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先生的学术精神

摘要:鲁迅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学术史上也具有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从《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两篇文章来探讨鲁迅先生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关键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创作中,在学术史上,鲁迅也是一位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的学者。本文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两篇作品来探究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首先,是关于鲁迅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传承和超越问题。

鲁迅在学术研究中的传承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辑校古籍、收集金石拓片等以及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二是在小说史撰述方面的成就,主要成果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第一点是鲁迅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史料”是文学史家从事研究的基础,包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家作品的考辨等,所得结论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中肯,才能说服人。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难处不仅在于材料的庞杂,更在于需要辨别材料的真伪。由于中国古代一直将小说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所以直到鲁迅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专门的小说史出现,资料的散失更是不计其数。鲁迅就曾感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书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1]因此,鲁迅前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考证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体现出其学术精神和学术功力。鲁迅对于史料的重视和在朴学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基础。郑振铎在《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中说:“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2]从中可见鲁迅先生的成就之高。而蔡元培也说过:“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录《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唯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3]这段评论,肯定了鲁迅在考据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也可看出鲁迅对于清代朴学的扬弃和有选择的吸收与借鉴。收集和整理古籍是十分枯燥的事情,但对潜心其中十年的鲁迅来说,与其说是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倒不如说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借以寄寓自己的思想,实现他在《坟?文化偏至论》里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的价值理想和文化情怀。且鲁迅还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革新,而相比于他的老师章太炎借考据而宣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的政治理想,鲁迅则认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两者虽然都是同样的治学思路,但他们所处历史背景、文化选择及价值理想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从而使学术研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样是史料考辨和清儒家法,鲁迅的学术史研究显然已经突破了清代朴学的清规戒律,更多地具有学术转型时期的个人色彩和独特之处。

第二点是关于鲁迅在小说史撰写方面的成就。鲁迅认为:“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6]这反映在文学史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则需要文学史家能够描述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线索。对于作家,能够找到其师承与流传,体现出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对于作品,能够找到其继承和发展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鲁迅在文学史观上的突破和超越在于,他既吸取了进化论的有利因素,为己所用,形成文学史家必须具备的“文学史意识”和“史识”观念,但又不盲从,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他注意到中国小说进化过程的特殊之处,并指出中国进化的情形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恢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慢。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鲁迅主要受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的影响。“俱分进化论”明确提出人类历史社会中“进化”与“退化”并存的思想。章太炎认为“进化论”思想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达尔文所推崇的乐观进化论;另一种是叔本华等人所推崇的悲观进化论。鲁迅继承了章太炎对于进化论思想的质疑精神。而这种对于进化论的质疑及潜在的警惕性和他超越“进化论”文学史的精神,使他注意到“反复”和“羼杂”这两种特殊情形。这种理论见识的形成和理论视野的开阔性,使得鲁迅在学术上的追求具有了更新的意义。

其次,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研究,鲁迅每论及一个重要的作家、一部重要的作品,总要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去,深入地探讨作家所处的时代,仔细地研究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而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在《“题未定”草(七)》中鲁迅说:“我总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7]《中国小说史略》中大体贯穿了这一方法,书中每章的第一段大致都是关于时代精神风貌的描述。如在谈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向清谈志人小说转变这一现象时,“鲁迅抓住了汉末魏晋的社会风尚,指出了佛老面目为二,本质则一,两者相扇而终汗漫成为清谈风气”[8]。这一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到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时,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例如,他在谈到“建安风骨”的形成时,就是从当时的政治法律等措施对当时整个时代风尚的影响来解释的。他指出:汉末曹操当权时,“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还常常从民族的、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例如鲁迅在分析中国神话不够繁荣,流传下来多为片段的原因时,就认为这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天神地?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9]这里便涉及到中国人偏于统一、不加分别的普遍心理对文学的影响问题。这些都是鲁迅在学术史上的重大贡献。

注释: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13页。

[2]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3] 转引自蔡元培、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4]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6] 鲁迅:《鲁迅书信集?致王冶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7] 转引自汪文学《论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2期。

[8] 白振奎:《鲁迅早期文学史观与方法论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摘要:鲁迅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学术史上也具有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从《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两篇文章来探讨鲁迅先生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关键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创作中,在学术史上,鲁迅也是一位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的学者。本文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两篇作品来探究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首先,是关于鲁迅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传承和超越问题。

鲁迅在学术研究中的传承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辑校古籍、收集金石拓片等以及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二是在小说史撰述方面的成就,主要成果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第一点是鲁迅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史料”是文学史家从事研究的基础,包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家作品的考辨等,所得结论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中肯,才能说服人。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难处不仅在于材料的庞杂,更在于需要辨别材料的真伪。由于中国古代一直将小说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所以直到鲁迅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专门的小说史出现,资料的散失更是不计其数。鲁迅就曾感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书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1]因此,鲁迅前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考证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体现出其学术精神和学术功力。鲁迅对于史料的重视和在朴学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基础。郑振铎在《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中说:“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2]从中可见鲁迅先生的成就之高。而蔡元培也说过:“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录《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唯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3]这段评论,肯定了鲁迅在考据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也可看出鲁迅对于清代朴学的扬弃和有选择的吸收与借鉴。收集和整理古籍是十分枯燥的事情,但对潜心其中十年的鲁迅来说,与其说是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倒不如说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借以寄寓自己的思想,实现他在《坟?文化偏至论》里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的价值理想和文化情怀。且鲁迅还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革新,而相比于他的老师章太炎借考据而宣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的政治理想,鲁迅则认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两者虽然都是同样的治学思路,但他们所处历史背景、文化选择及价值理想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从而使学术研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样是史料考辨和清儒家法,鲁迅的学术史研究显然已经突破了清代朴学的清规戒律,更多地具有学术转型时期的个人色彩和独特之处。

第二点是关于鲁迅在小说史撰写方面的成就。鲁迅认为:“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6]这反映在文学史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则需要文学史家能够描述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线索。对于作家,能够找到其师承与流传,体现出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对于作品,能够找到其继承和发展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鲁迅在文学史观上的突破和超越在于,他既吸取了进化论的有利因素,为己所用,形成文学史家必须具备的“文学史意识”和“史识”观念,但又不盲从,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他注意到中国小说进化过程的特殊之处,并指出中国进化的情形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恢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慢。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鲁迅主要受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的影响。“俱分进化论”明确提出人类历史社会中“进化”与“退化”并存的思想。章太炎认为“进化论”思想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达尔文所推崇的乐观进化论;另一种是叔本华等人所推崇的悲观进化论。鲁迅继承了章太炎对于进化论思想的质疑精神。而这种对于进化论的质疑及潜在的警惕性和他超越“进化论”文学史的精神,使他注意到“反复”和“羼杂”这两种特殊情形。这种理论见识的形成和理论视野的开阔性,使得鲁迅在学术上的追求具有了更新的意义。

其次,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研究,鲁迅每论及一个重要的作家、一部重要的作品,总要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去,深入地探讨作家所处的时代,仔细地研究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而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在《“题未定”草(七)》中鲁迅说:“我总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7]《中国小说史略》中大体贯穿了这一方法,书中每章的第一段大致都是关于时代精神风貌的描述。如在谈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向清谈志人小说转变这一现象时,“鲁迅抓住了汉末魏晋的社会风尚,指出了佛老面目为二,本质则一,两者相扇而终汗漫成为清谈风气”[8]。这一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到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时,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例如,他在谈到“建安风骨”的形成时,就是从当时的政治法律等措施对当时整个时代风尚的影响来解释的。他指出:汉末曹操当权时,“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还常常从民族的、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例如鲁迅在分析中国神话不够繁荣,流传下来多为片段的原因时,就认为这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天神地?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9]这里便涉及到中国人偏于统一、不加分别的普遍心理对文学的影响问题。这些都是鲁迅在学术史上的重大贡献。

注释: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13页。

[2]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3] 转引自蔡元培、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4]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6] 鲁迅:《鲁迅书信集?致王冶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7] 转引自汪文学《论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2期。

[8] 白振奎:《鲁迅早期文学史观与方法论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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