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2015-04-22 07:52:49 ——在“重走玄奘西行路”学术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963ebc0102vg5g.html?tj=hist

就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而言,我最佩服的是玄奘和鉴真,他们一是文化拿来的代表,一是文化输出的代表。参加了“重走玄奘之路”的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兴发言。大致如下:

“重走玄奘之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也是一个被闲置很长时间甚至被遗忘的话题。真实的玄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被遗忘被误读。《西游记》第一次把玄奘置于一个畏缩懦弱的不太高的地位。经过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对玄奘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扩大化误读。很多中学生看了《西游记》的电视片以后,大多小看了唐僧的价值。“重走玄奘之路”的重要意义是对玄奘历史地位的恢复,追寻他的本来价值,宣达作为“中国脊梁”的玄奘精神。

其实,玄奘西行求法显示出重要的民族精神。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5岁的玄奘离开长安,开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在印度取经十七年,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遍访各地名僧大德,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玄奘回到长安,拒绝了高官而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潜心译经十九载。他不分昼夜译经,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广泛影响了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其可谓文化拿来的代表性人物。

由玄奘口授,辩机和尚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国际文化交流互动价值。今天,西方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按照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而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库什那迦、兰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包括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也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的印度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

作为佛学大师、翻译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经系统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据史料记载,出家后的玄奘潜心研习佛教大小乘教典,但是问题在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十分有限,而众师解说大相径庭异说纷纭,于是玄奘发愿为“一睹明法了义真文”,决心西行求法。然后边关不停有骚乱而禁止出关。玄奘只好偷渡出境,开始了自己长达两年艰难的西行之路。

玄奘广学多闻,深通佛教大小乘学说,二谛圆融,精通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智慧高迈。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而无人能破,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玄奘为何西行?为何归来?成果如何?按《西游记》的说法与玄奘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西行何止成百上万人,取得真经归来者大抵不多,当时有诗为证:“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出长安。去时几百归无十,后辈那知前辈难”。很多人死在黄尘滚滚的取经途中,一些人到了印度不再回来。玄奘为什么要回来?并殚精竭虑十九年翻译经文?

他翻译的1335卷经文究竟有何重大意义?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有何价值?季羡林先生应中华书局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时,一连几天睡不着。我问他,“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为什么独独对这本书如此的倾心?”他说:“很长时间,我就想把这本书好好地注释并且翻译。但由于人力和各个方面的原因没有落实,这次委托我来负责,我特别的激动!因为玄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史,唐太宗为什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玄奘口述让辩机和尚记录,有很强的政治、军事、文化目的,它代表了唐太宗要开疆辟国而且想成大事的一种精神。同时,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亲践了一百一十国,听闻了二十八国,对了解当时各国的基本状况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交往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印文化交流有个很大的背景,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南亚地缘文化战略。中国西部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文化基地,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紧密相连了上千年,然而,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中东,中东的麻烦在阿以,阿以的麻烦在耶路撒冷。可以说,自1980年代美国插手中亚问题以后,中亚问题的恶化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与我国大西南接壤的是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中印之间的历史宿怨仍未消解,印度发展核潜艇和核武影响到南亚地区安全,印度反华和亲华的论调交替出现。印巴局势仍然很危险,核竞争还在继续,再加上中印1961年的边境冲突,到现在两国交流甚少,而军备竞赛空前突出。由于印度的主流语言是英语,他们受欧美的影响非常大。印度一直在为他们历史上佛教的衰败而担忧,今天,印度人已经不能说梵语了。如何把玄奘当年取回的经文送回去,从民间扩展到官方,使得中印民族文化出现和谐的新气象,非常关键。

就地缘战略意义而言,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成为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主要方面,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能掉以轻心。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如果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复仇,这个世界的未来就太令人悲观了。如何避免战争,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用文化来化解,只有文化才能使世界成为和平的国际形势。如果西方“困龙”计划成功,崛起的中国龙将没有出海口。如何探讨一条打开中亚的文化之路,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多文化交流而非霸权欺压,如何在万重困境中走出一条大爱之路——“重走玄奘之路”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

玄奘精神对全民端正人生道路,学会做人的基本准则,培养面向世界的眼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玄奘的精神值得提倡,他那坚定的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仍然有着鼓励人心的意义。不管《大话西游》如何“大话”他,都表明了妖魔的七情六欲对一个矢志不渝的高僧的诱惑没有效果。今天人们拜倒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下,玄奘精神被遮蔽。有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金钱据为已有,恨不得把天下美女据为已有。玄奘一个托钵僧,身无分文力排万难苦行求经,无疑具有针砭时弊和疗治人心之功用。

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所认为的那样:玄奘西行求法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以开放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这些,今天的学者当然应该在比照自我中获得新的自我反省。

遭遇了太多调笑无厘头的玄奘,并没有因此而掩盖其精神光辉。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佛学事业,甚至连自己头盖骨都分成了7块分给了天下著名寺院。但吊诡的是,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寿命并不长。“法相宗”与“禅宗”相比,“禅宗”更具有普及性。这说明外来文化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最终可能渐渐只属于专家、高僧等一线的研究者,而不会成为全民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给玄奘定个位的话,他是文化拿来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所做的伟大功业是到西天印度去取经。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那文化拿来形象,应永留人们心间。

2015-04-22 07:52:49 ——在“重走玄奘西行路”学术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963ebc0102vg5g.html?tj=hist

就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而言,我最佩服的是玄奘和鉴真,他们一是文化拿来的代表,一是文化输出的代表。参加了“重走玄奘之路”的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兴发言。大致如下:

“重走玄奘之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也是一个被闲置很长时间甚至被遗忘的话题。真实的玄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被遗忘被误读。《西游记》第一次把玄奘置于一个畏缩懦弱的不太高的地位。经过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对玄奘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扩大化误读。很多中学生看了《西游记》的电视片以后,大多小看了唐僧的价值。“重走玄奘之路”的重要意义是对玄奘历史地位的恢复,追寻他的本来价值,宣达作为“中国脊梁”的玄奘精神。

其实,玄奘西行求法显示出重要的民族精神。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5岁的玄奘离开长安,开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在印度取经十七年,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遍访各地名僧大德,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玄奘回到长安,拒绝了高官而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潜心译经十九载。他不分昼夜译经,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广泛影响了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其可谓文化拿来的代表性人物。

由玄奘口授,辩机和尚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国际文化交流互动价值。今天,西方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按照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而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库什那迦、兰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包括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也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的印度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

作为佛学大师、翻译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经系统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据史料记载,出家后的玄奘潜心研习佛教大小乘教典,但是问题在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十分有限,而众师解说大相径庭异说纷纭,于是玄奘发愿为“一睹明法了义真文”,决心西行求法。然后边关不停有骚乱而禁止出关。玄奘只好偷渡出境,开始了自己长达两年艰难的西行之路。

玄奘广学多闻,深通佛教大小乘学说,二谛圆融,精通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智慧高迈。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而无人能破,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玄奘为何西行?为何归来?成果如何?按《西游记》的说法与玄奘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西行何止成百上万人,取得真经归来者大抵不多,当时有诗为证:“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出长安。去时几百归无十,后辈那知前辈难”。很多人死在黄尘滚滚的取经途中,一些人到了印度不再回来。玄奘为什么要回来?并殚精竭虑十九年翻译经文?

他翻译的1335卷经文究竟有何重大意义?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有何价值?季羡林先生应中华书局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时,一连几天睡不着。我问他,“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为什么独独对这本书如此的倾心?”他说:“很长时间,我就想把这本书好好地注释并且翻译。但由于人力和各个方面的原因没有落实,这次委托我来负责,我特别的激动!因为玄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史,唐太宗为什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玄奘口述让辩机和尚记录,有很强的政治、军事、文化目的,它代表了唐太宗要开疆辟国而且想成大事的一种精神。同时,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亲践了一百一十国,听闻了二十八国,对了解当时各国的基本状况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交往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印文化交流有个很大的背景,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南亚地缘文化战略。中国西部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文化基地,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紧密相连了上千年,然而,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中东,中东的麻烦在阿以,阿以的麻烦在耶路撒冷。可以说,自1980年代美国插手中亚问题以后,中亚问题的恶化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与我国大西南接壤的是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中印之间的历史宿怨仍未消解,印度发展核潜艇和核武影响到南亚地区安全,印度反华和亲华的论调交替出现。印巴局势仍然很危险,核竞争还在继续,再加上中印1961年的边境冲突,到现在两国交流甚少,而军备竞赛空前突出。由于印度的主流语言是英语,他们受欧美的影响非常大。印度一直在为他们历史上佛教的衰败而担忧,今天,印度人已经不能说梵语了。如何把玄奘当年取回的经文送回去,从民间扩展到官方,使得中印民族文化出现和谐的新气象,非常关键。

就地缘战略意义而言,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成为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主要方面,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能掉以轻心。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如果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复仇,这个世界的未来就太令人悲观了。如何避免战争,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用文化来化解,只有文化才能使世界成为和平的国际形势。如果西方“困龙”计划成功,崛起的中国龙将没有出海口。如何探讨一条打开中亚的文化之路,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多文化交流而非霸权欺压,如何在万重困境中走出一条大爱之路——“重走玄奘之路”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

玄奘精神对全民端正人生道路,学会做人的基本准则,培养面向世界的眼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玄奘的精神值得提倡,他那坚定的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仍然有着鼓励人心的意义。不管《大话西游》如何“大话”他,都表明了妖魔的七情六欲对一个矢志不渝的高僧的诱惑没有效果。今天人们拜倒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下,玄奘精神被遮蔽。有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金钱据为已有,恨不得把天下美女据为已有。玄奘一个托钵僧,身无分文力排万难苦行求经,无疑具有针砭时弊和疗治人心之功用。

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所认为的那样:玄奘西行求法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以开放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这些,今天的学者当然应该在比照自我中获得新的自我反省。

遭遇了太多调笑无厘头的玄奘,并没有因此而掩盖其精神光辉。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佛学事业,甚至连自己头盖骨都分成了7块分给了天下著名寺院。但吊诡的是,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寿命并不长。“法相宗”与“禅宗”相比,“禅宗”更具有普及性。这说明外来文化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最终可能渐渐只属于专家、高僧等一线的研究者,而不会成为全民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给玄奘定个位的话,他是文化拿来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所做的伟大功业是到西天印度去取经。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那文化拿来形象,应永留人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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