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历史现象，对中国崛起的大国战略非常有帮助，也给当今的中国以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虽然经过了30年奇迹般的经济起飞，但是中国的现状不是“人重物轻”，而是“人轻物重”。中国的经济，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衬衫经济”。《经济学人》几年前就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一些外商到中国设厂后，宁愿放弃了已经使用多年的技术。因为即使是二流的设备，也比中国的劳动力要贵得多，用贵机器替换贱人力不合算，进而形成了“低薪陷阱”、“低技术陷阱”。这和英美工业化的模式几乎是背道而驰。另外，虽然中国的能源、资源匮乏，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又属于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需要依赖大量的石油和原材料进口。中国的经济越是崛起，对这种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使之变得越紧缺、越昂贵。到2008年为止的石油、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屏障。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战略性的更新，这种屏障随着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恢复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怎么摆脱这种“人轻物重”的困局？我们还要参照西方的经验。固然，中西的历史和社会境况非常不同，不可简单地互相照搬。但是，工业革命毕竟由西方所发起，现代世界的经济秩序还是建立在这种西方体制之上。从人家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应该看一看“人重物轻”的优势是如何形成的。这会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先说“人重”。如今欧洲史学家们的一个主流意见是，东西欧从中世纪起分途为落后和先进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轻重。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打击了全欧，欧洲人口至少减半，土地荒芜，经济凋零。这对中世纪的封建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胀导致人力贬值，土地紧缺，粮价上涨。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在经济上自然强势。但是，人口减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大量的荒地，使农民和农奴不再需要依附领主，可以找块地方自立。劳工因为稀缺，其价格比黑死病前高出三倍，靠卖力气吃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看涨，岂愿屈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来越难。
面临这样的挑战，东西欧的封建势力有两种回应方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后果。在东欧，国王的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地方的贵族势力把持一切。他们利用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面对减少的人口强化封建人身控制，把农奴栓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准他们利用新的经济现实讨价还价。西欧特别是英格兰情况则复杂得多。在这里，国王和贵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谁也无法垄断政治权力。封建领主和农民发生冲突时，农民经常跑到国王法庭上诉讼，国王也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而英格兰基层社会丰富的自治传统对小民百姓多有庇护。比如，即使是农奴在与领主发生纠纷并在领主法庭受审时，也享受着初期陪审制度的保护。他如果找出几个同伴作证自己无罪，领主经常告他不倒。所以，尽管英格兰的领主们面对危机也希望使用政治权力加强对农奴的封建控制，可惜农奴和农民在社会中有种种制度资源可利用，在关键时刻坚决反抗，使领主无法得手。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场规则上来。比如领主降低地租，特别是通过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农民，以吸引人力资源维持自己庄园的生产。要知道，黑死病使人贵地贱，粮食也便宜，领主只要能从佃户那里收一点租，就不在乎转让大片土地的使用权，这样总比听任土地荒芜要好得多。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农民手中低价转让而来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下沉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拿着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强化，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的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可以和养牲口的饲料等等成本相提并论。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使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缴纳的地租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价，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十七、十八世纪是工价最高的。英国到了十八世纪紧追其后。
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靠市场、靠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价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内容摘自《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2016年10月出版
这一历史现象，对中国崛起的大国战略非常有帮助，也给当今的中国以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虽然经过了30年奇迹般的经济起飞，但是中国的现状不是“人重物轻”，而是“人轻物重”。中国的经济，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衬衫经济”。《经济学人》几年前就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一些外商到中国设厂后，宁愿放弃了已经使用多年的技术。因为即使是二流的设备，也比中国的劳动力要贵得多，用贵机器替换贱人力不合算，进而形成了“低薪陷阱”、“低技术陷阱”。这和英美工业化的模式几乎是背道而驰。另外，虽然中国的能源、资源匮乏，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又属于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需要依赖大量的石油和原材料进口。中国的经济越是崛起，对这种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使之变得越紧缺、越昂贵。到2008年为止的石油、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屏障。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战略性的更新，这种屏障随着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恢复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怎么摆脱这种“人轻物重”的困局？我们还要参照西方的经验。固然，中西的历史和社会境况非常不同，不可简单地互相照搬。但是，工业革命毕竟由西方所发起，现代世界的经济秩序还是建立在这种西方体制之上。从人家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应该看一看“人重物轻”的优势是如何形成的。这会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先说“人重”。如今欧洲史学家们的一个主流意见是，东西欧从中世纪起分途为落后和先进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轻重。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打击了全欧，欧洲人口至少减半，土地荒芜，经济凋零。这对中世纪的封建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胀导致人力贬值，土地紧缺，粮价上涨。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在经济上自然强势。但是，人口减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大量的荒地，使农民和农奴不再需要依附领主，可以找块地方自立。劳工因为稀缺，其价格比黑死病前高出三倍，靠卖力气吃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看涨，岂愿屈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来越难。
面临这样的挑战，东西欧的封建势力有两种回应方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后果。在东欧，国王的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地方的贵族势力把持一切。他们利用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面对减少的人口强化封建人身控制，把农奴栓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准他们利用新的经济现实讨价还价。西欧特别是英格兰情况则复杂得多。在这里，国王和贵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谁也无法垄断政治权力。封建领主和农民发生冲突时，农民经常跑到国王法庭上诉讼，国王也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而英格兰基层社会丰富的自治传统对小民百姓多有庇护。比如，即使是农奴在与领主发生纠纷并在领主法庭受审时，也享受着初期陪审制度的保护。他如果找出几个同伴作证自己无罪，领主经常告他不倒。所以，尽管英格兰的领主们面对危机也希望使用政治权力加强对农奴的封建控制，可惜农奴和农民在社会中有种种制度资源可利用，在关键时刻坚决反抗，使领主无法得手。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场规则上来。比如领主降低地租，特别是通过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农民，以吸引人力资源维持自己庄园的生产。要知道，黑死病使人贵地贱，粮食也便宜，领主只要能从佃户那里收一点租，就不在乎转让大片土地的使用权，这样总比听任土地荒芜要好得多。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农民手中低价转让而来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下沉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拿着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强化，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的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可以和养牲口的饲料等等成本相提并论。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使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缴纳的地租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价，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十七、十八世纪是工价最高的。英国到了十八世纪紧追其后。
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靠市场、靠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价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内容摘自《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201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