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整天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充满了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社会贫民阶层更显得手足无措。 “菩提本非树，时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一些社会贫民阶层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心态的原因；患“得”患“失”的心态，却使一些中产阶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每天生活在焦急彷徨之中。这也是那本莫名其妙的小书《谁动了我的奶酪》，能够在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中层中产阶级分子中风行一时的原因。因为中产阶级的特点就是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大多数都靠薪俸为生，所以，老板的印象和老板的心情就成了一些中产阶级生死攸关的事情。幸福全然维系于老板的一念之间，香甜的奶酪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端走。中产阶级们不得不像书中那只叫做“唧唧”的小老鼠一样，成天把鞋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便在眼前的奶酪被老板拿走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下一堆奶酪。 属于全世界中产阶级的那首“国际歌”是这样的： 变化总是在发生 他们总是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 预见变化 随时做好奶酪被拿走的准备 追踪变化 经常闻一闻你的奶酪， 以便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变质。 尽快适应变化 越早放弃旧的奶酪， 你就会越早享用到新的奶酪。 改变 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 享受变化！ 尝试去冒险，去享受新奶酪的美味！ 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 不断地去享受变化 记住：他们仍会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 当中产阶级分子们成天在念着“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成天在想着“我能动谁的奶酪”。这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时又多么无奈！下层中产一旦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这种结局，比一直就待在贫民堆里要可怕百倍。不幸的是，从1999年以来的互联网业，从2002年以来的证券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种由中产而瞬间新贫的案例。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包括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也在为买不起房子、子女教育费用太重、养老没有着落、有病看不起之类的事情发愁，至于那些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均远不及他们的群体，不用说，难以言表的心事更多（见表四）。 中产阶级的焦虑，不但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同时也来自其内部的“阶级”斗争，2001年以来发生在证券市场的那场众所周知的 “海龟”派与“土鳖”派之间的争吵与争斗，就是中产阶级内讧的一个典型案例。中产阶级也分层，也有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的区别，内部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上小下大。也有各自来历和从事行业的不同，互相瞧不起，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拆台。尤其是在新中中产、新下中产间，随着这几年IT业和资本市场的火爆，充斥着太多的知识暴发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缺乏涵养的情况下，随着腰包的突然胀鼓，一时竟不知所措，思维、行动都失去常态。近年来发生在中国新知识分子同一阶级、同一阶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斗争可谓波澜起伏，人们已见怪不怪了。一些知识新中产人前风光，谁知道他们人后“把酒问青天”的苦楚。 另一方面，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要忍受着来自社会阶层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与之无关的误会与责任，这使他们的心灵饱受煎熬。一位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XO；百姓逛百货店，他们就进精品屋；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CD……（他们）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你看，这就是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象。 如果一个人身处中产阶级而不幸又良心未泯，那么其所承受的心灵痛苦便会愈加不堪。一个青年中产阶级分子给杂志写信倾述：“我玩得来的哥儿们都很优秀，薪水几乎都在八千以上。三四个哥儿们聚会一次花掉上千元是稀松平常的事。一次聚会，点的菜多了，一盘蛋黄炒蟹没人吃，我坚持要打包。哥儿们不能理解。但还是打了。第二天我跟他们说那盘菜拿出来吃呀。有个家伙说忘记放在冰箱里了，坏了，扔了。我竟然很激动，跟他们说去菜场捡菜的人，跟他们说在乎六块钱的女工。他们不说话了。最后有个人说咱们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个月都交一两千的税，也算是对得起国家了。但我心中的沉重感还是没法消除。” 钱本来是自己挣来的，是光明正大挣来的，是税后所得，不亏不欠，不偷不抢，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但在将这些辛苦所得花销出去的时候，内心深处却不得不承担着一种莫名的负罪，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境？！我们很难确切地说，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还是中产阶级自身出了毛病。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这是一位叫做王晓明的先生写在《天涯》上的话，也是我们目睹的现实。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想在中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中产阶级，并非易事。
中国中产阶级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整天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充满了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社会贫民阶层更显得手足无措。 “菩提本非树，时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一些社会贫民阶层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心态的原因；患“得”患“失”的心态，却使一些中产阶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每天生活在焦急彷徨之中。这也是那本莫名其妙的小书《谁动了我的奶酪》，能够在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中层中产阶级分子中风行一时的原因。因为中产阶级的特点就是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大多数都靠薪俸为生，所以，老板的印象和老板的心情就成了一些中产阶级生死攸关的事情。幸福全然维系于老板的一念之间，香甜的奶酪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端走。中产阶级们不得不像书中那只叫做“唧唧”的小老鼠一样，成天把鞋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便在眼前的奶酪被老板拿走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下一堆奶酪。 属于全世界中产阶级的那首“国际歌”是这样的： 变化总是在发生 他们总是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 预见变化 随时做好奶酪被拿走的准备 追踪变化 经常闻一闻你的奶酪， 以便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变质。 尽快适应变化 越早放弃旧的奶酪， 你就会越早享用到新的奶酪。 改变 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 享受变化！ 尝试去冒险，去享受新奶酪的美味！ 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 不断地去享受变化 记住：他们仍会不断地拿走你的奶酪。 当中产阶级分子们成天在念着“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成天在想着“我能动谁的奶酪”。这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同时又多么无奈！下层中产一旦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这种结局，比一直就待在贫民堆里要可怕百倍。不幸的是，从1999年以来的互联网业，从2002年以来的证券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种由中产而瞬间新贫的案例。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包括部分社会上层人士，也在为买不起房子、子女教育费用太重、养老没有着落、有病看不起之类的事情发愁，至于那些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均远不及他们的群体，不用说，难以言表的心事更多（见表四）。 中产阶级的焦虑，不但来自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同时也来自其内部的“阶级”斗争，2001年以来发生在证券市场的那场众所周知的 “海龟”派与“土鳖”派之间的争吵与争斗，就是中产阶级内讧的一个典型案例。中产阶级也分层，也有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的区别，内部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上小下大。也有各自来历和从事行业的不同，互相瞧不起，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拆台。尤其是在新中中产、新下中产间，随着这几年IT业和资本市场的火爆，充斥着太多的知识暴发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缺乏涵养的情况下，随着腰包的突然胀鼓，一时竟不知所措，思维、行动都失去常态。近年来发生在中国新知识分子同一阶级、同一阶层，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斗争可谓波澜起伏，人们已见怪不怪了。一些知识新中产人前风光，谁知道他们人后“把酒问青天”的苦楚。 另一方面，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要忍受着来自社会阶层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与之无关的误会与责任，这使他们的心灵饱受煎熬。一位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XO；百姓逛百货店，他们就进精品屋；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CD……（他们）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你看，这就是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象。 如果一个人身处中产阶级而不幸又良心未泯，那么其所承受的心灵痛苦便会愈加不堪。一个青年中产阶级分子给杂志写信倾述：“我玩得来的哥儿们都很优秀，薪水几乎都在八千以上。三四个哥儿们聚会一次花掉上千元是稀松平常的事。一次聚会，点的菜多了，一盘蛋黄炒蟹没人吃，我坚持要打包。哥儿们不能理解。但还是打了。第二天我跟他们说那盘菜拿出来吃呀。有个家伙说忘记放在冰箱里了，坏了，扔了。我竟然很激动，跟他们说去菜场捡菜的人，跟他们说在乎六块钱的女工。他们不说话了。最后有个人说咱们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个月都交一两千的税，也算是对得起国家了。但我心中的沉重感还是没法消除。” 钱本来是自己挣来的，是光明正大挣来的，是税后所得，不亏不欠，不偷不抢，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但在将这些辛苦所得花销出去的时候，内心深处却不得不承担着一种莫名的负罪，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境？！我们很难确切地说，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还是中产阶级自身出了毛病。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这是一位叫做王晓明的先生写在《天涯》上的话，也是我们目睹的现实。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想在中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中产阶级，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