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京和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汪曾祺于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受戒》，在故事框架上，它也是一个出家人与一个俗世中人之间的事。但在《受戒》中，作家将一场“倾庙之恋”写得诗意又美好。2016年5月25日毕飞宇在浙江大学讲读《受戒》时说：“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他是原谅了生活、原谅了人性“站在‘生活的立场’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汪曾祺充分肯定健康正当的人性，认为人生的真谛就在于此岸的日常生活中。他把此岸的日常生活写得诗意而美好。但《北京和尚》并不带来阅读的愉悦，这种阅读体验一方面源自故事层，另一方面也源自它的话语层。 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北京和尚》有诸多不合理、不合情的可疑之处，给阅读的道路平添了绊脚石，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对整个故事的颠覆感。如果说可乘为王居士讨债，替红芳要回孩子等棘手之事最终得到轻而易举的解决尚可理解为叙事上的处理技巧得到容忍，那么，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欠缺则完全有损于作品。例如红芳这个“从小信佛”的人物，从一开始为了胎儿的去留专程打车大老远到观音寺请寺僧指点迷津到她可以任由红兵在“般若美食”店用极不人道的手段做烤鸭再到答应考虑“拿掉”烤鸭生意等一系列转变过程显得生硬。使得这个人物成为为完成可乘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存在的一种预设，用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话说：红芳这个人物形象是为完成可乘这一形象而出现的一个“空洞能指”。再如可乘这个人物的塑造也颇令人怀疑，这倒不是因为他一个出家的和尚娶了一个发廊女这件事不可信，而是这个人物的行为，包括他的心理活动、文化背景等都存在前茅后盾之处。他出家当了和尚，可“每次外出，可乘总要换上从甘肃老家穿来的这身衣服：夹克衫、灰裤子，是由于他觉得人们看一个和尚时的目光十分先验且顽固”。他出家当和尚的理由便似是而非，当了和尚，在行为举止上却还用俗世和世俗的目光来自我考量。一下子将这个所谓的和尚拉到了宗教的外围。这不仅是一种表达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家对他所叙之事的陌生，在《创作谈三则》中，作家自述这个作品产生于“一次偶然拾得的缘分”，“作者借它向生活的陌生地带负荆潜行，左支右绌，很无奈……” 那么，这个作品为什么还会引起那么高的关注度呢？从浅表层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引起的话题。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和尚》腰封上“烟花女子红尘孽情 和尚慈悲入世相助”的勾勒足以给出答案，简短一些：烟花女子与北京和尚，再简短一些：妓女与和尚，足以博得眼球，引起关注，挑起茶余饭后的话题，而它也简短有力地概括了当下社会的浮靡。除却浅表层的“眩惑”，它之下隐藏的是时代的痛楚，是人的存在的痛楚，而这些痛楚又都源于故事背后、叙述者背后的一份“醒觉”：在“美女”与“和尚”之间，在“可乘”与“张磊”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 浙江大学华金余在其《沉沦・信仰・修行――论陈继明》中这样阐释可乘这一人物形象的隐喻意义：“可乘，可理解为――可以乘坐，在我看来就暗示着当代社会陷入精神困境，可以经由可乘和尚一般的在持戒与破戒之间能够较好处理的人们身上，得到一种可能的破解之法，可以载渡陷于迷惑的芸芸众生。可乘这一人物果真能给陷入精神困境的当代社会一个破解之法吗？细读，就会发现，可乘这一人物自身都没有明确的心灵意向。尽管作家曾给他的出家一个“文化冲动”的理由，看似有点“高大上”，但实际，在可乘那里，出家、还俗，不过是在“逃”。“他在逃，出是逃，入是逃，不是逃回家里，就是逃向庙里，总之，都是逃。”逃不过时便妥协。看他从俗世到庙宇再到俗世，一路妥协。例如捐功德一事，他内心清楚它的荒唐、荒诞与荒谬，并理由十足地否定了庙里用捐功德来衡量一个和尚的有用与无用。可是，当“老大姐”他们用解散道场来善意威胁时，他又立马说：“那我就做一个有用的和尚吧！”他信誓旦旦地跟居士们说不会跟着红芳回家，可因为“恰逢其时”地跟智河主持闹翻而答应了红芳。跟红芳回家前他自己提了三个条件，但基本上他自己就一件都没做到。当“般若素食”店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甚至一瞬间打过“麻脸菩萨”的主意，后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用“既然还俗了，就要从流入俗”的道理给自己一个台阶找杜局长帮忙。杜局长出了个高额消费算命的点子，起初，他自己说绝对不行，并省悟“能不做什么，胜过能做什么”，但生意还不见好转的情形下，他又妥协了。而这一路的妥协中也并非都是万般无奈情非得已，比如与红芳的结合，作品其实并未交代到他们之间的“情”，更多的笔墨泼洒在可乘的“欲”上。这些原本尚可原谅，可他偏偏意识不到自己的加持不足，反而要说“他的确也不想放过英雄主义的机会：和一个妓女结婚，帮助她弃旧图新”，冠冕堂皇，愚不可及又不自知。 这样一个羸弱、软弱、无底线的“可乘”哪里就能给陷入精神困境的当代社会一个破解之法。丁帆的《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在对陈继明创作描述时切中肯綮，“穿透喧哗都市的表层生存风景，发现和揭示转型时期都市人生中浮躁和抑郁心态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直逼人物内心微妙、复杂的情绪变化与心理冲突，亦称‘陈继明式情绪骚动’，并将之引向对生命存在的揭避与追寻，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哲理色彩。虽然《北京和尚》的写作时间晚于这部《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但那种“陈继明式情绪骚动”，对都市人生中浮躁和抑郁心�B的呈现，对生命存在的揭避与追寻及其鲜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哲理色彩都在《北京和尚》得到继承。从而使得可乘这个人物形象最重要意义也在此点上得以显现。可乘这一人物形象真正的、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社会中人的精神萎缩，在商品化大潮中，在俗世与世俗中人的无所适从，焦虑、困惑，乃至失却了自身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个人作为一面镜子，也映照出了“人”的存在之两难。这是这部在叙事颇令人怀疑的作品中一个坚硬的真实――时代社会的痛楚，人的存在的痛楚。这也才是牛学智所说陈继明作品的独特与可贵之处：“细读陈继明的某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品，感觉他并不是自闭式的心理分析，他对人物精神存在性的剖析是严重地介入现实结构，并且眼光向外的。或者说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现实处境、历史处境。可乘如何在一个俗世与佛门都并不清净之地自渡渡人，他又是如何被那些不清净所撕扯，他的艰难、他的不得已与他的羸弱、软弱、无底线一起映衬出的是他自身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与当下社会的浮靡，同时，也对人的存在的两难做了较具哲理性的思考。
读《北京和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汪曾祺于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受戒》，在故事框架上，它也是一个出家人与一个俗世中人之间的事。但在《受戒》中，作家将一场“倾庙之恋”写得诗意又美好。2016年5月25日毕飞宇在浙江大学讲读《受戒》时说：“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他是原谅了生活、原谅了人性“站在‘生活的立场’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汪曾祺充分肯定健康正当的人性，认为人生的真谛就在于此岸的日常生活中。他把此岸的日常生活写得诗意而美好。但《北京和尚》并不带来阅读的愉悦，这种阅读体验一方面源自故事层，另一方面也源自它的话语层。 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北京和尚》有诸多不合理、不合情的可疑之处，给阅读的道路平添了绊脚石，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对整个故事的颠覆感。如果说可乘为王居士讨债，替红芳要回孩子等棘手之事最终得到轻而易举的解决尚可理解为叙事上的处理技巧得到容忍，那么，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欠缺则完全有损于作品。例如红芳这个“从小信佛”的人物，从一开始为了胎儿的去留专程打车大老远到观音寺请寺僧指点迷津到她可以任由红兵在“般若美食”店用极不人道的手段做烤鸭再到答应考虑“拿掉”烤鸭生意等一系列转变过程显得生硬。使得这个人物成为为完成可乘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存在的一种预设，用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话说：红芳这个人物形象是为完成可乘这一形象而出现的一个“空洞能指”。再如可乘这个人物的塑造也颇令人怀疑，这倒不是因为他一个出家的和尚娶了一个发廊女这件事不可信，而是这个人物的行为，包括他的心理活动、文化背景等都存在前茅后盾之处。他出家当了和尚，可“每次外出，可乘总要换上从甘肃老家穿来的这身衣服：夹克衫、灰裤子，是由于他觉得人们看一个和尚时的目光十分先验且顽固”。他出家当和尚的理由便似是而非，当了和尚，在行为举止上却还用俗世和世俗的目光来自我考量。一下子将这个所谓的和尚拉到了宗教的外围。这不仅是一种表达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家对他所叙之事的陌生，在《创作谈三则》中，作家自述这个作品产生于“一次偶然拾得的缘分”，“作者借它向生活的陌生地带负荆潜行，左支右绌，很无奈……” 那么，这个作品为什么还会引起那么高的关注度呢？从浅表层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引起的话题。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和尚》腰封上“烟花女子红尘孽情 和尚慈悲入世相助”的勾勒足以给出答案，简短一些：烟花女子与北京和尚，再简短一些：妓女与和尚，足以博得眼球，引起关注，挑起茶余饭后的话题，而它也简短有力地概括了当下社会的浮靡。除却浅表层的“眩惑”，它之下隐藏的是时代的痛楚，是人的存在的痛楚，而这些痛楚又都源于故事背后、叙述者背后的一份“醒觉”：在“美女”与“和尚”之间，在“可乘”与“张磊”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 浙江大学华金余在其《沉沦・信仰・修行――论陈继明》中这样阐释可乘这一人物形象的隐喻意义：“可乘，可理解为――可以乘坐，在我看来就暗示着当代社会陷入精神困境，可以经由可乘和尚一般的在持戒与破戒之间能够较好处理的人们身上，得到一种可能的破解之法，可以载渡陷于迷惑的芸芸众生。可乘这一人物果真能给陷入精神困境的当代社会一个破解之法吗？细读，就会发现，可乘这一人物自身都没有明确的心灵意向。尽管作家曾给他的出家一个“文化冲动”的理由，看似有点“高大上”，但实际，在可乘那里，出家、还俗，不过是在“逃”。“他在逃，出是逃，入是逃，不是逃回家里，就是逃向庙里，总之，都是逃。”逃不过时便妥协。看他从俗世到庙宇再到俗世，一路妥协。例如捐功德一事，他内心清楚它的荒唐、荒诞与荒谬，并理由十足地否定了庙里用捐功德来衡量一个和尚的有用与无用。可是，当“老大姐”他们用解散道场来善意威胁时，他又立马说：“那我就做一个有用的和尚吧！”他信誓旦旦地跟居士们说不会跟着红芳回家，可因为“恰逢其时”地跟智河主持闹翻而答应了红芳。跟红芳回家前他自己提了三个条件，但基本上他自己就一件都没做到。当“般若素食”店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甚至一瞬间打过“麻脸菩萨”的主意，后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用“既然还俗了，就要从流入俗”的道理给自己一个台阶找杜局长帮忙。杜局长出了个高额消费算命的点子，起初，他自己说绝对不行，并省悟“能不做什么，胜过能做什么”，但生意还不见好转的情形下，他又妥协了。而这一路的妥协中也并非都是万般无奈情非得已，比如与红芳的结合，作品其实并未交代到他们之间的“情”，更多的笔墨泼洒在可乘的“欲”上。这些原本尚可原谅，可他偏偏意识不到自己的加持不足，反而要说“他的确也不想放过英雄主义的机会：和一个妓女结婚，帮助她弃旧图新”，冠冕堂皇，愚不可及又不自知。 这样一个羸弱、软弱、无底线的“可乘”哪里就能给陷入精神困境的当代社会一个破解之法。丁帆的《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在对陈继明创作描述时切中肯綮，“穿透喧哗都市的表层生存风景，发现和揭示转型时期都市人生中浮躁和抑郁心态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直逼人物内心微妙、复杂的情绪变化与心理冲突，亦称‘陈继明式情绪骚动’，并将之引向对生命存在的揭避与追寻，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哲理色彩。虽然《北京和尚》的写作时间晚于这部《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但那种“陈继明式情绪骚动”，对都市人生中浮躁和抑郁心�B的呈现，对生命存在的揭避与追寻及其鲜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哲理色彩都在《北京和尚》得到继承。从而使得可乘这个人物形象最重要意义也在此点上得以显现。可乘这一人物形象真正的、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社会中人的精神萎缩，在商品化大潮中，在俗世与世俗中人的无所适从，焦虑、困惑，乃至失却了自身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个人作为一面镜子，也映照出了“人”的存在之两难。这是这部在叙事颇令人怀疑的作品中一个坚硬的真实――时代社会的痛楚，人的存在的痛楚。这也才是牛学智所说陈继明作品的独特与可贵之处：“细读陈继明的某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品，感觉他并不是自闭式的心理分析，他对人物精神存在性的剖析是严重地介入现实结构，并且眼光向外的。或者说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现实处境、历史处境。可乘如何在一个俗世与佛门都并不清净之地自渡渡人，他又是如何被那些不清净所撕扯，他的艰难、他的不得已与他的羸弱、软弱、无底线一起映衬出的是他自身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与当下社会的浮靡，同时，也对人的存在的两难做了较具哲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