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体系就像一个“差序格局”:最外层是政治和法律体制,往里一层是道德、风俗及礼仪等矫正机构,再往里一层则是职业系统,最里边一层是初级群体和私人生活圈子,而个人处于社会控制体系的中心。□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真正意义就是追求自由,他的一生就是“越狱”人生。人们应对社会控制的具体措施或逃生隧道主要有变革、超然和利用三种方式。
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
彼得・伯格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现在,人们常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1〕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开篇就为我们描绘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接下来他进一步指出造成个人困扰的根源是结构与制度上的非个人性变化,因而我们需要一种他称之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品质以看清世事。
如果说米尔斯的分析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尤其是对各种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以及社会科学的实用性和科层制进行思想批判,那么伯格则在《与社会学同游》(Invitation to Sociology)一书中更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置身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不仅受到社会等级、社会制度、社会情境等外部力量的控制和约束,而且还受到由社会化而形成的价值观、身份等的内部约束。在此诊断基础上,他还开出了治疗的“药方”,即如何逃出“铁笼”以获得自由。
读这本书就像一次旅游,让我们更清楚地看透了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俗社会的种种图景;这本书也像一次游戏指南,使我们每个游戏者都深刻认识到了社会这个游戏场的游戏规则。本书更是一次邀约,邀请我们神游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精神世界,一起感受社会学视角带给我们的“文化震撼”:像韦伯分析了宗教的世俗化或“祛魅”一样,伯格则更进一步祛除了世俗社会之魅。
一、 人文主义的视角
在指出何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及如何获取该视角之前,伯格首先探讨了社会学家的角色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把社会学家误以为是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的理论家、社会改良者及统计数据的收集者,但这些最多只是社会学家的模糊形象。真正的社会学家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以理解社会为目的;第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其研究是为理解而理解,而不是为了应用和实践;第四、对人的所作所为有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这是社会学家的守护神或推动力。总之,真正的社会学家是在对人的生存处境的人文关怀和好奇心驱使下,以科学的方法去理解社会,富有激情地从事为理解而理解社会的大业。
但是,理解社会是社会学家的目的,并不表示社会学家只关心理论而不关注社会,也不表示社会学知识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具有应用性,而是说社会学家不应该带有实用倾向去做研究,这样的研究很可能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学家只是在客观层面上告诉我们社会是什么及为什么,而至于社会学知识的应用则涉及较强的价值倾向。因为社会学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就像科学既可以用来造核武器也可以用来发电一样,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工作者可以应用社会学知识,罪犯、小偷及一切普通行动者也都可以应用社会学知识。
尽管作者强调以科学方法理解社会,但他对于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方法论等倾向还是持批判态度。由于伯格本人是奥地利人,又师从在美国任教的德国社会学家梅耶尔,因而他的思想具有较强的日耳曼色彩。他和韦伯一样,一方面强调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恪守价值中立的准则,另一方面又强调理解的重要性。二人在关注焦点上也很类似,都关注个人的生存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提倡的社会学都是一种命运社会学(sociology of fate)。
各种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社会学的视角与经济学、法律的视角不同,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考察其他学科同样关心的现象,这种独特的方式就是社会的(social)角度,在伯格看来即相互关系的、互动的。这种视角一方面质疑日常世界各种解释的合法性,认为“社会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因为我们太熟悉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以我们会认为一切“理所当然”,进而对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又预设了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意义世界,而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看穿(see through)社会结构外表下的机制,洞察和发现其下的深层含义〔2〕。即,用社会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生活其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我们会获得全新的洞见。这很类似于人类学上的“文化震撼”,只不过没有地理位置上的迁移。
要获得社会学的这种视角就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素养,即作者所谓的社会学意识的四大母题:要有怀疑精神以揭露假象和探寻真相;要用不恭敬的态度审视社会,去发现另一个与“可敬的”社会不同的“可鄙”的社会,并从二者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有中性化的世界观,即要做到价值中立;要具有世界眼光,即思想和行为及视野上的开放性。
社会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虽是一门“科学”,但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境遇,它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之为人有何意义、作为具体社会情境里的人又有何意义。因而从本质上说社会学不是实证科学,而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社会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也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学的贡献就在于实现人们心灵的文明开化,确立人的主体性。
二、人文主义的现代性诊断:社会控制与自我控制
社会学的视角可以发现社会的奥秘,那么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可以诊断出何种现代性问题?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奥秘是什么呢?与福柯的“规训社会”相似〔3〕,伯格指出:“社会看起来就像一座庞大的监狱。”在这个类似监狱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制度及社会情境的约束和制约,每个人都不得不在他人绘制的地图上定位自己。
社会控制体系就像一个“差序格局”:最外层是政治和法律体制,往里一层是道德、风俗及礼仪等矫正机构,再往里一层则是职业系统,最里边一层是初级群体和私人生活圈子,而个人处于社会控制体系的中心。外层比内层的规范性要相对正式,但并不是说最里边一层的私人生活圈子不重要,家庭是一座避风港,但亲密关系一旦瓦解,将导致失去自我的风险。
在社会阶级体系中,流动性很大,一个人只要努力似乎就有可能获得象征高地位的符号。但是阶级地位的生产虽然产生某种机遇和可能性,但同时也给攀爬者(social clamber)以巨大的压力,他需要不断改变过去的生活情境以适应所谓的高地位的生活情境。但是在特定阶级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持续性的人格,又怎么可能轻易地改变?更何况在种族和肤色等方面,一个人一出生就终生难以改变,而这些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的标准。
制度也是对人的一种调控机制,就像本能引导动物的行为一样,制度疏导人的行为。更甚的是制度不仅控制行为,而且一切制度结构都必然依赖欺骗,社会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自欺的成分。制度使人选择社会预定的程序化的模式,而阻止了其他各种选择,人往往把制度允许的选择当做必然的和唯一的选择。事实上我们受到了欺骗,很多选择都被制度遮蔽了。
托马斯提出“情境定义”的概念,意指现实是人的主观定义〔4〕。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不得不生活在被他人定义的情境中,而且我们所处的情境不仅受到当代人的定义,而且还受到早已作古的人的定义,甚至有时“逝者比生者还强大”。
“监狱”不仅有专门的监控体系规范囚徒的行为,而且有更甚的意识形态控制人的思想和价值。每一种监控体系都内含一个产生身份的设施,每一个身份和角色都内化为个体的行为和思想。最可怕的不是被压迫、被控制,而是我们甘愿被压迫、被控制。某种意义上,人之所以为“囚徒”,社会之所以为“监狱”是人和社会合谋的结果。社会学上的角色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参照群体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
角色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就是多数人一致的情景定义,当定义不同时则会导致冲突和矛盾。情景定义实际上是某种角色对典型情境的典型反应,而角色不仅包含某种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共生的情感与态度。米德详细分析了角色和身份的获得过程,即社会化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化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的生成过程,另一个是社会的发现过程,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角色理论,我们看到个人不得不接受他人和前人的情境定义,更重要的是个人把社会的角色期待内化为自我人格。
角色理论的目的是为个体定位,而知识社会学则是为思想定位。源于谢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简单思路就是从思想到思想家再到思想家所处的情境。通过知识社会学,我们会发现像角色和身份一样,人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都是社会决定的。
参照群体理论为角色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整合提供了一条相对简单的途径。当人们以他群为参照群体的时候,就会以该群体中成员的行为和价值为参照并与自我进行对比。每个角色和群体都有各自的“理所当然”的“知识”,而每个人都有群体归属的心理。当人们脱离或进入某个群体或角色的时候,同时也就离开或进入一个生活世界,伴随的是意义和价值的转变。
由此可见,个人不但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制度及社会情境的外在控制和“监视”,而且还受到角色、身份和世界观的内在约束。而这些角色、身份和世界观一方面是社会化到个体身上的,另一方面个体已经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无意识地视之为自己的真实意识。所以社会结构同时成为我们的意识结构,我们“囚徒”的处境是个人和社会合谋的结果。
三、人文主义的现代性治疗:通向自由之路
人置身于社会中就意味着处于许多力量的控制和约束之下,这似乎带有社会决定论的色彩。但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关系是个人和社会是相互界定的,不仅是社会界定个人,而且个人也在界定社会。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出发,个人和社会都需要意义的界定,因而社会控制尽管是严密的,但也绝不是完美的,也是会出错的。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真正意义就是追求自由,他的一生就是“越狱”人生。人们应对社会控制的具体措施或逃生隧道主要有变革、超然和利用三种方式。
变革即以激进的方式重新界定关于人的存在的预设,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认为社会结构建筑在人们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之上,并靠人们的意义得到维持。当有人的意义解释与以传统为基础的普遍意义不同时,尤其是当具有异议的个人又具有克里斯马权威时,就可能会围绕他形成一个圈子对传统的意义产生挑战。克里斯马权威提供了突出“理所当然”的社会的可能。变革之后开始的却将是常规化,就像一句名言所说“先知的后继者是教皇,革命者的后继者是行政官员”。另外,变革都是先内后外的,即内心变革走在社会变革之前。一切革命都是从意识革命开始的,因而可以说,内心变革就是自由。
第二种“越狱”的方式是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最早源于中国的老子和希腊的斯多葛派。他们不再关心世俗事务,已经达到“自我流放的境界”,生活在以思想或宗教为基础之上的“精神城堡”或“世外桃源”之中。采取这种方式的“越狱者”所具有的叛逆性相对较小,而且一般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亚社会”、“亚文化”或“亚世界”和“反社会”也可能由此产生,它们都建立在偏离社会普遍意义基础上,好像是社会这个汪洋大海里的孤岛。而且,现代都市社会的越来越高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对这些地下世界的构建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种“越狱”方式是利用社会的“游戏规则”,用正常运转之外的方式去巧妙利用社会制度(work the system)。戈夫曼和马基雅维利为这种策略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戈夫曼分析了“囚徒”(inmates)世界(包括精神病院、监狱等压迫机构),说明人都有聪明的办法绕开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5〕。戈夫曼的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指人们扮演的角色和内心之间的不一致,外在角色和内在意识有一定距离。角色距离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规范,而不再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从而进入游离(ecstasy)的境界。清醒的意识促使人们游离出理所当然的世界,从而以角色距离的方式从容地应付理所当然的世界。〔6〕
像戈夫曼一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对社会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也能找到巧妙利用社会制度的方式。江湖郎中、诈骗者等人往往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代表,他们因为能够给人们以摆脱社会决定论的宽慰而得到人们的同情。也许会有人对江湖郎中嗤之以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使那些拥有令人尊敬角色的人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段和那些冒充他们的骗子没有多少差别。社会似乎就是一场骗局,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只是骗术不同而已。
从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知识社会学等出发,我们看到了“越狱”的可能。尽管在社会学内不乏人性因素,但仅凭社会学,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越出社会这座监狱的。我们需要求助于哲学以步出狭窄的科学框架,因此伯格借用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自欺”概念和海德格尔的“人”的概念,以寻求“自由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答案。萨特所谓的“自欺”(bad faith)就是指把自愿行为解释为必须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客观原因,而不是自我的选择。尽管自欺的本质就是逃离选择的痛苦(agony of choice)、逃离自由,但它也告诉了我们自由的可能性。对自欺概念的社会学审视,会使我们发现欺骗与自欺是社会现实里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里固有的必然现象。社会角色本身作为一种自欺设备,凡是按照角色期待行动的人,似乎都是“别无选择的”,但实际上都是在自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角色和角色行为,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角色期待行事。同样的社会情境既可能是自欺的陷阱也可能是自由的时机。
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谓的“人”的概念泛指人的模糊概括意义,它指一切人,以致它又不具体指任何人。这个概念与米德的“泛化他人”有些相似,与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相联系。简单地说,本真就是指自我的个性,而非本真指失去自我的个性。比如死亡时人们常以“我们终有一死”劝慰临死者,在这里,通过去除本真状态下的人的个性,而以泛化的我们(即海德格尔的“人”)来消除临死者的恐惧。海德格尔的“人”的概念使个体把在本真状态下由生存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封闭起来,使我们生活在非本真状态的想象之中。存在于我们想象之中的非本真状态就是所谓的“理所当然”的现实,但这个现实是非常不牢靠的,姓名、职业、妻子等等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所以,我们只有步出理所当然的常规,才能直面个人的境遇,而不必诉诸神秘化的骗人把戏。
四、人文主义的启示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7〕但这三种模式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三种不同的思维倾向。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在西方有悠久的传统,并曾经在思想史中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对科学和技术的强调甚于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于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性的弊端开始日益突显出来,一些当代或后现代理论家们开始不断从人文主义传统中汲取营养,以此对现代性展开颠覆性的批判和反思。
当然,人文主义的批判并非否定一切辉煌的成就,也并非仅仅解构所有具有社会约制性的制度和等级、推崇彻底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其批判性反思以获得更为清醒的认识。社会必须依赖于各种制度才能运行,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各种制度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根本,制度服务于人,而非仅仅约束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文主义才更为关注制度对人的压制,尤其是最初设定为增强社会团结和效益的制度,最后却脱离了人的控制,成为控制人的机器,人却沦为奴隶。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属于“后发外生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也开始显现出许多弊端,而且比西方更复杂,兼具早期和晚期现代性(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性质和问题。具体则表现为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农民工问题、劳工权益保护问题、医疗改革、教育不公等等。无论是出于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立场,还是图求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发展,都不能仅仅依靠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模式,也需要人文主义视角的反思和透视。而伯格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则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
〔2〕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
〔4〕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5〕Erving Goffman:《Asylums》,Anchor Books,1990。
〔6〕戈夫曼:《相互接触》,华夏出版社。
〔7〕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上海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社会控制体系就像一个“差序格局”:最外层是政治和法律体制,往里一层是道德、风俗及礼仪等矫正机构,再往里一层则是职业系统,最里边一层是初级群体和私人生活圈子,而个人处于社会控制体系的中心。□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真正意义就是追求自由,他的一生就是“越狱”人生。人们应对社会控制的具体措施或逃生隧道主要有变革、超然和利用三种方式。
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
彼得・伯格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现在,人们常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1〕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开篇就为我们描绘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接下来他进一步指出造成个人困扰的根源是结构与制度上的非个人性变化,因而我们需要一种他称之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品质以看清世事。
如果说米尔斯的分析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尤其是对各种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以及社会科学的实用性和科层制进行思想批判,那么伯格则在《与社会学同游》(Invitation to Sociology)一书中更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置身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不仅受到社会等级、社会制度、社会情境等外部力量的控制和约束,而且还受到由社会化而形成的价值观、身份等的内部约束。在此诊断基础上,他还开出了治疗的“药方”,即如何逃出“铁笼”以获得自由。
读这本书就像一次旅游,让我们更清楚地看透了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俗社会的种种图景;这本书也像一次游戏指南,使我们每个游戏者都深刻认识到了社会这个游戏场的游戏规则。本书更是一次邀约,邀请我们神游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精神世界,一起感受社会学视角带给我们的“文化震撼”:像韦伯分析了宗教的世俗化或“祛魅”一样,伯格则更进一步祛除了世俗社会之魅。
一、 人文主义的视角
在指出何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及如何获取该视角之前,伯格首先探讨了社会学家的角色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把社会学家误以为是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的理论家、社会改良者及统计数据的收集者,但这些最多只是社会学家的模糊形象。真正的社会学家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以理解社会为目的;第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其研究是为理解而理解,而不是为了应用和实践;第四、对人的所作所为有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这是社会学家的守护神或推动力。总之,真正的社会学家是在对人的生存处境的人文关怀和好奇心驱使下,以科学的方法去理解社会,富有激情地从事为理解而理解社会的大业。
但是,理解社会是社会学家的目的,并不表示社会学家只关心理论而不关注社会,也不表示社会学知识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具有应用性,而是说社会学家不应该带有实用倾向去做研究,这样的研究很可能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学家只是在客观层面上告诉我们社会是什么及为什么,而至于社会学知识的应用则涉及较强的价值倾向。因为社会学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就像科学既可以用来造核武器也可以用来发电一样,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工作者可以应用社会学知识,罪犯、小偷及一切普通行动者也都可以应用社会学知识。
尽管作者强调以科学方法理解社会,但他对于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方法论等倾向还是持批判态度。由于伯格本人是奥地利人,又师从在美国任教的德国社会学家梅耶尔,因而他的思想具有较强的日耳曼色彩。他和韦伯一样,一方面强调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恪守价值中立的准则,另一方面又强调理解的重要性。二人在关注焦点上也很类似,都关注个人的生存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提倡的社会学都是一种命运社会学(sociology of fate)。
各种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社会学的视角与经济学、法律的视角不同,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考察其他学科同样关心的现象,这种独特的方式就是社会的(social)角度,在伯格看来即相互关系的、互动的。这种视角一方面质疑日常世界各种解释的合法性,认为“社会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样子”,因为我们太熟悉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以我们会认为一切“理所当然”,进而对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又预设了一个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意义世界,而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看穿(see through)社会结构外表下的机制,洞察和发现其下的深层含义〔2〕。即,用社会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生活其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我们会获得全新的洞见。这很类似于人类学上的“文化震撼”,只不过没有地理位置上的迁移。
要获得社会学的这种视角就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素养,即作者所谓的社会学意识的四大母题:要有怀疑精神以揭露假象和探寻真相;要用不恭敬的态度审视社会,去发现另一个与“可敬的”社会不同的“可鄙”的社会,并从二者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有中性化的世界观,即要做到价值中立;要具有世界眼光,即思想和行为及视野上的开放性。
社会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虽是一门“科学”,但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境遇,它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之为人有何意义、作为具体社会情境里的人又有何意义。因而从本质上说社会学不是实证科学,而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社会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也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学的贡献就在于实现人们心灵的文明开化,确立人的主体性。
二、人文主义的现代性诊断:社会控制与自我控制
社会学的视角可以发现社会的奥秘,那么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可以诊断出何种现代性问题?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奥秘是什么呢?与福柯的“规训社会”相似〔3〕,伯格指出:“社会看起来就像一座庞大的监狱。”在这个类似监狱的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制度及社会情境的约束和制约,每个人都不得不在他人绘制的地图上定位自己。
社会控制体系就像一个“差序格局”:最外层是政治和法律体制,往里一层是道德、风俗及礼仪等矫正机构,再往里一层则是职业系统,最里边一层是初级群体和私人生活圈子,而个人处于社会控制体系的中心。外层比内层的规范性要相对正式,但并不是说最里边一层的私人生活圈子不重要,家庭是一座避风港,但亲密关系一旦瓦解,将导致失去自我的风险。
在社会阶级体系中,流动性很大,一个人只要努力似乎就有可能获得象征高地位的符号。但是阶级地位的生产虽然产生某种机遇和可能性,但同时也给攀爬者(social clamber)以巨大的压力,他需要不断改变过去的生活情境以适应所谓的高地位的生活情境。但是在特定阶级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持续性的人格,又怎么可能轻易地改变?更何况在种族和肤色等方面,一个人一出生就终生难以改变,而这些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的标准。
制度也是对人的一种调控机制,就像本能引导动物的行为一样,制度疏导人的行为。更甚的是制度不仅控制行为,而且一切制度结构都必然依赖欺骗,社会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自欺的成分。制度使人选择社会预定的程序化的模式,而阻止了其他各种选择,人往往把制度允许的选择当做必然的和唯一的选择。事实上我们受到了欺骗,很多选择都被制度遮蔽了。
托马斯提出“情境定义”的概念,意指现实是人的主观定义〔4〕。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不得不生活在被他人定义的情境中,而且我们所处的情境不仅受到当代人的定义,而且还受到早已作古的人的定义,甚至有时“逝者比生者还强大”。
“监狱”不仅有专门的监控体系规范囚徒的行为,而且有更甚的意识形态控制人的思想和价值。每一种监控体系都内含一个产生身份的设施,每一个身份和角色都内化为个体的行为和思想。最可怕的不是被压迫、被控制,而是我们甘愿被压迫、被控制。某种意义上,人之所以为“囚徒”,社会之所以为“监狱”是人和社会合谋的结果。社会学上的角色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参照群体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
角色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就是多数人一致的情景定义,当定义不同时则会导致冲突和矛盾。情景定义实际上是某种角色对典型情境的典型反应,而角色不仅包含某种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共生的情感与态度。米德详细分析了角色和身份的获得过程,即社会化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化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的生成过程,另一个是社会的发现过程,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角色理论,我们看到个人不得不接受他人和前人的情境定义,更重要的是个人把社会的角色期待内化为自我人格。
角色理论的目的是为个体定位,而知识社会学则是为思想定位。源于谢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简单思路就是从思想到思想家再到思想家所处的情境。通过知识社会学,我们会发现像角色和身份一样,人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都是社会决定的。
参照群体理论为角色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整合提供了一条相对简单的途径。当人们以他群为参照群体的时候,就会以该群体中成员的行为和价值为参照并与自我进行对比。每个角色和群体都有各自的“理所当然”的“知识”,而每个人都有群体归属的心理。当人们脱离或进入某个群体或角色的时候,同时也就离开或进入一个生活世界,伴随的是意义和价值的转变。
由此可见,个人不但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制度及社会情境的外在控制和“监视”,而且还受到角色、身份和世界观的内在约束。而这些角色、身份和世界观一方面是社会化到个体身上的,另一方面个体已经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无意识地视之为自己的真实意识。所以社会结构同时成为我们的意识结构,我们“囚徒”的处境是个人和社会合谋的结果。
三、人文主义的现代性治疗:通向自由之路
人置身于社会中就意味着处于许多力量的控制和约束之下,这似乎带有社会决定论的色彩。但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关系是个人和社会是相互界定的,不仅是社会界定个人,而且个人也在界定社会。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出发,个人和社会都需要意义的界定,因而社会控制尽管是严密的,但也绝不是完美的,也是会出错的。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真正意义就是追求自由,他的一生就是“越狱”人生。人们应对社会控制的具体措施或逃生隧道主要有变革、超然和利用三种方式。
变革即以激进的方式重新界定关于人的存在的预设,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认为社会结构建筑在人们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之上,并靠人们的意义得到维持。当有人的意义解释与以传统为基础的普遍意义不同时,尤其是当具有异议的个人又具有克里斯马权威时,就可能会围绕他形成一个圈子对传统的意义产生挑战。克里斯马权威提供了突出“理所当然”的社会的可能。变革之后开始的却将是常规化,就像一句名言所说“先知的后继者是教皇,革命者的后继者是行政官员”。另外,变革都是先内后外的,即内心变革走在社会变革之前。一切革命都是从意识革命开始的,因而可以说,内心变革就是自由。
第二种“越狱”的方式是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最早源于中国的老子和希腊的斯多葛派。他们不再关心世俗事务,已经达到“自我流放的境界”,生活在以思想或宗教为基础之上的“精神城堡”或“世外桃源”之中。采取这种方式的“越狱者”所具有的叛逆性相对较小,而且一般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亚社会”、“亚文化”或“亚世界”和“反社会”也可能由此产生,它们都建立在偏离社会普遍意义基础上,好像是社会这个汪洋大海里的孤岛。而且,现代都市社会的越来越高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对这些地下世界的构建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种“越狱”方式是利用社会的“游戏规则”,用正常运转之外的方式去巧妙利用社会制度(work the system)。戈夫曼和马基雅维利为这种策略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戈夫曼分析了“囚徒”(inmates)世界(包括精神病院、监狱等压迫机构),说明人都有聪明的办法绕开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5〕。戈夫曼的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指人们扮演的角色和内心之间的不一致,外在角色和内在意识有一定距离。角色距离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规范,而不再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从而进入游离(ecstasy)的境界。清醒的意识促使人们游离出理所当然的世界,从而以角色距离的方式从容地应付理所当然的世界。〔6〕
像戈夫曼一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对社会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也能找到巧妙利用社会制度的方式。江湖郎中、诈骗者等人往往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代表,他们因为能够给人们以摆脱社会决定论的宽慰而得到人们的同情。也许会有人对江湖郎中嗤之以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使那些拥有令人尊敬角色的人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段和那些冒充他们的骗子没有多少差别。社会似乎就是一场骗局,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只是骗术不同而已。
从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知识社会学等出发,我们看到了“越狱”的可能。尽管在社会学内不乏人性因素,但仅凭社会学,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越出社会这座监狱的。我们需要求助于哲学以步出狭窄的科学框架,因此伯格借用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自欺”概念和海德格尔的“人”的概念,以寻求“自由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答案。萨特所谓的“自欺”(bad faith)就是指把自愿行为解释为必须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客观原因,而不是自我的选择。尽管自欺的本质就是逃离选择的痛苦(agony of choice)、逃离自由,但它也告诉了我们自由的可能性。对自欺概念的社会学审视,会使我们发现欺骗与自欺是社会现实里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里固有的必然现象。社会角色本身作为一种自欺设备,凡是按照角色期待行动的人,似乎都是“别无选择的”,但实际上都是在自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角色和角色行为,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角色期待行事。同样的社会情境既可能是自欺的陷阱也可能是自由的时机。
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谓的“人”的概念泛指人的模糊概括意义,它指一切人,以致它又不具体指任何人。这个概念与米德的“泛化他人”有些相似,与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相联系。简单地说,本真就是指自我的个性,而非本真指失去自我的个性。比如死亡时人们常以“我们终有一死”劝慰临死者,在这里,通过去除本真状态下的人的个性,而以泛化的我们(即海德格尔的“人”)来消除临死者的恐惧。海德格尔的“人”的概念使个体把在本真状态下由生存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封闭起来,使我们生活在非本真状态的想象之中。存在于我们想象之中的非本真状态就是所谓的“理所当然”的现实,但这个现实是非常不牢靠的,姓名、职业、妻子等等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所以,我们只有步出理所当然的常规,才能直面个人的境遇,而不必诉诸神秘化的骗人把戏。
四、人文主义的启示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7〕但这三种模式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三种不同的思维倾向。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在西方有悠久的传统,并曾经在思想史中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对科学和技术的强调甚于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于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性的弊端开始日益突显出来,一些当代或后现代理论家们开始不断从人文主义传统中汲取营养,以此对现代性展开颠覆性的批判和反思。
当然,人文主义的批判并非否定一切辉煌的成就,也并非仅仅解构所有具有社会约制性的制度和等级、推崇彻底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其批判性反思以获得更为清醒的认识。社会必须依赖于各种制度才能运行,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各种制度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根本,制度服务于人,而非仅仅约束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文主义才更为关注制度对人的压制,尤其是最初设定为增强社会团结和效益的制度,最后却脱离了人的控制,成为控制人的机器,人却沦为奴隶。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属于“后发外生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也开始显现出许多弊端,而且比西方更复杂,兼具早期和晚期现代性(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性质和问题。具体则表现为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农民工问题、劳工权益保护问题、医疗改革、教育不公等等。无论是出于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立场,还是图求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发展,都不能仅仅依靠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模式,也需要人文主义视角的反思和透视。而伯格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则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
〔2〕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
〔4〕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5〕Erving Goffman:《Asylums》,Anchor Books,1990。
〔6〕戈夫曼:《相互接触》,华夏出版社。
〔7〕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上海三联书店,200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