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页图）在深圳打工的年轻诗人许立志，在艰辛的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诗歌创作。2014年9月30日下午，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一跃而下，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左）本职为巷道爆破工的诗人陈年喜。他说，下班了以后有的夜特别长，特别寂寞，就写诗。纸也是时有时无，就在炸药箱或说明书的空白处写，慢慢坚持，后来就形成了习惯。
（中）矿工诗人老井。长期在井下工作少与人交流，枯燥、黑暗的工作环境成了老井最佳的诗歌创作空间。
（右）在异乡打工的乌鸟鸟。2014年10月，乌鸟鸟的《狂想》系列诗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等奖。这些诗大部分完成于广东佛山一家企业的流水线旁。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站在聚光灯下，彝族诗人吉克阿优，缓缓朗诵出这首诗歌《迟到》。
他面色黝黑、眼睛深邃。一顶有英雄结的彩帽、一条白色羊毛披肩，他特意选择了这身彝族服饰，“我始终努力用彝人的思维衡量社会留给我们的生存空间，站在底层的角度挖掘彝人打工者内心深处的痛感”。
建筑工、爆破工、酿酒工、煤矿工、锅炉工、服装厂女工……2015年2月2日晚，包括吉克阿优在内，18名工人在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与了一场特殊的诗歌朗诵会。在强烈的照明灯下，所有人眼里闪着亮亮的泪光。
“过往30多年，产业工人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声音长期消隐。这些背对着我们的人，他们是有感情的、有灵魂的，他们对这个时代是有诉求、有感恩、有愤怒的。”朗诵会的总策划之一、诗评人秦晓宇说。
他推测，在3.1亿中国工人中，目前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由他编纂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即将出版;今年6月，一部讲述中国当代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将问世。
5月23日，另一场诗歌朗诵会将在天津大剧院举行。吉克阿优，以及更多默默无名的打工诗人们，会走上前台。
流水线的“诗意”
阿优曾在一家羽绒服厂做了三年充绒工。一间两三平方米的玻璃房里，一台充绒机、满屋的鸭毛。他穿着防静电衣裤，戴着网布头罩和口罩，但无济于事，鸭毛还是沾了满头满脸。时间一长，他被工友戏称为“鸭头”。
充绒间的门一关，便是他的天下。他把啤酒藏在鸭毛下，写在裁剪板上的诗也藏在鸭毛下。每次做完一件衣服向前一扔，旁边的鸭毛猛地飘起，但没有风，最终还是缓缓落在地面。有一天上班，他看见一片鸭毛吸在窗户玻璃上，用手拿，怎么也拿不下来。等到开了窗，微风一起，鸭毛便晃晃悠悠地飞走了。
“鸭毛跟我们多像――鸭毛是一格格充进衣服的，我们是一间间被关在工厂里的。”阿优想起了自己的命运，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可得的梦想。于是，他写下《鸭绒的梦》，“流水线缝制衣片/一件件衣服都是鸭绒的坟墓/把它活埋，没有碑文。”
阿优在流水线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厂里“打毛”。之前他不明白，衣服上怎么会有毛呢？他的工作其实很简单，用胶布粘掉那些吸附在衣服上的线头。衣服放在桌子上，一只手理顺，一只手拿胶布。正面几下，反面几下。结束。
那是2007年，阿优还是一家民办的川西工业学校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毕业实习时，他和同学们被送到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林埭镇的一家服装厂打工。他起初以为，自己是坐办公室的，不料却被投入流水线中。
每天晚上，他累得站在厕所小便都能睡着。镇上到处都是公话超市，老家的家中却没有电话。一想家，他就在出租房里吹笛子。可有一晚，有人报了警。从此，他再不敢吹笛子、唱山歌。累了、饿了，就大哭一场。
时至今日，他在一条又一条流水线旁徘徊。熨西装领，将西装领的正中点定好，踩下机器，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装衣服袋，每个指头粘一条胶带，唰唰唰，将塑料袋封好。衣服封箱，压紧一摞摞的成衣，要在高压机片下来前及时将手抽出，不然，手掌会一起被压得扁平。
他用诗记录下这些毫无诗意的生活。“上厕所、换纸巾、喝水、吃药……都是偷懒，罚10元/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是上班时间/听音乐、说说话、机器故障，都是怠工，罚20元/ 罚、罚、罚……罚、罚、罚。”阿优在一首无题诗中这样记录。 湖北女诗人刘丽华。图/受访者提
他写《工厂的蚊子》，“细而尖的长嘴刺破疲倦/瞌睡的手拍不死它的贪婪……隐藏在肮脏的湿地/中伤夏蝉的思想，涂鸦彝人的纯真”。“其实蚊子象征领导，被蚊子叮到的时候就是被领导骂了。”阿优黝黑的脸上荡开笑容。
工业世界里的流水线作业，将生产工序分解为单调枯燥的细小部分，简化为缺少技术含量、依靠肌肉重复收缩的种种动作。流水线奴役着工人，侵蚀他们的语言，吞噬他们的个人尊严。
90后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写他眼中的流水线：“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这首诗名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在深圳富士康公司跳楼身亡。 “车间听到的永远只有机器轰鸣声。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只有工种、工号，或是地域省区，他们被严格规定的数字及纪律削去了个体的特征和声音，埋在机器和货物当中，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刘丽华一进车间就有压抑感。她很想找别人聊聊天、说说话，但所有人都被机器追赶着、无暇顾及。
刘丽华，笔名“寂之水”，湖北阳新人，一位80后女诗人。2014年，因长诗《审判》，获得“安子・2014年中国十佳打工诗人”称号――这是一个由打工者自己设立的民间奖项。
2003年，刘丽华第一次来到广东潮州，在一家电池厂做包板工。天气炎热，但工作时必须戴上帽子、手套、袖套和厚口罩。手套还得戴两双，一双塑料的，一双棉布的。四人一个小组，两三分钟内，完成6块电池的组装。
她以诗为志，记录着工厂里发生的种种：“包板工J晕倒在机台上/焊接手L的手被烫伤/汗水混着暗红色的铅粉、尘埃/像一条条细小的蚯蚓爬在他们脸上/爬进呼吸的更深处/无论发生什么，第二天他们总会回到机台上/回到白炽灯下的屈从里……”
身体动作极其单调，思维却极度活跃――工人诗人们处于巨大的撕裂与反差中。纪录片导演吴飞跃因而发现，诗人们在现实与诗歌里往往截然不同，“（他们在）诗歌世界无比自由，现实性格却往往木讷、不善表达”。
“只有诗歌才不会辜负我们”
“它们显得格格不入/落后，土里土气/被抛置在那片辉煌之外/隐遁在那片霓虹灯的影子里……城市的夜空不再需要星星来照亮/城市的星星只有流浪，流浪……”这首《城市的星星》，是刘丽华最早的作品之一。
那时，她正在流浪。初中毕业后，她没能考上高中，被带到武汉一个亲戚开的文印店打杂。她性格木讷，不久被劝退回家。拎着一只包，她离开文印店，无路可去，只好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里游荡着。
一位老工程师在湖边遇到她，愿意聘她做保姆，将她带回了家。老人的家里铺了地板砖，有电脑电视，还有一架钢琴。这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装饰，极大地震撼了她，“简直就像皇宫一样”。
她出生在一个渔民的家里。家境贫寒，常吃的是红薯和土豆。最喜欢的衣服，是湖边发洪水时，扶贫救灾队伍发的棉布外套。她曾在一家餐馆洗碗，一个月一百五十块钱。没时间吃早饭，就拿顾客吃剩的包子塞进嘴里。早餐的辣油在手上糊了厚厚的一层，不得不浸在水池里缓解疼痛。
有一天，一位男同学拐到餐馆后面上厕所，看见了穿着白色围裙、一身湿透的她。这位初中时的好友很惊讶，确认是她后，两人尴尬得再无交谈。男同学考上了高中，她却在和辣油、猪肠子斗争。
那时，她最喜欢的书是路遥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写一位农村贫困子弟战胜饥饿、完成学业的故事。可惜，没考上高中，她不得找寻另外的出路。
走出大凉山后，吉克阿优先后辗转浙江嘉兴、广东深圳、北京、山东莱芜等多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彝族人开始往山东、广东等地打工。一位在山东砖厂的兄弟，过年将2万块钱撒在大簸箕里，满满一筐，拿出来给大家看。他将砖厂吹嘘得如天堂般美好――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小孩能干，妇女带着小孩也能干。 左：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图/大象微纪
右：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图/大象微纪2月2日，18名工人在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加诗歌朗诵会。图/大象微纪录
阿优听了心动，跟着去了山东。他第一次看见露天砖厂。一台筛机一直在工作，第一眼却看不见操作它的工人。他正疑惑着，发现筛机下一个泥土颜色的人影。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只露出眼睛。受刺激的眼睛不停淌着泪，工人用舌头一直舔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今却像雕塑一样，只看得见嘴巴和两条泪痕”，阿优震惊了。
切砖机由十几岁的孩童操控，脚踩、手拉、推板，钢丝断裂时，小石子飞溅。一位父亲抱住女儿，单手开着拖拉机拉砖板，换档时就顾不上方向盘。押上两条生命，每趟赚五角钱。无暇分身的母亲们，将小孩儿放在地上一字排开地睡着。有车开过来，没看见孩子身上盖着的衣服，径直轧过去……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要把自己看到的、同胞遭受的苦难写下来。要以一首首诗歌记录我们身上被掠夺而去的青春与生命，留作我们为大城市建设中流下血泪的铁证史记。”阿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可他没敢留在山东。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成诗歌《山东的黑砖窑》。
打工的彝人大多文化程度低，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只能抱团取暖。同一个工厂里，几十几百号彝族人往往是由同一个人介绍进厂的，这名介绍者便成了带班、工头，拿着两份报酬――工厂招工奖励和打工彝人身上的回扣。
这位工头，在村寨里叫阿优是“亲戚”，到了西昌就是“老乡”，到了昆明成了“朋友”，到了广东就称民工了。发工资了，工头拿走他4成“介绍费”、外加一成“管理费”。
一位彝族同乡工伤去世，工头出面解决，获赔了一条黄牛和一百斤酒。
阿优愤懑不平，却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维护权益。只能将这情绪诉诸笔端，成为一篇《写给丧尽天良的彝族带班人》。诗中，他形容工头为吸血鬼，“未曾剪去的野心，飘落异乡/荒乱的村庄、肮脏的土地上/疯狂滋长，压迫奴役/黑色皮肤的虎群。”
“每个打工者写诗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只有诗歌才不会辜负我们。”阿优说。在经历诸多欺骗、隐瞒、坎坷之后，不满、抱怨、憎恨，常常在打工诗人们的笔下不加节制、喷涌而出。
纪录片导演吴飞跃本来希望，多表现一些他们色彩斑斓的生命，不必如此沉重压抑。拍摄结束后，他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预设是不成立的，“几乎每个人都自觉地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可能会有一些色彩，但底色最重的，还是黑色、灰色。”
故乡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2014年11月，阿优第一次从浙江回到四川老家过年。彝族新年大多在农历十月，庄稼收割完毕时。因为时间与汉族新年不同，每年底又是工厂最忙的时候，他很少能得到假期。
老家还是他离去时的样子。木板夯土的墙，被烟熏黑的大门。三块锅庄石，围绕着一个火塘。放餐具的柜子里，只有两个彩色漆线的木斗、被火烫变了形的塑料碗。木床上，是一床破烂的被子和一件羊皮毡。
阿优呆不住了。火塘把整个家熏得黑黑的，被子也不例外。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家里有点脏。父亲给他端来一盆汤、一盆肥肉，餐具是一个汤勺，没有筷子。“这么肥的肉，怎么吃得下去呢？”离家多年，他的口味也在变化。
坐在火塘边，父亲告诉他，自己把黑头巾缠好了，等他去世了就给他戴上。阿优不会缠复杂的头巾，也不会吹彝族口弦了。说彝语时，时不时带出一点汉语普通话。
“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有人会缠头巾了。”父亲抽了一口旱烟。阿优坐在一旁，默默不语。
“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阿优写成《彝年》――像阿优一样离开家乡的彝族青年越来越多，以致于彝族新年举行的反诅咒仪式上，走的走、散的散，一家人怎么也凑不齐。一个解决办法是，谁不在，就放一件他的衣服替代。
彝族是阿优的精神故乡，也是他的诗歌源流。其实，彝人天生有诗性的思维，在婚丧嫁娶等场合，常以五言或七言体的口语诗歌传情达意。在家乡时，阿优就以口才好闻名乡里。如果一个姑娘在篝火舞会上坐着不动，阿优会调侃她，“像锅庄石一样，坐着就生了根，看不到花开，春天怎么来？”
在彝族民间，青蛙是智者的象征，救过人类，自己却喝了一种药水成了哑巴。阿优去了城市，写下《我是一只失语的青蛙》。彝族崇尚黑色，阿优写下黑蚂蚁的意象，“第一个蚂蚁发现了点什么，然后呼朋引伴地把其他蚂蚁叫出来――这就是我们。”
如今，阿优称自己为彝不彝、汉不汉的“后天文化杂种”。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多知道一些，但儿子出生在平湖，每次过年回四川就吃不下饭，嚷嚷着要回家。
“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在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四川诗人唐以洪读出《退着回到故乡》。迫于生计远离的故土，是所有打工诗人心中最甜蜜、最温情、最沧桑、最心酸的所在。
对刘丽华来说，她的故乡已然不复旧日模样。她成长在湖北农村一处湖边，自小跟着父亲打渔，“凌晨一点多起床，江面黑漆漆的，只有星空下的渔火点点，特别美丽”。有时候，父亲还会把鱼切成鱼片，放进棉布裹成腰带，特意带回来给她吃。
然而，当她出走成为打工者后，这片湖被卖给一个大型企业开发，父亲也从自给自足的劳动者变成了从事苦役的渔业工人。父亲也离开了家乡，湖北、江西，四处捕鱼。更让刘丽华忧心的是女儿，“她属于没有故乡的一代人”。女儿出生在广东，2岁时随她辗转江西，4岁时来到浙江。有人问她，你是哪里人？女儿吱吱唔唔，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她写下《村子空了》，纪念那回不去的故乡：“一个转身、回眸/村子就空了/村子里的风总是很大/在空地上翻滚嚎叫/像一个疼痛的人/不能停止的呻吟”。
毫无诗意的生活
生而贫穷，是刘丽华需要面对的命运。上技校时，她一个月花不到50块钱。平时用酒精炉煮面条，时间长了嘴巴淡得没了味;想吃饭了，就出7角5分钱，和另一位女生合买一个素菜，红萝卜、绿豆芽或包菜。
直到现在，她还不习惯走进那些奢侈的商场。
如今，她和丈夫、女儿住在浙江长兴一家企业的家属宿舍里。一室一卫一厨，铺着她曾梦想过的地板砖，电脑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都有。靠着丈夫的收入，一家人衣食无忧。她已经逃离了童年那般的困窘，却让她更揪心：父母仍在贫苦中挣扎。
她曾去过父亲离家打渔的地方。一间小平房，木板和砖头砌成床。灶里的馒头发了霉，苍蝇飞来飞去，父亲却毫不在意，随意拿了一个咬进嘴里。在工地，一枚铁钉穿透了父亲的脚掌，父亲用满是灰尘的手拔出了那枚铁钉，却舍不得花钱打针。
这些故事，她都写进《审判》里，“生活这枚坚硬的核/它选中了父亲的脚掌”。
她常常觉得这是自己的错。没有能力，不能多帮助父母一点儿。然而，技校学历、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工厂经验，眼下她只能顾及自己。
诗歌发表的第一笔稿费，是10块钱。她用来买了菜。慢慢稿费多了一点，30、40块钱。经济窘迫时，她偶尔会对自己的诗作发脾气，“写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只是安慰自己，安慰不了一点人间的苦难！”
说这话时，她的神情有些决绝，有些悲伤。
与现实狠狠遭遇的工人诗人们，往往非常清楚：没有诗歌，这个世界将照样运转。诗歌是精神生活的奢侈品，而非物质世界的必需――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诗人们的语言。
阿优第一篇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打工诗人》杂志上。他欣喜若狂地拿给工友们看，老板不太高兴，告诉他，“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阿优问他，你懂不懂诗？
另一位打工诗人乌鸟鸟，曾揣着稿纸去人才市场应聘。他戴着黑框眼镜，背着双肩包，告诉雇主们，自己想申请的职位是：叉车司机和内刊编辑。他甚至向对方念起诗作：“母袋鼠赶紧将后代/搂于怀中……”一位穿着白色衬衣的中年男人压根没耐心听完：“我这里不需要写诗的！我是搞物流的，我是赚钱的！”
90后的许立志最终选择跳楼，逃离这个他无法甩脱的残酷现实。
“做一个诗人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内心。”吴飞跃导演感慨道。他曾跟拍一位去网吧写诗的诗人郭金牛。有人经过，问他是老板吗？吴飞跃回答，这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出版。那人完全不感兴趣，笑笑就走了。
阿优对这样的处境不以为意。诗歌已经给了他很多，“只有在诗里，我才活得人模人样。”
贫穷与伤害，在他身上烙下自卑的印迹，如影随形。打工时，他很少与陌生人搭话。因为没有暂住证，有一段时间，他像躲猫的老鼠一样昼伏夜出，担心走到哪里都被逮去审问，“好像我的脸上烙上坏人的识别码一样”。
然而，从2012年发表第一首诗作起，他的人生有了些许变化。他成为平湖市林埭镇的文联会员，也是平湖市新居民文艺团文学组组员。因为要见市领导，他从地摊上花了10块钱买了件西服，之前他因穿着而被拦在一些高楼的门外。
世面见多了，他发现自己仍然处于社会底层。他仍然在一家服装厂，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为了挣到150块钱。一家人租住在镇子边缘的一间平房里，十多平方米，每月房租110块。
“不过，已经没有什么比童年生活更糟糕的了。”阿优告诉自己，他仍是一个幸运儿。
不论是他，还是刘丽华，打工诗人们仍在写作――写他们的失意，写这个撕裂的时代下，毫无诗意的人生。
（左页图）在深圳打工的年轻诗人许立志，在艰辛的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诗歌创作。2014年9月30日下午，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一跃而下，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左）本职为巷道爆破工的诗人陈年喜。他说，下班了以后有的夜特别长，特别寂寞，就写诗。纸也是时有时无，就在炸药箱或说明书的空白处写，慢慢坚持，后来就形成了习惯。
（中）矿工诗人老井。长期在井下工作少与人交流，枯燥、黑暗的工作环境成了老井最佳的诗歌创作空间。
（右）在异乡打工的乌鸟鸟。2014年10月，乌鸟鸟的《狂想》系列诗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等奖。这些诗大部分完成于广东佛山一家企业的流水线旁。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站在聚光灯下，彝族诗人吉克阿优，缓缓朗诵出这首诗歌《迟到》。
他面色黝黑、眼睛深邃。一顶有英雄结的彩帽、一条白色羊毛披肩，他特意选择了这身彝族服饰，“我始终努力用彝人的思维衡量社会留给我们的生存空间，站在底层的角度挖掘彝人打工者内心深处的痛感”。
建筑工、爆破工、酿酒工、煤矿工、锅炉工、服装厂女工……2015年2月2日晚，包括吉克阿优在内，18名工人在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与了一场特殊的诗歌朗诵会。在强烈的照明灯下，所有人眼里闪着亮亮的泪光。
“过往30多年，产业工人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声音长期消隐。这些背对着我们的人，他们是有感情的、有灵魂的，他们对这个时代是有诉求、有感恩、有愤怒的。”朗诵会的总策划之一、诗评人秦晓宇说。
他推测，在3.1亿中国工人中，目前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由他编纂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即将出版;今年6月，一部讲述中国当代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将问世。
5月23日，另一场诗歌朗诵会将在天津大剧院举行。吉克阿优，以及更多默默无名的打工诗人们，会走上前台。
流水线的“诗意”
阿优曾在一家羽绒服厂做了三年充绒工。一间两三平方米的玻璃房里，一台充绒机、满屋的鸭毛。他穿着防静电衣裤，戴着网布头罩和口罩，但无济于事，鸭毛还是沾了满头满脸。时间一长，他被工友戏称为“鸭头”。
充绒间的门一关，便是他的天下。他把啤酒藏在鸭毛下，写在裁剪板上的诗也藏在鸭毛下。每次做完一件衣服向前一扔，旁边的鸭毛猛地飘起，但没有风，最终还是缓缓落在地面。有一天上班，他看见一片鸭毛吸在窗户玻璃上，用手拿，怎么也拿不下来。等到开了窗，微风一起，鸭毛便晃晃悠悠地飞走了。
“鸭毛跟我们多像――鸭毛是一格格充进衣服的，我们是一间间被关在工厂里的。”阿优想起了自己的命运，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可得的梦想。于是，他写下《鸭绒的梦》，“流水线缝制衣片/一件件衣服都是鸭绒的坟墓/把它活埋，没有碑文。”
阿优在流水线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厂里“打毛”。之前他不明白，衣服上怎么会有毛呢？他的工作其实很简单，用胶布粘掉那些吸附在衣服上的线头。衣服放在桌子上，一只手理顺，一只手拿胶布。正面几下，反面几下。结束。
那是2007年，阿优还是一家民办的川西工业学校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毕业实习时，他和同学们被送到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林埭镇的一家服装厂打工。他起初以为，自己是坐办公室的，不料却被投入流水线中。
每天晚上，他累得站在厕所小便都能睡着。镇上到处都是公话超市，老家的家中却没有电话。一想家，他就在出租房里吹笛子。可有一晚，有人报了警。从此，他再不敢吹笛子、唱山歌。累了、饿了，就大哭一场。
时至今日，他在一条又一条流水线旁徘徊。熨西装领，将西装领的正中点定好，踩下机器，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装衣服袋，每个指头粘一条胶带，唰唰唰，将塑料袋封好。衣服封箱，压紧一摞摞的成衣，要在高压机片下来前及时将手抽出，不然，手掌会一起被压得扁平。
他用诗记录下这些毫无诗意的生活。“上厕所、换纸巾、喝水、吃药……都是偷懒，罚10元/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是上班时间/听音乐、说说话、机器故障，都是怠工，罚20元/ 罚、罚、罚……罚、罚、罚。”阿优在一首无题诗中这样记录。 湖北女诗人刘丽华。图/受访者提
他写《工厂的蚊子》，“细而尖的长嘴刺破疲倦/瞌睡的手拍不死它的贪婪……隐藏在肮脏的湿地/中伤夏蝉的思想，涂鸦彝人的纯真”。“其实蚊子象征领导，被蚊子叮到的时候就是被领导骂了。”阿优黝黑的脸上荡开笑容。
工业世界里的流水线作业，将生产工序分解为单调枯燥的细小部分，简化为缺少技术含量、依靠肌肉重复收缩的种种动作。流水线奴役着工人，侵蚀他们的语言，吞噬他们的个人尊严。
90后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写他眼中的流水线：“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这首诗名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在深圳富士康公司跳楼身亡。 “车间听到的永远只有机器轰鸣声。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只有工种、工号，或是地域省区，他们被严格规定的数字及纪律削去了个体的特征和声音，埋在机器和货物当中，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刘丽华一进车间就有压抑感。她很想找别人聊聊天、说说话，但所有人都被机器追赶着、无暇顾及。
刘丽华，笔名“寂之水”，湖北阳新人，一位80后女诗人。2014年，因长诗《审判》，获得“安子・2014年中国十佳打工诗人”称号――这是一个由打工者自己设立的民间奖项。
2003年，刘丽华第一次来到广东潮州，在一家电池厂做包板工。天气炎热，但工作时必须戴上帽子、手套、袖套和厚口罩。手套还得戴两双，一双塑料的，一双棉布的。四人一个小组，两三分钟内，完成6块电池的组装。
她以诗为志，记录着工厂里发生的种种：“包板工J晕倒在机台上/焊接手L的手被烫伤/汗水混着暗红色的铅粉、尘埃/像一条条细小的蚯蚓爬在他们脸上/爬进呼吸的更深处/无论发生什么，第二天他们总会回到机台上/回到白炽灯下的屈从里……”
身体动作极其单调，思维却极度活跃――工人诗人们处于巨大的撕裂与反差中。纪录片导演吴飞跃因而发现，诗人们在现实与诗歌里往往截然不同，“（他们在）诗歌世界无比自由，现实性格却往往木讷、不善表达”。
“只有诗歌才不会辜负我们”
“它们显得格格不入/落后，土里土气/被抛置在那片辉煌之外/隐遁在那片霓虹灯的影子里……城市的夜空不再需要星星来照亮/城市的星星只有流浪，流浪……”这首《城市的星星》，是刘丽华最早的作品之一。
那时，她正在流浪。初中毕业后，她没能考上高中，被带到武汉一个亲戚开的文印店打杂。她性格木讷，不久被劝退回家。拎着一只包，她离开文印店，无路可去，只好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里游荡着。
一位老工程师在湖边遇到她，愿意聘她做保姆，将她带回了家。老人的家里铺了地板砖，有电脑电视，还有一架钢琴。这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装饰，极大地震撼了她，“简直就像皇宫一样”。
她出生在一个渔民的家里。家境贫寒，常吃的是红薯和土豆。最喜欢的衣服，是湖边发洪水时，扶贫救灾队伍发的棉布外套。她曾在一家餐馆洗碗，一个月一百五十块钱。没时间吃早饭，就拿顾客吃剩的包子塞进嘴里。早餐的辣油在手上糊了厚厚的一层，不得不浸在水池里缓解疼痛。
有一天，一位男同学拐到餐馆后面上厕所，看见了穿着白色围裙、一身湿透的她。这位初中时的好友很惊讶，确认是她后，两人尴尬得再无交谈。男同学考上了高中，她却在和辣油、猪肠子斗争。
那时，她最喜欢的书是路遥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写一位农村贫困子弟战胜饥饿、完成学业的故事。可惜，没考上高中，她不得找寻另外的出路。
走出大凉山后，吉克阿优先后辗转浙江嘉兴、广东深圳、北京、山东莱芜等多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彝族人开始往山东、广东等地打工。一位在山东砖厂的兄弟，过年将2万块钱撒在大簸箕里，满满一筐，拿出来给大家看。他将砖厂吹嘘得如天堂般美好――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小孩能干，妇女带着小孩也能干。 左：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图/大象微纪
右：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图/大象微纪2月2日，18名工人在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加诗歌朗诵会。图/大象微纪录
阿优听了心动，跟着去了山东。他第一次看见露天砖厂。一台筛机一直在工作，第一眼却看不见操作它的工人。他正疑惑着，发现筛机下一个泥土颜色的人影。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只露出眼睛。受刺激的眼睛不停淌着泪，工人用舌头一直舔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今却像雕塑一样，只看得见嘴巴和两条泪痕”，阿优震惊了。
切砖机由十几岁的孩童操控，脚踩、手拉、推板，钢丝断裂时，小石子飞溅。一位父亲抱住女儿，单手开着拖拉机拉砖板，换档时就顾不上方向盘。押上两条生命，每趟赚五角钱。无暇分身的母亲们，将小孩儿放在地上一字排开地睡着。有车开过来，没看见孩子身上盖着的衣服，径直轧过去……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要把自己看到的、同胞遭受的苦难写下来。要以一首首诗歌记录我们身上被掠夺而去的青春与生命，留作我们为大城市建设中流下血泪的铁证史记。”阿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可他没敢留在山东。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成诗歌《山东的黑砖窑》。
打工的彝人大多文化程度低，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只能抱团取暖。同一个工厂里，几十几百号彝族人往往是由同一个人介绍进厂的，这名介绍者便成了带班、工头，拿着两份报酬――工厂招工奖励和打工彝人身上的回扣。
这位工头，在村寨里叫阿优是“亲戚”，到了西昌就是“老乡”，到了昆明成了“朋友”，到了广东就称民工了。发工资了，工头拿走他4成“介绍费”、外加一成“管理费”。
一位彝族同乡工伤去世，工头出面解决，获赔了一条黄牛和一百斤酒。
阿优愤懑不平，却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维护权益。只能将这情绪诉诸笔端，成为一篇《写给丧尽天良的彝族带班人》。诗中，他形容工头为吸血鬼，“未曾剪去的野心，飘落异乡/荒乱的村庄、肮脏的土地上/疯狂滋长，压迫奴役/黑色皮肤的虎群。”
“每个打工者写诗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只有诗歌才不会辜负我们。”阿优说。在经历诸多欺骗、隐瞒、坎坷之后，不满、抱怨、憎恨，常常在打工诗人们的笔下不加节制、喷涌而出。
纪录片导演吴飞跃本来希望，多表现一些他们色彩斑斓的生命，不必如此沉重压抑。拍摄结束后，他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预设是不成立的，“几乎每个人都自觉地认为，自己生活在底层。可能会有一些色彩，但底色最重的，还是黑色、灰色。”
故乡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2014年11月，阿优第一次从浙江回到四川老家过年。彝族新年大多在农历十月，庄稼收割完毕时。因为时间与汉族新年不同，每年底又是工厂最忙的时候，他很少能得到假期。
老家还是他离去时的样子。木板夯土的墙，被烟熏黑的大门。三块锅庄石，围绕着一个火塘。放餐具的柜子里，只有两个彩色漆线的木斗、被火烫变了形的塑料碗。木床上，是一床破烂的被子和一件羊皮毡。
阿优呆不住了。火塘把整个家熏得黑黑的，被子也不例外。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家里有点脏。父亲给他端来一盆汤、一盆肥肉，餐具是一个汤勺，没有筷子。“这么肥的肉，怎么吃得下去呢？”离家多年，他的口味也在变化。
坐在火塘边，父亲告诉他，自己把黑头巾缠好了，等他去世了就给他戴上。阿优不会缠复杂的头巾，也不会吹彝族口弦了。说彝语时，时不时带出一点汉语普通话。
“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有人会缠头巾了。”父亲抽了一口旱烟。阿优坐在一旁，默默不语。
“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阿优写成《彝年》――像阿优一样离开家乡的彝族青年越来越多，以致于彝族新年举行的反诅咒仪式上，走的走、散的散，一家人怎么也凑不齐。一个解决办法是，谁不在，就放一件他的衣服替代。
彝族是阿优的精神故乡，也是他的诗歌源流。其实，彝人天生有诗性的思维，在婚丧嫁娶等场合，常以五言或七言体的口语诗歌传情达意。在家乡时，阿优就以口才好闻名乡里。如果一个姑娘在篝火舞会上坐着不动，阿优会调侃她，“像锅庄石一样，坐着就生了根，看不到花开，春天怎么来？”
在彝族民间，青蛙是智者的象征，救过人类，自己却喝了一种药水成了哑巴。阿优去了城市，写下《我是一只失语的青蛙》。彝族崇尚黑色，阿优写下黑蚂蚁的意象，“第一个蚂蚁发现了点什么，然后呼朋引伴地把其他蚂蚁叫出来――这就是我们。”
如今，阿优称自己为彝不彝、汉不汉的“后天文化杂种”。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多知道一些，但儿子出生在平湖，每次过年回四川就吃不下饭，嚷嚷着要回家。
“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在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四川诗人唐以洪读出《退着回到故乡》。迫于生计远离的故土，是所有打工诗人心中最甜蜜、最温情、最沧桑、最心酸的所在。
对刘丽华来说，她的故乡已然不复旧日模样。她成长在湖北农村一处湖边，自小跟着父亲打渔，“凌晨一点多起床，江面黑漆漆的，只有星空下的渔火点点，特别美丽”。有时候，父亲还会把鱼切成鱼片，放进棉布裹成腰带，特意带回来给她吃。
然而，当她出走成为打工者后，这片湖被卖给一个大型企业开发，父亲也从自给自足的劳动者变成了从事苦役的渔业工人。父亲也离开了家乡，湖北、江西，四处捕鱼。更让刘丽华忧心的是女儿，“她属于没有故乡的一代人”。女儿出生在广东，2岁时随她辗转江西，4岁时来到浙江。有人问她，你是哪里人？女儿吱吱唔唔，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她写下《村子空了》，纪念那回不去的故乡：“一个转身、回眸/村子就空了/村子里的风总是很大/在空地上翻滚嚎叫/像一个疼痛的人/不能停止的呻吟”。
毫无诗意的生活
生而贫穷，是刘丽华需要面对的命运。上技校时，她一个月花不到50块钱。平时用酒精炉煮面条，时间长了嘴巴淡得没了味;想吃饭了，就出7角5分钱，和另一位女生合买一个素菜，红萝卜、绿豆芽或包菜。
直到现在，她还不习惯走进那些奢侈的商场。
如今，她和丈夫、女儿住在浙江长兴一家企业的家属宿舍里。一室一卫一厨，铺着她曾梦想过的地板砖，电脑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都有。靠着丈夫的收入，一家人衣食无忧。她已经逃离了童年那般的困窘，却让她更揪心：父母仍在贫苦中挣扎。
她曾去过父亲离家打渔的地方。一间小平房，木板和砖头砌成床。灶里的馒头发了霉，苍蝇飞来飞去，父亲却毫不在意，随意拿了一个咬进嘴里。在工地，一枚铁钉穿透了父亲的脚掌，父亲用满是灰尘的手拔出了那枚铁钉，却舍不得花钱打针。
这些故事，她都写进《审判》里，“生活这枚坚硬的核/它选中了父亲的脚掌”。
她常常觉得这是自己的错。没有能力，不能多帮助父母一点儿。然而，技校学历、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工厂经验，眼下她只能顾及自己。
诗歌发表的第一笔稿费，是10块钱。她用来买了菜。慢慢稿费多了一点，30、40块钱。经济窘迫时，她偶尔会对自己的诗作发脾气，“写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只是安慰自己，安慰不了一点人间的苦难！”
说这话时，她的神情有些决绝，有些悲伤。
与现实狠狠遭遇的工人诗人们，往往非常清楚：没有诗歌，这个世界将照样运转。诗歌是精神生活的奢侈品，而非物质世界的必需――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诗人们的语言。
阿优第一篇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打工诗人》杂志上。他欣喜若狂地拿给工友们看，老板不太高兴，告诉他，“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阿优问他，你懂不懂诗？
另一位打工诗人乌鸟鸟，曾揣着稿纸去人才市场应聘。他戴着黑框眼镜，背着双肩包，告诉雇主们，自己想申请的职位是：叉车司机和内刊编辑。他甚至向对方念起诗作：“母袋鼠赶紧将后代/搂于怀中……”一位穿着白色衬衣的中年男人压根没耐心听完：“我这里不需要写诗的！我是搞物流的，我是赚钱的！”
90后的许立志最终选择跳楼，逃离这个他无法甩脱的残酷现实。
“做一个诗人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内心。”吴飞跃导演感慨道。他曾跟拍一位去网吧写诗的诗人郭金牛。有人经过，问他是老板吗？吴飞跃回答，这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出版。那人完全不感兴趣，笑笑就走了。
阿优对这样的处境不以为意。诗歌已经给了他很多，“只有在诗里，我才活得人模人样。”
贫穷与伤害，在他身上烙下自卑的印迹，如影随形。打工时，他很少与陌生人搭话。因为没有暂住证，有一段时间，他像躲猫的老鼠一样昼伏夜出，担心走到哪里都被逮去审问，“好像我的脸上烙上坏人的识别码一样”。
然而，从2012年发表第一首诗作起，他的人生有了些许变化。他成为平湖市林埭镇的文联会员，也是平湖市新居民文艺团文学组组员。因为要见市领导，他从地摊上花了10块钱买了件西服，之前他因穿着而被拦在一些高楼的门外。
世面见多了，他发现自己仍然处于社会底层。他仍然在一家服装厂，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为了挣到150块钱。一家人租住在镇子边缘的一间平房里，十多平方米，每月房租110块。
“不过，已经没有什么比童年生活更糟糕的了。”阿优告诉自己，他仍是一个幸运儿。
不论是他，还是刘丽华，打工诗人们仍在写作――写他们的失意，写这个撕裂的时代下，毫无诗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