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看科层制的弊端 (Veyron, Honor School of HIT)
科层制，又称作理想型官僚体制，它最早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在1922年提出来的。韦伯认为，科层制不是指一种政府类型，而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一种方法的构建，理想型官僚制的特征未必能完全和现实环境相符合，它是韦伯根据所有已知组织的最主要科层制特征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纯粹的理想类型，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概念和工具。
科层制的主要特征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专业分工
组织内部的各个成员分工明确，每个人享有相应的权利以及所应承担的责任。 层级体制
“所有岗位的组织遵循等级制度原则，每个职员都受到高一级的职员的控制和监督。”组织内职员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下级成员对上级成员负责，服从上级的命令，受上级成员的监督。
依法行政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任何组织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相应的规定。一切的事务必须按规定处理，不得渗入个人因素，用以维持统一的标准。
非人性化
“理想的官员要以严格排除私人感情的精神去处理公务，没有憎恨和热爱，也因此不受感情的影响。”科层制要求组织成员公私分明，从公务中排除各种个人的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从而达到保证公平和效率的目的。
量才用人
组织的用人是根据人员的专业技能、资历，不得任意解雇，升迁按个人的工作成就而定，薪资给付也按照人员的地位和年资，透过绩效管理审核。 然而，这种以社会组织内部职位分层、权力分等、分科设层、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形式及管理方式，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下面将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来解读科层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就开始逐渐的成型发展。秦汉两朝出线了中央集权制度。该制度较之地方自治的分封制度，需要更为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秦朝很短，所以到了汉朝，官僚制度形成气候。一方面官僚制度成为君主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本身则产生出一定的“自主性”，对君权有所制约。
一、等级森严，权利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科层制就像一个金字塔，最高的权威处于上层位置，一系列命令自上而下传递，组织中的任务是作为“公务”分派的，上一级成员控制和监督下一级成员。
从秦朝开始，中国就确立了皇帝制度，中央除此之外尚有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上实行了郡县制度。这些制度的创设使得中央掌握着绝对的权利，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当权利过分的集中时，上级成员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导致各种灾难的发生。 由于大权独揽，间接导致了一些荒唐的事的发生，如“焚书坑儒”，严重摧残了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优良局面，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无法各施所长，从而使得秦国国内没有明目之人，导致了秦朝的后退、腐败。
二、照章办事，使成员丧失工作积极性
每个成员被要求着按章办事，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秦朝强调官吏对君主的绝对效忠。到了汉朝，统治者又通过对儒学的推崇巩固统治的目的。每个下级官员，从一开始，就一直被灌输着服从的思想，因此，在他们以后的为官生涯，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味的服从上级摊派下来的指令，按章办事。久而久之，这只会增强他们的工具感，降低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同时，也对上级产生了强烈的依附性，处理公务只对上负责，唯命是从，因此为了迎合上意，也就理所当然地编造出一些形式主义的噱头，行动上让上级了解到自己在贯彻指示，得到上司的肯定。 三、上下级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严格的分层及明确的权力划分使上下级沟通变得复杂而烦琐，层层请示贻误时机，同时束缚组织成员的创造精神。
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再到元朝的行省制度，从中央再到地方，层层下去，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可谓之非常完备。但是，发展到后来，官员的数量和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管理的需要。
中国古代，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工作都需要通过行政文书整合起来，皇帝和各级官僚运用文书管理国家。过分强调公文往来，极易产生文牍主义、烦琐主义等诸多弊病，造成文山会海的现象。而且，经过这样层层的传递，沟通起来颇为不便。从而，也就大大的影响了工作效率。
四、“官本位”大行其道。
中国古代的官僚阶级在再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将儒家学说作为其进行思想控制实施统治的工具。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权力，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渗透到社会风气之中。历史上，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非常看重仕途是否得志，读书为官是男子的光明大道。一旦能够仕途得志，就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在人们的心目中，仕途得志者的人品和威望也会随之而改观。然而，这种社会风气又反过来进一步地促进了为官者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使他们确信自己在经历“十年寒窗苦”之后，方成“人上人”。于是，在这浓厚的官本位思想下，就直接导致了各官员“唯上是从”，滋生出各种腐败不良的作风。
我们知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遵循的的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在官僚政治的发展史上，“礼”的要求却衍生出一些烦琐的程序和规范，最后转变成敷衍、糊弄和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于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严重，独断专行、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也就见怪不怪了。
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看科层制的弊端 (Veyron, Honor School of HIT)
科层制，又称作理想型官僚体制，它最早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在1922年提出来的。韦伯认为，科层制不是指一种政府类型，而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一种方法的构建，理想型官僚制的特征未必能完全和现实环境相符合，它是韦伯根据所有已知组织的最主要科层制特征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纯粹的理想类型，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概念和工具。
科层制的主要特征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专业分工
组织内部的各个成员分工明确，每个人享有相应的权利以及所应承担的责任。 层级体制
“所有岗位的组织遵循等级制度原则，每个职员都受到高一级的职员的控制和监督。”组织内职员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下级成员对上级成员负责，服从上级的命令，受上级成员的监督。
依法行政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任何组织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相应的规定。一切的事务必须按规定处理，不得渗入个人因素，用以维持统一的标准。
非人性化
“理想的官员要以严格排除私人感情的精神去处理公务，没有憎恨和热爱，也因此不受感情的影响。”科层制要求组织成员公私分明，从公务中排除各种个人的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从而达到保证公平和效率的目的。
量才用人
组织的用人是根据人员的专业技能、资历，不得任意解雇，升迁按个人的工作成就而定，薪资给付也按照人员的地位和年资，透过绩效管理审核。 然而，这种以社会组织内部职位分层、权力分等、分科设层、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形式及管理方式，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下面将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来解读科层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就开始逐渐的成型发展。秦汉两朝出线了中央集权制度。该制度较之地方自治的分封制度，需要更为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秦朝很短，所以到了汉朝，官僚制度形成气候。一方面官僚制度成为君主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本身则产生出一定的“自主性”，对君权有所制约。
一、等级森严，权利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科层制就像一个金字塔，最高的权威处于上层位置，一系列命令自上而下传递，组织中的任务是作为“公务”分派的，上一级成员控制和监督下一级成员。
从秦朝开始，中国就确立了皇帝制度，中央除此之外尚有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上实行了郡县制度。这些制度的创设使得中央掌握着绝对的权利，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当权利过分的集中时，上级成员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导致各种灾难的发生。 由于大权独揽，间接导致了一些荒唐的事的发生，如“焚书坑儒”，严重摧残了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优良局面，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无法各施所长，从而使得秦国国内没有明目之人，导致了秦朝的后退、腐败。
二、照章办事，使成员丧失工作积极性
每个成员被要求着按章办事，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秦朝强调官吏对君主的绝对效忠。到了汉朝，统治者又通过对儒学的推崇巩固统治的目的。每个下级官员，从一开始，就一直被灌输着服从的思想，因此，在他们以后的为官生涯，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味的服从上级摊派下来的指令，按章办事。久而久之，这只会增强他们的工具感，降低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同时，也对上级产生了强烈的依附性，处理公务只对上负责，唯命是从，因此为了迎合上意，也就理所当然地编造出一些形式主义的噱头，行动上让上级了解到自己在贯彻指示，得到上司的肯定。 三、上下级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严格的分层及明确的权力划分使上下级沟通变得复杂而烦琐，层层请示贻误时机，同时束缚组织成员的创造精神。
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再到元朝的行省制度，从中央再到地方，层层下去，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可谓之非常完备。但是，发展到后来，官员的数量和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管理的需要。
中国古代，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工作都需要通过行政文书整合起来，皇帝和各级官僚运用文书管理国家。过分强调公文往来，极易产生文牍主义、烦琐主义等诸多弊病，造成文山会海的现象。而且，经过这样层层的传递，沟通起来颇为不便。从而，也就大大的影响了工作效率。
四、“官本位”大行其道。
中国古代的官僚阶级在再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将儒家学说作为其进行思想控制实施统治的工具。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权力，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渗透到社会风气之中。历史上，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非常看重仕途是否得志，读书为官是男子的光明大道。一旦能够仕途得志，就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在人们的心目中，仕途得志者的人品和威望也会随之而改观。然而，这种社会风气又反过来进一步地促进了为官者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使他们确信自己在经历“十年寒窗苦”之后，方成“人上人”。于是，在这浓厚的官本位思想下，就直接导致了各官员“唯上是从”，滋生出各种腐败不良的作风。
我们知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遵循的的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在官僚政治的发展史上，“礼”的要求却衍生出一些烦琐的程序和规范，最后转变成敷衍、糊弄和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于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严重，独断专行、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