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麦考密克引用Ｇ．Ｍ．扬的经典话语指出，仅仅利用官方文件和外交档案写成的外交史，无异于“一个书记官与另一个书记官交谈”的东拉西扯的笔录报告，即便是多边档案研究，也只是增加了相互交谈的书记官的数目而已，不可能把“正统派”史学家从关注孤立事件的孤立决策操作这一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
［３］
“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是治史的基本要求，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因此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对于具有浓厚政治史色彩的外交史研究来说，其作用就更是如此。美国外交史学治学思想的渊源之一，来自利奥波德・冯・兰克［１］。众所周知，兰克强调“如实直书”，他对历史编纂和历史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开创了以同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史料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准则，并且创立了线索，检视美国外交史学家对档案资料的运用情况，廓清他们对档案在外交史研究中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一
战后至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正统派”。“正统派”是“国家主义学派”“、宫廷史学家”等学派的统称。由于这些学派的美国外交史解释，流传广、影响大，一度形成垄断之势，所以被奉为“正统”或“传统”。“正统派”从史观上来说，是保守主义的，即他们高度认同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其外交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从研究视野来看，他们关注于国家政策层面，探寻的基本问题是：美国政府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由谁制定的？如何付诸实施的？效果如何？这种聚焦于精英决策的研究视野，决定了正统派对官方文件、外交档案的重视。
“国家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为美国外交史学研究缔造的一个优良传统，便是注重对多边外交档案的运用，把外交史的研究建立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上。其成名作《美国外交史》论述精确，资料翔实，备受推崇，至今仍是美国大学有关学科的教科书。“宫廷史学家”（ｃｏｕｒｔ
“官方史学家”）与官方有着不同寻常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也译作
。韩德则指
出，对官方档案的迷恋可能导致外交史解释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造成了一些研究的盲点，如对早期外交史研究的忽视、外交政策国内根源的空白；另一个极端是作出了一些超出官方档案支撑能力的断言和结论［４］。
总之，官方文件、外交档案是外交史研究最基本、却不是唯一的史料来源。在史料运用上，既要重视“多边国家档案”（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ｏｃｉｅｔｙ重要的一步。
二
“修正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威廉斯、沃尔特拉夫伯、劳Ａ合加德纳等。与正统派的保守主义的辩护史观迥然相异，修正派持激进主义的批判史观。在研究理论上，修正派也与正统派不同。如果说，正统派的视野狭小，仅限于精英决策的话，修正派的研究的视野则拓展到了国内社会，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社会根源，从而打破了正统派仅仅利用官方档案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封闭式研究的局限。由于研究领域的扩大，流行杂志、报刊、个人传记、口述史料等，这些一般被认为是二手的社会性史料，纷纷进入修正派的史学著述。
修正派史学遭到了正统派的严厉批判，后者认为，修正派对材料的筛选和使用不够严谨，论证不够充分。例如，理查德・Ｗ・利奥彼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也不应该忽视“多边社会史料”ａｒｃｈｉｖａｌ）。六十年代兴起的修正派在这方面迈出了
的关系。他们或在二战期间供职于情报部门，或在战后“居庙堂之高”，充当政府部门的顾问，提供内政外交咨询。他们有接触官方密档的特权，又有同决策人或当事人商讨切磋的便利，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对官方文件、外交档案的重视与运用，使“正统派”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许多细节，大大增强了“正统派”外交史的可信度。但是，他们对官方文件、外交档案的重视发展到了某种迷恋的程度，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史料来源，结果带来了许多弊端。这已经为“正统派”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所认识。
劳伦斯・伊凡斯指出，官方档案只能让人获得外交官和公共官员陈述的表面价值，而不能弄清决策动机。首先，是因为不可能确定包含在官方档案中的声明、讲话是真是假。外交之所以为外交，就在于从事外交活动的人不可以完全暴露他们的动机。其次，是因为外交使节并不总是清楚本国政府某些政策或行动背后的动机［２］。
Ｗ．Ｌｅｏｐｏｌｄ）和罗伯特・费雷尔（ＲｏｂｅｒｔＨ．
“新”Ｆｅｒｅｌｌ）指出，由于急于在学术界建立自己的理论，提出所谓的作品，修正派史学家们往往轻率地引用史料或档案，而未加以深入的分析。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他们常常把自己对现实问题（尤其是越南战争）的某种情绪带入其中，投射到他们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当中。这决定了他们无法以客观的态度来占有和使用材料。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匆匆忙忙地跑到档案馆去找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来支持他们的观点［５］。马多克斯则对７位修正派代表作的脚注和史料运用进行了部分审查，得出结论：“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对史料的滥用之上
［６］
。这的……修正主义史学引人注目的特点，就在于对史料的篡改”
就全盘否定了修正派史学家的学术资格。
实际上，上述正统派对修正派的指责，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观
兰台世界
２００７．７下半月
２５
点，并不适用于全部修正派。比如，著名修正派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的第一部著作《新帝国》（１９６３年）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贝弗里奇奖”（ｔｈｅ
“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主要代表人，是曾为后修正派的盖迪斯。盖迪斯第一次明确提出“冷战史新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在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Ｐｒｉｚｅ），欧文・昂格尔因之而称拉夫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在美国天普大学召开的题为“冷战的起
源：新的证据、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的学术会议上，而对这些基本假设的具体运用和系统阐述，则集中体现在《我们现在知道了：重
［１２］
新思考冷战史》一书中。由于此书是建立在广泛搜集多国档案资
［７］
伯为“一位成熟而温和的历史学家”。另外，修正派并非完全不重
视官方外交档案的价值。威廉・・威廉斯在八十年代发起参与了以Ａ“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为牵头的、敦促美国政府保护和开放官方档案的运动［８］。最后，修正派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评，促使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这本是反击修正派指控的手段，客观上却为冷战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为后修正派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
《信息自由法案》开始实施生效。依据该法案，美国学者１９６６年
可以向政府部门和国家档案馆不断地要求开放令学术界和公众感兴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档案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复制，供公众查阅或结集出版。此后，各种官方外交文件解密刊出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以作为美国外交史学家首要史料来源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为例，仅到１９９０年，每年俱出的多卷的该集丛总计已达约３００卷，涵盖了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其间美国外交问题和事件中的大部分内容。其篇幅随历史推移和美国世界事《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多达务的增长而愈益增大：关于一战期间的
料的基础之上，盖迪斯对自己提出的新见解之正确性充满了自信，甚至某种程度上展露了他的狂妄自大。他指出，先前的学者（不管正统派，还是修正派）苦心孤诣地探求冷战的根源和进程的努力，是有着深刻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在对隐含在苏联档案中的秘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盖迪斯不无全盘否定先前研究成果的倾向。
盖迪斯的狂妄态度遭到了修正派学者劳合加德纳的批评。他指出：（１）先前的研究者中，并不乏对决策者的思想和动机进行深刻分析的佳作。尽管现在档案中的新发现使得他们的某些结论过时了，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通常是一个不断积累、推进认识的过程。（２）新近开放的前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的档案，仅是冰山一角；与美国已开放的档案相比，也少得可怜。根据这些有限的档案，就宣布“我们知道了”是草率、鲁莽之举。加德纳对盖迪斯的以上两点批评，并不是要弱化甚至取消新档案材料对于冷战史研究的意义，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这是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有利于“冷战史新研究”行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回顾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几代外交史学家在史料运用上经历了一个范围不断拓展的过程，即从局限于美国官方档案到美国社会性史料，再到国际性多边档案的运用。这也
３０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后近４０卷；而随着冷战的出现，美国在世
界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起了重要甚或主要的作用，相关的《美国对外关系》篇幅也随之大为增加。
美国官方外交档案的大规模开放，为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的冷战政策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在此种情形下，一个新的流派———“后修正派”兴起了。
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是约翰・盖迪斯（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Ｇａｄｄｉｓ）。反映了美国外交史学家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以及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战后几代外交史学家，虽然在史料分析运用的技艺上有高下之分，但他们都对档案资料抱着相同敬畏之情和重视之心。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关系，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是当前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种重要取向。显然，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和分析，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才能把美国外交史学进一步向前推进。
注释：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ＤａｖｉｄＦ．Ｔｒａｓｋ，，
ｉｎＪｏｈｎＢｒａｅ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ＨＢｒｅｍｎｅｒ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ｄｙｅｄｓ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ｎｓ，ｉｎＨｅｒｂｅｒｔＪ．
Ｂ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Ｂｏｏｋ，１９７０，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ＴｈｏｍａｓＪ．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Ｊ．Ｂ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０．
“ＴｈｅＬｏｎｇ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Ｕ．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４］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Ｈｕｎｔ，，ｐ．１０２
［５］ＪｏｈｎＡ．Ｇａｒｒａ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１９７０，Ｖｏｌ．２，ｐ．２２４［６］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ｍｅｓＭａｄｄｏｘ，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１０【美】欧文昂格尔“新左派”与美国历史［Ｊ］．世界历史译丛，１９８０（１）［７］．
［８］ＰａｕｌＭ．Ｂｕｈｌｅ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Ｒｉｃｅ－Ｍａｘｉｍ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ｐｐｌｅｍ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７－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ＪｏｈｎＬｅｗｉｓＧａｄｄｉｓ”［９］ＬｌｏｙｄＧａｒｄｎｅ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７，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８３），ｐｐ．１９８￣１９９
［１０］ＧｅｒａｌｄＫ．ＨａｉｎｅｓａｎｄＪ．ＳａｍｕｅｌＷａｌｋ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２０７－３６
“冷战史新研究［Ｊ］．历史研究，２００３（３）：ｐ３－２２［１１］参阅陈兼，余伟民
［１２］ＪｏｈｎＬ．Ｇａｄｄｉｓ，ＷｅＮｏｗＫｎｏｗ：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ｏｌｄＷａ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责编：曹辉）１９９７．★作者邮箱：ｑｕｓｈｅｎｇ７１＠ｃｃｅｃ．ｅｄｕ．ｃｎ
盖迪斯受过良好的文献检索训练且精通国际关系理论，其代表作《遏制战略》根据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并结合美国公布的外交与国防档案文献，解析了从杜鲁门到里根时期的遏制战略选择，成为美国外交史（冷战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但从基本史观上看，后修正派是对正统派的回归，因此而被称为“正统主义＋档案资
［９］
料”。不管怎么样，后修正派的历史解释由于是建立在扎实的档案
材料基础之上的，其强势地位日益巩固，以至于塞缪尔沃克撰文宣称美国史史学家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已经形成新的共识［１０］。
四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史学出现了“冷战史新研究”（Ｎｅｗ
ＣｏｌｄＷａｒＨｉｓｔｏｒｙ）的学术现象［１１］。其首要推动力仍然是档案资
料的大大丰富。首先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另一方面，美国开放冷战时期的军事、外交档案（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文件）的进程在继续；其他西方大国，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定期公布的涉外档案也十分系统，不少核心文献都已经“数字化”，查阅和使用非常方便。更令人鼓舞的是，东欧国家开始有选择地解密外交档案，中国在过去２０年也公布了数量甚大的对外政策资料。随着研究资料来源的多边化，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从国际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的“冷战史新研究”潮流就此掀起。
兰台世界２６２００７．７下半月
托马斯・麦考密克引用Ｇ．Ｍ．扬的经典话语指出，仅仅利用官方文件和外交档案写成的外交史，无异于“一个书记官与另一个书记官交谈”的东拉西扯的笔录报告，即便是多边档案研究，也只是增加了相互交谈的书记官的数目而已，不可能把“正统派”史学家从关注孤立事件的孤立决策操作这一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
［３］
“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是治史的基本要求，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因此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对于具有浓厚政治史色彩的外交史研究来说，其作用就更是如此。美国外交史学治学思想的渊源之一，来自利奥波德・冯・兰克［１］。众所周知，兰克强调“如实直书”，他对历史编纂和历史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开创了以同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史料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准则，并且创立了线索，检视美国外交史学家对档案资料的运用情况，廓清他们对档案在外交史研究中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一
战后至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正统派”。“正统派”是“国家主义学派”“、宫廷史学家”等学派的统称。由于这些学派的美国外交史解释，流传广、影响大，一度形成垄断之势，所以被奉为“正统”或“传统”。“正统派”从史观上来说，是保守主义的，即他们高度认同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其外交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从研究视野来看，他们关注于国家政策层面，探寻的基本问题是：美国政府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由谁制定的？如何付诸实施的？效果如何？这种聚焦于精英决策的研究视野，决定了正统派对官方文件、外交档案的重视。
“国家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为美国外交史学研究缔造的一个优良传统，便是注重对多边外交档案的运用，把外交史的研究建立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上。其成名作《美国外交史》论述精确，资料翔实，备受推崇，至今仍是美国大学有关学科的教科书。“宫廷史学家”（ｃｏｕｒｔ
“官方史学家”）与官方有着不同寻常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也译作
。韩德则指
出，对官方档案的迷恋可能导致外交史解释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造成了一些研究的盲点，如对早期外交史研究的忽视、外交政策国内根源的空白；另一个极端是作出了一些超出官方档案支撑能力的断言和结论［４］。
总之，官方文件、外交档案是外交史研究最基本、却不是唯一的史料来源。在史料运用上，既要重视“多边国家档案”（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ｏｃｉｅｔｙ重要的一步。
二
“修正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威廉斯、沃尔特拉夫伯、劳Ａ合加德纳等。与正统派的保守主义的辩护史观迥然相异，修正派持激进主义的批判史观。在研究理论上，修正派也与正统派不同。如果说，正统派的视野狭小，仅限于精英决策的话，修正派的研究的视野则拓展到了国内社会，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社会根源，从而打破了正统派仅仅利用官方档案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封闭式研究的局限。由于研究领域的扩大，流行杂志、报刊、个人传记、口述史料等，这些一般被认为是二手的社会性史料，纷纷进入修正派的史学著述。
修正派史学遭到了正统派的严厉批判，后者认为，修正派对材料的筛选和使用不够严谨，论证不够充分。例如，理查德・Ｗ・利奥彼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也不应该忽视“多边社会史料”ａｒｃｈｉｖａｌ）。六十年代兴起的修正派在这方面迈出了
的关系。他们或在二战期间供职于情报部门，或在战后“居庙堂之高”，充当政府部门的顾问，提供内政外交咨询。他们有接触官方密档的特权，又有同决策人或当事人商讨切磋的便利，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对官方文件、外交档案的重视与运用，使“正统派”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许多细节，大大增强了“正统派”外交史的可信度。但是，他们对官方文件、外交档案的重视发展到了某种迷恋的程度，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史料来源，结果带来了许多弊端。这已经为“正统派”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所认识。
劳伦斯・伊凡斯指出，官方档案只能让人获得外交官和公共官员陈述的表面价值，而不能弄清决策动机。首先，是因为不可能确定包含在官方档案中的声明、讲话是真是假。外交之所以为外交，就在于从事外交活动的人不可以完全暴露他们的动机。其次，是因为外交使节并不总是清楚本国政府某些政策或行动背后的动机［２］。
Ｗ．Ｌｅｏｐｏｌｄ）和罗伯特・费雷尔（ＲｏｂｅｒｔＨ．
“新”Ｆｅｒｅｌｌ）指出，由于急于在学术界建立自己的理论，提出所谓的作品，修正派史学家们往往轻率地引用史料或档案，而未加以深入的分析。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他们常常把自己对现实问题（尤其是越南战争）的某种情绪带入其中，投射到他们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当中。这决定了他们无法以客观的态度来占有和使用材料。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匆匆忙忙地跑到档案馆去找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来支持他们的观点［５］。马多克斯则对７位修正派代表作的脚注和史料运用进行了部分审查，得出结论：“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对史料的滥用之上
［６］
。这的……修正主义史学引人注目的特点，就在于对史料的篡改”
就全盘否定了修正派史学家的学术资格。
实际上，上述正统派对修正派的指责，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观
兰台世界
２００７．７下半月
２５
点，并不适用于全部修正派。比如，著名修正派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的第一部著作《新帝国》（１９６３年）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贝弗里奇奖”（ｔｈｅ
“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主要代表人，是曾为后修正派的盖迪斯。盖迪斯第一次明确提出“冷战史新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在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Ｐｒｉｚｅ），欧文・昂格尔因之而称拉夫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在美国天普大学召开的题为“冷战的起
源：新的证据、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的学术会议上，而对这些基本假设的具体运用和系统阐述，则集中体现在《我们现在知道了：重
［１２］
新思考冷战史》一书中。由于此书是建立在广泛搜集多国档案资
［７］
伯为“一位成熟而温和的历史学家”。另外，修正派并非完全不重
视官方外交档案的价值。威廉・・威廉斯在八十年代发起参与了以Ａ“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为牵头的、敦促美国政府保护和开放官方档案的运动［８］。最后，修正派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评，促使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这本是反击修正派指控的手段，客观上却为冷战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为后修正派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
《信息自由法案》开始实施生效。依据该法案，美国学者１９６６年
可以向政府部门和国家档案馆不断地要求开放令学术界和公众感兴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档案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复制，供公众查阅或结集出版。此后，各种官方外交文件解密刊出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以作为美国外交史学家首要史料来源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为例，仅到１９９０年，每年俱出的多卷的该集丛总计已达约３００卷，涵盖了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其间美国外交问题和事件中的大部分内容。其篇幅随历史推移和美国世界事《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多达务的增长而愈益增大：关于一战期间的
料的基础之上，盖迪斯对自己提出的新见解之正确性充满了自信，甚至某种程度上展露了他的狂妄自大。他指出，先前的学者（不管正统派，还是修正派）苦心孤诣地探求冷战的根源和进程的努力，是有着深刻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在对隐含在苏联档案中的秘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盖迪斯不无全盘否定先前研究成果的倾向。
盖迪斯的狂妄态度遭到了修正派学者劳合加德纳的批评。他指出：（１）先前的研究者中，并不乏对决策者的思想和动机进行深刻分析的佳作。尽管现在档案中的新发现使得他们的某些结论过时了，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通常是一个不断积累、推进认识的过程。（２）新近开放的前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的档案，仅是冰山一角；与美国已开放的档案相比，也少得可怜。根据这些有限的档案，就宣布“我们知道了”是草率、鲁莽之举。加德纳对盖迪斯的以上两点批评，并不是要弱化甚至取消新档案材料对于冷战史研究的意义，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这是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有利于“冷战史新研究”行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回顾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几代外交史学家在史料运用上经历了一个范围不断拓展的过程，即从局限于美国官方档案到美国社会性史料，再到国际性多边档案的运用。这也
３０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后近４０卷；而随着冷战的出现，美国在世
界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起了重要甚或主要的作用，相关的《美国对外关系》篇幅也随之大为增加。
美国官方外交档案的大规模开放，为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的冷战政策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在此种情形下，一个新的流派———“后修正派”兴起了。
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是约翰・盖迪斯（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Ｇａｄｄｉｓ）。反映了美国外交史学家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以及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战后几代外交史学家，虽然在史料分析运用的技艺上有高下之分，但他们都对档案资料抱着相同敬畏之情和重视之心。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关系，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是当前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种重要取向。显然，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和分析，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才能把美国外交史学进一步向前推进。
注释：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ＤａｖｉｄＦ．Ｔｒａｓｋ，，
ｉｎＪｏｈｎＢｒａｅ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ＨＢｒｅｍｎｅｒ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ｄｙｅｄｓ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ｎｓ，ｉｎＨｅｒｂｅｒｔＪ．
Ｂ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Ｂｏｏｋ，１９７０，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ＴｈｏｍａｓＪ．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Ｊ．Ｂ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０．
“ＴｈｅＬｏｎｇ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Ｕ．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４］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Ｈｕｎｔ，，ｐ．１０２
［５］ＪｏｈｎＡ．Ｇａｒｒａ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１９７０，Ｖｏｌ．２，ｐ．２２４［６］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ｍｅｓＭａｄｄｏｘ，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１０【美】欧文昂格尔“新左派”与美国历史［Ｊ］．世界历史译丛，１９８０（１）［７］．
［８］ＰａｕｌＭ．Ｂｕｈｌｅ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Ｒｉｃｅ－Ｍａｘｉｍ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ｐｐｌｅｍ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５，ｐｐ．２２７－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ＪｏｈｎＬｅｗｉｓＧａｄｄｉｓ”［９］ＬｌｏｙｄＧａｒｄｎｅ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７，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８３），ｐｐ．１９８￣１９９
［１０］ＧｅｒａｌｄＫ．ＨａｉｎｅｓａｎｄＪ．ＳａｍｕｅｌＷａｌｋ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２０７－３６
“冷战史新研究［Ｊ］．历史研究，２００３（３）：ｐ３－２２［１１］参阅陈兼，余伟民
［１２］ＪｏｈｎＬ．Ｇａｄｄｉｓ，ＷｅＮｏｗＫｎｏｗ：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ｏｌｄＷａ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责编：曹辉）１９９７．★作者邮箱：ｑｕｓｈｅｎｇ７１＠ｃｃｅｃ．ｅｄｕ．ｃｎ
盖迪斯受过良好的文献检索训练且精通国际关系理论，其代表作《遏制战略》根据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并结合美国公布的外交与国防档案文献，解析了从杜鲁门到里根时期的遏制战略选择，成为美国外交史（冷战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但从基本史观上看，后修正派是对正统派的回归，因此而被称为“正统主义＋档案资
［９］
料”。不管怎么样，后修正派的历史解释由于是建立在扎实的档案
材料基础之上的，其强势地位日益巩固，以至于塞缪尔沃克撰文宣称美国史史学家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已经形成新的共识［１０］。
四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史学出现了“冷战史新研究”（Ｎｅｗ
ＣｏｌｄＷａｒＨｉｓｔｏｒｙ）的学术现象［１１］。其首要推动力仍然是档案资
料的大大丰富。首先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另一方面，美国开放冷战时期的军事、外交档案（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文件）的进程在继续；其他西方大国，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定期公布的涉外档案也十分系统，不少核心文献都已经“数字化”，查阅和使用非常方便。更令人鼓舞的是，东欧国家开始有选择地解密外交档案，中国在过去２０年也公布了数量甚大的对外政策资料。随着研究资料来源的多边化，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从国际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的“冷战史新研究”潮流就此掀起。
兰台世界２６２００７．７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