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七节 阿拉伯帝国对西班牙的征服
附：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日耳曼战国时代”与中国的“战国时代”历时都为200多年。这样长的时间跨度，足以体现出地缘影响力，并且帮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探究王朝兴衰的幕后推手。虽然阴谋论者非常愿意相信，历史是由一些事先谋划的阴谋决定的，但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是大帝级的英雄人物，能做的也只是顺势而为。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想到，一只亚马逊森林的蝴蝶扇动翅膀后，可能会在两周后的千里之外，引发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
公元610年，引发日耳曼战国时代终结的这只“蝴蝶”，在阿拉伯半岛赛拉特山脉中部的一个山洞里，扇动了一下翅膀。25年后，一个强大、空前的西亚帝国崛起于荒漠，并开始同时挑战拜占庭、萨珊波斯两大帝国。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这只引发连锁反应的“蝴蝶”，是曾经在“希拉山洞”（麦加附近）顿悟，并随即创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诸部的先知穆罕默德了（关于穆罕默德的创教史，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阿拉伯帝国与西方的博弈，是整个中世纪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面还会花很多时间，来解读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日耳曼人来说，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宗教还很遥远。即使进入文明进程的日耳曼人，已经学会了“以史为鉴”，历史经验也会告诉他们，来自亚洲的威胁，至多只会威胁到希腊半岛和埃及。然而仅仅在阿拉伯先知走出“希拉山洞”后的第101年，日耳曼人就惊讶的发现，荒漠游牧者们居然出现在了欧洲的最西端。
在阿拉伯帝国扩张到西北非之前，源自西北非的那些游牧土著（柏柏尔人），被称之为“摩尔人”，而当阿拉伯人出现在这片土地后，摩尔人就成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统称了。很显然，欧洲人并不认为这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无论从地理还是气候环境看，阿拉伯半岛完全就是与北非一体的。农耕的埃及人、在西北非游牧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犹太人一样同属原始闪含民族的后代。事实上如果不是强大的尼罗河文明横亘其间，地缘属性相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之间的融合应该会更早。
当然，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欧洲当下所遭遇的是一场来自亚洲的，打上阿拉伯和穆斯林标签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帝国能够从伊比利亚方向入侵欧洲，那些拥有共同祖先的西北非土著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最起码在汉尼拔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作为雇佣军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了。公元711年，摩尔人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本来地缘位置最安全的西哥特王国，突然发现自己经营了将近300年的西班牙地区，居然成为了日耳曼世界的前线。仅仅在3年之后，摩尔人就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土地。
不过西哥特王国虽然灭亡了，却并不代表日耳曼人完全退出了伊比利亚。西哥特人的残余力量，随后退至西班牙北部组建了一个叫做“阿斯图里亚斯”的王国（后来以陆续分裂、扩张出几个日耳曼小国）。这片为西哥特人保存火种的沿海山地，一直以来也是伊比利亚半岛内，最难征服的地区。在迦太基部分，我们曾经解读过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结构。总的来说，这是高地为主的半岛（梅塞塔高原），除了边缘自然形成的沿海低地以外，低地主要集中在一些源出高原的大型河谷地区。其中由西侧葡萄牙入海的特茹河、西班牙南部的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及东北部哺育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埃布罗河，是伊比利亚半岛境内的主要大河。相比之下，缺乏大型的河谷平原半岛北部，对征服者的吸引力也就不大了。比如当年的汉尼拔，在巩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统治后，就开始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了。
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之举，完全就是当年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的翻版。很显然，他们也不会一定要在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再北上富庶的高卢。尤其西哥特王国，本来也就控制着法国南部，那条连接意大利半岛的沿海通道。仅仅在入侵伊比利亚的第二年，摩尔人扩张到了这一地区。然而不管阿拉伯人的下一步目标，是复制汉尼拔的壮举，还是准备北上高卢，他们都将面临比汉尼拔困难的多的局面。
在汉尼拔准备远征罗马的时候，凯尔特人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还属于未开化的、松散的部落结构地区。由于深受罗马的压迫，高卢人甚至成为了汉尼拔最坚定的盟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从战略层面上，预判高卢人会站在自己这边，汉尼拔是绝对不可能进行那场史诗般的远征的。然而阿拉伯人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却恰恰相反。此时的高卢，已经统一在法兰克王国手中。更为不利的是，无论从民族、宗教，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法兰克人都只会成为阿拉伯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想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兰克王国的强力反击，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在高卢的扩张。并且通过20年的拉锯战，迫使对手战略上放弃了继续征服高卢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消化伊比利亚半岛上（尤其是半岛北部还存在日耳曼势力的情况下）。至于法兰克人，也很自然的“接收”了原属西哥特王国的，塞文山脉以南地区，打通了通往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半岛的沿海通道。按照今天的行政划分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法兰克人藉由抵抗阿拉伯入侵的契机，完成了对法国的统一。
上述一切都发生在未来的查理大帝，夺得法兰克王权之前。这也意味着，国王查理要想成为“大帝”，一定要在法国以外有所作为了。至于法兰克王国的扩张方向在哪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八节 教皇国崛起与伦巴第王国的覆灭
对于法兰克人来说，现在的战略形势不是好，而是太好了。西哥特王国已经被阿拉伯帝国与灭，其残余在西班牙北部的势力，更多是在为法兰克王国牵制摩尔人；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还在为统一意大利的事情而烦恼。未来的查理大帝所要思考的，无非是自己应该从哪里下手。问题在于，一个强大帝国的理想边界到底在哪？“大帝”们自己也未必知道。对于很多征服者来说，他们更相信战场上实力能决定一切。
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征服者会以自己的“国家”为起点，向各个方向尝试。直到有一天在某个地区碰壁，才会停下远征的脚步。查理大帝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为法兰克王国开疆扩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与法兰克接壤的每一个板块都燃起了战火。首先成为他征服对象的，是意大利半岛的伦巴第人。应该说，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悬念。不到一年时间，伦巴底人统治下的北意大利，就成为了法兰克的领土。这场战争中最值得观注的，也最有地缘意义的，是法兰克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虽然理由总是会有的）。
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来自于一个特殊的政治体——教皇国。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境内，仍然能够看到的以“梵蒂冈”为名的国家，就是教皇国的遗产。这个世界最小国，也是为数不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从后面的内容中找到原因）。对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略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基督教经历过两次大分裂。第一次分裂出天主教、东正教两大派别；第二次，又从天主教世界分裂出“新教”（16世纪）。罗马则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廷所在地。这种超脱政治的宗教地位，也是其至今仍拥有超然地位的原因所在。
基督教的第一次正式分裂，是在11世纪中叶。当然在此之前，东、西教会之间早已貌合神离了（这其中的地缘背景，也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主教，又称“罗马天主教”。所谓“东正教”的正式名称则为“正统天主教会”，只不过为了区别前者，被加上方位简称为东正教了。从这个角度说，二者在分裂之前都算是“天主教”。至于分裂的种子，则在君士坦丁大帝东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当拜占庭成为“新罗马”后，罗马帝国的政治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了。在日耳曼人实际控制西地中海，并且架空西罗马皇帝的公元5世纪，东、西罗马人都意识到，提升罗马教区的地位，有助于帮助混乱的西地中海重新建立秩序。也就是说，罗马人仍然希望以双中心的方式，统一地中海世界。只不过君士坦丁堡承担的是政治中心任务，而罗马则用宗教中心的价值，来补足政治控制力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主教的地位上升为了“教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教皇”了。为了维系教廷的运转，教廷在罗马所在的台伯河流域保有一定领地，而为了统治这些领地，又诞生了直接听命于教廷的贵族政治体系，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教皇国”。
在拜占庭已经意识到，即不可能把日耳曼人赶出地中海，又不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把那些日耳曼王国变回行省的情况下，设计的这种政、教双中心模式，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身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认为（他们可不认为自己只是什么东罗马的皇帝），如果日耳曼诸王国都信仰天主教（从而受教宗控制），而身处罗马的教皇又受他们控制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皇权，就仍然可以在西地中海延伸了。
就传教这点来说，罗马教廷还是做的不错的。最起码西哥特、法兰克、伦巴第这三大日耳曼王国，都先后归依的天主教。不过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宗教的力量，而是各大日耳曼王国内部融合的需要。当征服者在人口、文化都处于弱势时，选择接受被征服者的信仰，有助于与之拉近心理距离，从而赢得政治稳定。回顾中央之国的历史，大家就应该很好理解日耳曼人的选择了。
然而即使日耳曼人都信仰了天主教，也并不代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就此延伸到西地中海。事实上，这也是拜占庭帝国在面临伦巴第、萨珊、阿拉伯的多重压力时，仍然还在竭力在意大利半岛保留据点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拜占庭需要为罗马的教宗提供看的见的“保护”，才能保证自己的皇权能够置于教权之上。问题在于，东线牵扯了拜占庭帝国的太多精力，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崛起并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北非后，君士坦丁堡再想维持在意大利半岛的存在，就变得异常的困难了。
由此看来，当年飞出“希拉山洞”的那只蝴蝶，不仅从伊比利亚方向影响了欧洲的命运，还间接影响了意大利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当拜占庭无力维持在意大利半岛的存在时，直接受益的自然就是一直试图统一意大利半岛的伦巴第人了。公元751年，伦巴第王国攻陷了拜占庭帝国在波河平原的领地，开始了意大利统一之战。正常情况下，当拜占庭的势力逐渐被挤出意大利半岛后，伦巴第人并不会驱逐罗马教廷，而是会顺势成为教皇和教廷的新保护者，并以此来号令其他奉天主教为国教的日耳曼王国。按照中国人的说话，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并不能真的让其他竞争者臣服，一切都还是要靠实力说话，但能够让教皇听命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参考曹操的案例）。对于那些笃信天主教的民众来说，到底是听命于世俗的统治者，还是教廷会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明智的统治者，最好是让自己和罗马教廷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
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伦巴第人统一意大利。因为这样的话，被一个国家完全包围的罗马教廷，将成为真正的傀儡。依照地缘政治原则，教廷宁愿选择与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日耳曼王国结盟，以避免出现伦巴第一家独大的局面。由于西哥特王国已经亡于阿拉伯帝国之手了，能够成为选项的其实就只有法兰克王国了。至于法兰克王国，当然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机会了。
最先受罗马教皇邀请，入侵意大利的，并非未来的查理大帝，而是他的父亲“丕平”，史称“矮子丕平”（西方重名的太多，只能用外号区别）。公元753、756年，法兰克王国的军队，在他的率领下两次击败伦巴第王国。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丕平只是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正是凭借操办与教廷的政治交易，而公私兼顾的上位成为了法兰克国王了。之所以要特别介绍一下查理曼的父亲，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查理帝国奠定了基础，更是因为所谓的“教皇国”，是在他的主导下成型的。
当法兰克王国将教廷视为可以“远交”的盟友时，帮助盟友在对手（伦巴第王国）的势力范围内做大、挤压对手的空间就成为了选项。为此，法兰克王国将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的大片意大利中部的土地（其实是拜占庭的了）送给了罗马教廷，史称“丕平献土”。从此以后，教廷的地缘价值，也不再是一个拥有少量采邑自给的宗教组织，而成了一个有实力发动战争，与邻国争夺领土的，真正的国家了。
实际上，从所附的《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中，大家就可以看出，从罗马一直延伸到波河平原南部的“教皇国”，相当于从中部将意大利半岛一分为二了。在中间还分隔着亚平宁山脉的情况下，以这样的地理结构立国是很不稳固的。然而正是因为教皇国宗教权力存在，才使得其能够如此突兀的存在。这一点，与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领地横亘于韩国境内，却还能长期存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教皇国的建立虽然对西欧的政治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于意大利半岛本身的地缘政治完整性，却是致命的伤害。这意味着，谁想统一意大利半岛，都将遇到教皇国，以及那些以保护教皇为名（实际是不希望对手做大）的天主教国家的反对。至于攻灭伦巴第王国的查理大帝，会怎么处理与教皇国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九节 查理曼帝国在小不列颠、加泰罗尼亚、潘诺尼亚的扩张
需要说明的是，查理曼帝国的东部边界最北端，跨越了易北河口，扩张到了日德兰半岛南部。不过帝国并没有试图征服北欧，毕竟这个世界还有太多可供扩张的方向了，实在没有必要去招惹那些野蛮的远亲。更何况要想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这片苦寒之地，没有强大的海军是做不到的。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以“维京人”为标签南下的北欧海盗们，是如何反过来在那些先行者的碗里分一杯羹的。
对于法兰克人来说，要是真有海战的想法，倒不如把不列颠作为远征的方向。只是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先解决号称“小不列颠”的布列塔尼亚的问题（布列塔尼就是“小不列颠”的意思）。虽然从实力对比来看，这应该是最没有难度的了。然而事情的进展，却未能如预想中那么顺利。查理曼在这个方向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让布列塔尼王国短暂的从王国改称“公国”（以表示归顺查理曼帝国），并没有真正完成征服。即使是这种表面臣服，也在查理曼死后宣告结束。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布列塔尼都拥有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否表面臣服于法国国王）。
以布列塔尼本身的纵深来说，本来是没有机会长时间独立生存下去的。此类小国能够独立，往往是因为处在两大政治板块相接之地，需要被充当跳板或者缓冲。从地缘位置上看，维系布列塔尼独立地位的幕后推手，很显然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在查理曼征服时期，帮助小不列颠人的，是坚守在不列颠西部的凯尔特同族。而当历史进入英、法相争阶段时，出于左右欧洲大陆局势的目的，热衷于维持布列塔尼独立地位的，就变成英格兰人了。
要想彻底解决布列塔尼问题，法兰克需要从一个陆权大国，转变为一个海权强国。问题在于，对于这个迅速扩张的国家来说，大陆事务已经够多的了。事实上，这也是后来的法兰西（法国）一直以来的困扰所在。在欧洲大陆的相对优势，总是让他们在向海外扩张时患得患失。好在能否彻底征服这些小布列颠人并无伤大局，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帝国来说，查理曼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前面我们也说了，“宗教”已经成为中世纪地缘博弈最华丽的外衣。查理曼能够登上帝位，技术上得到了教廷的“神授”，扩张也是以传播天主教为名的。既然如此，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就是查理曼最优先需要考虑的了。其实即使不考虑宗教原因，为了维系在日耳曼世界的领袖地位，法兰克人也不可能和阿拉伯帝国和平相处的。从地缘关系上看，如果说法兰克人是在再造罗马，那么阿拉伯人就是加强版的迦太基了。说起来历史也是一个轮回，当年建立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也是从地中海之东的亚洲而来的。这些专注海上贸易的商人，与从沙漠中崛起的阿拉伯人，本身也拥有共同的祖先。
要想彻底将“摩尔人”赶出伊比利亚，最大的问题在于阿拉伯人同时还控制了北非。尽管和基督教世界一样，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分裂为了大小不等的国家，但这同样不妨碍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之下，共同对抗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在这种泾渭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下，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前后共用了800年时间，直到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要纠正前面的一个错误，并不是所有以人名命名的帝国都是短命的），取代阿拉伯帝国入主北非后，基督徒们才算借着这个穆斯林世界内乱的战略窗口，最终推进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查理曼自然是不知道，基督徒们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夺回伊比利亚的控制权。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帝国在这个方向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曾经一度推进到了埃布罗河，也就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母亲河。不过在查理曼死后，帝国在伊比利亚的防线，也被迫进行了收缩。加泰罗尼亚东北沿岸的巴塞罗纳城，成为了法兰克人对抗摩尔人的前沿。当然，法兰克人其实并没有在伊比利亚有太大作为。真正在伊比利亚半岛反击阿拉伯人的（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那些西哥特贵族和遗民。他们在半岛北部所组成的那些小国，最终整合成了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
现在，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已经为新生的查理曼帝国划定了西、北、南的边界。在这向个方向，不列颠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摩尔人）这几个背后拥有纵深的族群，成为了日耳曼人进一步扩张的阻力。然而在上一个纪元，这些民族可都不是日耳曼人最可怕的敌人。在那时，震憾了整个欧洲的，是那些来自亚洲的“匈人”。尽管来自南俄草原的威胁，主要由拜占庭帝国去应对，但不要忘了，在多瑙河中游，还有一片曾经作为匈人西进基地的草原——匈牙利草原存在。即使无力控制这片草原，查理曼最起码也要拿下与之隔岸相望的潘诺尼亚平原，才能确保帝国（尤其是意大利半岛）不受游牧民族的威胁。
实际上，查理曼并不用等到入主潘诺尼亚，才会感觉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因为在伦巴第人入主意大利半岛之后，潘诺尼亚就已经被游牧民族所控制了。这支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的游牧民族，被称之为“阿瓦尔人”（作为交换，阿瓦尔人也对伦巴第人西征，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关于这支游牧民族的来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唯一比较有共识的是，他们应该也是一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各种说法中最吸引眼球的，是阿瓦尔人就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人。在突厥崛起之后，柔然人最终西迁南俄草原，直至入主匈牙利草原，占据潘诺尼亚。
我们一直说，草原上的事情连游牧民族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阿瓦尔人到底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这支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过客，真正对历史和地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是在阿瓦人之后入主匈牙利草原的马扎尔人（后面我们会对此有所解读）。当然，如果柔然人是被一个华夏王朝所击败的，估计阿瓦人在欧洲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知名度就会高的多了。就像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有个“上帝之鞭”叫阿拉提，并得意的认为，中国人曾经间接左右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地缘角度看，游牧民族占领农业区的难度，要远小于定居民族统治草原。这点从查理曼对阿瓦尔人的战争也可以看出。尽管凭借强大的实力，帝国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回了整个潘诺尼亚，并一度攻至匈牙利草原中部蒂萨河，但帝国还是希望遵循以多瑙河为边界的传统，并未试图直接占领匈牙利草原。只不过，今日不同往日，即使要做到这点也已经很困难的。在查理曼死后，陷入分裂的帝国最终还是放弃了潘诺尼亚。
在罗马时代，潘诺尼亚虽然在北、东两面，一直遭受着游牧民族和日耳曼人的重压，但最起码西面的意大利半岛、南面隶属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能够给予这个边缘之地以支撑。这种平衡在罗马帝国陷入分裂后方被打破，日耳曼人、游牧民族先后成为潘诺尼亚的主人，并将此作为进一步渗透西欧的跳板。
对于已经统一西欧的法兰克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潘诺尼亚南、北两侧，都已经不属于日耳曼人的控制区了（虽然他们曾经做到过）除了东面的阿瓦尔人以外，西、南斯拉夫人，分别从波希米亚、伊利里亚两个方向，对潘诺尼亚形成了一个反C型的战略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居于这些“蛮族”之间去耗费精力，倒不如让潘诺尼亚成为斯拉夫和阿瓦尔人之间的博弈舞台（尤其在帝国面临分裂、重整的情况下）。
第一百一十节 查理曼的遗产
从东哥特人攻入罗马算起，至查理曼坐上帝国“皇帝”宝座，日耳曼人前后用了差不多400年时间，终于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需要注意的是，教皇为这位法兰克国王加冕的是“罗马人的皇帝”。对于双方来说，这又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查理曼通过这一称号，将自己的帝国“嫁接”到了罗马身上；教廷也可以因此让拜占廷人知道，自己仍然是整个“罗马”的宗教领袖（而不是只是蛮族和神之间的桥梁）。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是有点难以调和的，那就是神权和君权谁大的问题。虽然从技术的角度看，教皇是新“罗马皇帝”的加冕人，看起来应该是神权大了，但从现实来看，法兰克人在西欧独霸天下的局面，让教廷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根本无法找到制衡他的力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避免受控于拜占庭），教廷甚至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已经将整个西罗马的政权移交给了罗马教廷（史称“君士坦丁的赠礼”）。以此推论，查理曼和后面称帝的人，就只是教廷的政治代理人了。
当然，此类说词能否起到作用，关键还是在于教廷将要面临的世俗竞争者是谁。如果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那么神权不可避免的会依附于君权，就像拜占庭那样。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最希望面对的是一个全民信仰天主教的、分裂的欧洲。法兰克人并没有让教廷失望，因为法兰克人并没有做好中央集权的思想准备。即使名义上建立了帝国，查理曼也仍然认为，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分封制”，而不是赢家通吃的“中央集权制”，才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
帝国实际上在查理曼死后，就陷入权力斗争。公元842年，查理曼的儿孙们终于决定坐下来，根据公平原则签订了裂土封王的“凡尔登条约”。根据条约，查理曼帝国被分割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很多时候这三个法兰克王国会被和现在法、意、德三国对应起来，并且被认为是上述三国分立的雏形，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先来看看查理曼是如何分配他的帝国的。
首先是西法兰克王国，除了延伸到巴塞罗纳的那个突出部，王国的领土都在法国境内。从这个角度看，法国人将自己国家的源头，上溯至西法兰克王国倒也有道理。不过当年的西法兰克王国在其东境，却没有延伸到莱茵河。有三个板块：普罗旺斯、勃艮第、以及洛林，并没有归入西法兰克境内。上述板块在之前的内容中，都曾经具体解读过。所谓普罗旺斯全称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意指阿尔卑斯山西南侧，至罗纳河三角洲的那片沿海地带；勃艮第的地理范围，则是包括索恩河在内的，除瑞士高原、罗纳河三角洲在内的“罗纳河流域”了。至于洛林，大家首先跃入脑海的，肯定是阿尔萨斯西侧，那片为摩泽尔河、马斯河上游所滋养的高地——洛林高地了（上述两条河流，皆为莱茵河左岸支流）。不过在中世纪，“洛林”这一地缘标签所指的范围要比现在大的多。包括洛林高地、阿登高原在内的，摩泽尔河、马斯河流域，以及整个比荷低地，都包括在“洛林”的范围内。
上述三个板块之所以没有成为西法兰克王国的领土，是因为他们和意大利半岛北部一起，成为了中法兰克的领土。事实上，做出这种安排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因为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领土，离三分之一的份额相去甚远。至于东法兰克王国，则大致继承的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地区。除此之外，法国阿尔萨斯之北，隶属德国的那段“莱茵河中游河谷平原”，也整体属于东法兰克王国。
三个法兰克王国分割的细节，大家可以参照《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来细细品味。对于从地缘和大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一切的我们来说，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东、西两个领国相比，中法兰克王国的地缘结构明显缺乏稳定性。如此狭长且地缘结构复杂的国家，要是能够长时间屹立不倒，反倒是奇迹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法兰克王国内部很快通过继承权的平均分配，再次分裂为了洛林、勃艮第（包括普罗旺斯地区）、意大利三个王国。紧接着，离政治中心最远的洛林又被东、西法兰克王国所瓜分。很显然，意大利半岛+罗讷河谷的结构依然不可能保持稳定，加上教皇国在半岛中部的存在，中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们，很显然没有机会成为主角了。所谓的法兰克“三国演义”，实际成为了东、西法兰克的两强对抗。
与其说查理曼的地缘遗产，奠定了法、德、意三国立国的基础，倒不如说是为后来法、德两国的领土之间，埋下了导火索。在后面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高卢雄鸡和日耳曼战车，为了争夺中法兰克王国的北方遗产发动了多少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纯粹从找一条明确政治分割线的角度来看，当年凯撒以莱茵河为界划分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决定，反倒算是简单明了。事实上今天法德之间的边界，也的确更像是继承了凯撒大帝而不是查理大帝的遗产。当然，法德之间的边界问题，本质上还是由于二大板块之间缺乏明显、且能有效分割二者的地缘分割线的原因。相比之下，地缘政治结构更加混乱的意大利半岛，因为阿尔卑斯山脉能够起到有效分割作用，反倒在陆地边界上没有那么大的结构性矛盾。它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是如何克服教皇国的影响，完成内部统一。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影响力也远没有罗马人大。一个成功的民族是否完成对一个板块的征服，并不取决于政治上是否成为那片土地的主宰者，而在于有没有真正融合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会看到，罗马帝国对高卢数百年的经营，以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已经让这片土地深深的打上的“拉丁”的烙印。即使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完成了对高卢和意大利的征服，也未能将这两大板块日耳曼化。其中最显性的地缘特征，就是今天的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德国那样属于“日耳曼语族”，而都属于“拉丁语族”地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即使被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轮番统治，今天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还是属于“拉丁语族”的成员。换句话说，除了留在日耳曼尼亚以及北欧的日耳曼人之外，那些深入西、南欧的日耳曼人，不管政治上曾经取得的多大成就，最终在文化上都被拉丁化了。唯一成为例外的，只有孤悬海外的不列颠。海洋的阻隔，以及北欧日耳曼人源源不断的输入，使之有机会消除罗马的影响，完成日耳曼进程（虽然还不算完全成功）。
尽管内部陷入了分裂，但查理曼为法兰克人争取来的帝位，还是名义上被保留了下来。在整个公元9世纪，“罗马皇帝”的称号，都在三大法兰克王国内部流转。然而正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法兰克人并没有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完成“法兰克化”或者说“日耳曼化”的进程。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大部），被拉丁文化所融合。唯一能够保持日耳曼文化的，只有从未被罗马真正统治的，西法兰克王国治下的“日耳曼尼亚”。一个世纪以后，日耳曼尼亚与高卢地区的地缘博弈，终于撕去了“法兰克内斗”这层面纱，彻底回归了地缘博弈的本质。一个全新的，真正被现在日耳曼人视为“第一帝国”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
查理曼大帝的丰功伟绩到此烟消云散。不过，到今天全世界还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纪念着这位伟人——据说，扑克牌里的红桃K，就是他老人家。
附：红桃K——查理曼大帝
第一百零七节 阿拉伯帝国对西班牙的征服
附：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日耳曼战国时代”与中国的“战国时代”历时都为200多年。这样长的时间跨度，足以体现出地缘影响力，并且帮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探究王朝兴衰的幕后推手。虽然阴谋论者非常愿意相信，历史是由一些事先谋划的阴谋决定的，但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是大帝级的英雄人物，能做的也只是顺势而为。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想到，一只亚马逊森林的蝴蝶扇动翅膀后，可能会在两周后的千里之外，引发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
公元610年，引发日耳曼战国时代终结的这只“蝴蝶”，在阿拉伯半岛赛拉特山脉中部的一个山洞里，扇动了一下翅膀。25年后，一个强大、空前的西亚帝国崛起于荒漠，并开始同时挑战拜占庭、萨珊波斯两大帝国。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这只引发连锁反应的“蝴蝶”，是曾经在“希拉山洞”（麦加附近）顿悟，并随即创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诸部的先知穆罕默德了（关于穆罕默德的创教史，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阿拉伯帝国与西方的博弈，是整个中世纪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面还会花很多时间，来解读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日耳曼人来说，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宗教还很遥远。即使进入文明进程的日耳曼人，已经学会了“以史为鉴”，历史经验也会告诉他们，来自亚洲的威胁，至多只会威胁到希腊半岛和埃及。然而仅仅在阿拉伯先知走出“希拉山洞”后的第101年，日耳曼人就惊讶的发现，荒漠游牧者们居然出现在了欧洲的最西端。
在阿拉伯帝国扩张到西北非之前，源自西北非的那些游牧土著（柏柏尔人），被称之为“摩尔人”，而当阿拉伯人出现在这片土地后，摩尔人就成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统称了。很显然，欧洲人并不认为这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无论从地理还是气候环境看，阿拉伯半岛完全就是与北非一体的。农耕的埃及人、在西北非游牧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犹太人一样同属原始闪含民族的后代。事实上如果不是强大的尼罗河文明横亘其间，地缘属性相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之间的融合应该会更早。
当然，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欧洲当下所遭遇的是一场来自亚洲的，打上阿拉伯和穆斯林标签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帝国能够从伊比利亚方向入侵欧洲，那些拥有共同祖先的西北非土著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最起码在汉尼拔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作为雇佣军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了。公元711年，摩尔人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本来地缘位置最安全的西哥特王国，突然发现自己经营了将近300年的西班牙地区，居然成为了日耳曼世界的前线。仅仅在3年之后，摩尔人就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土地。
不过西哥特王国虽然灭亡了，却并不代表日耳曼人完全退出了伊比利亚。西哥特人的残余力量，随后退至西班牙北部组建了一个叫做“阿斯图里亚斯”的王国（后来以陆续分裂、扩张出几个日耳曼小国）。这片为西哥特人保存火种的沿海山地，一直以来也是伊比利亚半岛内，最难征服的地区。在迦太基部分，我们曾经解读过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结构。总的来说，这是高地为主的半岛（梅塞塔高原），除了边缘自然形成的沿海低地以外，低地主要集中在一些源出高原的大型河谷地区。其中由西侧葡萄牙入海的特茹河、西班牙南部的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及东北部哺育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埃布罗河，是伊比利亚半岛境内的主要大河。相比之下，缺乏大型的河谷平原半岛北部，对征服者的吸引力也就不大了。比如当年的汉尼拔，在巩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统治后，就开始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了。
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之举，完全就是当年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的翻版。很显然，他们也不会一定要在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再北上富庶的高卢。尤其西哥特王国，本来也就控制着法国南部，那条连接意大利半岛的沿海通道。仅仅在入侵伊比利亚的第二年，摩尔人扩张到了这一地区。然而不管阿拉伯人的下一步目标，是复制汉尼拔的壮举，还是准备北上高卢，他们都将面临比汉尼拔困难的多的局面。
在汉尼拔准备远征罗马的时候，凯尔特人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还属于未开化的、松散的部落结构地区。由于深受罗马的压迫，高卢人甚至成为了汉尼拔最坚定的盟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从战略层面上，预判高卢人会站在自己这边，汉尼拔是绝对不可能进行那场史诗般的远征的。然而阿拉伯人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却恰恰相反。此时的高卢，已经统一在法兰克王国手中。更为不利的是，无论从民族、宗教，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法兰克人都只会成为阿拉伯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想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兰克王国的强力反击，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在高卢的扩张。并且通过20年的拉锯战，迫使对手战略上放弃了继续征服高卢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消化伊比利亚半岛上（尤其是半岛北部还存在日耳曼势力的情况下）。至于法兰克人，也很自然的“接收”了原属西哥特王国的，塞文山脉以南地区，打通了通往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半岛的沿海通道。按照今天的行政划分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法兰克人藉由抵抗阿拉伯入侵的契机，完成了对法国的统一。
上述一切都发生在未来的查理大帝，夺得法兰克王权之前。这也意味着，国王查理要想成为“大帝”，一定要在法国以外有所作为了。至于法兰克王国的扩张方向在哪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八节 教皇国崛起与伦巴第王国的覆灭
对于法兰克人来说，现在的战略形势不是好，而是太好了。西哥特王国已经被阿拉伯帝国与灭，其残余在西班牙北部的势力，更多是在为法兰克王国牵制摩尔人；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还在为统一意大利的事情而烦恼。未来的查理大帝所要思考的，无非是自己应该从哪里下手。问题在于，一个强大帝国的理想边界到底在哪？“大帝”们自己也未必知道。对于很多征服者来说，他们更相信战场上实力能决定一切。
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征服者会以自己的“国家”为起点，向各个方向尝试。直到有一天在某个地区碰壁，才会停下远征的脚步。查理大帝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为法兰克王国开疆扩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与法兰克接壤的每一个板块都燃起了战火。首先成为他征服对象的，是意大利半岛的伦巴第人。应该说，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悬念。不到一年时间，伦巴底人统治下的北意大利，就成为了法兰克的领土。这场战争中最值得观注的，也最有地缘意义的，是法兰克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虽然理由总是会有的）。
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来自于一个特殊的政治体——教皇国。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境内，仍然能够看到的以“梵蒂冈”为名的国家，就是教皇国的遗产。这个世界最小国，也是为数不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从后面的内容中找到原因）。对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略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基督教经历过两次大分裂。第一次分裂出天主教、东正教两大派别；第二次，又从天主教世界分裂出“新教”（16世纪）。罗马则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廷所在地。这种超脱政治的宗教地位，也是其至今仍拥有超然地位的原因所在。
基督教的第一次正式分裂，是在11世纪中叶。当然在此之前，东、西教会之间早已貌合神离了（这其中的地缘背景，也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主教，又称“罗马天主教”。所谓“东正教”的正式名称则为“正统天主教会”，只不过为了区别前者，被加上方位简称为东正教了。从这个角度说，二者在分裂之前都算是“天主教”。至于分裂的种子，则在君士坦丁大帝东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当拜占庭成为“新罗马”后，罗马帝国的政治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了。在日耳曼人实际控制西地中海，并且架空西罗马皇帝的公元5世纪，东、西罗马人都意识到，提升罗马教区的地位，有助于帮助混乱的西地中海重新建立秩序。也就是说，罗马人仍然希望以双中心的方式，统一地中海世界。只不过君士坦丁堡承担的是政治中心任务，而罗马则用宗教中心的价值，来补足政治控制力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主教的地位上升为了“教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教皇”了。为了维系教廷的运转，教廷在罗马所在的台伯河流域保有一定领地，而为了统治这些领地，又诞生了直接听命于教廷的贵族政治体系，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教皇国”。
在拜占庭已经意识到，即不可能把日耳曼人赶出地中海，又不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把那些日耳曼王国变回行省的情况下，设计的这种政、教双中心模式，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身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认为（他们可不认为自己只是什么东罗马的皇帝），如果日耳曼诸王国都信仰天主教（从而受教宗控制），而身处罗马的教皇又受他们控制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皇权，就仍然可以在西地中海延伸了。
就传教这点来说，罗马教廷还是做的不错的。最起码西哥特、法兰克、伦巴第这三大日耳曼王国，都先后归依的天主教。不过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宗教的力量，而是各大日耳曼王国内部融合的需要。当征服者在人口、文化都处于弱势时，选择接受被征服者的信仰，有助于与之拉近心理距离，从而赢得政治稳定。回顾中央之国的历史，大家就应该很好理解日耳曼人的选择了。
然而即使日耳曼人都信仰了天主教，也并不代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就此延伸到西地中海。事实上，这也是拜占庭帝国在面临伦巴第、萨珊、阿拉伯的多重压力时，仍然还在竭力在意大利半岛保留据点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拜占庭需要为罗马的教宗提供看的见的“保护”，才能保证自己的皇权能够置于教权之上。问题在于，东线牵扯了拜占庭帝国的太多精力，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崛起并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北非后，君士坦丁堡再想维持在意大利半岛的存在，就变得异常的困难了。
由此看来，当年飞出“希拉山洞”的那只蝴蝶，不仅从伊比利亚方向影响了欧洲的命运，还间接影响了意大利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当拜占庭无力维持在意大利半岛的存在时，直接受益的自然就是一直试图统一意大利半岛的伦巴第人了。公元751年，伦巴第王国攻陷了拜占庭帝国在波河平原的领地，开始了意大利统一之战。正常情况下，当拜占庭的势力逐渐被挤出意大利半岛后，伦巴第人并不会驱逐罗马教廷，而是会顺势成为教皇和教廷的新保护者，并以此来号令其他奉天主教为国教的日耳曼王国。按照中国人的说话，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并不能真的让其他竞争者臣服，一切都还是要靠实力说话，但能够让教皇听命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参考曹操的案例）。对于那些笃信天主教的民众来说，到底是听命于世俗的统治者，还是教廷会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明智的统治者，最好是让自己和罗马教廷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
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伦巴第人统一意大利。因为这样的话，被一个国家完全包围的罗马教廷，将成为真正的傀儡。依照地缘政治原则，教廷宁愿选择与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日耳曼王国结盟，以避免出现伦巴第一家独大的局面。由于西哥特王国已经亡于阿拉伯帝国之手了，能够成为选项的其实就只有法兰克王国了。至于法兰克王国，当然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机会了。
最先受罗马教皇邀请，入侵意大利的，并非未来的查理大帝，而是他的父亲“丕平”，史称“矮子丕平”（西方重名的太多，只能用外号区别）。公元753、756年，法兰克王国的军队，在他的率领下两次击败伦巴第王国。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丕平只是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正是凭借操办与教廷的政治交易，而公私兼顾的上位成为了法兰克国王了。之所以要特别介绍一下查理曼的父亲，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查理帝国奠定了基础，更是因为所谓的“教皇国”，是在他的主导下成型的。
当法兰克王国将教廷视为可以“远交”的盟友时，帮助盟友在对手（伦巴第王国）的势力范围内做大、挤压对手的空间就成为了选项。为此，法兰克王国将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的大片意大利中部的土地（其实是拜占庭的了）送给了罗马教廷，史称“丕平献土”。从此以后，教廷的地缘价值，也不再是一个拥有少量采邑自给的宗教组织，而成了一个有实力发动战争，与邻国争夺领土的，真正的国家了。
实际上，从所附的《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中，大家就可以看出，从罗马一直延伸到波河平原南部的“教皇国”，相当于从中部将意大利半岛一分为二了。在中间还分隔着亚平宁山脉的情况下，以这样的地理结构立国是很不稳固的。然而正是因为教皇国宗教权力存在，才使得其能够如此突兀的存在。这一点，与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领地横亘于韩国境内，却还能长期存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教皇国的建立虽然对西欧的政治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于意大利半岛本身的地缘政治完整性，却是致命的伤害。这意味着，谁想统一意大利半岛，都将遇到教皇国，以及那些以保护教皇为名（实际是不希望对手做大）的天主教国家的反对。至于攻灭伦巴第王国的查理大帝，会怎么处理与教皇国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九节 查理曼帝国在小不列颠、加泰罗尼亚、潘诺尼亚的扩张
需要说明的是，查理曼帝国的东部边界最北端，跨越了易北河口，扩张到了日德兰半岛南部。不过帝国并没有试图征服北欧，毕竟这个世界还有太多可供扩张的方向了，实在没有必要去招惹那些野蛮的远亲。更何况要想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这片苦寒之地，没有强大的海军是做不到的。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以“维京人”为标签南下的北欧海盗们，是如何反过来在那些先行者的碗里分一杯羹的。
对于法兰克人来说，要是真有海战的想法，倒不如把不列颠作为远征的方向。只是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先解决号称“小不列颠”的布列塔尼亚的问题（布列塔尼就是“小不列颠”的意思）。虽然从实力对比来看，这应该是最没有难度的了。然而事情的进展，却未能如预想中那么顺利。查理曼在这个方向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让布列塔尼王国短暂的从王国改称“公国”（以表示归顺查理曼帝国），并没有真正完成征服。即使是这种表面臣服，也在查理曼死后宣告结束。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布列塔尼都拥有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否表面臣服于法国国王）。
以布列塔尼本身的纵深来说，本来是没有机会长时间独立生存下去的。此类小国能够独立，往往是因为处在两大政治板块相接之地，需要被充当跳板或者缓冲。从地缘位置上看，维系布列塔尼独立地位的幕后推手，很显然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在查理曼征服时期，帮助小不列颠人的，是坚守在不列颠西部的凯尔特同族。而当历史进入英、法相争阶段时，出于左右欧洲大陆局势的目的，热衷于维持布列塔尼独立地位的，就变成英格兰人了。
要想彻底解决布列塔尼问题，法兰克需要从一个陆权大国，转变为一个海权强国。问题在于，对于这个迅速扩张的国家来说，大陆事务已经够多的了。事实上，这也是后来的法兰西（法国）一直以来的困扰所在。在欧洲大陆的相对优势，总是让他们在向海外扩张时患得患失。好在能否彻底征服这些小布列颠人并无伤大局，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帝国来说，查理曼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前面我们也说了，“宗教”已经成为中世纪地缘博弈最华丽的外衣。查理曼能够登上帝位，技术上得到了教廷的“神授”，扩张也是以传播天主教为名的。既然如此，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就是查理曼最优先需要考虑的了。其实即使不考虑宗教原因，为了维系在日耳曼世界的领袖地位，法兰克人也不可能和阿拉伯帝国和平相处的。从地缘关系上看，如果说法兰克人是在再造罗马，那么阿拉伯人就是加强版的迦太基了。说起来历史也是一个轮回，当年建立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也是从地中海之东的亚洲而来的。这些专注海上贸易的商人，与从沙漠中崛起的阿拉伯人，本身也拥有共同的祖先。
要想彻底将“摩尔人”赶出伊比利亚，最大的问题在于阿拉伯人同时还控制了北非。尽管和基督教世界一样，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分裂为了大小不等的国家，但这同样不妨碍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之下，共同对抗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在这种泾渭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下，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前后共用了800年时间，直到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要纠正前面的一个错误，并不是所有以人名命名的帝国都是短命的），取代阿拉伯帝国入主北非后，基督徒们才算借着这个穆斯林世界内乱的战略窗口，最终推进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查理曼自然是不知道，基督徒们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夺回伊比利亚的控制权。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帝国在这个方向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曾经一度推进到了埃布罗河，也就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母亲河。不过在查理曼死后，帝国在伊比利亚的防线，也被迫进行了收缩。加泰罗尼亚东北沿岸的巴塞罗纳城，成为了法兰克人对抗摩尔人的前沿。当然，法兰克人其实并没有在伊比利亚有太大作为。真正在伊比利亚半岛反击阿拉伯人的（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那些西哥特贵族和遗民。他们在半岛北部所组成的那些小国，最终整合成了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
现在，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已经为新生的查理曼帝国划定了西、北、南的边界。在这向个方向，不列颠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摩尔人）这几个背后拥有纵深的族群，成为了日耳曼人进一步扩张的阻力。然而在上一个纪元，这些民族可都不是日耳曼人最可怕的敌人。在那时，震憾了整个欧洲的，是那些来自亚洲的“匈人”。尽管来自南俄草原的威胁，主要由拜占庭帝国去应对，但不要忘了，在多瑙河中游，还有一片曾经作为匈人西进基地的草原——匈牙利草原存在。即使无力控制这片草原，查理曼最起码也要拿下与之隔岸相望的潘诺尼亚平原，才能确保帝国（尤其是意大利半岛）不受游牧民族的威胁。
实际上，查理曼并不用等到入主潘诺尼亚，才会感觉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因为在伦巴第人入主意大利半岛之后，潘诺尼亚就已经被游牧民族所控制了。这支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的游牧民族，被称之为“阿瓦尔人”（作为交换，阿瓦尔人也对伦巴第人西征，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关于这支游牧民族的来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唯一比较有共识的是，他们应该也是一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各种说法中最吸引眼球的，是阿瓦尔人就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人。在突厥崛起之后，柔然人最终西迁南俄草原，直至入主匈牙利草原，占据潘诺尼亚。
我们一直说，草原上的事情连游牧民族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阿瓦尔人到底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这支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过客，真正对历史和地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是在阿瓦人之后入主匈牙利草原的马扎尔人（后面我们会对此有所解读）。当然，如果柔然人是被一个华夏王朝所击败的，估计阿瓦人在欧洲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知名度就会高的多了。就像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有个“上帝之鞭”叫阿拉提，并得意的认为，中国人曾经间接左右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地缘角度看，游牧民族占领农业区的难度，要远小于定居民族统治草原。这点从查理曼对阿瓦尔人的战争也可以看出。尽管凭借强大的实力，帝国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回了整个潘诺尼亚，并一度攻至匈牙利草原中部蒂萨河，但帝国还是希望遵循以多瑙河为边界的传统，并未试图直接占领匈牙利草原。只不过，今日不同往日，即使要做到这点也已经很困难的。在查理曼死后，陷入分裂的帝国最终还是放弃了潘诺尼亚。
在罗马时代，潘诺尼亚虽然在北、东两面，一直遭受着游牧民族和日耳曼人的重压，但最起码西面的意大利半岛、南面隶属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能够给予这个边缘之地以支撑。这种平衡在罗马帝国陷入分裂后方被打破，日耳曼人、游牧民族先后成为潘诺尼亚的主人，并将此作为进一步渗透西欧的跳板。
对于已经统一西欧的法兰克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潘诺尼亚南、北两侧，都已经不属于日耳曼人的控制区了（虽然他们曾经做到过）除了东面的阿瓦尔人以外，西、南斯拉夫人，分别从波希米亚、伊利里亚两个方向，对潘诺尼亚形成了一个反C型的战略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居于这些“蛮族”之间去耗费精力，倒不如让潘诺尼亚成为斯拉夫和阿瓦尔人之间的博弈舞台（尤其在帝国面临分裂、重整的情况下）。
第一百一十节 查理曼的遗产
从东哥特人攻入罗马算起，至查理曼坐上帝国“皇帝”宝座，日耳曼人前后用了差不多400年时间，终于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需要注意的是，教皇为这位法兰克国王加冕的是“罗马人的皇帝”。对于双方来说，这又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查理曼通过这一称号，将自己的帝国“嫁接”到了罗马身上；教廷也可以因此让拜占廷人知道，自己仍然是整个“罗马”的宗教领袖（而不是只是蛮族和神之间的桥梁）。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是有点难以调和的，那就是神权和君权谁大的问题。虽然从技术的角度看，教皇是新“罗马皇帝”的加冕人，看起来应该是神权大了，但从现实来看，法兰克人在西欧独霸天下的局面，让教廷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根本无法找到制衡他的力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避免受控于拜占庭），教廷甚至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已经将整个西罗马的政权移交给了罗马教廷（史称“君士坦丁的赠礼”）。以此推论，查理曼和后面称帝的人，就只是教廷的政治代理人了。
当然，此类说词能否起到作用，关键还是在于教廷将要面临的世俗竞争者是谁。如果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那么神权不可避免的会依附于君权，就像拜占庭那样。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最希望面对的是一个全民信仰天主教的、分裂的欧洲。法兰克人并没有让教廷失望，因为法兰克人并没有做好中央集权的思想准备。即使名义上建立了帝国，查理曼也仍然认为，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分封制”，而不是赢家通吃的“中央集权制”，才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
帝国实际上在查理曼死后，就陷入权力斗争。公元842年，查理曼的儿孙们终于决定坐下来，根据公平原则签订了裂土封王的“凡尔登条约”。根据条约，查理曼帝国被分割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很多时候这三个法兰克王国会被和现在法、意、德三国对应起来，并且被认为是上述三国分立的雏形，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先来看看查理曼是如何分配他的帝国的。
首先是西法兰克王国，除了延伸到巴塞罗纳的那个突出部，王国的领土都在法国境内。从这个角度看，法国人将自己国家的源头，上溯至西法兰克王国倒也有道理。不过当年的西法兰克王国在其东境，却没有延伸到莱茵河。有三个板块：普罗旺斯、勃艮第、以及洛林，并没有归入西法兰克境内。上述板块在之前的内容中，都曾经具体解读过。所谓普罗旺斯全称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意指阿尔卑斯山西南侧，至罗纳河三角洲的那片沿海地带；勃艮第的地理范围，则是包括索恩河在内的，除瑞士高原、罗纳河三角洲在内的“罗纳河流域”了。至于洛林，大家首先跃入脑海的，肯定是阿尔萨斯西侧，那片为摩泽尔河、马斯河上游所滋养的高地——洛林高地了（上述两条河流，皆为莱茵河左岸支流）。不过在中世纪，“洛林”这一地缘标签所指的范围要比现在大的多。包括洛林高地、阿登高原在内的，摩泽尔河、马斯河流域，以及整个比荷低地，都包括在“洛林”的范围内。
上述三个板块之所以没有成为西法兰克王国的领土，是因为他们和意大利半岛北部一起，成为了中法兰克的领土。事实上，做出这种安排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因为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领土，离三分之一的份额相去甚远。至于东法兰克王国，则大致继承的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地区。除此之外，法国阿尔萨斯之北，隶属德国的那段“莱茵河中游河谷平原”，也整体属于东法兰克王国。
三个法兰克王国分割的细节，大家可以参照《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来细细品味。对于从地缘和大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一切的我们来说，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东、西两个领国相比，中法兰克王国的地缘结构明显缺乏稳定性。如此狭长且地缘结构复杂的国家，要是能够长时间屹立不倒，反倒是奇迹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法兰克王国内部很快通过继承权的平均分配，再次分裂为了洛林、勃艮第（包括普罗旺斯地区）、意大利三个王国。紧接着，离政治中心最远的洛林又被东、西法兰克王国所瓜分。很显然，意大利半岛+罗讷河谷的结构依然不可能保持稳定，加上教皇国在半岛中部的存在，中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们，很显然没有机会成为主角了。所谓的法兰克“三国演义”，实际成为了东、西法兰克的两强对抗。
与其说查理曼的地缘遗产，奠定了法、德、意三国立国的基础，倒不如说是为后来法、德两国的领土之间，埋下了导火索。在后面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高卢雄鸡和日耳曼战车，为了争夺中法兰克王国的北方遗产发动了多少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纯粹从找一条明确政治分割线的角度来看，当年凯撒以莱茵河为界划分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决定，反倒算是简单明了。事实上今天法德之间的边界，也的确更像是继承了凯撒大帝而不是查理大帝的遗产。当然，法德之间的边界问题，本质上还是由于二大板块之间缺乏明显、且能有效分割二者的地缘分割线的原因。相比之下，地缘政治结构更加混乱的意大利半岛，因为阿尔卑斯山脉能够起到有效分割作用，反倒在陆地边界上没有那么大的结构性矛盾。它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是如何克服教皇国的影响，完成内部统一。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影响力也远没有罗马人大。一个成功的民族是否完成对一个板块的征服，并不取决于政治上是否成为那片土地的主宰者，而在于有没有真正融合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会看到，罗马帝国对高卢数百年的经营，以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已经让这片土地深深的打上的“拉丁”的烙印。即使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完成了对高卢和意大利的征服，也未能将这两大板块日耳曼化。其中最显性的地缘特征，就是今天的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德国那样属于“日耳曼语族”，而都属于“拉丁语族”地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即使被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轮番统治，今天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还是属于“拉丁语族”的成员。换句话说，除了留在日耳曼尼亚以及北欧的日耳曼人之外，那些深入西、南欧的日耳曼人，不管政治上曾经取得的多大成就，最终在文化上都被拉丁化了。唯一成为例外的，只有孤悬海外的不列颠。海洋的阻隔，以及北欧日耳曼人源源不断的输入，使之有机会消除罗马的影响，完成日耳曼进程（虽然还不算完全成功）。
尽管内部陷入了分裂，但查理曼为法兰克人争取来的帝位，还是名义上被保留了下来。在整个公元9世纪，“罗马皇帝”的称号，都在三大法兰克王国内部流转。然而正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法兰克人并没有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完成“法兰克化”或者说“日耳曼化”的进程。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大部），被拉丁文化所融合。唯一能够保持日耳曼文化的，只有从未被罗马真正统治的，西法兰克王国治下的“日耳曼尼亚”。一个世纪以后，日耳曼尼亚与高卢地区的地缘博弈，终于撕去了“法兰克内斗”这层面纱，彻底回归了地缘博弈的本质。一个全新的，真正被现在日耳曼人视为“第一帝国”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
查理曼大帝的丰功伟绩到此烟消云散。不过，到今天全世界还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纪念着这位伟人——据说，扑克牌里的红桃K，就是他老人家。
附：红桃K——查理曼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