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小语》，经历过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阅读的人都会记得，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仅读了，而且将之抄录在自己最精致的笔记本上，从此也把“罗兰”这个名字分惠于自己的人生中。金秋，缘于上海“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幸晤罗兰女士。一杯清水围坐到深夜，真切地倾听她在八十多年的苍茫时空小语，感受着她那娇小健朗的身躯所充溢的惊人的从容睿智和风清月明的大家风范。
“我写作一天没停过，写的比发的多千万倍”
一九一九年出生的她，不烦劳别人顾照搀扶，不希望别人关心她多大年纪了，不让人称“罗兰老人”――“我就是罗兰。”
于是面对她，总有一种真实的意象在与之重叠，那是树。她在文章中一次次写树，且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自己每本书的封面都画上树木。罗兰一生最爱树，“是以怎样一种令自己感动的心情在爱树”。到植物园去听树，她说她懂得树的感情和想法，到世界各地去看树，瞻仰那遗世独立的风姿。她认为世界，尤其城市，有高大树木添上飘逸之姿才有了生命，而在大都会的台北当年有小院的家，有了那棵大树也才有了满院生机，在其浓荫下，门上有先生“法国新闻社”的名牌，自己写出27本书。
是的，罗兰及其创作作为永远的真善美之化身，郁郁葱葱，岁月常青，被誉为华文文学的常青树，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罗兰女士共出书三十一部，在华文文学史上留下不可或缺的华章。至今罗兰女士写作一天没停止，她说她写的比发的多千万倍。《中国时报》等现在仍开着“罗兰小语”专栏。
“罗氏文体‘罗兰小语’最初是播音用的‘语’，而不是写的‘文’”
罗兰在天津时就曾在电台工作，到台湾后先是播音，从一九五九年在“警广”做节目，主持一个具有“美育社会”性质的音乐与教育节目，每晚三十分钟。厚重的门、深垂的帘、软得像梦般的地毯、宽大的只见形貌不闻声息的窗，就连其中凝结起来的庄严欣悦的空气，都让罗兰着迷。端坐这播音室，罗兰文思奔涌，她用自己半生的苦乐、翻越汹涌波涛时的惊险及风浪暂息时的了悟，织成节目的片段，或长句或短文，每一种编配相应的音乐，与听众共同体尝人间大同小异的苦乐悲欢，一起认同:浮躁社会仍有和煦理想，要喜欢生命，这个世界不枉来，一百年签证就用吧。这一做就是三十二年，从此有了主持人“罗兰”，但没想到有了“罗兰小语”。
听众要她出书。她便将每天播放的内容筛选整理，一九六三年四十四岁的罗兰出版了第一本书――《罗兰小语》第一辑。此后，一发不可收，又连续出了四辑。所谓“小语”，一是自谦，二是表明这是播音用的“语”，而不是写的“文”。虽为“小语”，但言“微”意深。其内容涉猎之广，从现实到理想，从爱情到事业，从学习到修养，从生死到宇宙，不一而足，处处充满传统美德思想和现代昂扬向上气质，清新而充满睿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无不给人以感悟和鞭策。“小语”有长达千字的，也有短到一两句的。“特殊的形式、自由的结构、宽广的题材、深入浅出的主题和明白畅晓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罗氏文体’。这种文体含纳和彰显了多种文学样式:它是散文，又是诗；既是论说文，又是语录体；既是思想杂谈，也是生活随笔；既是人生感言，又是哲理人品。”所以有人称其为新《论语》。
“我常喜欢到国际机场那个令人觉得自由的地方去写作”
在台北，也许人们没在意，也许人们已习惯，有一似曾熟悉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去往国际机场、图书馆的巴士上。“我到那里去写作。”“那样的场所不怕乱吗？”“不。那里的乱与我不相关，但家里的乱――哪怕一个电话――却全是我的。”
“国际机场不但在我每次出国时提供我海阔天空的心情，平常它也是个令人觉得自由的地方。”她认为，国际机场的旅客来来往往，心理上就已肯定这人间是不拘一格的。即使遇上相识的人，也不会问你，因为来这里，不是出国，就是接朋友。于是便可以看看礼品店的礼品，逛逛书刊店，可以一目了然地选些在书店书海中难以找到的自己想要的书，因为这里的书毕竟是先经精心挑选的了。还可以到这里的邮局处理收发的事宜。绕了一圈，就可叫份早点或果汁用。然后，就算是在那些小椅子上坐坐，她也就可以开始写作了，“无论旁边有多少男女老幼，也无论他们多么嘈杂，也完全与我无涉。他们也绝对不会觉得我在那里奋笔疾书。”这里还可以容许坐下来，什么也不做地“等候”，有人是等候登机，有人是等候送行。而罗兰是等候什么时候想回家就走。来的时候不用打招呼，走的时候也不用打招呼。当然自由快乐。“我只是从小就喜欢做些不太合乎常理的、奇奇怪怪的事，却也很少去分析那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有时‘奇怪’一点，会比较快乐，会使生活多一些‘轨外’的趣味。”说到这，罗兰孩子一样笑了。
罗兰的老家是河北宁河县(现属天津市)，生在芦台，在塘沽度过绮华的青春岁月。战乱打碎了她的青春和音乐之梦。一九四八年已二十九岁，罗兰清楚，岁月不可能回来，但事情可以做，只是想换个地方一切从头开始。父亲的塘沽久大精盐厂使她向往着现代工业化的前景。她只想奔一个大海中的岛。“去台湾？模糊的概念里，只知道那里风景好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好吧!既然可以不冷不饿，就是她吧。”而恰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得到一张她本不可能得到的船票。于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她放弃了苦候十年终于考上的女师学院音乐系，辞了在天津电台很好的待遇，只身告别海河，漂到宝岛。“海上风涛阔，扁舟好自持。”几乎是一天没耽搁，毛遂自荐就在广播电台上班了。很快与同事朱永丹结了婚。朱永丹在新闻界拔乎其萃，后任职法新社。他们从“四手空空”，到有了自己的家，一儿两女绕膝。现在，学美术的长子在台北，是最具“中华文化”的一个，大女儿在新加坡，小女儿在美国。
一九九一年先生辞世。罗兰便与写作为伴，想去哪儿，写到哪儿。包括去自由的国际机场。
见到罗兰非常漂亮的手稿，不禁说起了作家“换笔”的事儿。“我不是与电脑隔绝，只是写作时我还是要用纸和笔的传统方式，甚至书写习惯。用电脑写作没灵感。每稿我要改四遍，抄四遍。”传统文化中有个说法叫“字如其人”，的确，作家的字迹，其书写样态、改稿习惯、品位个性，甚至气息，以及作品以外的信息，无一不被显现出来。因其亲切而弥足珍贵，许多人在电脑的普及下，呼唤手稿不可从地球上消失。罗兰女士手稿留了下来。
为了另一个说法叫“见字如面”，我请求把罗兰女士的亲笔带回来给读者，她欣然。
“听说大陆兴国学，那是怎样一种景致啊，我不担心了”
“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我是从大陆去的!”一句久违后的开场白赢得大会满堂亲切而热烈的喝彩。传统文化学养之深厚，无论是在罗兰身上，还是在其作品中，都令人咂咂激赏。
罗兰的创作起初就超乎文学本意，是以美的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她此次提交题为“中华文化的文学之美”论文。她认为，华文文学正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载体。中华文化因为有文学之美，所以才传承下来，不仅是经典，首先是美。“此次大会有一感想，中国人可以到世界各国各地去开文学会，还真开得起来，为什么？英语是世界性文字，却没看到英文作家到处去开会。有人说我们是文学民族。中华文化具有近悦远来、心悦诚服的吸引力。这是种力量。足以令全世界的人由衷羡慕而又望尘莫及。”她的演讲赢得与会者强烈共鸣。
近些年，大陆悄然兴起国学热，不仅北京有了首家国学馆，学前孩子在那里接受中华文化启蒙，曲阜还曾成功组织过海内外华人青少年千人诵读《论语》，其气势恢弘，令人荡气回肠。听我说这些，她又惊又喜“那是怎样的景致啊!我不担心了。”
“两岸可以探亲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整了，便写了自传”
“一九八八年夏，第一次回大陆家乡心情是欢乐的。也许别人觉得隔了几十年，而我觉得好像放暑假，四十年的岁月压成一瞬间，绕道新加坡就回来了，心情很轻松。因为当年去的时候，就不像一般人逃难去。我又回复成了名叫“靳佩芬”的女孩，和北京的三妹、南京的四妹、昆明的小弟、天津的二弟重晤海河，就像当年一个窝里的小鸟，围坐一起唱至今闪着光亮的儿时的老歌，我们没如一般人一样抱头痛哭，那是糟蹋时间。而是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灌满了终于又相见的快乐，那是在经过一生沧桑重聚后的心灵相通。”
说到这儿，罗兰女士像松了一口气:“两岸可以探亲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整了，便写了自传。”
一九九○年七月始，罗兰女士沉下心来，用三个月阅读研究，用近五年写作，“用属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世沧桑的心情”，惆怅而又安恬地“对自己这生命的长程，做一次感性的回顾”，完成散文体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三部曲”从眷恋的“蓟运河畔”到只身漂到台湾的“苍茫云海”，终又为寻故土而“风雨归舟”。罗兰充满深情的诉说绵连成一篇篇非常漂亮的散文，打开的是一个精神世界。这份自传的确独特，“以熟练技巧，融个人身世与时代脉搏于笔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虽为大时代中小人物之自传，然正与一般名人、伟人传不同，可视为新传记之范本。”因此，一九九六年获台湾文学界最高奖――第二十一届文学奖。
“我这趟生命的列车，已经在这世界上奔驰很久了。我不想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沿着这生命末梢随风而逝。”罗兰对几十年生命旅程的检视，让我们对她有了更多的期待。
已是第十七次奔波于回家的路了。当那个细雨润爽的清早，与罗兰女士道别时，只觉得那体态健朗、身着一袭古铜色印有古瓷器上一般的花纹的长裙的身影，转瞬就又会回来了。
(选自2002年11月20日《燕赵都市报》)
・责编杨际岚・
《罗兰小语》，经历过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阅读的人都会记得，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仅读了，而且将之抄录在自己最精致的笔记本上，从此也把“罗兰”这个名字分惠于自己的人生中。金秋，缘于上海“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幸晤罗兰女士。一杯清水围坐到深夜，真切地倾听她在八十多年的苍茫时空小语，感受着她那娇小健朗的身躯所充溢的惊人的从容睿智和风清月明的大家风范。
“我写作一天没停过，写的比发的多千万倍”
一九一九年出生的她，不烦劳别人顾照搀扶，不希望别人关心她多大年纪了，不让人称“罗兰老人”――“我就是罗兰。”
于是面对她，总有一种真实的意象在与之重叠，那是树。她在文章中一次次写树，且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自己每本书的封面都画上树木。罗兰一生最爱树，“是以怎样一种令自己感动的心情在爱树”。到植物园去听树，她说她懂得树的感情和想法，到世界各地去看树，瞻仰那遗世独立的风姿。她认为世界，尤其城市，有高大树木添上飘逸之姿才有了生命，而在大都会的台北当年有小院的家，有了那棵大树也才有了满院生机，在其浓荫下，门上有先生“法国新闻社”的名牌，自己写出27本书。
是的，罗兰及其创作作为永远的真善美之化身，郁郁葱葱，岁月常青，被誉为华文文学的常青树，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罗兰女士共出书三十一部，在华文文学史上留下不可或缺的华章。至今罗兰女士写作一天没停止，她说她写的比发的多千万倍。《中国时报》等现在仍开着“罗兰小语”专栏。
“罗氏文体‘罗兰小语’最初是播音用的‘语’，而不是写的‘文’”
罗兰在天津时就曾在电台工作，到台湾后先是播音，从一九五九年在“警广”做节目，主持一个具有“美育社会”性质的音乐与教育节目，每晚三十分钟。厚重的门、深垂的帘、软得像梦般的地毯、宽大的只见形貌不闻声息的窗，就连其中凝结起来的庄严欣悦的空气，都让罗兰着迷。端坐这播音室，罗兰文思奔涌，她用自己半生的苦乐、翻越汹涌波涛时的惊险及风浪暂息时的了悟，织成节目的片段，或长句或短文，每一种编配相应的音乐，与听众共同体尝人间大同小异的苦乐悲欢，一起认同:浮躁社会仍有和煦理想，要喜欢生命，这个世界不枉来，一百年签证就用吧。这一做就是三十二年，从此有了主持人“罗兰”，但没想到有了“罗兰小语”。
听众要她出书。她便将每天播放的内容筛选整理，一九六三年四十四岁的罗兰出版了第一本书――《罗兰小语》第一辑。此后，一发不可收，又连续出了四辑。所谓“小语”，一是自谦，二是表明这是播音用的“语”，而不是写的“文”。虽为“小语”，但言“微”意深。其内容涉猎之广，从现实到理想，从爱情到事业，从学习到修养，从生死到宇宙，不一而足，处处充满传统美德思想和现代昂扬向上气质，清新而充满睿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无不给人以感悟和鞭策。“小语”有长达千字的，也有短到一两句的。“特殊的形式、自由的结构、宽广的题材、深入浅出的主题和明白畅晓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罗氏文体’。这种文体含纳和彰显了多种文学样式:它是散文，又是诗；既是论说文，又是语录体；既是思想杂谈，也是生活随笔；既是人生感言，又是哲理人品。”所以有人称其为新《论语》。
“我常喜欢到国际机场那个令人觉得自由的地方去写作”
在台北，也许人们没在意，也许人们已习惯，有一似曾熟悉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去往国际机场、图书馆的巴士上。“我到那里去写作。”“那样的场所不怕乱吗？”“不。那里的乱与我不相关，但家里的乱――哪怕一个电话――却全是我的。”
“国际机场不但在我每次出国时提供我海阔天空的心情，平常它也是个令人觉得自由的地方。”她认为，国际机场的旅客来来往往，心理上就已肯定这人间是不拘一格的。即使遇上相识的人，也不会问你，因为来这里，不是出国，就是接朋友。于是便可以看看礼品店的礼品，逛逛书刊店，可以一目了然地选些在书店书海中难以找到的自己想要的书，因为这里的书毕竟是先经精心挑选的了。还可以到这里的邮局处理收发的事宜。绕了一圈，就可叫份早点或果汁用。然后，就算是在那些小椅子上坐坐，她也就可以开始写作了，“无论旁边有多少男女老幼，也无论他们多么嘈杂，也完全与我无涉。他们也绝对不会觉得我在那里奋笔疾书。”这里还可以容许坐下来，什么也不做地“等候”，有人是等候登机，有人是等候送行。而罗兰是等候什么时候想回家就走。来的时候不用打招呼，走的时候也不用打招呼。当然自由快乐。“我只是从小就喜欢做些不太合乎常理的、奇奇怪怪的事，却也很少去分析那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有时‘奇怪’一点，会比较快乐，会使生活多一些‘轨外’的趣味。”说到这，罗兰孩子一样笑了。
罗兰的老家是河北宁河县(现属天津市)，生在芦台，在塘沽度过绮华的青春岁月。战乱打碎了她的青春和音乐之梦。一九四八年已二十九岁，罗兰清楚，岁月不可能回来，但事情可以做，只是想换个地方一切从头开始。父亲的塘沽久大精盐厂使她向往着现代工业化的前景。她只想奔一个大海中的岛。“去台湾？模糊的概念里，只知道那里风景好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好吧!既然可以不冷不饿，就是她吧。”而恰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得到一张她本不可能得到的船票。于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她放弃了苦候十年终于考上的女师学院音乐系，辞了在天津电台很好的待遇，只身告别海河，漂到宝岛。“海上风涛阔，扁舟好自持。”几乎是一天没耽搁，毛遂自荐就在广播电台上班了。很快与同事朱永丹结了婚。朱永丹在新闻界拔乎其萃，后任职法新社。他们从“四手空空”，到有了自己的家，一儿两女绕膝。现在，学美术的长子在台北，是最具“中华文化”的一个，大女儿在新加坡，小女儿在美国。
一九九一年先生辞世。罗兰便与写作为伴，想去哪儿，写到哪儿。包括去自由的国际机场。
见到罗兰非常漂亮的手稿，不禁说起了作家“换笔”的事儿。“我不是与电脑隔绝，只是写作时我还是要用纸和笔的传统方式，甚至书写习惯。用电脑写作没灵感。每稿我要改四遍，抄四遍。”传统文化中有个说法叫“字如其人”，的确，作家的字迹，其书写样态、改稿习惯、品位个性，甚至气息，以及作品以外的信息，无一不被显现出来。因其亲切而弥足珍贵，许多人在电脑的普及下，呼唤手稿不可从地球上消失。罗兰女士手稿留了下来。
为了另一个说法叫“见字如面”，我请求把罗兰女士的亲笔带回来给读者，她欣然。
“听说大陆兴国学，那是怎样一种景致啊，我不担心了”
“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我是从大陆去的!”一句久违后的开场白赢得大会满堂亲切而热烈的喝彩。传统文化学养之深厚，无论是在罗兰身上，还是在其作品中，都令人咂咂激赏。
罗兰的创作起初就超乎文学本意，是以美的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她此次提交题为“中华文化的文学之美”论文。她认为，华文文学正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载体。中华文化因为有文学之美，所以才传承下来，不仅是经典，首先是美。“此次大会有一感想，中国人可以到世界各国各地去开文学会，还真开得起来，为什么？英语是世界性文字，却没看到英文作家到处去开会。有人说我们是文学民族。中华文化具有近悦远来、心悦诚服的吸引力。这是种力量。足以令全世界的人由衷羡慕而又望尘莫及。”她的演讲赢得与会者强烈共鸣。
近些年，大陆悄然兴起国学热，不仅北京有了首家国学馆，学前孩子在那里接受中华文化启蒙，曲阜还曾成功组织过海内外华人青少年千人诵读《论语》，其气势恢弘，令人荡气回肠。听我说这些，她又惊又喜“那是怎样的景致啊!我不担心了。”
“两岸可以探亲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整了，便写了自传”
“一九八八年夏，第一次回大陆家乡心情是欢乐的。也许别人觉得隔了几十年，而我觉得好像放暑假，四十年的岁月压成一瞬间，绕道新加坡就回来了，心情很轻松。因为当年去的时候，就不像一般人逃难去。我又回复成了名叫“靳佩芬”的女孩，和北京的三妹、南京的四妹、昆明的小弟、天津的二弟重晤海河，就像当年一个窝里的小鸟，围坐一起唱至今闪着光亮的儿时的老歌，我们没如一般人一样抱头痛哭，那是糟蹋时间。而是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灌满了终于又相见的快乐，那是在经过一生沧桑重聚后的心灵相通。”
说到这儿，罗兰女士像松了一口气:“两岸可以探亲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整了，便写了自传。”
一九九○年七月始，罗兰女士沉下心来，用三个月阅读研究，用近五年写作，“用属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世沧桑的心情”，惆怅而又安恬地“对自己这生命的长程，做一次感性的回顾”，完成散文体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三部曲”从眷恋的“蓟运河畔”到只身漂到台湾的“苍茫云海”，终又为寻故土而“风雨归舟”。罗兰充满深情的诉说绵连成一篇篇非常漂亮的散文，打开的是一个精神世界。这份自传的确独特，“以熟练技巧，融个人身世与时代脉搏于笔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虽为大时代中小人物之自传，然正与一般名人、伟人传不同，可视为新传记之范本。”因此，一九九六年获台湾文学界最高奖――第二十一届文学奖。
“我这趟生命的列车，已经在这世界上奔驰很久了。我不想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沿着这生命末梢随风而逝。”罗兰对几十年生命旅程的检视，让我们对她有了更多的期待。
已是第十七次奔波于回家的路了。当那个细雨润爽的清早，与罗兰女士道别时，只觉得那体态健朗、身着一袭古铜色印有古瓷器上一般的花纹的长裙的身影，转瞬就又会回来了。
(选自2002年11月20日《燕赵都市报》)
・责编杨际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