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迁
袁北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一、近代武汉社会变迁的背景和环境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任何特定的社会体系一经确立，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结构关系。然而，社会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和外界不断运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可见，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同时也是各种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不仅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而且会受到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变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变迁的启动，往往是从经济的变迁开始的。
１． 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多元结构的产生
历史的变迁是具有延续性的。唐以降，武昌、汉阳就成为历代区域政治中心。明中叶后，汉口从汉阳分化而出，成为著名商业重镇。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汉口单独建制为夏口厅，属汉阳府。此后，武汉三镇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汉口商镇的崛起，带来了人口的剧增。从明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到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之间，汉口镇人口由６９７５人增加到１２９１８３人，增加了１７倍。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农业经济结构变迁，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在城市，工商业城镇兴起，劳动力市场出现，手工业发展，出现新型手工业工场，商业繁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一个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进行转变。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武汉地区的商业繁荣，商贾云集，商业贸易也成为了人们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都与市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日益趋向市场化和商业化，与以往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方式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随着经济变迁的蔓延和扩展，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全部细节亦被影响、被渗透。
２． 政治环境的变化加剧了社会变迁的进程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使得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从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不被动挨打，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开始了。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洋务派兴办了近代工业，创办了近代军队，大量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上海、南京、福州、天津等地相继兴办了一批洋务企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近代企业。１８９８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他的主持下，武汉三镇的洋务运动全面展开，并一跃而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地区之一。
３． 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
西风东渐带来了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冲击和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观念，促进了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中外贸易、城乡贸易日益频繁，不仅是西方商品大量进入国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进入。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关系转移，社会流动加速，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商帮崛起，商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多，不仅促使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形成，而且导致社会价值观念重塑，社会整体趋向商业化，人们的经济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化，大量人口涌流到了武汉，导致武汉地区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由此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二、近代武汉社会生活的变迁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风尚的演变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由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和演进。本文着重探讨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风尚的演变，并由此透视近代武汉社会的变迁。
１． 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① 社会总是以特定的结构形态存在并发展着，社会结构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演化，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周而复始，不断进步和发展。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具有相同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组成相对固定的社会阶层。而社会的变迁，首先表现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发展，作为社会结构基本要素的社会群体结构，在近代武汉社会变迁过程中，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武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而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１）买办资产阶级。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列强深入内地，逐步控制武汉。１８６１年３月，汉口正式开埠。４月，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扎尔到汉口就任，设置领事馆。此后不久，俄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相继来汉通商。清末时，汉口先后建立了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英、美、德、意等１２个国家在武汉建立了领事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意大利、比利时、秘鲁、刚果等１７个国家来汉通商；外国工厂、洋行和银行等遍布武汉三镇，以致“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②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深入，武汉的买办资产阶级也由此产生，并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实力。买办资产阶级产生于帝国主义在武汉建立的洋行、银行和企业中，其收入主要来自于佣金的提取。随着武汉中外贸易的不断在增长，买办资产阶级成为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群体。到辛亥革命之前，武汉已有外国银行１０多家、工厂４０多家、洋行１３０多家，并形成了为数５００多人的买办队伍。③
（２）民族资产阶级。武汉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与沿海地区相比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买办投资办厂；二是商人、地主、官绅投资办厂；三是手工工厂转化为近代工厂；四是官厂商办。到１９０４年底，湖北全省共有民族资本企业２１家，资本总额２００余万元，其中１９家都分布在武汉三镇。④ 随着武汉的开埠和中外商贸的快速发展，武汉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３）近代知识分子。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武汉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封建士人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主要来源于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服务于社会。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开始，湖北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很多又被清政府派遣出国留学。１９０２年，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个书院选派赴日留学生３０多人，后陆续增派，到这年年底，留日学生达百余人。近代知识分子是新式教育体制的产物，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与传统士人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是武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阶层，在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１９０３年，湖北留日学生成立湖北同乡会，同年成立了以汉口人万声扬为总经理的昌明公司，经营书刊，增强海内外文化交流，宣传民主思想。
（４）工人阶级。武汉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吸引西方列强纷纷到武汉兴建工厂的原因之一。１８６３年，俄商在湖北建立砖茶厂。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俄商在武汉建立的四大砖茶厂拥有资金１００万元，雇佣工人数千人。１９０８年，外商在汉设立蛋品制造厂６家，雇佣职工三百多人。１９０８年，在汉口正式投产的英美烟草公司，是当时最大的外资企业，雇佣工人五六千人。在这些工厂中，诞生了武汉的第一批产业工人。随着洋务运动的兴办和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武汉的工人阶级队伍也进一步扩大。辛亥革命前，武汉民族资本主义投资兴办的工厂和企业发展到了１２０多家。其中资本可查的为３０多家，资本总额为１０００多万元，工人达到了８０００多人。尽管武汉产业工人的群体还不够庞大、力量还不够雄厚，但它是新兴生产力的代表。
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体现了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在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阶层的产生、分化和组合，丰富和深化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了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时，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武汉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产生影响和作用，对后者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２． 近代武汉社会风尚的变迁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方式的演变
人类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而前者是基础和前提。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武汉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西方生活走进了近代武汉人的衣食住行及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埠后，汉口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名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武昌和汉阳，在海外还有“东方芝加哥” 的美誉。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着“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壮观景象。《大清一统志》中称汉口是“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颇能反映出当时武汉的发达和繁盛。武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近代化、城市化趋向。在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实现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适当的调适，因此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具体体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经济生活的繁盛、消费方式的变化、娱乐生活的需求等方面。
（１）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追求日趋奢靡，并表现在服饰、饮食、住宅等日常生活当中。在服饰上，追求华丽。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汉口一镇，五方杂处，俱据以贸易为业，故多盛服饰侈饮食”。服饰的变化时常是时代演变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体现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经济实力、心态情趣等。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写道：“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花边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绸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花边繁多的衣服未见得是高档时装，但如果了解了曾国藩对家中妇女的嘱告便是“勿大镶大缘，过于煊烂”时，就不难看出繁琐的花边在当时是时尚和高贵的象征了。在饮食上，讲求奢侈。大盐商巴莲舫举行宴会，以南北风味的高档菜肴遍请高朋好友，并在宴会上请来“京档吴伶”、“老清客”陪酒作乐，一时之盛，无人能及。在住宅上，耗费巨大。汉口富商为了炫耀财富和相互攀比，大兴土木，广建园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豫商所建的“豫成园”，徽商洪旃林所建的“谁园”，苏商包山山所建的“怡园”，其中有著名的“怡园十二景”，被称为“汉上胜地”。富商名绅们还争先恐后地在今花楼街一带，购地建楼，且出手不凡，装饰华美，楼房雕梁画栋，斗拱廊柱镂空花窗，相互攀比着建造和装饰，于是出现了一栋栋的花楼，花楼街也因此而得名。《汉口竹枝词》这样描述道：“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可见其热闹与繁华。
（２）在社会生活方面，传统的社会观念受到冲击，新的近代价值观开始建立。自明清始，汉口就因工商业的日益发达而成为当时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心。当时湖北的许多地方“工商皆自外来”，“工匠无土著”，“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日用所需，惟徽商操其缓急而收其厚利”，“凡开张百货、通盐利者，又皆三吴、徽、歙之人”。随着汉口作为一个新兴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更是吸引了来自来四面八方的大量人口来汉经商，一时间汉口镇人口剧增。据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称：“茶庵直上通石乔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描写的是近代汉口的繁荣景象以及商业发达的状况。当时，各地来汉经商者众多，形成了山西帮、四川帮、湖南帮„„各帮商人的字号，店铺众多。为了加强彼此的联系，增强经济实力，各地客商组建了许多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和公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往来常常也以经济利益相联结。据《汉口竹枝词》与《汉口丛谈》记载：由于外来人口增强，以至汉口一地，“本乡人少异乡多”，“十家八九是苏扬，更有长沙与益阳”，形成了“杂有吴越川广之风” 的社会习俗和“杂而多端”、交汇融合的多元文化，由此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风格。
（３）在消费方式和娱乐生活方面，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武汉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产生了新的生活需求，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逐渐市场化、商业化。随着中外贸易的增长，洋货的大量输入，洋货进入武汉市民的生活，各种质量上乘的生活日用品受到人们的青睐，并争相购买。人们对社会交往和娱乐消费也有了更多的需求，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如戏馆、书馆、茶楼、酒馆、妓馆、赌馆等不断出现并日渐兴盛。近代的汉口镇，“时有少妇青衣布素，手挈竹篮入市，若缝纫者，实善歌小调”，名曰“唱婆子”，她们在茶楼、酒馆唱曲，供市民娱乐。武汉自古酒楼众多，晚唐时诗人罗隐有诗“忆夏口”为证：“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酒楼里常有专人劝酒助兴。后湖一带
茶楼林立，“上路以白楼为最著„„相传自湖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泉、翠芗、蕙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其余尚有数十处„„弦歌喧耳”。⑤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市场需求，消费娱乐场所才会这样夜夜笙歌，层出不穷。
三、近代武汉思想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体现在重商思想、追求享乐、平等观念等方面
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风俗的演变紧紧相连的是社会观念的变更。在物质生活领域受到影响和冲击的同时，精神生活领域，尤其是思想价值观念也必将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是配合物质领域的变化而产生的一次互动。１８９６年，设立夏口厅，实行汉阳、汉口分治。汉口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逐步近代化，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城市公用事业逐步建立，城市管理体系也逐步完善。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服务性行业、公用性事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准备了物质条件。近代武汉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的显著特征是重商思想、追求享乐、平等观念等。
１． 价值观念工商为本，文化风俗丰富多样
近代以来，武汉地区安土重迁，不善商贾的社会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上，楚地居民有着不善经商的形象，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造就了“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贱商”思想，“楚民质朴，其刚介则不如西北山陕之人，其智巧又不及豫章、苏杭诸处。本薄利微，见迂识浅，非长袖善舞者也。”⑥ 清雍正的《湖广通志》中也有记载说，湖北大部分地区的人都具有舍末务本、不善经商的特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固守农业为本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开始寻求能更快带来经济利益的行业。乾隆、嘉庆年间，汉口居民“不事田业，唯贸易是视”，因此带来了汉口“商船四集，货物繁华”的景象。⑦人们开始图谋生财之路，即使是一般没有太大资本的寻常百姓，也开始弃本逐末，追求利益。同时，政府也开始逐步意识到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带来了实现近代化的思想背景和社会环境，后者又促进了前者的变化。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武汉开埠，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城市，其经济结构、商品流通、城市化水平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自然及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影响，近代武汉社会人口流动繁多，各地迁徙到汉口的人逐渐增多，湖北境内出现了“五方杂集”的状况，由此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习俗。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群聚集在武汉地区，汉口则“杂有吴、越、川、广之风焉”，汉口的许多居民区，出现了“个里衾嬉咸水妹，人人都学广东腔”，“十家八九是苏扬，更有长沙与益阳，夹道与西深巷里，个侬浑似郁金香”的状况。⑧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直接影响了其社会风气的变化，并导致了区域文化的融合。
２． 富商导引社会风尚，风俗习惯崇尚奢靡
经济的发展为奢侈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近代湖北“俗尚渐改”，风尚“糜然”，奢华之风不仅在城镇流行，还蔓延到了农村。近代汉口，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居民多以商贸为业。奢侈的社会风气大多由富商所导引。如王葆心在《再续汉口丛谈》中说：“大凡风俗之侈奢，舟车衣冠之辐辏，最于地方商旅有关”。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序例中也提到：“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馈（耳朵
旁）。富商大贾拥巨货，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随之，奢靡之风蔓延到普通人群之中。人们对服饰、饮食、住宅都十分追求讲究。汉口水陆珍奇“糜不备”，“不但侨宦富商为然，中产之家勉强徇俗，惟务外饰，内鲜积藏”。⑨有的人虽财力难支，但为了与人攀比，追求外在的装饰，甚至典当春衣。故当时人们的服饰华丽奢侈，以“汉口独盛”。社会风气的奢靡，还体现在社会风俗习惯的变化上。汉口人举行婚礼，也场面浩大且多繁文缛节。大婚之时，无论何等人家的子女，都是男子必须色顶补服，女子必须凰冠蟒袍，“古人婚礼亦有摄盛之说，未有无等如此之极者”。⑩
３． 平等观念逐步建立，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风尚的进一步演化，武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妇女所受的封建观念束缚比以往大为削弱，清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有许多生动的描述。当时，妇女们可以相互邀约，一起出游：“元旦黎明拜岁忙，开门先向喜神方。试看黄道是何日，妇女彼彼邀出坊”；逢年过节，妇女们可以与男性一同游戏娱乐：“报导春回赌禁开，家家麻雀响楼台。上场不管男和女，一共几天抹得来”；青年妇女可以落落大方地抛头露面，毫不避讳：“大方全不避生人，茗碗烟筒笑语亲；几句寒暄通套话，舌尖透出十分春”，“地方稍有胜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真可谓“闺阁言谈，胜于男子”，随着武汉妇女地位的提高和新的社会意识的诞生，妇女地位更显重要，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武汉重要手工业的纺织业，主要是由妇女来承担的。邑人吴长庚有诗为证：汉镇妇女“身上布衣手中锦，手中一尺锦美人„„月上东墙清露袭，停校欲卧鸡声急，挑镫重展竟何为，岁岁深闺自珍惜”。
四、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和思想伦理观念的变更开启了近代武汉社会的变迁
近代武汉社会，由于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市场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方面都有了明显变化，同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也由传统思想转变化为近代思潮。在影响社会变迁的各种原因中，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经济变化是最根本和最本质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变化造成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也发生变化。造成社会变迁的诸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和关联，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是互动的。
近代武汉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这也是一直以来得到人们认同的。但有所忽视的是，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伦理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等。比如在经济生活方面，从传统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在社会价值方面，由专制的转向民主的，由道德的转向务实的；在人际关系方面，从森严的等级制度到平等的社会观念等等；均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社会变迁的点点滴滴。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的建构。在武汉城市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控制机制也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剧而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家族基础，人际关系更加独立和自由，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生活方式更多地与市场
联系在一起。同时，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以及新型大众传媒的不断出现，民主和自由的氛围日益浓厚。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继而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可见，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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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２０页。
② 《湖北学生界·绪论》，１９０３年第１期。
③ 皮明庥、阳植梁：《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８页。
④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３６５页。
⑤ 范锴：《汉口丛谈》卷１，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⑥ 嘉庆《善化县志》卷２２《风俗·商贾》。
⑦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２８，世界书局１９３６年版。
⑧⑨⑩ 民国《夏口县志·风土志》。
近代武汉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迁
袁北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一、近代武汉社会变迁的背景和环境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任何特定的社会体系一经确立，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结构关系。然而，社会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和外界不断运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可见，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同时也是各种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不仅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而且会受到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变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变迁的启动，往往是从经济的变迁开始的。
１． 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多元结构的产生
历史的变迁是具有延续性的。唐以降，武昌、汉阳就成为历代区域政治中心。明中叶后，汉口从汉阳分化而出，成为著名商业重镇。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汉口单独建制为夏口厅，属汉阳府。此后，武汉三镇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汉口商镇的崛起，带来了人口的剧增。从明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到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之间，汉口镇人口由６９７５人增加到１２９１８３人，增加了１７倍。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农业经济结构变迁，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在城市，工商业城镇兴起，劳动力市场出现，手工业发展，出现新型手工业工场，商业繁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一个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进行转变。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武汉地区的商业繁荣，商贾云集，商业贸易也成为了人们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都与市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日益趋向市场化和商业化，与以往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方式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随着经济变迁的蔓延和扩展，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全部细节亦被影响、被渗透。
２． 政治环境的变化加剧了社会变迁的进程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使得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从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不被动挨打，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开始了。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洋务派兴办了近代工业，创办了近代军队，大量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上海、南京、福州、天津等地相继兴办了一批洋务企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近代企业。１８９８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他的主持下，武汉三镇的洋务运动全面展开，并一跃而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地区之一。
３． 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
西风东渐带来了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冲击和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观念，促进了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中外贸易、城乡贸易日益频繁，不仅是西方商品大量进入国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进入。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关系转移，社会流动加速，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商帮崛起，商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多，不仅促使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形成，而且导致社会价值观念重塑，社会整体趋向商业化，人们的经济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化，大量人口涌流到了武汉，导致武汉地区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由此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二、近代武汉社会生活的变迁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风尚的演变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由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和演进。本文着重探讨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风尚的演变，并由此透视近代武汉社会的变迁。
１． 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① 社会总是以特定的结构形态存在并发展着，社会结构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演化，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周而复始，不断进步和发展。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具有相同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组成相对固定的社会阶层。而社会的变迁，首先表现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发展，作为社会结构基本要素的社会群体结构，在近代武汉社会变迁过程中，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武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而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１）买办资产阶级。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列强深入内地，逐步控制武汉。１８６１年３月，汉口正式开埠。４月，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扎尔到汉口就任，设置领事馆。此后不久，俄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相继来汉通商。清末时，汉口先后建立了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英、美、德、意等１２个国家在武汉建立了领事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意大利、比利时、秘鲁、刚果等１７个国家来汉通商；外国工厂、洋行和银行等遍布武汉三镇，以致“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②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深入，武汉的买办资产阶级也由此产生，并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实力。买办资产阶级产生于帝国主义在武汉建立的洋行、银行和企业中，其收入主要来自于佣金的提取。随着武汉中外贸易的不断在增长，买办资产阶级成为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群体。到辛亥革命之前，武汉已有外国银行１０多家、工厂４０多家、洋行１３０多家，并形成了为数５００多人的买办队伍。③
（２）民族资产阶级。武汉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与沿海地区相比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途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买办投资办厂；二是商人、地主、官绅投资办厂；三是手工工厂转化为近代工厂；四是官厂商办。到１９０４年底，湖北全省共有民族资本企业２１家，资本总额２００余万元，其中１９家都分布在武汉三镇。④ 随着武汉的开埠和中外商贸的快速发展，武汉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３）近代知识分子。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武汉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封建士人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主要来源于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服务于社会。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开始，湖北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很多又被清政府派遣出国留学。１９０２年，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个书院选派赴日留学生３０多人，后陆续增派，到这年年底，留日学生达百余人。近代知识分子是新式教育体制的产物，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与传统士人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是武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阶层，在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１９０３年，湖北留日学生成立湖北同乡会，同年成立了以汉口人万声扬为总经理的昌明公司，经营书刊，增强海内外文化交流，宣传民主思想。
（４）工人阶级。武汉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吸引西方列强纷纷到武汉兴建工厂的原因之一。１８６３年，俄商在湖北建立砖茶厂。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俄商在武汉建立的四大砖茶厂拥有资金１００万元，雇佣工人数千人。１９０８年，外商在汉设立蛋品制造厂６家，雇佣职工三百多人。１９０８年，在汉口正式投产的英美烟草公司，是当时最大的外资企业，雇佣工人五六千人。在这些工厂中，诞生了武汉的第一批产业工人。随着洋务运动的兴办和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武汉的工人阶级队伍也进一步扩大。辛亥革命前，武汉民族资本主义投资兴办的工厂和企业发展到了１２０多家。其中资本可查的为３０多家，资本总额为１０００多万元，工人达到了８０００多人。尽管武汉产业工人的群体还不够庞大、力量还不够雄厚，但它是新兴生产力的代表。
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体现了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在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阶层的产生、分化和组合，丰富和深化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了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时，近代武汉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武汉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产生影响和作用，对后者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２． 近代武汉社会风尚的变迁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方式的演变
人类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而前者是基础和前提。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武汉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西方生活走进了近代武汉人的衣食住行及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埠后，汉口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名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武昌和汉阳，在海外还有“东方芝加哥” 的美誉。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着“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壮观景象。《大清一统志》中称汉口是“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颇能反映出当时武汉的发达和繁盛。武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近代化、城市化趋向。在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实现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适当的调适，因此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具体体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经济生活的繁盛、消费方式的变化、娱乐生活的需求等方面。
（１）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追求日趋奢靡，并表现在服饰、饮食、住宅等日常生活当中。在服饰上，追求华丽。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汉口一镇，五方杂处，俱据以贸易为业，故多盛服饰侈饮食”。服饰的变化时常是时代演变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体现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经济实力、心态情趣等。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写道：“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花边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绸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花边繁多的衣服未见得是高档时装，但如果了解了曾国藩对家中妇女的嘱告便是“勿大镶大缘，过于煊烂”时，就不难看出繁琐的花边在当时是时尚和高贵的象征了。在饮食上，讲求奢侈。大盐商巴莲舫举行宴会，以南北风味的高档菜肴遍请高朋好友，并在宴会上请来“京档吴伶”、“老清客”陪酒作乐，一时之盛，无人能及。在住宅上，耗费巨大。汉口富商为了炫耀财富和相互攀比，大兴土木，广建园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豫商所建的“豫成园”，徽商洪旃林所建的“谁园”，苏商包山山所建的“怡园”，其中有著名的“怡园十二景”，被称为“汉上胜地”。富商名绅们还争先恐后地在今花楼街一带，购地建楼，且出手不凡，装饰华美，楼房雕梁画栋，斗拱廊柱镂空花窗，相互攀比着建造和装饰，于是出现了一栋栋的花楼，花楼街也因此而得名。《汉口竹枝词》这样描述道：“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可见其热闹与繁华。
（２）在社会生活方面，传统的社会观念受到冲击，新的近代价值观开始建立。自明清始，汉口就因工商业的日益发达而成为当时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心。当时湖北的许多地方“工商皆自外来”，“工匠无土著”，“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日用所需，惟徽商操其缓急而收其厚利”，“凡开张百货、通盐利者，又皆三吴、徽、歙之人”。随着汉口作为一个新兴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更是吸引了来自来四面八方的大量人口来汉经商，一时间汉口镇人口剧增。据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称：“茶庵直上通石乔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描写的是近代汉口的繁荣景象以及商业发达的状况。当时，各地来汉经商者众多，形成了山西帮、四川帮、湖南帮„„各帮商人的字号，店铺众多。为了加强彼此的联系，增强经济实力，各地客商组建了许多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和公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往来常常也以经济利益相联结。据《汉口竹枝词》与《汉口丛谈》记载：由于外来人口增强，以至汉口一地，“本乡人少异乡多”，“十家八九是苏扬，更有长沙与益阳”，形成了“杂有吴越川广之风” 的社会习俗和“杂而多端”、交汇融合的多元文化，由此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风格。
（３）在消费方式和娱乐生活方面，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武汉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产生了新的生活需求，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逐渐市场化、商业化。随着中外贸易的增长，洋货的大量输入，洋货进入武汉市民的生活，各种质量上乘的生活日用品受到人们的青睐，并争相购买。人们对社会交往和娱乐消费也有了更多的需求，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如戏馆、书馆、茶楼、酒馆、妓馆、赌馆等不断出现并日渐兴盛。近代的汉口镇，“时有少妇青衣布素，手挈竹篮入市，若缝纫者，实善歌小调”，名曰“唱婆子”，她们在茶楼、酒馆唱曲，供市民娱乐。武汉自古酒楼众多，晚唐时诗人罗隐有诗“忆夏口”为证：“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酒楼里常有专人劝酒助兴。后湖一带
茶楼林立，“上路以白楼为最著„„相传自湖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泉、翠芗、蕙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其余尚有数十处„„弦歌喧耳”。⑤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市场需求，消费娱乐场所才会这样夜夜笙歌，层出不穷。
三、近代武汉思想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体现在重商思想、追求享乐、平等观念等方面
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风俗的演变紧紧相连的是社会观念的变更。在物质生活领域受到影响和冲击的同时，精神生活领域，尤其是思想价值观念也必将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是配合物质领域的变化而产生的一次互动。１８９６年，设立夏口厅，实行汉阳、汉口分治。汉口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逐步近代化，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城市公用事业逐步建立，城市管理体系也逐步完善。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服务性行业、公用性事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准备了物质条件。近代武汉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的显著特征是重商思想、追求享乐、平等观念等。
１． 价值观念工商为本，文化风俗丰富多样
近代以来，武汉地区安土重迁，不善商贾的社会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上，楚地居民有着不善经商的形象，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造就了“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贱商”思想，“楚民质朴，其刚介则不如西北山陕之人，其智巧又不及豫章、苏杭诸处。本薄利微，见迂识浅，非长袖善舞者也。”⑥ 清雍正的《湖广通志》中也有记载说，湖北大部分地区的人都具有舍末务本、不善经商的特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固守农业为本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开始寻求能更快带来经济利益的行业。乾隆、嘉庆年间，汉口居民“不事田业，唯贸易是视”，因此带来了汉口“商船四集，货物繁华”的景象。⑦人们开始图谋生财之路，即使是一般没有太大资本的寻常百姓，也开始弃本逐末，追求利益。同时，政府也开始逐步意识到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带来了实现近代化的思想背景和社会环境，后者又促进了前者的变化。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武汉开埠，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城市，其经济结构、商品流通、城市化水平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自然及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影响，近代武汉社会人口流动繁多，各地迁徙到汉口的人逐渐增多，湖北境内出现了“五方杂集”的状况，由此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习俗。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群聚集在武汉地区，汉口则“杂有吴、越、川、广之风焉”，汉口的许多居民区，出现了“个里衾嬉咸水妹，人人都学广东腔”，“十家八九是苏扬，更有长沙与益阳，夹道与西深巷里，个侬浑似郁金香”的状况。⑧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直接影响了其社会风气的变化，并导致了区域文化的融合。
２． 富商导引社会风尚，风俗习惯崇尚奢靡
经济的发展为奢侈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近代湖北“俗尚渐改”，风尚“糜然”，奢华之风不仅在城镇流行，还蔓延到了农村。近代汉口，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居民多以商贸为业。奢侈的社会风气大多由富商所导引。如王葆心在《再续汉口丛谈》中说：“大凡风俗之侈奢，舟车衣冠之辐辏，最于地方商旅有关”。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序例中也提到：“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馈（耳朵
旁）。富商大贾拥巨货，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随之，奢靡之风蔓延到普通人群之中。人们对服饰、饮食、住宅都十分追求讲究。汉口水陆珍奇“糜不备”，“不但侨宦富商为然，中产之家勉强徇俗，惟务外饰，内鲜积藏”。⑨有的人虽财力难支，但为了与人攀比，追求外在的装饰，甚至典当春衣。故当时人们的服饰华丽奢侈，以“汉口独盛”。社会风气的奢靡，还体现在社会风俗习惯的变化上。汉口人举行婚礼，也场面浩大且多繁文缛节。大婚之时，无论何等人家的子女，都是男子必须色顶补服，女子必须凰冠蟒袍，“古人婚礼亦有摄盛之说，未有无等如此之极者”。⑩
３． 平等观念逐步建立，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风尚的进一步演化，武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妇女所受的封建观念束缚比以往大为削弱，清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有许多生动的描述。当时，妇女们可以相互邀约，一起出游：“元旦黎明拜岁忙，开门先向喜神方。试看黄道是何日，妇女彼彼邀出坊”；逢年过节，妇女们可以与男性一同游戏娱乐：“报导春回赌禁开，家家麻雀响楼台。上场不管男和女，一共几天抹得来”；青年妇女可以落落大方地抛头露面，毫不避讳：“大方全不避生人，茗碗烟筒笑语亲；几句寒暄通套话，舌尖透出十分春”，“地方稍有胜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真可谓“闺阁言谈，胜于男子”，随着武汉妇女地位的提高和新的社会意识的诞生，妇女地位更显重要，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武汉重要手工业的纺织业，主要是由妇女来承担的。邑人吴长庚有诗为证：汉镇妇女“身上布衣手中锦，手中一尺锦美人„„月上东墙清露袭，停校欲卧鸡声急，挑镫重展竟何为，岁岁深闺自珍惜”。
四、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和思想伦理观念的变更开启了近代武汉社会的变迁
近代武汉社会，由于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市场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方面都有了明显变化，同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也由传统思想转变化为近代思潮。在影响社会变迁的各种原因中，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经济变化是最根本和最本质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变化造成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也发生变化。造成社会变迁的诸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和关联，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是互动的。
近代武汉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这也是一直以来得到人们认同的。但有所忽视的是，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伦理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等。比如在经济生活方面，从传统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在社会价值方面，由专制的转向民主的，由道德的转向务实的；在人际关系方面，从森严的等级制度到平等的社会观念等等；均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社会变迁的点点滴滴。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的建构。在武汉城市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控制机制也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剧而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家族基础，人际关系更加独立和自由，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生活方式更多地与市场
联系在一起。同时，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以及新型大众传媒的不断出现，民主和自由的氛围日益浓厚。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继而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可见，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出处：《江汉论坛》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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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２０页。
② 《湖北学生界·绪论》，１９０３年第１期。
③ 皮明庥、阳植梁：《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８页。
④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第３６５页。
⑤ 范锴：《汉口丛谈》卷１，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⑥ 嘉庆《善化县志》卷２２《风俗·商贾》。
⑦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２８，世界书局１９３６年版。
⑧⑨⑩ 民国《夏口县志·风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