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陷入僵局
3年前的一天, 身为厦门市翔安区马塘村妇代会主任的陈玉慧得知一个消息:一起车祸赔偿的调解陷入僵局, 受害人刘美琴处于植物人状态, 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智力残障孩子, 丈夫多年前已经过世; 而肇事方却说拿不出钱。
陈玉慧决定去看看刘美琴, 她想, 一个植物人妈妈和一个残疾孩子,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她决定做点什么。
踏进刘美琴家门的那一刻, 陈玉慧差点没有掉下眼泪来。刘美琴正躺在床上, 眼神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在她身旁不远, 低头坐着她的儿子堂堂, 见人也不说话。
十几年前, 刘美琴的丈夫高旺因病去世。送丈夫走的那天, 刘美琴痛不欲生, 她开始了独自养育儿子的生活。虽然有亲人隔三差五的帮助, 但还是靠她一个人辛苦支撑这个家。看孩子一天天长大, 刘美琴深感欣慰, 她常常跟亲人说:“看堂堂健康成长, 再苦, 我都不觉得苦。”可谁能想到, 连这样简单的幸福也被剥夺了。堂堂6岁那年, 竟因疾病落下智力和腿部残疾, 刘美琴心里满是痛苦和绝望。
每一次打击过后, 都意味着要更加坚强。刘美琴不得不重新面对生活, 不得不更加坚强, 因为还有孩子。
2009年12月底的一天, 刘美琴下班后, 骑着自行车匆忙往家里赶给堂堂做饭。同事们都知道, 刘美琴心疼儿子, 怕堂堂在家等久了会饿。可这一天, 刘美琴再也没能赶回家, 再也没能给堂堂做顿饭。就在她骑着自行车走出公司不远, 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刘美琴被一股巨大的冲力撞了出去„„
肇事司机曲东志后来说, 他当时脑子蒙了, 只知道有一个人从眼前飞了出去, 而那个人就是同公司的刘美琴。那天, 曲东志借用他人的摩托车出门办事, 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为一时的疏忽竟然会酿下这样的大祸。
刘美琴被紧急送往医院, 虽经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 但经法医鉴定, 刘美琴的伤残等级为一级, 处于植物人状态。
刘美琴在医院进行了149天的治疗, 花了20万元医疗费, 除了五六万元是曲东志支付的, 其余款项都由刘美琴亲友资助。由于无力再承担巨额医疗费用, 刘美琴出院回家, 在家里进行输液治疗。
肇事方的“冷漠”
面对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的家庭, 换谁都会生出同情心, 可为什么曲东志及家人如此“冷漠”? 原来,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后, 刘美琴的哥哥向曲东志提出了102万元的赔偿请求。102万对于曲东志, 无异于天文数字, 用他的话说“我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来自农村的曲东志家境并不富裕, 父母为支付他和哥哥的大学学费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 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的曲东志每月也只有2000多元的工资, 面对巨额赔偿, 曲东志几乎吓傻了。由于肇事车没有购买交强险, 这也就意味着, 这102万赔偿款必须全部由他支付。可他拿什么来赔?
曲东志说“自己没钱”, 让刘美琴的亲人愤怒了, 他们认为曲东志是在有意推诿, 情绪激动地找到曲东志和其家人讨说法。
曲东志觉得自己和家人已经尽力了, 却还要面对刘美琴亲人的无情指责。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们不免产生对抗情绪, 于是撂下那句狠话。
曲东志跟陈玉慧说, 事情发生之后, 他和家人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摩托车撞人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还要面对周遭异样的目光, 紧随而来的巨额赔偿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不是不愿意赔, 是真的无力赔偿。要知道, 先行支付给刘美琴的五六万元钱还是曲东志的父母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 又东借西凑来的。可刘美琴家人却始终认为他是在推诿, 这让曲东志在心力交瘁中深感愤怒。陈玉慧知道, 曲东志和家人也不容易, 更何况是一个贫困的家庭。
“我想赔, 可没钱怎么办? 那就拘留我吧! ”
陈玉慧知道, 曲东志说的是气话, 她耐心劝解:“被拘留之后, 欠的钱还是要还的, 而且你的人生还有了污点, 这值得吗„„”
她走得不遗憾
得知来龙去脉后, 陈玉慧马上联系刘美琴和曲东志所在公司的法务部和人力资源部主管、当地综治办主任、司法所所长, 以及刘美琴和曲东志的家人及其领导, 希望大家能平心静气坐下来, 好好谈谈, 希望双方能多一些商量, 而不是指责和对抗。
作为妇代会主任的陈玉慧, 一年多的时间里, 充分发挥多岗位能手的作用, 成功调解案件十余起。这一次, 陈玉慧知道, 又一个挑战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美琴和东志同在一个公司,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而不是总这样僵持对抗着。都说‘以和为贵’, 遇到矛盾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没准事情就会朝另外的方向发展„„”
陈玉慧一字一句地说着, 句句都是发自肺腑,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双方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想, 没准感受就会完全不同。
之后, 陈玉慧多次找刘美琴家人沟通, 提出总这样僵持、拿不到赔偿, 对于刘美琴来说是无意义的。“拿1000欠的, 不如要现实800的。”陈玉慧希望刘美琴的家人能再考虑一下降低赔偿数额, 以便尽快地拿到赔偿, 用于治疗。
与此同时, 陈玉慧和法官又提出了一个走工伤理赔的途径, 以便为刘美琴争取到更多的赔偿。确定这个方向后, 陈玉慧多次联系刘美琴和曲东志所在的公司, 公司最终表示会尽力配合做好工伤理赔工作。
在陈玉慧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 刘美琴的哥哥同意将曲东志的赔偿总额降到47万, 扣除之前已经支付的和首付款20万元, 剩下的款项两年内付清。面对刘美琴家人的让步, 曲东志和家人深表感谢, 也得知这结果来之不易。随后不久, 他们设法凑到20万元, 给了刘美琴的家人, 然后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而工伤赔偿金将近46万元, 也随后送达刘美琴家人的手中。刘美琴家人拿到赔偿总额近100万元, 和他们最初提出的102万相差无几, 这让他们很满意。拿到首期赔偿款后, 刘美琴的哥哥当面向陈玉慧表示了感谢。
一个月后, 陈玉慧又去看了刘美琴。她告诉刘美琴及其家人, 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可以随时提出来。
半年后, 陈玉慧打电话给刘美琴的家人, 进行回访, 但对方却告诉她, 刘美琴因为脑死亡已经过世了。陈玉慧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禁感慨:一个生命就这样走了。但让她稍感欣慰的是, 刘美琴走的时候没有太多遗憾。
[文中人物除陈玉慧外, 皆为化名]
专家点评
如果单纯聚焦于受害人刘美琴和肇事方曲东志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双方对峙的僵局几乎是难以打破的, 因为受害人的利益需求和加害人的支付能力存在现实的、巨大的鸿沟。妇代会主任陈玉慧凭借多年的调解经验、稔熟的法律知识和实干的工作作风把受害人、加害人、当事人单位、当地司法部门等多方代表汇聚一堂, 囊括了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多重视角和多种路径, 不仅重新修复了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渠道, 也大大拓展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 而且还构建起多维度、高效率的社会支持体系。最终, 陈玉慧在调解工作中成功地促成了受害人与加害人协商一致、达成赔偿协议, 同时又巧妙地利用受害人与加害人原属同一单位的细节, 为刘美琴争取到数额不菲的工伤赔偿金。至此, 受害人刘美琴的人身损害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赔偿和补偿, 而加害人曲东志则由于尽己所能承担赔偿责任得以减轻事件阴影、积极面对生活。这无疑是个完美的调解案例。
调解陷入僵局
3年前的一天, 身为厦门市翔安区马塘村妇代会主任的陈玉慧得知一个消息:一起车祸赔偿的调解陷入僵局, 受害人刘美琴处于植物人状态, 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智力残障孩子, 丈夫多年前已经过世; 而肇事方却说拿不出钱。
陈玉慧决定去看看刘美琴, 她想, 一个植物人妈妈和一个残疾孩子,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她决定做点什么。
踏进刘美琴家门的那一刻, 陈玉慧差点没有掉下眼泪来。刘美琴正躺在床上, 眼神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在她身旁不远, 低头坐着她的儿子堂堂, 见人也不说话。
十几年前, 刘美琴的丈夫高旺因病去世。送丈夫走的那天, 刘美琴痛不欲生, 她开始了独自养育儿子的生活。虽然有亲人隔三差五的帮助, 但还是靠她一个人辛苦支撑这个家。看孩子一天天长大, 刘美琴深感欣慰, 她常常跟亲人说:“看堂堂健康成长, 再苦, 我都不觉得苦。”可谁能想到, 连这样简单的幸福也被剥夺了。堂堂6岁那年, 竟因疾病落下智力和腿部残疾, 刘美琴心里满是痛苦和绝望。
每一次打击过后, 都意味着要更加坚强。刘美琴不得不重新面对生活, 不得不更加坚强, 因为还有孩子。
2009年12月底的一天, 刘美琴下班后, 骑着自行车匆忙往家里赶给堂堂做饭。同事们都知道, 刘美琴心疼儿子, 怕堂堂在家等久了会饿。可这一天, 刘美琴再也没能赶回家, 再也没能给堂堂做顿饭。就在她骑着自行车走出公司不远, 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刘美琴被一股巨大的冲力撞了出去„„
肇事司机曲东志后来说, 他当时脑子蒙了, 只知道有一个人从眼前飞了出去, 而那个人就是同公司的刘美琴。那天, 曲东志借用他人的摩托车出门办事, 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为一时的疏忽竟然会酿下这样的大祸。
刘美琴被紧急送往医院, 虽经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 但经法医鉴定, 刘美琴的伤残等级为一级, 处于植物人状态。
刘美琴在医院进行了149天的治疗, 花了20万元医疗费, 除了五六万元是曲东志支付的, 其余款项都由刘美琴亲友资助。由于无力再承担巨额医疗费用, 刘美琴出院回家, 在家里进行输液治疗。
肇事方的“冷漠”
面对这样一个伤痕累累的家庭, 换谁都会生出同情心, 可为什么曲东志及家人如此“冷漠”? 原来,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后, 刘美琴的哥哥向曲东志提出了102万元的赔偿请求。102万对于曲东志, 无异于天文数字, 用他的话说“我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来自农村的曲东志家境并不富裕, 父母为支付他和哥哥的大学学费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 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的曲东志每月也只有2000多元的工资, 面对巨额赔偿, 曲东志几乎吓傻了。由于肇事车没有购买交强险, 这也就意味着, 这102万赔偿款必须全部由他支付。可他拿什么来赔?
曲东志说“自己没钱”, 让刘美琴的亲人愤怒了, 他们认为曲东志是在有意推诿, 情绪激动地找到曲东志和其家人讨说法。
曲东志觉得自己和家人已经尽力了, 却还要面对刘美琴亲人的无情指责。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们不免产生对抗情绪, 于是撂下那句狠话。
曲东志跟陈玉慧说, 事情发生之后, 他和家人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摩托车撞人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还要面对周遭异样的目光, 紧随而来的巨额赔偿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不是不愿意赔, 是真的无力赔偿。要知道, 先行支付给刘美琴的五六万元钱还是曲东志的父母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 又东借西凑来的。可刘美琴家人却始终认为他是在推诿, 这让曲东志在心力交瘁中深感愤怒。陈玉慧知道, 曲东志和家人也不容易, 更何况是一个贫困的家庭。
“我想赔, 可没钱怎么办? 那就拘留我吧! ”
陈玉慧知道, 曲东志说的是气话, 她耐心劝解:“被拘留之后, 欠的钱还是要还的, 而且你的人生还有了污点, 这值得吗„„”
她走得不遗憾
得知来龙去脉后, 陈玉慧马上联系刘美琴和曲东志所在公司的法务部和人力资源部主管、当地综治办主任、司法所所长, 以及刘美琴和曲东志的家人及其领导, 希望大家能平心静气坐下来, 好好谈谈, 希望双方能多一些商量, 而不是指责和对抗。
作为妇代会主任的陈玉慧, 一年多的时间里, 充分发挥多岗位能手的作用, 成功调解案件十余起。这一次, 陈玉慧知道, 又一个挑战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美琴和东志同在一个公司,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而不是总这样僵持对抗着。都说‘以和为贵’, 遇到矛盾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没准事情就会朝另外的方向发展„„”
陈玉慧一字一句地说着, 句句都是发自肺腑,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双方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想, 没准感受就会完全不同。
之后, 陈玉慧多次找刘美琴家人沟通, 提出总这样僵持、拿不到赔偿, 对于刘美琴来说是无意义的。“拿1000欠的, 不如要现实800的。”陈玉慧希望刘美琴的家人能再考虑一下降低赔偿数额, 以便尽快地拿到赔偿, 用于治疗。
与此同时, 陈玉慧和法官又提出了一个走工伤理赔的途径, 以便为刘美琴争取到更多的赔偿。确定这个方向后, 陈玉慧多次联系刘美琴和曲东志所在的公司, 公司最终表示会尽力配合做好工伤理赔工作。
在陈玉慧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 刘美琴的哥哥同意将曲东志的赔偿总额降到47万, 扣除之前已经支付的和首付款20万元, 剩下的款项两年内付清。面对刘美琴家人的让步, 曲东志和家人深表感谢, 也得知这结果来之不易。随后不久, 他们设法凑到20万元, 给了刘美琴的家人, 然后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而工伤赔偿金将近46万元, 也随后送达刘美琴家人的手中。刘美琴家人拿到赔偿总额近100万元, 和他们最初提出的102万相差无几, 这让他们很满意。拿到首期赔偿款后, 刘美琴的哥哥当面向陈玉慧表示了感谢。
一个月后, 陈玉慧又去看了刘美琴。她告诉刘美琴及其家人, 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可以随时提出来。
半年后, 陈玉慧打电话给刘美琴的家人, 进行回访, 但对方却告诉她, 刘美琴因为脑死亡已经过世了。陈玉慧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禁感慨:一个生命就这样走了。但让她稍感欣慰的是, 刘美琴走的时候没有太多遗憾。
[文中人物除陈玉慧外, 皆为化名]
专家点评
如果单纯聚焦于受害人刘美琴和肇事方曲东志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双方对峙的僵局几乎是难以打破的, 因为受害人的利益需求和加害人的支付能力存在现实的、巨大的鸿沟。妇代会主任陈玉慧凭借多年的调解经验、稔熟的法律知识和实干的工作作风把受害人、加害人、当事人单位、当地司法部门等多方代表汇聚一堂, 囊括了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多重视角和多种路径, 不仅重新修复了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渠道, 也大大拓展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 而且还构建起多维度、高效率的社会支持体系。最终, 陈玉慧在调解工作中成功地促成了受害人与加害人协商一致、达成赔偿协议, 同时又巧妙地利用受害人与加害人原属同一单位的细节, 为刘美琴争取到数额不菲的工伤赔偿金。至此, 受害人刘美琴的人身损害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赔偿和补偿, 而加害人曲东志则由于尽己所能承担赔偿责任得以减轻事件阴影、积极面对生活。这无疑是个完美的调解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