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家具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家具不再是简单的三屉桌、木板床了，而是要有自己的样式，每种样式还要讲究美观、配套。街上出现很多背着一把大锯晃悠的木匠——家家都流行请木匠打家具了。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更不得了，什么捷克式、罗马式，三十二条腿、六十四条腿……逼得适龄男青年们惶惶不可终日。谁要是拥有了一套完整、准确的家具图纸，简直比拥有《葵花宝典》还厉害。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图纸，经常是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献给请来的木匠观摩。 打家具的潮流中，我家也请人打了一套包含一个木头茶几在内的简易沙发。那套沙发真结实，有一只到现在还在我家储藏室扔着，完好无损，像赌气的旧情人，固守着一个承诺不肯老去。 当时家属院里的八斤儿家，为准备结婚的大儿子打家具。我还记得那套家具是捷克式的，多少条腿不得而知，反正八斤儿他妈，那个在食堂工作的大块头女人，天天在院子里嚷嚷图纸多么难弄，话里话外透着他们家多么有办法、有实力，不但请得起木匠，还找得到图纸；不但找得到图纸，还能打下图纸上的全套家具。 请木匠打家具，不但要给工钱还要管饭，但是不能主人家吃什么木匠们吃什么，而要开小灶，否则木匠们会消极怠工来抗议。他家的家具打了一个月，每天中午，院子里就传来八斤儿他妈嘹亮的吆喝声：“吃饭了，今天吃饺子哎！”我每次听到这话，就想：他们家真有钱啊，天天招待木匠吃饺子。我家请木匠打沙发的时候，妈妈总共就炖过一次红烧肉。 有一天中午，突然听到八斤儿家传来摔盘子吵架的声音。我急忙跑过去，一看，原来八斤儿妈每天给木匠们吃的饺子都是大白菜掺虾皮做的馅，那大白菜还是她偷偷从食堂剥的白菜帮子，又老又塞牙，在这种待遇下，木匠们终于哗变。大家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哄堂大笑。 八斤儿家的捷克式家具终于打好了。结婚前一天，八斤儿妈邀请全院群众去她家参观。哗！满屋子亮堂堂、散发着浓重油漆味的新家具，把大家眼睛晃得发疼。那繁多的腿儿们使狭小的房间备感拥挤，但也表现出了一种昂贵的霸气。大家看着，赞叹着，都忘了那白菜帮子馅的饺子。 听敌台 为了学英语，爸爸从单位借了一台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这台收录机和我家的收音机不同，它是带天线的，每次爸爸用它听收音机，都会拔出天线，左右旋转，神色凝重，好像在用雷达探寻天外来客。 有一个冬夜，我半夜被尿憋醒，起床找尿盆，突然听见父母房间传出嗞啦嗞啦的电波声。在寂静的深夜，这声音格外刺耳，只听见一个飘忽的女声拉着懒洋洋的长腔说：“亲爱的大陆同胞们……蒋总统曾说过……”声音又被嗞啦嗞啦的电磁波打断了。我听着这个陌生的女声，纳闷这完全不同于我听到的播音员那激昂的腔调。蒋总统？我悚然一惊：蒋总统就是蒋介石！这就是大家说的敌台啊！想到这里，我五内俱焚，差点跌坐到尿盆上。我跌跌撞撞摸回床上，钻进被窝瑟瑟发抖——爸爸收听敌台！爸爸是不是特务？我该告发他吗？ 从那以后，我开始仔细留心爸爸听收音机的内容，只要他一靠近那台收录机，我的耳朵马上就竖起来。有时候他摆弄着那根天线，嗞啦嗞啦一响，我的心就揪紧了。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它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好在这种日子过了不久，有一天中午，爸爸又开始调收音机，不一会儿，一个柔和的女声出现了，这和那个懒洋洋的女声不太一样。我实在忍不住了，胆怯地凑过去问：“爸，这是什么台？”爸爸头也没回，若无其事地说：“这是美国之音，我学习英语听的。”噢，美国之音，那不也是敌台吗？但是看爸爸坦然的样子，我生生把心里的疑问压了回去。 周日，我在李爱国家院子里玩，看着他自己组装收音机。他把漆包线的一头缠在收音机的磁棒上，然后把另一头仔细地缠到他家院子里的枣树枝上，然后兴奋地拍着树干告诉我：“这就是天线，这样就能听短波！”我不知道什么是长波短波，但见他拨弄旋钮，嗞啦嗞啦响过之后，一个熟悉的、懒洋洋的女声又出现了：“这里是自由之声……”李爱国津津有味地守在收音机旁，他显然听过不止一回了。我却立刻跳起来，用唯一知道的词汇激动地大喊：“美国之音，敌台！敌台！”李爱国根本没料到我知道敌台，还知道美国之音，而且还这么大喊大叫，惊慌失措的他迅速把漆包线从树上扯下来，然后一把薅住我的胳膊就往院外拖。我急了，心想：敌台我也听过啊，你凭什么像对待白痴一样赶我走？我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大叫：“我不走！我要听敌台！敌台又不是你家的，敌台是大家的！我家也能听！”李爱国恨不能用臭袜子堵住我的嘴，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别吵！再吵我掐死你！”边说边毫不客气地把我推搡到他家院子外面，然后“哐”一声关上院门。我站在他家院门口抹眼泪。 后来，敌台不成为敌台了，大家几乎是半公开地收听，李爱国也不用把枣树当天线了，他买了能听短波的高级收音机，有说有笑地和哥们儿一起听美国之音。但我再没走进过他家一步，我对他的崇拜已经消失殆尽——这个胆小如鼠的男人。 集体看电视 说起来我也是个很时髦的人，因为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电视。 有一天吃完晚饭后，爸爸对我说：“带你去个地方。”然后他带着我骑二十分钟的自行车，跑到城市东头的一个大工厂——联合收割机厂。爸爸带我走进厂区，来到一个小礼堂。嗬！里面黑压压的有几十号人，大家全都伸长了脖子在看一个东西。那东西摆在主席台上，像个黑箱子，对着观众的那一面全是忽闪忽闪的雪花点。爸爸说那黑匣子就是电视机，可以出来小人儿活动。电视机前面有一个人，正撅着屁股调整电视的天线，随着他转动天线的方向，电视里一会儿出现半个人头，一会儿出现两个像麻花一样扭曲在一起的人，每次画面出现变形人，观众们就兴奋地说：“好了好了。”紧接着又是一片雪花，大家就失望地坐直身体，一同叹气：“啊！又不行了！” 爸爸把我放在人群后面一个凳子上，他自己站在我身边。我俩耐心地看着画面上黑白交替的线条，直到我站得腿都麻了，一个连续的画面也没看到。天太晚了，我们只好回家。这就是我和电视机的第一次邂逅。 后来，家属院里的院长家买了全院第一部电视机，举院轰动。电视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属院的文化生活导向。过去天一黑，孩子就在院子里疯跑，玩打仗，大人就坐在院子里纳凉，闲聊。现在，全院的大人孩子在晚上都有了去处，吃完晚饭，大家就带着板凳三三两两地来到院长家的院子里。自从有了电视，他家每天都在七点钟前吃完晚饭，夏天，在七点钟准时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还准备了茶水和板凳。冬天，把最大的房间腾出来，摆好电视机，凳子不够坐，连床上都坐满了孩子。院长夫人对上床的孩子们的唯一要求是：把鞋脱了。
打家具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家具不再是简单的三屉桌、木板床了，而是要有自己的样式，每种样式还要讲究美观、配套。街上出现很多背着一把大锯晃悠的木匠——家家都流行请木匠打家具了。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更不得了，什么捷克式、罗马式，三十二条腿、六十四条腿……逼得适龄男青年们惶惶不可终日。谁要是拥有了一套完整、准确的家具图纸，简直比拥有《葵花宝典》还厉害。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图纸，经常是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献给请来的木匠观摩。 打家具的潮流中，我家也请人打了一套包含一个木头茶几在内的简易沙发。那套沙发真结实，有一只到现在还在我家储藏室扔着，完好无损，像赌气的旧情人，固守着一个承诺不肯老去。 当时家属院里的八斤儿家，为准备结婚的大儿子打家具。我还记得那套家具是捷克式的，多少条腿不得而知，反正八斤儿他妈，那个在食堂工作的大块头女人，天天在院子里嚷嚷图纸多么难弄，话里话外透着他们家多么有办法、有实力，不但请得起木匠，还找得到图纸；不但找得到图纸，还能打下图纸上的全套家具。 请木匠打家具，不但要给工钱还要管饭，但是不能主人家吃什么木匠们吃什么，而要开小灶，否则木匠们会消极怠工来抗议。他家的家具打了一个月，每天中午，院子里就传来八斤儿他妈嘹亮的吆喝声：“吃饭了，今天吃饺子哎！”我每次听到这话，就想：他们家真有钱啊，天天招待木匠吃饺子。我家请木匠打沙发的时候，妈妈总共就炖过一次红烧肉。 有一天中午，突然听到八斤儿家传来摔盘子吵架的声音。我急忙跑过去，一看，原来八斤儿妈每天给木匠们吃的饺子都是大白菜掺虾皮做的馅，那大白菜还是她偷偷从食堂剥的白菜帮子，又老又塞牙，在这种待遇下，木匠们终于哗变。大家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哄堂大笑。 八斤儿家的捷克式家具终于打好了。结婚前一天，八斤儿妈邀请全院群众去她家参观。哗！满屋子亮堂堂、散发着浓重油漆味的新家具，把大家眼睛晃得发疼。那繁多的腿儿们使狭小的房间备感拥挤，但也表现出了一种昂贵的霸气。大家看着，赞叹着，都忘了那白菜帮子馅的饺子。 听敌台 为了学英语，爸爸从单位借了一台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这台收录机和我家的收音机不同，它是带天线的，每次爸爸用它听收音机，都会拔出天线，左右旋转，神色凝重，好像在用雷达探寻天外来客。 有一个冬夜，我半夜被尿憋醒，起床找尿盆，突然听见父母房间传出嗞啦嗞啦的电波声。在寂静的深夜，这声音格外刺耳，只听见一个飘忽的女声拉着懒洋洋的长腔说：“亲爱的大陆同胞们……蒋总统曾说过……”声音又被嗞啦嗞啦的电磁波打断了。我听着这个陌生的女声，纳闷这完全不同于我听到的播音员那激昂的腔调。蒋总统？我悚然一惊：蒋总统就是蒋介石！这就是大家说的敌台啊！想到这里，我五内俱焚，差点跌坐到尿盆上。我跌跌撞撞摸回床上，钻进被窝瑟瑟发抖——爸爸收听敌台！爸爸是不是特务？我该告发他吗？ 从那以后，我开始仔细留心爸爸听收音机的内容，只要他一靠近那台收录机，我的耳朵马上就竖起来。有时候他摆弄着那根天线，嗞啦嗞啦一响，我的心就揪紧了。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它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好在这种日子过了不久，有一天中午，爸爸又开始调收音机，不一会儿，一个柔和的女声出现了，这和那个懒洋洋的女声不太一样。我实在忍不住了，胆怯地凑过去问：“爸，这是什么台？”爸爸头也没回，若无其事地说：“这是美国之音，我学习英语听的。”噢，美国之音，那不也是敌台吗？但是看爸爸坦然的样子，我生生把心里的疑问压了回去。 周日，我在李爱国家院子里玩，看着他自己组装收音机。他把漆包线的一头缠在收音机的磁棒上，然后把另一头仔细地缠到他家院子里的枣树枝上，然后兴奋地拍着树干告诉我：“这就是天线，这样就能听短波！”我不知道什么是长波短波，但见他拨弄旋钮，嗞啦嗞啦响过之后，一个熟悉的、懒洋洋的女声又出现了：“这里是自由之声……”李爱国津津有味地守在收音机旁，他显然听过不止一回了。我却立刻跳起来，用唯一知道的词汇激动地大喊：“美国之音，敌台！敌台！”李爱国根本没料到我知道敌台，还知道美国之音，而且还这么大喊大叫，惊慌失措的他迅速把漆包线从树上扯下来，然后一把薅住我的胳膊就往院外拖。我急了，心想：敌台我也听过啊，你凭什么像对待白痴一样赶我走？我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大叫：“我不走！我要听敌台！敌台又不是你家的，敌台是大家的！我家也能听！”李爱国恨不能用臭袜子堵住我的嘴，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别吵！再吵我掐死你！”边说边毫不客气地把我推搡到他家院子外面，然后“哐”一声关上院门。我站在他家院门口抹眼泪。 后来，敌台不成为敌台了，大家几乎是半公开地收听，李爱国也不用把枣树当天线了，他买了能听短波的高级收音机，有说有笑地和哥们儿一起听美国之音。但我再没走进过他家一步，我对他的崇拜已经消失殆尽——这个胆小如鼠的男人。 集体看电视 说起来我也是个很时髦的人，因为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电视。 有一天吃完晚饭后，爸爸对我说：“带你去个地方。”然后他带着我骑二十分钟的自行车，跑到城市东头的一个大工厂——联合收割机厂。爸爸带我走进厂区，来到一个小礼堂。嗬！里面黑压压的有几十号人，大家全都伸长了脖子在看一个东西。那东西摆在主席台上，像个黑箱子，对着观众的那一面全是忽闪忽闪的雪花点。爸爸说那黑匣子就是电视机，可以出来小人儿活动。电视机前面有一个人，正撅着屁股调整电视的天线，随着他转动天线的方向，电视里一会儿出现半个人头，一会儿出现两个像麻花一样扭曲在一起的人，每次画面出现变形人，观众们就兴奋地说：“好了好了。”紧接着又是一片雪花，大家就失望地坐直身体，一同叹气：“啊！又不行了！” 爸爸把我放在人群后面一个凳子上，他自己站在我身边。我俩耐心地看着画面上黑白交替的线条，直到我站得腿都麻了，一个连续的画面也没看到。天太晚了，我们只好回家。这就是我和电视机的第一次邂逅。 后来，家属院里的院长家买了全院第一部电视机，举院轰动。电视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属院的文化生活导向。过去天一黑，孩子就在院子里疯跑，玩打仗，大人就坐在院子里纳凉，闲聊。现在，全院的大人孩子在晚上都有了去处，吃完晚饭，大家就带着板凳三三两两地来到院长家的院子里。自从有了电视，他家每天都在七点钟前吃完晚饭，夏天，在七点钟准时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还准备了茶水和板凳。冬天，把最大的房间腾出来，摆好电视机，凳子不够坐，连床上都坐满了孩子。院长夫人对上床的孩子们的唯一要求是：把鞋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