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已故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因其对“古今之争”的重启和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见而赢得了“20世纪最具争议的哲人”称号，他的学说也被一些人冠以“政治神学”的独特封号。如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一大批20世纪顶尖思想家一样，斯特劳斯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因纳粹崛起而被迫远走他乡。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纷纷在学术界脱颖而出，更由于他们在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政府的对外政策塑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行事低调而又神秘莫测的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突然变得大红大紫。
斯特劳斯弟子中最杰出的学者、公认的第二代“掌门人”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曾因《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巨人与侏儒》（Giants and Dwarfs）等多部学术性畅销书而成为全美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上的明星；斯特劳斯再传弟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则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而施特劳斯的另一位弟子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之职，被认为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总设计师”……
进入新世纪后，列奥·施特劳斯富有魔力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大陆也迅速升温，成为一门显学。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大学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差不多是“左手一本哈耶克，右手一本施特劳斯”。
斯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学者在解读和评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至455年间—约公元前400年）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Peloponnesian War)史时（相关内容在列奥·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近90万字的二卷本《政治哲学史》一书中被置于开篇第一章，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提出了一个异常深刻的问题：一个城邦对内的“民主”政体与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是否能够兼容？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今的国际政治背景中来审视，依然具有张力十足的现实感。
对修昔底德的史学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分析和评述之作很多，我之所以对列奥·斯特劳斯的解读特别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版本是完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而不是历史、经济、文化等其他角度，因而对现实政治的启发更加直接；第二，近年来，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神学”思想在美国的政治实务界声誉日隆，据说，共和党最重要的智囊群中有不少出自斯特劳斯门下，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政坛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右翼保守派意识形态也以斯特劳斯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正是基于上述两点，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国际政治主流叙事，我们就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列奥·斯特劳斯对2500年前的希腊世界政治版图的理解。
上篇：雅典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代希腊世界内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斯巴达联盟和雅典联盟。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战争的起因是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希腊世界的普遍不安，最终迫使斯巴达发动了战争。
如同此前及其后的所有战争一样，战争是以交战双方关于“正义”的辩论为序曲拉开帷幕的。斯巴达人指责雅典发动侵略战争，使整个希腊世界面临威胁，因而是“不义”的。斯巴达人声称自己从事的是解放战争，而这也是当时希腊世界相当普遍的看法，甚至连神都答应支持斯巴达。
雅典人则以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论调为自己辩护，“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帝国，首先是为担心，其次是为荣誉，最后是为利益所迫——他们后来一概称之为‘伟大的事业’的所迫。（同上，第8页）”雅典人甚至公然宣称，“谁有力量就应该统治。这一法则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首先运用的，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并愿意它永远存在。况且，我们之所以运用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同我们一样强大，你们也会运用它。”（同上，第9页，引自修昔底德）在雅典人看来，永恒的、绝对正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义就是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断言，“正义取决于相互匹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强者可以随心所欲，弱者只能服从。”（同上，第13页）
雅典人之所以如此傲慢，除了他们的实力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更为决定性的理由：他们在整个希腊世界里无可匹敌的优越性，尤其是他们作为个人与其他城邦居民相比的优秀品质——他们的高尚智慧、他们对美和崇高的热烈追求，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计私利地献身于城邦的爱国热情。当然，最让雅典人引以自豪的，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民主政体。这些确实并非雅典人的自我吹嘘，就连敌对的城邦也对此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并表示出相当的钦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雅典人的正义感——当然只是限定在针对自己城邦内部事务上的——和高尚感促使他们为其帝国辩护，而且他们这样做时并无任何虚伪性”。（同上，第18页）
雅典全方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雅典是占据上风的。雅典民主的优越性在对待米蒂利尼（希腊城邦之一）的反叛时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反叛被迅速粉碎后，雅典人起初决定处死该城的全部男性居民，但经过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激烈辩论，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使米蒂利尼得以保全，这主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狄奥多托斯的公民的雄辩劝说。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次辩论又一次涉及到正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以今天民主政治的运作实践来看，狄奥多托斯的使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必须以一己之力推翻前一次公民大会业已作出的决定。狄奥多托斯一开始便宣称，他将不考虑正义问题，而只考虑杀死米蒂利尼人是否符合雅典利益的问题。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基本前提，使他成功地获得了生性多疑的雅典人的信任，并最终说服公民大会，保全米蒂利尼才是从根本上符合雅典利益的。
这就引出了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如同当今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雅典民主政体必然怀疑其发言者的个人动机，而且城邦的利益有时甚至要求这种警惕性……雅典人生性忌妒，如果他们怀疑某个发言者有个人动机（比如狄奥多托斯的反对者所指责的“炫耀个人才能的虚荣心”或“收受敌国贿赂”等），即使这个发言者的建议显然对城邦最有利，他们也会拒绝这一建议。因此，一个发言者要想朝有利于城邦的方向引导城邦，他就必须克服人们对他的怀疑……狄奥多托斯得出结论说，一个发言者要想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至必须欺骗大多数人以求得信任，要想有利于城邦而不欺骗它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5页，引自修昔底德）“由于这个城邦如此不信任大会的发言者，狄奥多托斯必须尽力赢得信任，因此他就得假装对正义漠不关心，至少要把正义与城邦的利益分别看待。”（同上，第26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的最终战败而告结局的，战局的转折点则是雅典舰队远征西西里的失败。雅典遭受的这次重创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过根据斯特劳斯学派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的解读，西西里灾难的根源仍然在于城邦内部民主政治与对外武力扩张之间的矛盾。
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自伟大的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去世后，雅典领导人追逐名誉和利益的个人野心再也难以被这位伟人“富有智慧和公益精神的领导所制约。领导人个人的抱负与公共利益的和谐丧失了。”（同上，第19页）雅典最有才华的将军亚西比德正是出于这种实现个人抱负的野心，说服公民大会同意发动这一战役的。
然而，就在远征军整装待发时，发生了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对敬神的雅典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对寡头政治或专制政治的阴谋所持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促使雅典人认定，亚西比德之所以极力促成西西里战役，是为了扩大个人权力，为将来推行僭主统治作铺垫。为了逃避雅典人民对自己渎神的指控和审判，亚西比德逃亡斯巴达，并向斯巴达人进献了许多良策。可以说，最高指挥官反戈，直接导致了雅典在西西里的失败。
亚西比德被解职后，尼西亚斯成了留在雅典远征军的指挥官，他是一个温和而虔诚的人。尼西亚斯之前曾坚决反对发动西西里战争，但当公民大会决定之后，他只得义无返顾地投身战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战事发展已明显不利于雅典时，尼西亚斯非但根本不考虑抓住难得的机会从战场上撤退以求保全军队，反而孤注一掷发动进攻，终至全军覆没。
修昔底德指出，由于了解雅典人的性格，尼西亚斯宁愿死在西西里，也不愿班师回国后遭到雅典人的羞辱和责难。
斯特劳斯学派学者是如此解读修昔底德笔下的西西里之败的：
当修昔底德谈到尼西亚斯不该遭此不幸时，他说这是因为他献身于“传统美德”，这也就是说，传统美德与一般美德是完全不同的……尼西亚斯完全忠实于传统美德，无论如何，他决不愿做任何有损于其祖国的事情。然而，传统美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愿望，并部分地被这些愿望所引导，而这些愿望除了对传统美德自身的信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础。尼西亚斯忠诚于传统美德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确保他的安全或声望。而我们知道，这种对个人安全的盲目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个人的死亡及其城邦的灾难。（同上，第22页）
在总结雅典帝国主义的内在缺陷时，斯特劳斯学派学者评述道：
如果我们不被蒙蔽了雅典人的冠冕堂皇的词句所蒙蔽，我们早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根本不明智的。雅典人及其最优秀的领袖都热衷于缔造伟大而高尚的帝国。不过，既然自视高尚，他们就不能无视他们欲加统治的那些城邦对他们的谴责。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反驳这些谴责以为其帝国辩护，而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却是论证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为自私的本性所驱使，或被迫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另一方面，由于自视高尚，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与其统治相关而与其利益不符合的某些风险和困难。这样做本应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因为按照他们为其帝国辩护的观点，这些附加的风险和困难似乎应该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但雅典人又没把它们视为牺牲，而是视为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认为与追求帝国相关的所有这些困苦会被永恒荣誉的奖赏所补偿。
然而，他们把这一思想搞错了。他们对荣誉或未来前景的 “体验”被他们的这样一种信念歪曲了，这一信念就是：荣誉不仅仅是有利的而且是高尚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认自己能够超越纯粹的自私自利并且有时愿意做出牺牲。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正视他们为其帝国辩护时的论点，因为这一论点没有给高于自身利益的东西或超出自身利益的优越性留有余地。因此，如果他们认真地接受了这一论点，他们就不会或不以同样的方式为未来的荣誉所动，他们也就不会认为他们追求帝国的艰难困苦会完全地、一劳永逸地被补偿。早在西西里灾难之前，雅典人及其最优秀的领袖就已经被他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的错误理解引入了歧途。（同上，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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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已故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因其对“古今之争”的重启和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见而赢得了“20世纪最具争议的哲人”称号，他的学说也被一些人冠以“政治神学”的独特封号。如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一大批20世纪顶尖思想家一样，斯特劳斯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因纳粹崛起而被迫远走他乡。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纷纷在学术界脱颖而出，更由于他们在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政府的对外政策塑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行事低调而又神秘莫测的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突然变得大红大紫。
斯特劳斯弟子中最杰出的学者、公认的第二代“掌门人”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曾因《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巨人与侏儒》（Giants and Dwarfs）等多部学术性畅销书而成为全美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上的明星；斯特劳斯再传弟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则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而施特劳斯的另一位弟子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之职，被认为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总设计师”……
进入新世纪后，列奥·施特劳斯富有魔力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大陆也迅速升温，成为一门显学。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大学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差不多是“左手一本哈耶克，右手一本施特劳斯”。
斯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学者在解读和评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至455年间—约公元前400年）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Peloponnesian War)史时（相关内容在列奥·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近90万字的二卷本《政治哲学史》一书中被置于开篇第一章，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提出了一个异常深刻的问题：一个城邦对内的“民主”政体与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是否能够兼容？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今的国际政治背景中来审视，依然具有张力十足的现实感。
对修昔底德的史学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分析和评述之作很多，我之所以对列奥·斯特劳斯的解读特别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版本是完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而不是历史、经济、文化等其他角度，因而对现实政治的启发更加直接；第二，近年来，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神学”思想在美国的政治实务界声誉日隆，据说，共和党最重要的智囊群中有不少出自斯特劳斯门下，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政坛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右翼保守派意识形态也以斯特劳斯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正是基于上述两点，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国际政治主流叙事，我们就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列奥·斯特劳斯对2500年前的希腊世界政治版图的理解。
上篇：雅典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代希腊世界内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斯巴达联盟和雅典联盟。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战争的起因是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希腊世界的普遍不安，最终迫使斯巴达发动了战争。
如同此前及其后的所有战争一样，战争是以交战双方关于“正义”的辩论为序曲拉开帷幕的。斯巴达人指责雅典发动侵略战争，使整个希腊世界面临威胁，因而是“不义”的。斯巴达人声称自己从事的是解放战争，而这也是当时希腊世界相当普遍的看法，甚至连神都答应支持斯巴达。
雅典人则以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论调为自己辩护，“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帝国，首先是为担心，其次是为荣誉，最后是为利益所迫——他们后来一概称之为‘伟大的事业’的所迫。（同上，第8页）”雅典人甚至公然宣称，“谁有力量就应该统治。这一法则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首先运用的，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并愿意它永远存在。况且，我们之所以运用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同我们一样强大，你们也会运用它。”（同上，第9页，引自修昔底德）在雅典人看来，永恒的、绝对正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义就是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断言，“正义取决于相互匹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强者可以随心所欲，弱者只能服从。”（同上，第13页）
雅典人之所以如此傲慢，除了他们的实力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更为决定性的理由：他们在整个希腊世界里无可匹敌的优越性，尤其是他们作为个人与其他城邦居民相比的优秀品质——他们的高尚智慧、他们对美和崇高的热烈追求，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计私利地献身于城邦的爱国热情。当然，最让雅典人引以自豪的，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民主政体。这些确实并非雅典人的自我吹嘘，就连敌对的城邦也对此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并表示出相当的钦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雅典人的正义感——当然只是限定在针对自己城邦内部事务上的——和高尚感促使他们为其帝国辩护，而且他们这样做时并无任何虚伪性”。（同上，第18页）
雅典全方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雅典是占据上风的。雅典民主的优越性在对待米蒂利尼（希腊城邦之一）的反叛时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反叛被迅速粉碎后，雅典人起初决定处死该城的全部男性居民，但经过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激烈辩论，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使米蒂利尼得以保全，这主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狄奥多托斯的公民的雄辩劝说。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次辩论又一次涉及到正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以今天民主政治的运作实践来看，狄奥多托斯的使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必须以一己之力推翻前一次公民大会业已作出的决定。狄奥多托斯一开始便宣称，他将不考虑正义问题，而只考虑杀死米蒂利尼人是否符合雅典利益的问题。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基本前提，使他成功地获得了生性多疑的雅典人的信任，并最终说服公民大会，保全米蒂利尼才是从根本上符合雅典利益的。
这就引出了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如同当今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雅典民主政体必然怀疑其发言者的个人动机，而且城邦的利益有时甚至要求这种警惕性……雅典人生性忌妒，如果他们怀疑某个发言者有个人动机（比如狄奥多托斯的反对者所指责的“炫耀个人才能的虚荣心”或“收受敌国贿赂”等），即使这个发言者的建议显然对城邦最有利，他们也会拒绝这一建议。因此，一个发言者要想朝有利于城邦的方向引导城邦，他就必须克服人们对他的怀疑……狄奥多托斯得出结论说，一个发言者要想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至必须欺骗大多数人以求得信任，要想有利于城邦而不欺骗它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5页，引自修昔底德）“由于这个城邦如此不信任大会的发言者，狄奥多托斯必须尽力赢得信任，因此他就得假装对正义漠不关心，至少要把正义与城邦的利益分别看待。”（同上，第26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的最终战败而告结局的，战局的转折点则是雅典舰队远征西西里的失败。雅典遭受的这次重创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过根据斯特劳斯学派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的解读，西西里灾难的根源仍然在于城邦内部民主政治与对外武力扩张之间的矛盾。
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自伟大的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去世后，雅典领导人追逐名誉和利益的个人野心再也难以被这位伟人“富有智慧和公益精神的领导所制约。领导人个人的抱负与公共利益的和谐丧失了。”（同上，第19页）雅典最有才华的将军亚西比德正是出于这种实现个人抱负的野心，说服公民大会同意发动这一战役的。
然而，就在远征军整装待发时，发生了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对敬神的雅典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对寡头政治或专制政治的阴谋所持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促使雅典人认定，亚西比德之所以极力促成西西里战役，是为了扩大个人权力，为将来推行僭主统治作铺垫。为了逃避雅典人民对自己渎神的指控和审判，亚西比德逃亡斯巴达，并向斯巴达人进献了许多良策。可以说，最高指挥官反戈，直接导致了雅典在西西里的失败。
亚西比德被解职后，尼西亚斯成了留在雅典远征军的指挥官，他是一个温和而虔诚的人。尼西亚斯之前曾坚决反对发动西西里战争，但当公民大会决定之后，他只得义无返顾地投身战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战事发展已明显不利于雅典时，尼西亚斯非但根本不考虑抓住难得的机会从战场上撤退以求保全军队，反而孤注一掷发动进攻，终至全军覆没。
修昔底德指出，由于了解雅典人的性格，尼西亚斯宁愿死在西西里，也不愿班师回国后遭到雅典人的羞辱和责难。
斯特劳斯学派学者是如此解读修昔底德笔下的西西里之败的：
当修昔底德谈到尼西亚斯不该遭此不幸时，他说这是因为他献身于“传统美德”，这也就是说，传统美德与一般美德是完全不同的……尼西亚斯完全忠实于传统美德，无论如何，他决不愿做任何有损于其祖国的事情。然而，传统美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愿望，并部分地被这些愿望所引导，而这些愿望除了对传统美德自身的信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础。尼西亚斯忠诚于传统美德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确保他的安全或声望。而我们知道，这种对个人安全的盲目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个人的死亡及其城邦的灾难。（同上，第22页）
在总结雅典帝国主义的内在缺陷时，斯特劳斯学派学者评述道：
如果我们不被蒙蔽了雅典人的冠冕堂皇的词句所蒙蔽，我们早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根本不明智的。雅典人及其最优秀的领袖都热衷于缔造伟大而高尚的帝国。不过，既然自视高尚，他们就不能无视他们欲加统治的那些城邦对他们的谴责。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反驳这些谴责以为其帝国辩护，而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却是论证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为自私的本性所驱使，或被迫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另一方面，由于自视高尚，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与其统治相关而与其利益不符合的某些风险和困难。这样做本应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因为按照他们为其帝国辩护的观点，这些附加的风险和困难似乎应该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但雅典人又没把它们视为牺牲，而是视为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认为与追求帝国相关的所有这些困苦会被永恒荣誉的奖赏所补偿。
然而，他们把这一思想搞错了。他们对荣誉或未来前景的 “体验”被他们的这样一种信念歪曲了，这一信念就是：荣誉不仅仅是有利的而且是高尚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认自己能够超越纯粹的自私自利并且有时愿意做出牺牲。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正视他们为其帝国辩护时的论点，因为这一论点没有给高于自身利益的东西或超出自身利益的优越性留有余地。因此，如果他们认真地接受了这一论点，他们就不会或不以同样的方式为未来的荣誉所动，他们也就不会认为他们追求帝国的艰难困苦会完全地、一劳永逸地被补偿。早在西西里灾难之前，雅典人及其最优秀的领袖就已经被他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的错误理解引入了歧途。（同上，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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