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同时又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国著名翻译家、剧作家姚克诞辰100周年（1905年1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5月，在姚克陪同下，鲁迅在家中亲切地接待了斯诺，同其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在这次长时间的晤谈中，鲁迅详尽地回答了斯诺提出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此外，斯诺还与姚克通力协作，将鲁迅及中国左翼作家的代表作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广大读者，其经典之作是迄今仍在熠熠闪光的《活的中国》„„
姚克，原名姚志伊，学名姚莘农，于上个世纪20年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系。从20年代末开始，姚克凭籍娴熟的英文技巧，在英美人办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亚西亚》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重在介绍鲁迅著作，并由此结识了刚刚抵达中国不久的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不久，出于同样的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心情，自《呐喊》着手，俩人携手同译鲁迅著作。30年代初，斯诺在北京撰写《鲁迅评传》，亦由姚克一手译成中文，并亲寄鲁迅本人审阅。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姚克有着其独特的不可轻估的一席之地。正是这个姚克，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从联手译介《呐喊》开始
把鲁迅著作翻译成英文，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伏尔泰”（斯诺语），这是斯诺和姚克从一开始携手时就立下的共同心愿，也正是这个心愿，缔结了这两位不同国籍的青年才俊同鲁迅先生之间深厚诚挚的友谊。
《呐喊》，是两人联手翻译的鲁迅的一篇重要著作。为征求鲁迅本人的同意并解答翻译中面临的疑难问题，尤其是作品中鲁迅独特的语言、对白，以及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姚克于1932年12月4日写信寄请北新书局代转鲁迅。但这封信直到次年3月5日才和姚克于1933年3月3日发出的第二封信一起转到了鲁迅的手中。鲁迅当天即复信于姚克，并告知今后写信的快捷地址及会面地点。鲁迅写道：“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时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书局中的人办事，散漫得很，简直连电报都会搁起来。所以此后赐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妥。”“先生有要面问的事，亦请于本月七日午后二时，驾临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当在那里相候，书中疑问，亦得当面答复也。”
鲁迅逝世后，姚克在其《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悼文中这样回忆道：“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而（于）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
姚克按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向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说明来意后，内山把姚克引到店堂后面早已等候着的鲁迅跟前。待姚克落座后，鲁迅不加客套，就直截了当地谈起翻译中遇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猹”（关于“猹”，鲁迅承认：“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不是刺猬但比刺猬大，“大概是‘獾’一类东西罢”。鲁迅说，有关“猹”的来源，“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而“三百大钱九二串”一说，则为绍兴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引者注）等一些问题，并且不厌其烦地一直解释到对方完全弄明白为止。谈话中，姚克被鲁迅谈吐的完全平等所深深打动，刚见面时的拘谨顿时烟消云散。接下去，俩人又谈了一些有关文学文化的情况。当鲁迅谈及：“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鲁迅的诚挚，鲁迅谈话回答问题时的诙谐及一语中的，使得姚克被完全吸引住了。这一天，直到临近天黑，姚克方才带着极大的满足向先生告辞。 在姚克与鲁迅交往的四年间，鲁迅日记中有关姚克的信息多达
95处，姚克致函鲁迅52封，多是因翻译鲁迅著作求教于先生，鲁迅则复函29封，两人见面交谈也有数十次。鲁迅不但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姚克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就做人作文观察社会给了姚克不少教诲。对待姚克如此，对待斯诺和姚克的朋友，鲁迅也一样竭尽全力给以帮助。1935年夏，姚克的朋友，另一位青年画家王钧初，在斯诺安排下从北京来上海，住在姚克处，准备去苏联学习。经姚克介绍，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仅代为联系咨询，并且设法请国际友人购买了王钧初所作的三幅油画，解决了他出国的旅费问题。王钧初对鲁迅感激万分。9月1日，姚克陪他去鲁迅家告别，他特地作了一幅工人、农民、学生三个青年在一起读《呐喊》的油画，送给鲁迅。鲁迅赠王钧初和姚克《北平笺谱》各一册。 有一段时间，姚克在北京除与斯诺合作翻译外，还经常为中、英文报刊写稿。他曾写信告诉鲁迅说，他有志于创作，写小说和写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对此，鲁迅很高兴，多次予以鼓励。他在1934年1月25日的信中说：“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同年2月20日、3月6日，又在信中写道：“先生能发表英文，极好，发表之处，是不必太选择的。”“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糊，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 姚克与鲁迅的交往，虽然前后只有四年，但在鲁迅的薰陶下，他不仅结识了不少左翼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左翼文艺界的一些活动，还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1935年到1937年间，姚克在英、中文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除介绍鲁迅的一些重要作品外，还系统地评述中国戏剧从元曲、昆曲到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发展，翻译昆曲《贩马记》、京剧《打渔杀家》、现代剧《雷雨》等剧本，并为《译文》翻译介绍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肖伯纳的《魔鬼的门徒》被列为《译文》丛书之一。这是姚克的译著高峰期，取得的重要成就是同鲁迅先生的指引和鼓励分不开的。
姚克最后一次与鲁迅会面，是在鲁迅逝世前一个月的1936年9月22日下午。那天，姚克是给鲁迅送两本书去的。一本是姚克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魔鬼的门徒》，另一本是美国刚刚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九月号，在这一期《亚细亚》杂志上，有一篇是姚克翻译的鲁迅先生所著《野草》集中的散文《风筝》。在这次会面中，大病初愈的鲁迅向姚克询问了《活的中国》一书的发排情况，谈到了自己所患肺病的情况，以及他对死、去外地或外国疗养的态度，还谈到了前不久撰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信的经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溘然逝世。姚克惊闻噩耗，潸然泪下，急忙赶到先生家里，在遗体前默哀致敬。接着他又去万国殡仪馆守灵，参与所有治丧活动。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了一副挽联，与斯诺一同署名，敬献在先生灵前。 《》
今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同时又是他的亲密战友、我国著名翻译家、剧作家姚克诞辰100周年（1905年1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5月，在姚克陪同下，鲁迅在家中亲切地接待了斯诺，同其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在这次长时间的晤谈中，鲁迅详尽地回答了斯诺提出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此外，斯诺还与姚克通力协作，将鲁迅及中国左翼作家的代表作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广大读者，其经典之作是迄今仍在熠熠闪光的《活的中国》„„
姚克，原名姚志伊，学名姚莘农，于上个世纪20年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系。从20年代末开始，姚克凭籍娴熟的英文技巧，在英美人办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亚西亚》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重在介绍鲁迅著作，并由此结识了刚刚抵达中国不久的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不久，出于同样的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心情，自《呐喊》着手，俩人携手同译鲁迅著作。30年代初，斯诺在北京撰写《鲁迅评传》，亦由姚克一手译成中文，并亲寄鲁迅本人审阅。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姚克有着其独特的不可轻估的一席之地。正是这个姚克，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从联手译介《呐喊》开始
把鲁迅著作翻译成英文，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伏尔泰”（斯诺语），这是斯诺和姚克从一开始携手时就立下的共同心愿，也正是这个心愿，缔结了这两位不同国籍的青年才俊同鲁迅先生之间深厚诚挚的友谊。
《呐喊》，是两人联手翻译的鲁迅的一篇重要著作。为征求鲁迅本人的同意并解答翻译中面临的疑难问题，尤其是作品中鲁迅独特的语言、对白，以及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姚克于1932年12月4日写信寄请北新书局代转鲁迅。但这封信直到次年3月5日才和姚克于1933年3月3日发出的第二封信一起转到了鲁迅的手中。鲁迅当天即复信于姚克，并告知今后写信的快捷地址及会面地点。鲁迅写道：“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时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书局中的人办事，散漫得很，简直连电报都会搁起来。所以此后赐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妥。”“先生有要面问的事，亦请于本月七日午后二时，驾临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当在那里相候，书中疑问，亦得当面答复也。”
鲁迅逝世后，姚克在其《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悼文中这样回忆道：“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而（于）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
姚克按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向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说明来意后，内山把姚克引到店堂后面早已等候着的鲁迅跟前。待姚克落座后，鲁迅不加客套，就直截了当地谈起翻译中遇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猹”（关于“猹”，鲁迅承认：“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不是刺猬但比刺猬大，“大概是‘獾’一类东西罢”。鲁迅说，有关“猹”的来源，“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而“三百大钱九二串”一说，则为绍兴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引者注）等一些问题，并且不厌其烦地一直解释到对方完全弄明白为止。谈话中，姚克被鲁迅谈吐的完全平等所深深打动，刚见面时的拘谨顿时烟消云散。接下去，俩人又谈了一些有关文学文化的情况。当鲁迅谈及：“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鲁迅的诚挚，鲁迅谈话回答问题时的诙谐及一语中的，使得姚克被完全吸引住了。这一天，直到临近天黑，姚克方才带着极大的满足向先生告辞。 在姚克与鲁迅交往的四年间，鲁迅日记中有关姚克的信息多达
95处，姚克致函鲁迅52封，多是因翻译鲁迅著作求教于先生，鲁迅则复函29封，两人见面交谈也有数十次。鲁迅不但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姚克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就做人作文观察社会给了姚克不少教诲。对待姚克如此，对待斯诺和姚克的朋友，鲁迅也一样竭尽全力给以帮助。1935年夏，姚克的朋友，另一位青年画家王钧初，在斯诺安排下从北京来上海，住在姚克处，准备去苏联学习。经姚克介绍，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仅代为联系咨询，并且设法请国际友人购买了王钧初所作的三幅油画，解决了他出国的旅费问题。王钧初对鲁迅感激万分。9月1日，姚克陪他去鲁迅家告别，他特地作了一幅工人、农民、学生三个青年在一起读《呐喊》的油画，送给鲁迅。鲁迅赠王钧初和姚克《北平笺谱》各一册。 有一段时间，姚克在北京除与斯诺合作翻译外，还经常为中、英文报刊写稿。他曾写信告诉鲁迅说，他有志于创作，写小说和写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对此，鲁迅很高兴，多次予以鼓励。他在1934年1月25日的信中说：“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同年2月20日、3月6日，又在信中写道：“先生能发表英文，极好，发表之处，是不必太选择的。”“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糊，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 姚克与鲁迅的交往，虽然前后只有四年，但在鲁迅的薰陶下，他不仅结识了不少左翼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左翼文艺界的一些活动，还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1935年到1937年间，姚克在英、中文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除介绍鲁迅的一些重要作品外，还系统地评述中国戏剧从元曲、昆曲到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发展，翻译昆曲《贩马记》、京剧《打渔杀家》、现代剧《雷雨》等剧本，并为《译文》翻译介绍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肖伯纳的《魔鬼的门徒》被列为《译文》丛书之一。这是姚克的译著高峰期，取得的重要成就是同鲁迅先生的指引和鼓励分不开的。
姚克最后一次与鲁迅会面，是在鲁迅逝世前一个月的1936年9月22日下午。那天，姚克是给鲁迅送两本书去的。一本是姚克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魔鬼的门徒》，另一本是美国刚刚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九月号，在这一期《亚细亚》杂志上，有一篇是姚克翻译的鲁迅先生所著《野草》集中的散文《风筝》。在这次会面中，大病初愈的鲁迅向姚克询问了《活的中国》一书的发排情况，谈到了自己所患肺病的情况，以及他对死、去外地或外国疗养的态度，还谈到了前不久撰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信的经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溘然逝世。姚克惊闻噩耗，潸然泪下，急忙赶到先生家里，在遗体前默哀致敬。接着他又去万国殡仪馆守灵，参与所有治丧活动。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了一副挽联，与斯诺一同署名，敬献在先生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