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现状研究
[摘 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公平 效率 政策建议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着中外记者的面逐一公布中国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时隔十余年后，官方再次公布这项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指标。昨日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2008年达到0 .491的峰值，近年来有所回落，但居民收入差距整体较高的现实已引起官方的注意。马建堂坦言，“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一）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
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2006年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48左右浮动。
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
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2004年略有下降,.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63元，同比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187元，实际增长14.3%。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 2011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一至三季度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73:1,2.99:1和2.77:1，是2002年以来首次回落到“3”以内。
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 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 191元)，其次是上海(31 940元),分别是江西13 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 659元的2.18和2.04倍。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 309元和3 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最高的上海8 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 877元之比为1∶0.23。
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
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 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 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 611元[2]。
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 405
元,国有经济单位19 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 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 244元。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原因。
第一,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结构多层次性。这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 748多美元已走出低收入国家序列,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落后的甚至相当原始的生产力并存,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如全国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53 583元,最低的贵州5 222元,只有上海的
9.7%[3]。
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这是形成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地要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将发展得更快、更具有成长性。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第三,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这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素质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第四,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对多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和鼓励用合法收入形成的个人财产进行各种方式的实业或金融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个人财产也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用于投资的个人财产也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这将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本人获得收入的多少和机会，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地区可供分配
的收入总量。目前,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从发展趋势看,其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强化，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
第五,发展战略倾斜。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政府的倾斜发展政策,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引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不合理原因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第二，制度不健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第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第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4]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
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经济方面，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5]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
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力报告2011》，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1，第一版。
[2]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李小芳.按贡献分配的实质是按劳分配[J] 社会科学家 2004
[4]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6）.
[5]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J].瞭望, 2008,（2）.
现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现状研究
[摘 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公平 效率 政策建议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着中外记者的面逐一公布中国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时隔十余年后，官方再次公布这项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指标。昨日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2008年达到0 .491的峰值，近年来有所回落，但居民收入差距整体较高的现实已引起官方的注意。马建堂坦言，“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一）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
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2006年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48左右浮动。
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
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2004年略有下降,.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63元，同比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187元，实际增长14.3%。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 2011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一至三季度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73:1,2.99:1和2.77:1，是2002年以来首次回落到“3”以内。
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 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 191元)，其次是上海(31 940元),分别是江西13 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 659元的2.18和2.04倍。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 309元和3 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最高的上海8 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 877元之比为1∶0.23。
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
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 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 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 611元[2]。
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 405
元,国有经济单位19 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 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 244元。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原因。
第一,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结构多层次性。这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 748多美元已走出低收入国家序列,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落后的甚至相当原始的生产力并存,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如全国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53 583元,最低的贵州5 222元,只有上海的
9.7%[3]。
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这是形成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地要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将发展得更快、更具有成长性。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第三,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这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素质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第四,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对多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和鼓励用合法收入形成的个人财产进行各种方式的实业或金融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个人财产也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用于投资的个人财产也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这将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本人获得收入的多少和机会，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地区可供分配
的收入总量。目前,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从发展趋势看,其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强化，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
第五,发展战略倾斜。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政府的倾斜发展政策,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引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不合理原因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第二，制度不健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第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第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4]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
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经济方面，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5]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
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力报告2011》，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1，第一版。
[2]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李小芳.按贡献分配的实质是按劳分配[J] 社会科学家 2004
[4]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6）.
[5]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J].瞭望, 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