可参照这一标准制定。同时要充分考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学杂费标准不应超过家庭收入的10％或者人均收入的30％（国际上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一般也只有10％-
15％），其中学费最好控制在人均收入的20％以内。
陆璟认为，从国际情况比较来看，中国高中学费中国国民的个人成本分担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公立高中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超过了10％，不少地区超过了25％，这还是不加杂费的情况。
陆璟还指出，农民学费负担普遍较重，特别是中部地区，收费标准过高。从学费占收入的比例来看，中国各地高中学费标准与实际生均学费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大多处于10％-25％之间，但农村的情况就不同了，中部地区的两个省无论是最高学费标准还是最低标准都超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上海、浙江、湖南、内蒙古实际生均学杂费水平都超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
因此，他建议，高中教育收费除了考虑地区差异之外，还必须考虑城乡差异的问题，必须实施城乡差别定价。但农村地区收费标准过高，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学费标准应降低一半左右。
撰文 张一
2006/11/15, 周三
近年，中国高中、大学学费一直有升无降，一些农村家庭甚至被高额学费逼得家破人亡，中国教育收费亟待给农村家庭减负以及规范。在其中一个例子，一个在北京的两孩之父王俊华被拖欠半年工资，他因为没有钱交付学费而喝农药后死在自家院里。死前，他在院子里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对教育官员来说，“执政为民”这四个字，似乎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一个署名寒心的《“学费杀人”全纪录》网文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文中提到二十例因不堪高额学费重负而自杀的个案，其中有时间错误，也有一些个案无从查证，以下是从报纸更正并查实的十二例个案。
个案一：自杀者：王静娜（成都金牛区土桥中学高三毕业生），19岁，女
2005年8月14日《成都商报》报道，05年8月13日16时王静娜许喝下农药“灭蝇灵”自杀身亡。她的自杀诱因是：王静娜被成都某民办高校录取，学费13000元（人民币，下同）。王静娜生活在单亲家庭，父母多年前离婚，经济较为困难。王静娜的学杂费共要13000元，出事前，母亲表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不过劝她说不要着急，会慢慢想办法。在王静娜找过爷爷要钱，但是没有成功后，自杀。
个案二：林冰心，李清培（泉州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应届毕业生）之母
2004年8月4日《泉州晚报》报道。因承受不了家庭贫困及儿子大学费用无着落等生活压力，04年7月26日，林冰心喝农药自杀。
原来，李清培被福建集美大学的录取以及家庭债台高筑。2001年，李清培的父亲李德斯去世。2003年，李清培16岁的妹妹李少玲初中毕业，但因家里已经负债1万多元，只能辍学打工。当年3月刚年满16岁的李少玲到南安诗山一家雨伞厂打工，每月给家里200元钱帮补家用。
当年李家向亲邻们暂借数千元弄起来的蘑菇种植房几乎绝收，又负债数千元。林冰心临死前多次告诉乡邻，自己因无法承担家庭贫困及抚养一对子女的压力，“很想早早解脱”。
个案三：刘淑杰，周娜（沈阳四中高三毕业生）之母，经抢救，幸存
2004年08月27日《辽沈晚报》报道，2004年8月26日8时，刘淑杰在家中吞下100片“安定”，经抢救，幸存。
周娜被北京应用技术大学计算器本科专业录取，每年学费高达8000多元，周娜决定放弃到北京读本科，准备在沈阳读个花钱少的专科，但念专科学费也得要4000家里同样也负担不起。自杀前，刘淑杰曾留下遗书：“……我很想圆了你的大学梦，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环境……对不起，……”。
周娜上小学时，父母离婚。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母亲下岗后，母女每月就靠社区和单位补助的200多元钱以及崔女士（刘淑杰的朋友）的接济艰难生活。
个案四：龚某，焦志梅（皋兰二中高三毕业生）之母
2004年8月27日《甘肃农民报》报道， 2004年8月22日，龚某凌晨投入自家水窖井。
焦志梅被张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录取，凑不齐女儿近5000元的学费。
焦家里条件不好，焦志梅的哥哥又到了娶媳妇的年龄。母亲曾几次向焦志梅提出让她放弃上大学。后来，父母看到她执意要上大学，便四处筹钱，但直到8月21日，才凑了3200元。
个案五：赵丽芹，系李致富（永吉县实验中学高三毕业生）之母
2004年8月26日《东亚经贸新闻》报道，2004年8月20，李致富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几天后赵丽芹在家中牛棚外上吊。
李致富被长春汽车工业学院录取，每年学费要8000元。赵丽芹到处给儿子筹钱，但也只是借了4000多元钱，自己又再次病倒在床，父亲和李致富商量这4000块先给妈妈治病，结果赵丽芹就背著家人牛棚外悬梁自尽了。自杀前她对李致富说：“我这病看也看不好了，妈就不花冤枉钱了。你不要总想家里的事，好好上大学，这就是孝顺我了。”
赵丽芹患有心脏病、风湿病等多种疾病。自杀前，家中两头牛突然死亡，从此赵丽芹一病不起。家里东挪西借，拉下了１万多元债。李致富经常到县城里打零工，但是他在一个工地干了半个多月，却没得到一分钱工资。
个案六：王俊华，北京市顺义区杨镇二街村村民，两个孩子之父
2004年8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2004年8月4日晚，王俊华喝农药身亡。
2004年8月3日，王俊华的两个孩子同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学费共约8000元。
王俊华的工作是清理村里的垃圾，年工资7900元，这是全家的生活来源。8月4日晚，王俊华讨要上半年的工资未果，喝农药后死在自家院里。死前，他在院子里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个案七：孙守军，孙大朋（辽宁辽阳四中高三毕业生）之父，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小祁家镇窦双树村农民
2006年3月16日《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04年8月2日，孙守军在家中喝下大半袋“万灵”牌杀虫剂自杀。
孙大朋被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学费每年5308元。自杀前，曾留下遗书：“我儿……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
2003年，辽阳市政府征地，孙守军一家仅得6000多元补助。失地后，孙守军做卸火车皮、当瓦工等苦力工作，平均一天挣20来块钱。几年来，孙守军因劳累过度，患有腰间盘突出、前列腺炎等疾病。
个案八：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
2004年06月24日《华西都市报》报道，高考前两天2004年6月4日，郑清明卧轨自杀。
郑清明家里非常穷，这一学期还差学校600多元学费，学校为了收回这笔费用，对郑清明多方相逼，考前又没有给其发放准考证。
郑清明由外公郑自礼抚养。2004年，郑自礼的老伴生了病，花了不少钱，万般无奈之下欠了学校600多元钱。郑清明的班主任张旭渡多次当著同学们的面为难郑清明，赶他回家找钱。2004年6月4日，郑清明再次回家要钱，说要到学校去考试，他外婆就翻箱倒柜找了些钱给了他，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个案九：邵某，河北省大城县王香屯村村民，儿子即将高考
2004年6月9日《燕赵都市报》报道，2004年6月2日割腕自杀。
考虑到孩子今后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和家庭的难处，邵某在儿子高考的前5天自杀身亡。
小邵的母亲身体不好，1999年肾结石治疗时花费了一万多元，自此家中收入一直很紧张。邵某供三个孩子上学，家中已经借了大笔外债。自杀前，家中仅有5000元。事情发生后，邵某在医院里抢救花了近一万元。
个案十：甘肃省山丹县一中高三毕业生苏天将，男，１７岁
2003年8月25日《兰州晨报》，2003年8月4日苏天将上吊自尽。
原来，苏天将被兰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每年学费3200元。无法筹集到学费，在生活的重压下感到前途无望自杀。
苏天将的母亲没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工资维持。父亲患有膀胱癌，花了很多钱。2000年，“山丹煤矿”
下马，所有职工都失去了工作，包括苏天将的父亲在内。
个案十一：景统仕，景艳梅（榆林一中高三毕业生）之父，榆林市子洲县苗家坪乡牛心疙瘩村
2003年07月26日《燕赵都市报》报道，2003年7月14日，景统仕在家中服毒自杀。
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每年至少需要1万元的费用，弟弟和妹妹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要好几千元。
景统仕有５个孩子，虽然大女儿和大儿子已成家，但景统仕的家庭负担仍然沉重，家中已经欠了３万多块钱的债。除了景艶梅的学费，还有景冬梅、景雄的学费，学费每年近万元。因为欠账太多，又经常借钱，所以再借钱就比较困难。景艶梅高考完后，景统仕父亲的病加重，但他的菜地一斤莲花白还卖不到5分钱。事情发生后，家中又增加了8000多元的抢救费。
个案十二：小丁之父，小丁（当年宝鸡市高三毕业生）
2002年8月29日《华商报》报道， 2002年8月25日，小丁之父跳楼身亡。
小丁考上复旦大学，丁父无法筹足7000多元学费。
丁父给个体运输户开货车，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丁父死前近两个月雇主不发工资，他试图向雇主借2000元但未能如愿，回到家中他从自家窗户7楼跳下自杀。
上述十二个经过中国媒体报道的真实例子，也许已经说明了中国教育实在是存在太多问题：
去年，中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0元，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500元。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家庭约用于教育的开支占家庭收入1／3，这个数字城镇家庭约是1／4。许多家庭因要负担很重的公众教育费用，倍感到生活困苦。约6成受访者对初高中的各项收费不满，而且初高中的收费已达到大学收费的8成。
仅2004年一年中国小学、初中学费就飙升了48－50％。有中国网民表示，我姐姐的女儿（在哈尔滨）每个月要交1000多元学费和一些相关费用（包括课外补习班，还不包括钢琴课费，那算是校外额外课程）。普通初中的基本学费每月都在几百元不等（这对每月吃600低保的家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每月还有其它杂费。
另外，甘乃迪政府学院哈沃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一项有关近三年公民对政府以及政府服务态度的调查显示，在教育开支这块，截至到
05年10月，05年、04年、03年，中国大城市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分别为5507元（人民币，下同）、5626元和4992元，而小城镇学生这个数字分别是3511元,
3287元 和2299元，农村学生这个数字分别是2165,
1804和1412。调查结果显示，教育开支占国人家庭收入总和的30.2%。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学者陆璟撰写《高中学费政策的对比研究》一文，对2003年中国高中学杂费以及占家庭收入比例进行研究。陆璟认为，目前中国高中收费较为混乱，为人病垢的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学费标准高，杂费名目繁多，择校费管理混乱，代收费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是对于高中教育的投入与收费还存在政策法规方面的空白。
陆璟提出，从理论上看，高中教育私人收益率低于高等教育阶段而社会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阶段，所以私人分担的成本比例应低于高等教育阶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外公立高中收费一般不超过成本的
10％，中国高中学费也可参照这一标准制定。同时要充分考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学杂费标准不应超过家庭收入的10％或者人均收入的30％（国际上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一般也只有10％-
15％），其中学费最好控制在人均收入的20％以内。
陆璟认为，从国际情况比较来看，中国高中学费中国国民的个人成本分担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公立高中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超过了10％，不少地区超过了25％，这还是不加杂费的情况。
陆璟还指出，农民学费负担普遍较重，特别是中部地区，收费标准过高。从学费占收入的比例来看，中国各地高中学费标准与实际生均学费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大多处于10％-25％之间，但农村的情况就不同了，中部地区的两个省无论是最高学费标准还是最低标准都超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上海、浙江、湖南、内蒙古实际生均学杂费水平都超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
因此，他建议，高中教育收费除了考虑地区差异之外，还必须考虑城乡差异的问题，必须实施城乡差别定价。但农村地区收费标准过高，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学费标准应降低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