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冯小刚说，如果《一九四二》里有几根台柱子的话，李雪健这根绝对是结结实实的，稳、准、贴切。 而在监制陈国富看来，李雪健在《一九四二》里展现的是一代宗师的功力。“不管是拍摄现场几次的碰面，还是从任何一卷素材里看到他，姜还是老的辣，他没有任何地方让你觉得是紧绷的。就在这样一种看似松弛、自然的情况下，还得不断透出那种内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超的表演者该有的修为。” 《一九四二》里李雪健饰演李培基，是历史真实人物，1886年生于河北献县，少年习武，曾参与辛亥革命，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他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5年6月28日调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其后职务多有变化，直至1944年被免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职，与河南渊源颇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培基曾任政协全国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1969年病逝，著作有《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关于1942年的河南旱灾和李培基之间的关联，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郭仲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而事实上，李培基并不是这样一马平川的角色。“这个人本身是复杂的，他习武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临危上任，主持大局，收拾烂摊，甚至当蒋介石撤退台湾的时候，他也留在了大陆，所以不能否认他有为民请命之心。但他确实有中庸之道的一面，尤其是面对国民党的贪腐，内忧外患，他更多便是力不从心颇为无奈了。戏不多，但却也算政府这条线索的主角，能表达的比较多。”李雪健告诉本刊。 冯小刚形容李培基这个角色和李雪健是十年之约，10年前建组筹备时第一人选想的是他，10年后觉得也必须是他。“这样一个人物得靠眼神，但这个度最难拿捏，不能过，但又得让观众看得到，我知道李雪健老师的眼里能有。” 可真的坐下来聊这个人物，李雪健更愿意与人娓娓道来历史中个人本身的生平掌故、行为枝节，或者敞亮地说着他心里对剧本里这么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的过程。“我也不会上网，书籍资料都是我爱人去找，我管看就行。她天天给我找，到哪里找了那么多啊，所以我看了不少材料，心里就对他渐渐有数了。我尽量去理解他的处世为人，可能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他受到很深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忠孝中庸，因此我心里觉得他是受到中国文化环境影响很深很典型的人，我觉得应该朝着这个方向使劲儿。” 李雪健觉得真实的人不好演，人物都得塑造，而且真实人物便不能过分戏剧化、艺术化，于是说自己的原则是自己先琢磨透，想出各种可能性，再在导演和剧本的规范中完成。至于心里觉得哪里演得得心应手，哪里演得自在酣畅，这一类的问题，李雪健终究不愿意给自己的表演只言片语的评价。“一来成片我还没有看到，二来演完了就得搁在那儿，该给大家去说了。” 唯一自我肯定的是，同样是塑造复杂情景下的史实政治人物，从当年的“毛头小子、门外汉”，帮别的演员在台上替身走位走出个“活宝”林彪，到今天这个有的放矢、按部就班的李培基，三十几年的经验多多少少也给他自己帮了点小忙。 “演林彪就因为我个头合适，傻小伙子火力大，没负担，替身嘛，走完位也就完了。后来有老师要我演着试试，开始带着我去毛家湾、人民大会堂采访，帮我找了很多林彪的录音要我学，又找了很多照片要我看，就跟做梦一样了。我也投入，满屋子贴了一墙，天天剃头、化装，认认真真扮上，再照着照片、录音模仿，挺走火入魔的状态，也真是下大把的力气，但心里发毛不确定，至今还觉得恐怕是撞上了。但现在就从容了很多，和冯小刚、刘震云的合作也相对默契愉快，如今的我能准备出几套方案给导演挑选，这大概是我的进步了。” 转而仍旧说，林彪也好，李培基也好，导演、编剧在内的团队创作才是塑造角色的关键，比如冯小刚导演本身就非常懂得表演，他会根据此时此刻演员的状态去抓表演，随时随地给出新东西，和这样的导演合作，就感觉是明明自己备了好几套方案，还就没在这个点上，因此真正的好导演，就是对这个剧本，对剧本里的每个人物，以及每个人物伸展出的人物关系都研究得最透彻干脆的那个人。 “电影艺术创作就是集体创作，一人演那是山东快书。进话剧团以前，我在宣传队里就负责说山东快书，自己跟自己耍机灵。改到影视剧行业，体会最深的就是，学会怎么参与协作这种集体的创作，一个人不成。拍《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玩火柴的戏演得好，但那场戏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当时我们去采访，从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林彪开会坐过的位置总是有一堆小火柴棍，他喜欢撅火柴棍玩儿。我们就想把这个细节用在舞台上，问题是火柴小，在舞台上撅断一根火柴，观众怎么也看不清，导演想出来把撅火柴棍变成划火柴，观众就看清了。大家都说这个戏我在里面传神生动，但回头客观地看，还是每个人努力用心地去做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事情，单我一个人，恐怕还是只能走台位的。” 李雪健说自己始终清楚刚开始正规学表演时学的那个理论——电影是导演艺术，导演把好的留下了，把不好的剪掉了，把不对的通过修正组合变得合格了，包括选剧本选演员都是导演功力的体现。“如果说我这个角色观众觉得不错，得到一些夸奖，但大部分功劳还是导演，一个角色里，演员和导演的投入，我看三七开是比较客观的。” 至于自己，比如27岁初次登台，便把难解复杂且又有相当年龄差距的林彪演得震惊了全国上下，仅此一部话剧便把话剧界的最高荣誉梅花奖收入囊中，并且亦正亦邪，至今银幕上恐怕还没有哪个演员，能做到如当年的李雪健，把一个焦裕禄这样的主旋律人物演绎得如此入心动人，更不用说《渴望》里那个老实到窝囊又不乏可爱的宋大成。起初宋大成不过是个小配角，却因为李雪健的表演成了全组演员中最吸睛的角色所在，于是导演一次次临场加戏，演着演着倒成了主角之一。诸如此类超脱于角色本身，凝练成时代句点的形象，在李雪健的艺术生涯里还可以排比很多很多。 李雪健自己更相信是机遇和偶然把自己给推到如今的位置。本来是山东人，1965年却随着父母到了贵州，“文革”学校停课，成立了很多小宣传队，身为“走资派”的小崽子，本来是被这些文艺演出排除在外的，好在当时的他能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就靠这么个特长，混进了宣传队说快书，又渐渐唱点柳琴，开始了舞台演艺生涯。14岁，清清楚楚记住了舞台给自己的感受——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尊重。 “所以我从开始就真心地喜欢这行，说戏比天大、艺比天高、戏似生命，这些词儿在我这儿都不觉得夸张。我们演一个角色就像在这个角色里活了一把，演100个角色就像100个人那样活了100次，某种意义上，戏也拓展了我自己生命的疆域，况且创作对于演员本人多少是有影响的，潜移默化，甚至包括对自己做人处事都有影响，这是职业的特点。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我能够走到这一步，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很珍惜，尤其感激那些在我身边的贵人们。比如最早让我试着演林彪的老前辈，我清楚地记得他和剧组里别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孩子朴实肯干，当不了演员可以当舞美啊，这就是身边贵人最实在、最慷慨的给予。说到底，是他们成就了我。”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近代影剧史上你留下不少经典角色，我看到评论说，李雪健老师是永远都能把自己揉碎了重新塑一个形象立在观众面前，他能被角色本身装得很满很满。 李雪健：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演员，在角色面前我自己全是为角色服务的。当然，演员也有不同的路数，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路数。比如说用专业的术语来说有两种派别，一个是性格，一个是性格化，我觉得我就属于走性格这条路的演员，眼看着自己够不上偶像的条件，所以不能走性格化。走性格这条路呢，就要不断改变自己演的角色，经常换，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差别要大一些，不断给观众一些新鲜的东西，尽量拉开距离，要尽着角色不能顾着自己。走一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还有长远好处，当然风险也相对大些。 三联生活周刊：相当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哪个男演员有你这样的号召力，但至今你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在用非常低调自知的态度工作和生活，这是如何做到的？ 李雪健：我从学校的宣传队走上舞台，从学校去工厂再到部队，直到1987年从空政话剧团转业到国家话剧院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感激我的职业，始终记着刚刚得到这份职业时的那种兴奋幸福。不仅是有活干，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还能给家里一些补贴，在当时那心里非常愉快幸福。 我们这代人经历比较多，当过知青上山下乡，当过工人，进过部队，更相信人各有各的分工，因为要吃饭要生活，所以总要工作，不劳动就没有收获，至于劳动干什么就是分工不同，能干上一份跟自己个性贴切的工作，是难得的好缘分。 觉得自己很有名，很晕，这些时候我也不是没有。比如《焦裕禄》和《渴望》几乎是同时播出的，我看着自己的故事整版上了《人民日报》，是有些不知所措的。过了好些年我想明白在90年代初的那种热烈，与其是对我李雪健、宋大成而来，不如说是对真情的一种呼唤。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西方文化也带来一些冲击，每个人都面临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也有各种不适和阵痛，所以那时候对真善美的呼唤很迫切，而我的那些角色恰是贴近生活的，与时代合拍的。 但这几十年的路上，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成长，比如渐渐去了解这个职业的前史，这个职业社会地位的演变，我发现在越变越快的世界里，还是得找那些不变的事儿，比如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一个职业的责任观念价值观，在我心里，演员这个职业和其他行当一样，没有比人高，也没有比人低，别人把它看低了心里不舒服，看高了也不同意，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的生活谋取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我似乎是懂了为何你拍《中国轨道》的时候，检查出癌症，仍旧要坚持着半天治疗半天拍戏，硬是抢完了戏才安心休养。 李雪健：我当时在陕西渭南拍戏，我爱人发现了我的病。我其实是反应比较慢的人，觉得自己怎么能得这个病，加上这个病起初倒不是很痛，好像自己还不信似的，直到后来治疗时种种痛苦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了，所以这件事上我和我的家人的感觉有天壤之别。其次，当时那部戏确实已经拍了一小半了，投资人已经花了不少钱了，部队也调动了很多资源，如果因为我的病毁了，我心里是过不去的。 最后还是在很多亲友、领导的帮助支持下，我才能坚持下来这一个月，比如田壮壮导演亲自赶到剧组，协商军区领导把剧组从陕西带到北京，这样我可以一边治疗一边拍戏，而且我的医生在这一个月里都没有在我的脸上画线，而是日日用点点的方式确定治疗位置，非常繁琐费力气，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很难完成那一个月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说过《一九四二》跟自己也像十年之约，10年前得病，没有演，而这个角色也刚好等了你10年。你觉得银幕上的李培基因为这10年产生了变化么？ 李雪健：对，这好像是一个拿来温习的角色，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确实有在心里厚重的感觉。确实也有人评价，我的表演在病前和病后有一个小小的飞跃，但实话是我自己感觉不出来，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我没法用语言总结。其实这10年对生命、对家庭等等的一系列价值观确实都在变化，但这个东西我说不清，如果能有所流露，可能真的是在角色里。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如今越来越被商业操控的以娱乐为王的影视行业现状，这个环境使你感到不适或者厌烦么？ 李雪健：艺术确实是没有钱不行的，没有钱完不成艺术，走向市场是大好的事。但娱乐为王，这个害人。不仅把一些普通观众的审美体系颠倒错乱，而且把正在成长期的孩子的价值观弄乱了，这是最叫人忧心的。我总想说，是非标准还是不能丢的，不能胡来的，虚头巴脑的东西不能超过底线。其实这些年，那些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慢慢反应出来了，与其说我感到不适和厌烦，不如说我常常感到忧心，但愿真的是别人说的杞人忧天。好的一面是，比如《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就是很严肃认真的艺术创作，同时它也不是完全违背商业规律的，希望这部电影走好，也希望今后这样的作品能越来越多。 （实习生卢冉对本文亦有贡献）
导演冯小刚说，如果《一九四二》里有几根台柱子的话，李雪健这根绝对是结结实实的，稳、准、贴切。 而在监制陈国富看来，李雪健在《一九四二》里展现的是一代宗师的功力。“不管是拍摄现场几次的碰面，还是从任何一卷素材里看到他，姜还是老的辣，他没有任何地方让你觉得是紧绷的。就在这样一种看似松弛、自然的情况下，还得不断透出那种内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超的表演者该有的修为。” 《一九四二》里李雪健饰演李培基，是历史真实人物，1886年生于河北献县，少年习武，曾参与辛亥革命，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他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5年6月28日调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其后职务多有变化，直至1944年被免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职，与河南渊源颇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培基曾任政协全国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1969年病逝，著作有《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关于1942年的河南旱灾和李培基之间的关联，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郭仲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而事实上，李培基并不是这样一马平川的角色。“这个人本身是复杂的，他习武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临危上任，主持大局，收拾烂摊，甚至当蒋介石撤退台湾的时候，他也留在了大陆，所以不能否认他有为民请命之心。但他确实有中庸之道的一面，尤其是面对国民党的贪腐，内忧外患，他更多便是力不从心颇为无奈了。戏不多，但却也算政府这条线索的主角，能表达的比较多。”李雪健告诉本刊。 冯小刚形容李培基这个角色和李雪健是十年之约，10年前建组筹备时第一人选想的是他，10年后觉得也必须是他。“这样一个人物得靠眼神，但这个度最难拿捏，不能过，但又得让观众看得到，我知道李雪健老师的眼里能有。” 可真的坐下来聊这个人物，李雪健更愿意与人娓娓道来历史中个人本身的生平掌故、行为枝节，或者敞亮地说着他心里对剧本里这么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的过程。“我也不会上网，书籍资料都是我爱人去找，我管看就行。她天天给我找，到哪里找了那么多啊，所以我看了不少材料，心里就对他渐渐有数了。我尽量去理解他的处世为人，可能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他受到很深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忠孝中庸，因此我心里觉得他是受到中国文化环境影响很深很典型的人，我觉得应该朝着这个方向使劲儿。” 李雪健觉得真实的人不好演，人物都得塑造，而且真实人物便不能过分戏剧化、艺术化，于是说自己的原则是自己先琢磨透，想出各种可能性，再在导演和剧本的规范中完成。至于心里觉得哪里演得得心应手，哪里演得自在酣畅，这一类的问题，李雪健终究不愿意给自己的表演只言片语的评价。“一来成片我还没有看到，二来演完了就得搁在那儿，该给大家去说了。” 唯一自我肯定的是，同样是塑造复杂情景下的史实政治人物，从当年的“毛头小子、门外汉”，帮别的演员在台上替身走位走出个“活宝”林彪，到今天这个有的放矢、按部就班的李培基，三十几年的经验多多少少也给他自己帮了点小忙。 “演林彪就因为我个头合适，傻小伙子火力大，没负担，替身嘛，走完位也就完了。后来有老师要我演着试试，开始带着我去毛家湾、人民大会堂采访，帮我找了很多林彪的录音要我学，又找了很多照片要我看，就跟做梦一样了。我也投入，满屋子贴了一墙，天天剃头、化装，认认真真扮上，再照着照片、录音模仿，挺走火入魔的状态，也真是下大把的力气，但心里发毛不确定，至今还觉得恐怕是撞上了。但现在就从容了很多，和冯小刚、刘震云的合作也相对默契愉快，如今的我能准备出几套方案给导演挑选，这大概是我的进步了。” 转而仍旧说，林彪也好，李培基也好，导演、编剧在内的团队创作才是塑造角色的关键，比如冯小刚导演本身就非常懂得表演，他会根据此时此刻演员的状态去抓表演，随时随地给出新东西，和这样的导演合作，就感觉是明明自己备了好几套方案，还就没在这个点上，因此真正的好导演，就是对这个剧本，对剧本里的每个人物，以及每个人物伸展出的人物关系都研究得最透彻干脆的那个人。 “电影艺术创作就是集体创作，一人演那是山东快书。进话剧团以前，我在宣传队里就负责说山东快书，自己跟自己耍机灵。改到影视剧行业，体会最深的就是，学会怎么参与协作这种集体的创作，一个人不成。拍《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玩火柴的戏演得好，但那场戏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当时我们去采访，从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林彪开会坐过的位置总是有一堆小火柴棍，他喜欢撅火柴棍玩儿。我们就想把这个细节用在舞台上，问题是火柴小，在舞台上撅断一根火柴，观众怎么也看不清，导演想出来把撅火柴棍变成划火柴，观众就看清了。大家都说这个戏我在里面传神生动，但回头客观地看，还是每个人努力用心地去做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事情，单我一个人，恐怕还是只能走台位的。” 李雪健说自己始终清楚刚开始正规学表演时学的那个理论——电影是导演艺术，导演把好的留下了，把不好的剪掉了，把不对的通过修正组合变得合格了，包括选剧本选演员都是导演功力的体现。“如果说我这个角色观众觉得不错，得到一些夸奖，但大部分功劳还是导演，一个角色里，演员和导演的投入，我看三七开是比较客观的。” 至于自己，比如27岁初次登台，便把难解复杂且又有相当年龄差距的林彪演得震惊了全国上下，仅此一部话剧便把话剧界的最高荣誉梅花奖收入囊中，并且亦正亦邪，至今银幕上恐怕还没有哪个演员，能做到如当年的李雪健，把一个焦裕禄这样的主旋律人物演绎得如此入心动人，更不用说《渴望》里那个老实到窝囊又不乏可爱的宋大成。起初宋大成不过是个小配角，却因为李雪健的表演成了全组演员中最吸睛的角色所在，于是导演一次次临场加戏，演着演着倒成了主角之一。诸如此类超脱于角色本身，凝练成时代句点的形象，在李雪健的艺术生涯里还可以排比很多很多。 李雪健自己更相信是机遇和偶然把自己给推到如今的位置。本来是山东人，1965年却随着父母到了贵州，“文革”学校停课，成立了很多小宣传队，身为“走资派”的小崽子，本来是被这些文艺演出排除在外的，好在当时的他能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就靠这么个特长，混进了宣传队说快书，又渐渐唱点柳琴，开始了舞台演艺生涯。14岁，清清楚楚记住了舞台给自己的感受——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尊重。 “所以我从开始就真心地喜欢这行，说戏比天大、艺比天高、戏似生命，这些词儿在我这儿都不觉得夸张。我们演一个角色就像在这个角色里活了一把，演100个角色就像100个人那样活了100次，某种意义上，戏也拓展了我自己生命的疆域，况且创作对于演员本人多少是有影响的，潜移默化，甚至包括对自己做人处事都有影响，这是职业的特点。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我能够走到这一步，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很珍惜，尤其感激那些在我身边的贵人们。比如最早让我试着演林彪的老前辈，我清楚地记得他和剧组里别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孩子朴实肯干，当不了演员可以当舞美啊，这就是身边贵人最实在、最慷慨的给予。说到底，是他们成就了我。”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近代影剧史上你留下不少经典角色，我看到评论说，李雪健老师是永远都能把自己揉碎了重新塑一个形象立在观众面前，他能被角色本身装得很满很满。 李雪健：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演员，在角色面前我自己全是为角色服务的。当然，演员也有不同的路数，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路数。比如说用专业的术语来说有两种派别，一个是性格，一个是性格化，我觉得我就属于走性格这条路的演员，眼看着自己够不上偶像的条件，所以不能走性格化。走性格这条路呢，就要不断改变自己演的角色，经常换，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差别要大一些，不断给观众一些新鲜的东西，尽量拉开距离，要尽着角色不能顾着自己。走一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还有长远好处，当然风险也相对大些。 三联生活周刊：相当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哪个男演员有你这样的号召力，但至今你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在用非常低调自知的态度工作和生活，这是如何做到的？ 李雪健：我从学校的宣传队走上舞台，从学校去工厂再到部队，直到1987年从空政话剧团转业到国家话剧院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感激我的职业，始终记着刚刚得到这份职业时的那种兴奋幸福。不仅是有活干，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还能给家里一些补贴，在当时那心里非常愉快幸福。 我们这代人经历比较多，当过知青上山下乡，当过工人，进过部队，更相信人各有各的分工，因为要吃饭要生活，所以总要工作，不劳动就没有收获，至于劳动干什么就是分工不同，能干上一份跟自己个性贴切的工作，是难得的好缘分。 觉得自己很有名，很晕，这些时候我也不是没有。比如《焦裕禄》和《渴望》几乎是同时播出的，我看着自己的故事整版上了《人民日报》，是有些不知所措的。过了好些年我想明白在90年代初的那种热烈，与其是对我李雪健、宋大成而来，不如说是对真情的一种呼唤。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西方文化也带来一些冲击，每个人都面临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也有各种不适和阵痛，所以那时候对真善美的呼唤很迫切，而我的那些角色恰是贴近生活的，与时代合拍的。 但这几十年的路上，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成长，比如渐渐去了解这个职业的前史，这个职业社会地位的演变，我发现在越变越快的世界里，还是得找那些不变的事儿，比如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一个职业的责任观念价值观，在我心里，演员这个职业和其他行当一样，没有比人高，也没有比人低，别人把它看低了心里不舒服，看高了也不同意，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的生活谋取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我似乎是懂了为何你拍《中国轨道》的时候，检查出癌症，仍旧要坚持着半天治疗半天拍戏，硬是抢完了戏才安心休养。 李雪健：我当时在陕西渭南拍戏，我爱人发现了我的病。我其实是反应比较慢的人，觉得自己怎么能得这个病，加上这个病起初倒不是很痛，好像自己还不信似的，直到后来治疗时种种痛苦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了，所以这件事上我和我的家人的感觉有天壤之别。其次，当时那部戏确实已经拍了一小半了，投资人已经花了不少钱了，部队也调动了很多资源，如果因为我的病毁了，我心里是过不去的。 最后还是在很多亲友、领导的帮助支持下，我才能坚持下来这一个月，比如田壮壮导演亲自赶到剧组，协商军区领导把剧组从陕西带到北京，这样我可以一边治疗一边拍戏，而且我的医生在这一个月里都没有在我的脸上画线，而是日日用点点的方式确定治疗位置，非常繁琐费力气，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很难完成那一个月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说过《一九四二》跟自己也像十年之约，10年前得病，没有演，而这个角色也刚好等了你10年。你觉得银幕上的李培基因为这10年产生了变化么？ 李雪健：对，这好像是一个拿来温习的角色，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确实有在心里厚重的感觉。确实也有人评价，我的表演在病前和病后有一个小小的飞跃，但实话是我自己感觉不出来，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我没法用语言总结。其实这10年对生命、对家庭等等的一系列价值观确实都在变化，但这个东西我说不清，如果能有所流露，可能真的是在角色里。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如今越来越被商业操控的以娱乐为王的影视行业现状，这个环境使你感到不适或者厌烦么？ 李雪健：艺术确实是没有钱不行的，没有钱完不成艺术，走向市场是大好的事。但娱乐为王，这个害人。不仅把一些普通观众的审美体系颠倒错乱，而且把正在成长期的孩子的价值观弄乱了，这是最叫人忧心的。我总想说，是非标准还是不能丢的，不能胡来的，虚头巴脑的东西不能超过底线。其实这些年，那些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慢慢反应出来了，与其说我感到不适和厌烦，不如说我常常感到忧心，但愿真的是别人说的杞人忧天。好的一面是，比如《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就是很严肃认真的艺术创作，同时它也不是完全违背商业规律的，希望这部电影走好，也希望今后这样的作品能越来越多。 （实习生卢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