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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台湾政论家简单的技术性和科技问题，的确可以用跳的，但所有涉及体制性和累积性的政治、司法、经济及道德文化问题，它就不能用跳的，而必须循序渐进慢慢的走。
在中国以每年两位数成长的时刻，外国有些学者发明了一种“跳蛙理论”(leapfrog theory），认为中国由于拥有起点低、市场大、肌力强等特性，因此是个大跳蛙，可以跳过许多发展的过程，一步到位，中国的有些人对这种“跳蛙理论”也深信不疑。
但“跳蛙理论”出现后，即有学者指出，世界有些事的确可以用跳的，例如中国的电话可以不必靠着牵线，立刻走到无线通话阶段；中国也可以快速走向高铁阶段。但也有许多事是不能用跳的，非得像乌龟一样慢慢攀爬不可。例如政府的管理，社会的发展，国家合理性的建立等，就需要慢慢攀爬。
而2015年就是跳和爬的关键年份。在跳的这个部分，中国在2015年国势急涨，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上的新兴大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更是国势跳跃的新高度。
但2015年同时也是中国这个跳蛙由于以前跳得太厉害，已开始露出疲态之时。2015年中国的经济动能开始逐渐减缓，低成长的压力，已迫使中国做出种种措施，包括拉动内需、刺激出口等。过去纵使在亚洲金融风暴及世界金融海啸那么坏的情况，人民币都稳如泰山，因此中国受到全球赞扬。但2015年人民币开始贬值，于是相当脆弱的世界金融情势，遂因而发生扰动。
2015年中国经济的动能减缓，只不过是这个跳蛙诸多问题之一。另外我们还看到其他问题：
（一）例如天津大爆炸，暴露了中国在工业纪律和公共治理上有极大问题，而工业纪律和公共治理乃是政府管理的要务，它是跳不过去的，只能慢慢整顿，才可能慢慢走过去。
（二）中国的肃贪仍在进行，也发现贪腐问题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国家官僚体系的合理化，是管理问题，也是道德文化的问题，它也不可能一跃而过，也要走很久。
（三）中国在解放后并无股市这种东西，但股市既有投资性也有投机性，它需要有足够的判断能力，但中国股民普遍有投机心态，并无足够的判断力，所以整个金融市场遂相当脆弱，这波股灾，中国受创最重。提示出中国的金融市场管理及参与者的水准，都还有很多路要走。由中国的股灾，也提示政府的公信力可能还要走很久。
（四）最近以来，中国的污染问题，特别是空气问题不断被人提起。而人们都知道，污染问题绝对不可能用跳的，必须慢慢地去走。
由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已可看到“蛙跳理论”是有局限的。简单的技术性和科技问题，的确可以用跳的，但所有涉及体制性和累积性的政治、司法、经济及道德文化问题，它就不能用跳的，而必须循序渐进慢慢的走。既然是慢走，人们就要讲究走的方式，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来谈一下所谓的“转型”（Transformation）。
“转型”是个新词，1987年“美国政治科学会”（APSA）在年会上首度正式提出。当时他们表示，这一世纪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纪，由于新的标准不断出现，所以人物的各种实践也需要主动去改变，民主的深化、性别及环境意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电子社会的形成，政府的能力已需要大幅调整。由于那次年会，“转型”这个词遂由学术界扩及到媒体和常识界。“转型”这个词，代表了人类应追求一种有目的性、有方向的新发展途径。
用“转型”这个字来谈中国，即是中国从政经社会到道德文化，都需要更加深思熟虑地去求改变。中国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重订慢走的目标，有目标地走，将来走的姿势才会好看。中国现在体量大，跳跃的难度也变大，不能总想着一步到位，是要好好地去攀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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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台湾政论家简单的技术性和科技问题，的确可以用跳的，但所有涉及体制性和累积性的政治、司法、经济及道德文化问题，它就不能用跳的，而必须循序渐进慢慢的走。
在中国以每年两位数成长的时刻，外国有些学者发明了一种“跳蛙理论”(leapfrog theory），认为中国由于拥有起点低、市场大、肌力强等特性，因此是个大跳蛙，可以跳过许多发展的过程，一步到位，中国的有些人对这种“跳蛙理论”也深信不疑。
但“跳蛙理论”出现后，即有学者指出，世界有些事的确可以用跳的，例如中国的电话可以不必靠着牵线，立刻走到无线通话阶段；中国也可以快速走向高铁阶段。但也有许多事是不能用跳的，非得像乌龟一样慢慢攀爬不可。例如政府的管理，社会的发展，国家合理性的建立等，就需要慢慢攀爬。
而2015年就是跳和爬的关键年份。在跳的这个部分，中国在2015年国势急涨，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上的新兴大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更是国势跳跃的新高度。
但2015年同时也是中国这个跳蛙由于以前跳得太厉害，已开始露出疲态之时。2015年中国的经济动能开始逐渐减缓，低成长的压力，已迫使中国做出种种措施，包括拉动内需、刺激出口等。过去纵使在亚洲金融风暴及世界金融海啸那么坏的情况，人民币都稳如泰山，因此中国受到全球赞扬。但2015年人民币开始贬值，于是相当脆弱的世界金融情势，遂因而发生扰动。
2015年中国经济的动能减缓，只不过是这个跳蛙诸多问题之一。另外我们还看到其他问题：
（一）例如天津大爆炸，暴露了中国在工业纪律和公共治理上有极大问题，而工业纪律和公共治理乃是政府管理的要务，它是跳不过去的，只能慢慢整顿，才可能慢慢走过去。
（二）中国的肃贪仍在进行，也发现贪腐问题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国家官僚体系的合理化，是管理问题，也是道德文化的问题，它也不可能一跃而过，也要走很久。
（三）中国在解放后并无股市这种东西，但股市既有投资性也有投机性，它需要有足够的判断能力，但中国股民普遍有投机心态，并无足够的判断力，所以整个金融市场遂相当脆弱，这波股灾，中国受创最重。提示出中国的金融市场管理及参与者的水准，都还有很多路要走。由中国的股灾，也提示政府的公信力可能还要走很久。
（四）最近以来，中国的污染问题，特别是空气问题不断被人提起。而人们都知道，污染问题绝对不可能用跳的，必须慢慢地去走。
由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已可看到“蛙跳理论”是有局限的。简单的技术性和科技问题，的确可以用跳的，但所有涉及体制性和累积性的政治、司法、经济及道德文化问题，它就不能用跳的，而必须循序渐进慢慢的走。既然是慢走，人们就要讲究走的方式，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来谈一下所谓的“转型”（Transformation）。
“转型”是个新词，1987年“美国政治科学会”（APSA）在年会上首度正式提出。当时他们表示，这一世纪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纪，由于新的标准不断出现，所以人物的各种实践也需要主动去改变，民主的深化、性别及环境意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电子社会的形成，政府的能力已需要大幅调整。由于那次年会，“转型”这个词遂由学术界扩及到媒体和常识界。“转型”这个词，代表了人类应追求一种有目的性、有方向的新发展途径。
用“转型”这个字来谈中国，即是中国从政经社会到道德文化，都需要更加深思熟虑地去求改变。中国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重订慢走的目标，有目标地走，将来走的姿势才会好看。中国现在体量大，跳跃的难度也变大，不能总想着一步到位，是要好好地去攀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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