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喜欢汪国真的诗文，喜欢那些明白畅晓，情感真实，富含人生哲理的句子。他的诗淡入淡出，不留斧痕，一如他的人，纯净自然，简单明朗。
前不久，我在跟父母的闲聊中谈到正在做汪国真的专访，家父随意说道：“要说古诗，脍炙人口的也就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名篇几个名句，汪国真有不少诗句被大家熟知，他的诗看来是能够传世的呀！”家父知道并且记得汪国真这个人已经让我吃惊不小，而且这几句“外行话”更是让我对家父和汪国真一并产生了刮目相看的感觉。家父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多年来对于文学的兴趣约等于零，据我所知，至今在世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几乎没有几个能够叫得出名字的。
我第一次读到的汪国真的诗是《热爱生命》，同学抄给我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首诗曾经在1988年作为《读者文摘》（现在改叫《读者》）的卷首语，并于同年被《青年文摘》刊出，18年来曾经倾倒无数读者，无疑也被认为是汪国真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他的这首“代表作”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正在影响着受教育的下一代。
现在回想起来，汪国真的出名其实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当他轻轻地悄悄走来的时候，诗坛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关注。1979年4月12日，在暨南大学读大一的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处女作，他得到的是两元钱的稿费和坚持诗歌创作的巨大鼓舞。5年后，1984年第10期的湖南杂志《年轻人》发表了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后经《青年博览》《青年文摘》先后转载，他的作品开始受到读者的关注。
这个时候，汪国真和他的诗似乎还没有真正触动诗坛那根敏感然而脆弱的神经，也没有被所谓的“诗坛”所承认。可是，这些诗却默默地被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众多的年轻人接受着、传抄着，这种民间自发的搜寻、摘录、互赠、朗读，渐渐成为时尚。我翻出当年的摘抄本，有些从收音机广播中记录的诗句到眼下突然发现那作者就是汪国真，差不多20年了，很多句子还记忆犹新，还会令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人说汪国真是被炒作被“包装”出来的诗人，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之一，我不能苟同这种想当然的臆断。在今天，人们对于各种有意或者看似无意的宣传已经心存戒备，因为炒作无处不在。但是，那时节汪国真和他的读者们还远没有聪明时尚至此，他们的真诚与单纯恰恰形成了一股无声的力量。
关于汪国真诗集最初的出版，有两个故事流传较广，我早年就听说过，此番采访又跟他本人进行了核实。从中，看不出任何炒作的痕迹。
一件事是：1990年春天的某一天，某个中学的学生在课堂上抄汪国真的诗，被老师发现了，这几个学生居然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师：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汪国真的诗！老师回家跟丈夫说了，她的丈夫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孟光，敏感而敬业，于是出版社就跟汪国真约了稿。汪国真1990年4月20日交稿，诗集5月21日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日前该书的责任编辑孟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采访时坦言：这本诗集在当时至少印了60万册。据经验丰富的出版界业内人士估算，该书的盗版印数要在正版的3倍以上。
另一件事是：山东济宁的一位读者自发收集汪国真的诗作，编辑整理，分类成章，以“梦幻出版社”的名义制成手抄本，托人带到北京请汪国真签名。这就是后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年轻的思绪》。另外，这位叫王萍的读者还特意收集报刊有关汪国真的各种评论和介绍，精心整理了厚厚的三大本。
“汪国真热”“汪国真现象”，出版界的“汪国真年”，一切都在意料中却又显得突如其来。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在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卖光了库存，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当中，汪国真名列第一，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仅限统计正版，如果算上盗版，估计达到1000万册以上）。
当此际，汪国真如弄潮儿向涛头立，与其说是引起了诗坛的关注，不如说是侧目。批评虽然并不普遍，但是却成了主流。汪国真的作品给足了新诗的面子，却好像是丢了整个新诗界的脸，爱面子的诗人们生怕汪诗所谓的浅薄影响到诗歌应有的所谓的深刻，生怕汪诗所谓的平庸影响了诗歌应有的所谓的高贵。于是，劈头盖脸的责难似乎成为“划清界限”的宣言，当然这些责难未必见诸文字，却分明能够见到口水。
一方面，汪国真被称为“缪斯最钟爱的男人”，被称为“诗坛王子”，被称为“青春偶像”，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另一方面，是惊诧，是鄙夷，是不屑，甚至是诅咒：“三年之后绝对没有人读汪国真的诗！”
一个三年过去了，又一个三年过去了，大概已经好几个三年过去了。汪国真自己都不怎么写诗了，他的诗集还在被出版，而且还在被盗版。据说这些年来写诗的人甚至比读诗的人还多，所以诗集的出版难于上青天，即使出版了读者也寥若晨星，印数微乎其微。然而，汪国真的诗集不仅被一出再出，而且至今盗版不断，他自己偶然在书市就发现了30多种。盗版行为对作者和读者都造成损失，应该予以打击，但这现象的存在无疑说明汪国真的诗多年来一直被广大读者热情追捧着，并因此会给盗版者带来可观的收益。
今年4月初，我们一行到北京郊区踏青，负责接待的同志特意准备了很厚一本汪国真的作品集等待签名，汪国真一看就说是盗版。这本作品集并不是“克隆”原著，而是凭空攒出来的一本书，内容不“伪”，印制也不“劣”。可见，盗版者也是用心良苦。
除了写诗，汪国真同时还写作了大量的哲思短语类的散文，也呈现着通俗的风格，也同样被某些“业内人士”认为肤浅，也同样受到很多“没文化”读者的喜欢。在他出名10年之后，2000年，他的5篇散文入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
我在无意中发现，汪国真的诗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却几乎不入选当代诸多诗歌选本。编选者究竟是因为看不惯他的影响所以就排斥他的诗，还是因为看不上他的诗而有意要遏制某种影响呢？不得而知，或者，不言自明。
汪国真的诗兼有李清照的清丽、李商隐的警策、（俄）普希金的抒情、（美）狄金森的凝练。汪国真的短文中有“规律是大的技巧，技巧是小的规律，大家注意规律，小家注意技巧”这话，他善于发现并且运用规律，他知道千百年来读者所接受的是那些通俗易懂、情感上引发广泛共鸣、内容上蕴含丰富的诗句，这使得他的诗歌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至今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引用，表达着人们寓于心中难诉笔端的各类情感。
汪国真对于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1992年对于汪国真是个人生的转折，其中包括由原来年产五六百首新诗变为此后每年大概只写十几首了。后来为了配合书法创作，他写旧体诗甚至多于新诗，而且呈现出一种“余事作诗人”的状态。
他的诗集和小语集，曾经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3年台湾出版了一直热销的“汪国真诗文系列”五种；同年他的诗集日文版也出版；1997年他的诗集在意大利出版。
今年4月下旬的一个活动，我和汪国真都在场，碰到山东梁山县的宋县长，县长说他上中学的儿子很喜欢汪国真的诗，于是热情地拨通电话，让儿子跟汪国真聊几句。从电话那端传来特别激动的声音，说他们班上好多同学都有汪国真的诗集，有很多同学会背他的诗。
至于说在各种场合碰到各种身份的人脱口背诵汪国真的诗已是司空见惯，十六七年前如此，今天亦如此。
写诗已经名满天下，书画日渐成为大家。汪国真的字，被镌刻在名山大川，他要让天地间留下翅膀飞翔的痕迹，他要让自己的思绪迨荡于天风海雨之间。
我最早知道汪国真写毛笔字是源于那篇被称为《2002年十大假新闻》的失真报道，说他开火锅店破产，街头卖字为生。当然，汪国真并没有开火锅店，更没有沦落至此，但是“卖字为生”这四个字却让我知道写诗的汪国真还舞弄书法，而且他的字居然达到可以卖钱，甚至达到能够养家糊口的程度。
艺术家往往都是完美主义者，很难容忍自己身上的瑕疵，或者说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不行。关于汪国真习练书法的动机，他只提供过一种版本，就是：成名之后应酬太多，不仅是要签名，在很多场合还经常被人“强迫”题词，字写得难看太丢人了。为了减少在公众面前“出丑”，他决定开始练字。
1993年，人到中年的汪国真开始练字，据说他坚持每天练一个小时，练了一年。许多人看到汪国真的字说是下过“童子功”，而且对半路出家写毛笔字持有偏见，但汪国真还是坚持实话实说。
他先从欧阳询的楷书开始练，然后是王羲之的行书，再然后是怀素、张旭的草书，因为参照了毛泽东书法的篇章布局，所以很多人称他写的是“毛体”。
其实汪国真没有刻意模仿任何一家的字体，如果把他的书法作品拆解成单个字来看，与“毛体”是有很大差别的。书法家必须要有自己创作的个性，不仅要下功夫临帖，而且对一笔一画一招一试的感悟都应该是独特的。汪国真很善于读帖，一个字几种写法，他挑出最好看的那种，反复练，然后再有所发挥。
汪国真擅长狂草。草书是张扬个性的字体，要形神兼备，要收放自如，特别讲究气韵的流动。写好草书不容易，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它很难模仿，不能凭借匠气进行打造，不能像“种白菜”一样一个一个码放在纸面上。
也有人说写草书“讨巧”，看不出功底，那么倒不妨看看汪国真写的楷书、魏碑、大篆、小篆和隶书，那些字不仅基本功扎实，而且“看上去很美”。他为河南云梦山风景区题的“映瑞池”三个字就是隶书，刻在天然的石头上，很大气。在游客如云的张家界、黄山、三峡、五台山、九华山、晋祠等名胜风景区，汪国真的书法既有题匾，也有石刻。
各种场合，背诵汪国真诗的固然大有人在，而近年来，兴致勃勃说在哪里哪里见到汪国真字的人越来越多。
当年为了配合练字，汪国真改用毛笔写信，以至于后来他的信竟然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店里，被作为藏品拍卖。
毛笔用到得心应手了，他就开始尝试画中国画，擅长花卉和墨竹，也是看书自学，无师自通，对于浓淡干湿的把握恰到好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文和书画都潇洒灵动，神采飞扬，意趣盎然，体现着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
当然，汪国真以诗成名在前，所以有些人理所当然认为他的字属于“名人书法”，起初我也曾经这样以为。
我有不少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送给我的墨宝在家里挂得满墙皆是，今年获赠的汪国真的一幅字也挂在其中。有朋友来，夸汪国真的字潇洒帅气，我想大概是因着知其名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有天，一个朋友的朋友，对于书法评鉴算是内行，一幅一幅欣赏我的收藏，然后指着汪国真的字说：“这幅写得好！”转身，他一本正经地问道：“汪国真是谁呀？”
听汪国真的朋友讲过这样一个事：2002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推出18家连锁酒店特供的红酒，设计的酒标想要用一首诗，而且要用毛笔书写，酒店高层有意要找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最好是这个书法家写自己创作的诗，最好这个诗人能够用毛笔亲自写下自己的作品，经过一番番筛选，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汪国真。因为没有任何熟人介绍，酒店只能去书店买汪国真的诗集，然后找出版社，通过出版社才找到汪国真。
汪国真的书法作品出了书，入了各种选集，还应邀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了他的个人书画展，今年下半年他还将应邀在国内其他地方陆续举办个人的书画展览。
偶然见到一份荣誉证书，落款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汪国真先生：您的书法作品已经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给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特此致谢！”没想到，汪国真的字已经成了“国礼”！
虽然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算是汪国真的“粉丝”，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诗人，乃至文人，能够成为大众偶像的，大概只有汪国真一个人。
有人说汪国真长得帅，也不知道他是诗人中的“偶像”，还是原本就是偶像，后来成了诗人。我觉得帅与不帅是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标准。有人说汪国真的笑特别具有“杀伤力”，我想这大概是很多女性的共识。
为了“深入生活”，我参加了几次不同场合的聚会。汪国真在公众场合很内敛，甚至是不苟言笑，在大家的谈笑风生之中他往往不主动搭腔，也不会凑上去侃侃而谈。他并不显得高傲，很平和的样子，但是不世俗。据我亲见，往往会有不同年龄阶段的美女主动凑到他的身边，如果不是签字或者合影，那就是没话找话跟他闲聊，他会非常得体地回应，仍然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据说他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铣工的时候，曾经在业务比赛上获得整个仪表局的第一名，这既说明他天生心灵手巧，也说明他其实是在把这种“无它但手熟耳”的活计当成了艺术，对艺术就要专注，就要投入，就要倾注身心之爱，要体现出一种美感。
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当时的汪国真22岁，受教育程度虽说是达到了初中，但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获得的知识量是要大打折扣的，而且很多考试科目都是他的弱项。他珍惜这次机会，看书备考，用半年时间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在百里挑一的竞争之中顺利考取暨南大学中文系。
由于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宽泛，汪国真的应酬也就越来越多，但是他仍然坚持“三不一准”：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准点吃饭。他自己做家务，用老式的搓板儿洗衣服，一副“新好男人”的作派。
艺术固然相通，毕竟需要灵犀一点，如果说以汪国真的才华游刃有余地驾驭不同的艺术门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那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驾车技能。因为 长年在全国各地应酬打理各种事情，在北京时外出打车也很方便，所以在私家车渐渐占满北京道路的这几年，汪国真没有考虑要买车，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去学车考驾照。直到去年，年近半百的汪国真忽发奇想，拿了驾照，买了车。我不奇怪他这大忙人，他这岁数，轻而易举拿了“车本儿”，我奇怪的是，作为“新手”，以北京的路况，汪国真居然无所畏惧地上路，穿大街小巷抄近路，开远途奔郊区走盘山路，一派从容。有幸坐过几次汪国真开的车，起初紧张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他是“新手”，后来不仅我忘了“新手”这回事，而且不知道他驾龄的人全都认定他是“老司机”。
因为这种断断续续的采访方式，使我不得不经常打扰汪国真。他在京的时间很少，应酬又极多，我不知他处身怎样的情景，所以极少与他电话联系，一般是发短信，等他有空的时候回复，而他的幽默和机智恰恰通过这只言片语跃然显现出来。对此，如果举例说明恐怕太过��唆，所以这确实只能说是我的主观感受。我觉得他特别善于跟各种层面的人进行交流，而且善于适应别人所乐于接受的那种交流方式，让人觉得亲切自然。
作为偶像，外表的魅力固然必不可少，但是个性的魅力似乎更为打动人心。汪国真的天赋很高，但是并不自负；他对事执著，但是并不较劲。他温和、儒雅，矜持但不冷傲，真率但不张扬，睿智然而纯净，自信然而平易。
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出版的、研究和赏析汪国真作品的专著已有16部。一直以来，我们总以为很容易就读懂了汪国真的诗，但却发现原来永远也读不懂汪国真这个人。他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而似乎是一个永远神秘的谜，我们只能通过心灵去感悟，在感悟中体会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很多读者喜欢汪国真的诗文，喜欢那些明白畅晓，情感真实，富含人生哲理的句子。他的诗淡入淡出，不留斧痕，一如他的人，纯净自然，简单明朗。
前不久，我在跟父母的闲聊中谈到正在做汪国真的专访，家父随意说道：“要说古诗，脍炙人口的也就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名篇几个名句，汪国真有不少诗句被大家熟知，他的诗看来是能够传世的呀！”家父知道并且记得汪国真这个人已经让我吃惊不小，而且这几句“外行话”更是让我对家父和汪国真一并产生了刮目相看的感觉。家父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多年来对于文学的兴趣约等于零，据我所知，至今在世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几乎没有几个能够叫得出名字的。
我第一次读到的汪国真的诗是《热爱生命》，同学抄给我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首诗曾经在1988年作为《读者文摘》（现在改叫《读者》）的卷首语，并于同年被《青年文摘》刊出，18年来曾经倾倒无数读者，无疑也被认为是汪国真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他的这首“代表作”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正在影响着受教育的下一代。
现在回想起来，汪国真的出名其实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当他轻轻地悄悄走来的时候，诗坛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关注。1979年4月12日，在暨南大学读大一的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处女作，他得到的是两元钱的稿费和坚持诗歌创作的巨大鼓舞。5年后，1984年第10期的湖南杂志《年轻人》发表了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后经《青年博览》《青年文摘》先后转载，他的作品开始受到读者的关注。
这个时候，汪国真和他的诗似乎还没有真正触动诗坛那根敏感然而脆弱的神经，也没有被所谓的“诗坛”所承认。可是，这些诗却默默地被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众多的年轻人接受着、传抄着，这种民间自发的搜寻、摘录、互赠、朗读，渐渐成为时尚。我翻出当年的摘抄本，有些从收音机广播中记录的诗句到眼下突然发现那作者就是汪国真，差不多20年了，很多句子还记忆犹新，还会令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人说汪国真是被炒作被“包装”出来的诗人，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之一，我不能苟同这种想当然的臆断。在今天，人们对于各种有意或者看似无意的宣传已经心存戒备，因为炒作无处不在。但是，那时节汪国真和他的读者们还远没有聪明时尚至此，他们的真诚与单纯恰恰形成了一股无声的力量。
关于汪国真诗集最初的出版，有两个故事流传较广，我早年就听说过，此番采访又跟他本人进行了核实。从中，看不出任何炒作的痕迹。
一件事是：1990年春天的某一天，某个中学的学生在课堂上抄汪国真的诗，被老师发现了，这几个学生居然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师：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汪国真的诗！老师回家跟丈夫说了，她的丈夫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孟光，敏感而敬业，于是出版社就跟汪国真约了稿。汪国真1990年4月20日交稿，诗集5月21日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日前该书的责任编辑孟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采访时坦言：这本诗集在当时至少印了60万册。据经验丰富的出版界业内人士估算，该书的盗版印数要在正版的3倍以上。
另一件事是：山东济宁的一位读者自发收集汪国真的诗作，编辑整理，分类成章，以“梦幻出版社”的名义制成手抄本，托人带到北京请汪国真签名。这就是后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年轻的思绪》。另外，这位叫王萍的读者还特意收集报刊有关汪国真的各种评论和介绍，精心整理了厚厚的三大本。
“汪国真热”“汪国真现象”，出版界的“汪国真年”，一切都在意料中却又显得突如其来。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在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卖光了库存，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当中，汪国真名列第一，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仅限统计正版，如果算上盗版，估计达到1000万册以上）。
当此际，汪国真如弄潮儿向涛头立，与其说是引起了诗坛的关注，不如说是侧目。批评虽然并不普遍，但是却成了主流。汪国真的作品给足了新诗的面子，却好像是丢了整个新诗界的脸，爱面子的诗人们生怕汪诗所谓的浅薄影响到诗歌应有的所谓的深刻，生怕汪诗所谓的平庸影响了诗歌应有的所谓的高贵。于是，劈头盖脸的责难似乎成为“划清界限”的宣言，当然这些责难未必见诸文字，却分明能够见到口水。
一方面，汪国真被称为“缪斯最钟爱的男人”，被称为“诗坛王子”，被称为“青春偶像”，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另一方面，是惊诧，是鄙夷，是不屑，甚至是诅咒：“三年之后绝对没有人读汪国真的诗！”
一个三年过去了，又一个三年过去了，大概已经好几个三年过去了。汪国真自己都不怎么写诗了，他的诗集还在被出版，而且还在被盗版。据说这些年来写诗的人甚至比读诗的人还多，所以诗集的出版难于上青天，即使出版了读者也寥若晨星，印数微乎其微。然而，汪国真的诗集不仅被一出再出，而且至今盗版不断，他自己偶然在书市就发现了30多种。盗版行为对作者和读者都造成损失，应该予以打击，但这现象的存在无疑说明汪国真的诗多年来一直被广大读者热情追捧着，并因此会给盗版者带来可观的收益。
今年4月初，我们一行到北京郊区踏青，负责接待的同志特意准备了很厚一本汪国真的作品集等待签名，汪国真一看就说是盗版。这本作品集并不是“克隆”原著，而是凭空攒出来的一本书，内容不“伪”，印制也不“劣”。可见，盗版者也是用心良苦。
除了写诗，汪国真同时还写作了大量的哲思短语类的散文，也呈现着通俗的风格，也同样被某些“业内人士”认为肤浅，也同样受到很多“没文化”读者的喜欢。在他出名10年之后，2000年，他的5篇散文入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
我在无意中发现，汪国真的诗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却几乎不入选当代诸多诗歌选本。编选者究竟是因为看不惯他的影响所以就排斥他的诗，还是因为看不上他的诗而有意要遏制某种影响呢？不得而知，或者，不言自明。
汪国真的诗兼有李清照的清丽、李商隐的警策、（俄）普希金的抒情、（美）狄金森的凝练。汪国真的短文中有“规律是大的技巧，技巧是小的规律，大家注意规律，小家注意技巧”这话，他善于发现并且运用规律，他知道千百年来读者所接受的是那些通俗易懂、情感上引发广泛共鸣、内容上蕴含丰富的诗句，这使得他的诗歌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至今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引用，表达着人们寓于心中难诉笔端的各类情感。
汪国真对于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1992年对于汪国真是个人生的转折，其中包括由原来年产五六百首新诗变为此后每年大概只写十几首了。后来为了配合书法创作，他写旧体诗甚至多于新诗，而且呈现出一种“余事作诗人”的状态。
他的诗集和小语集，曾经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3年台湾出版了一直热销的“汪国真诗文系列”五种；同年他的诗集日文版也出版；1997年他的诗集在意大利出版。
今年4月下旬的一个活动，我和汪国真都在场，碰到山东梁山县的宋县长，县长说他上中学的儿子很喜欢汪国真的诗，于是热情地拨通电话，让儿子跟汪国真聊几句。从电话那端传来特别激动的声音，说他们班上好多同学都有汪国真的诗集，有很多同学会背他的诗。
至于说在各种场合碰到各种身份的人脱口背诵汪国真的诗已是司空见惯，十六七年前如此，今天亦如此。
写诗已经名满天下，书画日渐成为大家。汪国真的字，被镌刻在名山大川，他要让天地间留下翅膀飞翔的痕迹，他要让自己的思绪迨荡于天风海雨之间。
我最早知道汪国真写毛笔字是源于那篇被称为《2002年十大假新闻》的失真报道，说他开火锅店破产，街头卖字为生。当然，汪国真并没有开火锅店，更没有沦落至此，但是“卖字为生”这四个字却让我知道写诗的汪国真还舞弄书法，而且他的字居然达到可以卖钱，甚至达到能够养家糊口的程度。
艺术家往往都是完美主义者，很难容忍自己身上的瑕疵，或者说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不行。关于汪国真习练书法的动机，他只提供过一种版本，就是：成名之后应酬太多，不仅是要签名，在很多场合还经常被人“强迫”题词，字写得难看太丢人了。为了减少在公众面前“出丑”，他决定开始练字。
1993年，人到中年的汪国真开始练字，据说他坚持每天练一个小时，练了一年。许多人看到汪国真的字说是下过“童子功”，而且对半路出家写毛笔字持有偏见，但汪国真还是坚持实话实说。
他先从欧阳询的楷书开始练，然后是王羲之的行书，再然后是怀素、张旭的草书，因为参照了毛泽东书法的篇章布局，所以很多人称他写的是“毛体”。
其实汪国真没有刻意模仿任何一家的字体，如果把他的书法作品拆解成单个字来看，与“毛体”是有很大差别的。书法家必须要有自己创作的个性，不仅要下功夫临帖，而且对一笔一画一招一试的感悟都应该是独特的。汪国真很善于读帖，一个字几种写法，他挑出最好看的那种，反复练，然后再有所发挥。
汪国真擅长狂草。草书是张扬个性的字体，要形神兼备，要收放自如，特别讲究气韵的流动。写好草书不容易，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它很难模仿，不能凭借匠气进行打造，不能像“种白菜”一样一个一个码放在纸面上。
也有人说写草书“讨巧”，看不出功底，那么倒不妨看看汪国真写的楷书、魏碑、大篆、小篆和隶书，那些字不仅基本功扎实，而且“看上去很美”。他为河南云梦山风景区题的“映瑞池”三个字就是隶书，刻在天然的石头上，很大气。在游客如云的张家界、黄山、三峡、五台山、九华山、晋祠等名胜风景区，汪国真的书法既有题匾，也有石刻。
各种场合，背诵汪国真诗的固然大有人在，而近年来，兴致勃勃说在哪里哪里见到汪国真字的人越来越多。
当年为了配合练字，汪国真改用毛笔写信，以至于后来他的信竟然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店里，被作为藏品拍卖。
毛笔用到得心应手了，他就开始尝试画中国画，擅长花卉和墨竹，也是看书自学，无师自通，对于浓淡干湿的把握恰到好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文和书画都潇洒灵动，神采飞扬，意趣盎然，体现着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
当然，汪国真以诗成名在前，所以有些人理所当然认为他的字属于“名人书法”，起初我也曾经这样以为。
我有不少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送给我的墨宝在家里挂得满墙皆是，今年获赠的汪国真的一幅字也挂在其中。有朋友来，夸汪国真的字潇洒帅气，我想大概是因着知其名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有天，一个朋友的朋友，对于书法评鉴算是内行，一幅一幅欣赏我的收藏，然后指着汪国真的字说：“这幅写得好！”转身，他一本正经地问道：“汪国真是谁呀？”
听汪国真的朋友讲过这样一个事：2002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推出18家连锁酒店特供的红酒，设计的酒标想要用一首诗，而且要用毛笔书写，酒店高层有意要找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最好是这个书法家写自己创作的诗，最好这个诗人能够用毛笔亲自写下自己的作品，经过一番番筛选，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汪国真。因为没有任何熟人介绍，酒店只能去书店买汪国真的诗集，然后找出版社，通过出版社才找到汪国真。
汪国真的书法作品出了书，入了各种选集，还应邀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了他的个人书画展，今年下半年他还将应邀在国内其他地方陆续举办个人的书画展览。
偶然见到一份荣誉证书，落款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汪国真先生：您的书法作品已经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给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特此致谢！”没想到，汪国真的字已经成了“国礼”！
虽然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算是汪国真的“粉丝”，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诗人，乃至文人，能够成为大众偶像的，大概只有汪国真一个人。
有人说汪国真长得帅，也不知道他是诗人中的“偶像”，还是原本就是偶像，后来成了诗人。我觉得帅与不帅是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标准。有人说汪国真的笑特别具有“杀伤力”，我想这大概是很多女性的共识。
为了“深入生活”，我参加了几次不同场合的聚会。汪国真在公众场合很内敛，甚至是不苟言笑，在大家的谈笑风生之中他往往不主动搭腔，也不会凑上去侃侃而谈。他并不显得高傲，很平和的样子，但是不世俗。据我亲见，往往会有不同年龄阶段的美女主动凑到他的身边，如果不是签字或者合影，那就是没话找话跟他闲聊，他会非常得体地回应，仍然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据说他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铣工的时候，曾经在业务比赛上获得整个仪表局的第一名，这既说明他天生心灵手巧，也说明他其实是在把这种“无它但手熟耳”的活计当成了艺术，对艺术就要专注，就要投入，就要倾注身心之爱，要体现出一种美感。
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当时的汪国真22岁，受教育程度虽说是达到了初中，但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获得的知识量是要大打折扣的，而且很多考试科目都是他的弱项。他珍惜这次机会，看书备考，用半年时间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在百里挑一的竞争之中顺利考取暨南大学中文系。
由于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宽泛，汪国真的应酬也就越来越多，但是他仍然坚持“三不一准”：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准点吃饭。他自己做家务，用老式的搓板儿洗衣服，一副“新好男人”的作派。
艺术固然相通，毕竟需要灵犀一点，如果说以汪国真的才华游刃有余地驾驭不同的艺术门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那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驾车技能。因为 长年在全国各地应酬打理各种事情，在北京时外出打车也很方便，所以在私家车渐渐占满北京道路的这几年，汪国真没有考虑要买车，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去学车考驾照。直到去年，年近半百的汪国真忽发奇想，拿了驾照，买了车。我不奇怪他这大忙人，他这岁数，轻而易举拿了“车本儿”，我奇怪的是，作为“新手”，以北京的路况，汪国真居然无所畏惧地上路，穿大街小巷抄近路，开远途奔郊区走盘山路，一派从容。有幸坐过几次汪国真开的车，起初紧张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他是“新手”，后来不仅我忘了“新手”这回事，而且不知道他驾龄的人全都认定他是“老司机”。
因为这种断断续续的采访方式，使我不得不经常打扰汪国真。他在京的时间很少，应酬又极多，我不知他处身怎样的情景，所以极少与他电话联系，一般是发短信，等他有空的时候回复，而他的幽默和机智恰恰通过这只言片语跃然显现出来。对此，如果举例说明恐怕太过��唆，所以这确实只能说是我的主观感受。我觉得他特别善于跟各种层面的人进行交流，而且善于适应别人所乐于接受的那种交流方式，让人觉得亲切自然。
作为偶像，外表的魅力固然必不可少，但是个性的魅力似乎更为打动人心。汪国真的天赋很高，但是并不自负；他对事执著，但是并不较劲。他温和、儒雅，矜持但不冷傲，真率但不张扬，睿智然而纯净，自信然而平易。
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出版的、研究和赏析汪国真作品的专著已有16部。一直以来，我们总以为很容易就读懂了汪国真的诗，但却发现原来永远也读不懂汪国真这个人。他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而似乎是一个永远神秘的谜，我们只能通过心灵去感悟，在感悟中体会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