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哥伦布登陆美洲为起点的全球化浪潮,从最初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今天滔滔不可阻挡之势。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小小的“地球村”,其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衰落,美苏争霸形成,第三世界兴起,“欧洲中心论”已然成为明日黄花。在历史学领域中,“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旧世界观念不再符合现实需要,亟待重新评价、重新构建和重现撰写。“全球史观”的出现和发展,便是这种历史学研究趋势的集中表现和回应。于沛在《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观》一文中便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它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即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什么是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可视为一种运用于世界史编写的方法,主要出发点是反对以往“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等世界史编纂体系,所以实质上就是“新世界史”。全球史观的核心观点,一是世界是一个相互交往的有机整体,二是各种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和地位。全球史观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全球,同样还可以用来进行微观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是全球史观的播种者。而美国世界史学者则是全球史观丰硕果实的收获者:如麦克维尔的《西方的兴起》,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如沃伦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如小约翰・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在这些学者和著作中,麦克维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属于较早期的全球史观学者,《西方的兴起》(1963年)被视为全球史诞生的标志,《全球通史》则被视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之一。所以皮埃尔・维拉尔的论断便显得无可置疑:“相对来说,世界史是比较年轻的,其见解仍然是中肯的。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可笑的议论:说什么我们的知识太丰富了,专家太多了,世界太大了,一本书容纳不下,一个人研究不了,一套教育体制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难以对世界史进行研究。其实,百科知识同‘深思熟虑的历史’‘总体史’(即总体‘历史观’)是相辅相成的。” 为什么美国会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中心?伴随着牛仔裤、可口可乐、麦当劳从美国走向全球,美国由从前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世界中心”。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的战略利益从北美洲的天然疆域大踏步走向全球,经历了美苏争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石油危机、伊朗人质危机和全球反恐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美国需要能提供借鉴作用的新世界史学说,再加上历史学家的努力,全球史的教学研究便在其国内蓬勃发展起来。我们看到,无论是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是沃伦斯坦和亨廷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美国学者。这种现象并非巧合,他们的著作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实际上也体现出学术研究与国家实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倘若他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其观点和论著能否产生影响都属未知数。若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全球史观历史学家,当推斯塔夫里阿诺斯。 L.S.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是美国最杰出的世界史学者之一,也是全球史观的旗手之一。他从研究巴尔干半岛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转入全球史研究后推出《全球通史》、《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等著作。他久富盛名的《全球通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许多院校作为教材,中国的很多大学也把这本书作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的参考书目。中国还先后出版了该书的两个中译本和英文第七版的影印本,其销售量之多堪称历史学著作的奇迹。作为一部历史教科书,能在读书界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但是他的大作在专业历史学界中既获得赞誉又遇到不少批评,这种情形又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问世之时有几分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倡导全球史观,摒弃“西方中心论”,提倡“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者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个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所起的作用”。他的理论发展脉络可追溯到古典历史学家的“世界史观”,尤其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通史观”。公元前2世纪时期,罗马帝国的兴起使环地中海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波利比乌斯提出应该撰写通史,这样才能反映出时代发展方向。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当代世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比罗马帝国时代的环地中海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时代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优于过去任何时代的研究和著述条件。顺着这样的思路,他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改变旧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思路,开拓全球史领域。斯塔夫里阿诺斯从现实出发,提出“历史教会我们必须变化以控制变化”。他认为在变化速度史无前例的时代里,历史学家尤其应该对变化极为敏感。历史与现实促使他反对传统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世界史三分法,强调公元1500年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全球通史》的前后分界线。这种认识到现在基本获得了共识,其影响力自不必多言。 相对于各种历史观中的历史决定论而言,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史观中没有过多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提出人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人的觉悟。在诸如核武器究竟会不会毁灭地球的问题上,如果按照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原则如何解答?全球史观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只要人类能够理智地对待核武器,人类就不会自我毁灭,反之人类的末日随时会到来。归根结底,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而不是某个规律的历史。他没有摆出真理在握的姿态,较为客观地摆出事实和自己的解释,很容易赢得读者的共鸣。 另外,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驾驭文字的非凡功力,随处可见的思想火花和充满悲天悯人情怀的论述。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作者充分展示了他丰富多彩的知识,平心静气的叙述,适当的编排材料,细节描述与宏观叙事的有机结合。读者在阅读该书时,想来很少会有吃力费解的感觉。 当然,这些优点并不能说他的论著完美无缺。正如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史记》只是“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成独家之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他认为全球史的研究单位,不应该是传统世界史研究中所用的民族或者国家,而是那些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基于这个出发点,他反对“世界历史就像一幅世界地图,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能清晰而精确地在这幅地图上展现出来”的看法。从整体结构上分析,《全球通史》看确实是在研究产生这些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的区域。例如,农业的传播和文明的扩展,丝绸和香料的跨地区贸易等等,笔者都不惜笔墨地加以分析。不过从具体内容来看,该书实际上依旧是按照不同文明展开叙述的。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框架,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细化。比如,他反对前两者脱离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思路,而是按照时间排序排列,按照文明区域展开研究。 在研究视角方面,他认为全球史的研究视角,是类似于“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的“客观角度”,读者“得出的观点与居住在华盛顿、伦敦、巴黎还有北京、新德里或者开罗的观察者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提法乍看颇有吸引力,但是从现实角度而言,真正能站在月球观察地球的人目前还只有宇航员。每个历史学家总要有自己现实的修史立场和研究思路。从他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以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为核心区域(这是由人类已知历史的发展情况决定的),从这个立足点而非月球来研究世界史的。 在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他认为技术是世界史一以贯之的中心议题,也即“技术中心论”。他提出已知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六次技术革命,依次是火和工具的使用,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商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而在人类每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发展总是跟不上技术发展,成为历史上乃至今天不幸和暴力的根源。尤其在今天,核武器和基因技术不仅在改变着客观世界,也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变化。无论对错,作者的这种认识至少有强烈的现实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确实是技术吗? 在贯穿全书的观念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常常提及的词汇是“科学”、“进步”和“理性”等等。这些用词确实很有吸引力,较之“革命”、“专制”、“迷信”更顺应今天的潮流。但是,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有意无意的种族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例如,他在战后的种族问题方面声称,“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危险”。但是反殖民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白人,到底有什么危险,他就没有继续深究。他在谈到世界发展的前景时曾经认为,“今天,欧洲三大革命(工业、科学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他认为欧洲的经验和成就代表全球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实现人类的“大一统时代”。当今很多国家反对全球化和全球史观,但是世界的单一性却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言。只是他把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视为是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又不免令人认为他怀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不过,从他对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着力论述中,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西方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无谓地讨论“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毕竟,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能够让全世界在一个长时段内自愿或者被迫接受其规则。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不妨视为一个巨大的水晶球。起初它展现的景象残缺不全,但最后会呈现出一幅完整图形。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可算是这个水晶球中一道绚丽的风景。■
以哥伦布登陆美洲为起点的全球化浪潮,从最初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今天滔滔不可阻挡之势。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小小的“地球村”,其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衰落,美苏争霸形成,第三世界兴起,“欧洲中心论”已然成为明日黄花。在历史学领域中,“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旧世界观念不再符合现实需要,亟待重新评价、重新构建和重现撰写。“全球史观”的出现和发展,便是这种历史学研究趋势的集中表现和回应。于沛在《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观》一文中便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它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即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什么是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可视为一种运用于世界史编写的方法,主要出发点是反对以往“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等世界史编纂体系,所以实质上就是“新世界史”。全球史观的核心观点,一是世界是一个相互交往的有机整体,二是各种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和地位。全球史观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全球,同样还可以用来进行微观研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是全球史观的播种者。而美国世界史学者则是全球史观丰硕果实的收获者:如麦克维尔的《西方的兴起》,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如沃伦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如小约翰・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在这些学者和著作中,麦克维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属于较早期的全球史观学者,《西方的兴起》(1963年)被视为全球史诞生的标志,《全球通史》则被视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之一。所以皮埃尔・维拉尔的论断便显得无可置疑:“相对来说,世界史是比较年轻的,其见解仍然是中肯的。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可笑的议论:说什么我们的知识太丰富了,专家太多了,世界太大了,一本书容纳不下,一个人研究不了,一套教育体制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难以对世界史进行研究。其实,百科知识同‘深思熟虑的历史’‘总体史’(即总体‘历史观’)是相辅相成的。” 为什么美国会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中心?伴随着牛仔裤、可口可乐、麦当劳从美国走向全球,美国由从前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世界中心”。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的战略利益从北美洲的天然疆域大踏步走向全球,经历了美苏争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石油危机、伊朗人质危机和全球反恐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美国需要能提供借鉴作用的新世界史学说,再加上历史学家的努力,全球史的教学研究便在其国内蓬勃发展起来。我们看到,无论是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是沃伦斯坦和亨廷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美国学者。这种现象并非巧合,他们的著作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实际上也体现出学术研究与国家实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倘若他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其观点和论著能否产生影响都属未知数。若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全球史观历史学家,当推斯塔夫里阿诺斯。 L.S.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是美国最杰出的世界史学者之一,也是全球史观的旗手之一。他从研究巴尔干半岛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转入全球史研究后推出《全球通史》、《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等著作。他久富盛名的《全球通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许多院校作为教材,中国的很多大学也把这本书作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的参考书目。中国还先后出版了该书的两个中译本和英文第七版的影印本,其销售量之多堪称历史学著作的奇迹。作为一部历史教科书,能在读书界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但是他的大作在专业历史学界中既获得赞誉又遇到不少批评,这种情形又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问世之时有几分相似。 斯塔夫里阿诺斯倡导全球史观,摒弃“西方中心论”,提倡“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者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个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所起的作用”。他的理论发展脉络可追溯到古典历史学家的“世界史观”,尤其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通史观”。公元前2世纪时期,罗马帝国的兴起使环地中海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波利比乌斯提出应该撰写通史,这样才能反映出时代发展方向。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当代世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比罗马帝国时代的环地中海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时代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优于过去任何时代的研究和著述条件。顺着这样的思路,他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改变旧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思路,开拓全球史领域。斯塔夫里阿诺斯从现实出发,提出“历史教会我们必须变化以控制变化”。他认为在变化速度史无前例的时代里,历史学家尤其应该对变化极为敏感。历史与现实促使他反对传统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世界史三分法,强调公元1500年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全球通史》的前后分界线。这种认识到现在基本获得了共识,其影响力自不必多言。 相对于各种历史观中的历史决定论而言,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史观中没有过多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提出人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人的觉悟。在诸如核武器究竟会不会毁灭地球的问题上,如果按照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原则如何解答?全球史观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只要人类能够理智地对待核武器,人类就不会自我毁灭,反之人类的末日随时会到来。归根结底,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而不是某个规律的历史。他没有摆出真理在握的姿态,较为客观地摆出事实和自己的解释,很容易赢得读者的共鸣。 另外,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驾驭文字的非凡功力,随处可见的思想火花和充满悲天悯人情怀的论述。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作者充分展示了他丰富多彩的知识,平心静气的叙述,适当的编排材料,细节描述与宏观叙事的有机结合。读者在阅读该书时,想来很少会有吃力费解的感觉。 当然,这些优点并不能说他的论著完美无缺。正如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史记》只是“成一家之言”,而不是“成独家之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他认为全球史的研究单位,不应该是传统世界史研究中所用的民族或者国家,而是那些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基于这个出发点,他反对“世界历史就像一幅世界地图,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能清晰而精确地在这幅地图上展现出来”的看法。从整体结构上分析,《全球通史》看确实是在研究产生这些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的区域。例如,农业的传播和文明的扩展,丝绸和香料的跨地区贸易等等,笔者都不惜笔墨地加以分析。不过从具体内容来看,该书实际上依旧是按照不同文明展开叙述的。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框架,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细化。比如,他反对前两者脱离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思路,而是按照时间排序排列,按照文明区域展开研究。 在研究视角方面,他认为全球史的研究视角,是类似于“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的“客观角度”,读者“得出的观点与居住在华盛顿、伦敦、巴黎还有北京、新德里或者开罗的观察者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提法乍看颇有吸引力,但是从现实角度而言,真正能站在月球观察地球的人目前还只有宇航员。每个历史学家总要有自己现实的修史立场和研究思路。从他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以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为核心区域(这是由人类已知历史的发展情况决定的),从这个立足点而非月球来研究世界史的。 在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他认为技术是世界史一以贯之的中心议题,也即“技术中心论”。他提出已知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六次技术革命,依次是火和工具的使用,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商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而在人类每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发展总是跟不上技术发展,成为历史上乃至今天不幸和暴力的根源。尤其在今天,核武器和基因技术不仅在改变着客观世界,也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变化。无论对错,作者的这种认识至少有强烈的现实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确实是技术吗? 在贯穿全书的观念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常常提及的词汇是“科学”、“进步”和“理性”等等。这些用词确实很有吸引力,较之“革命”、“专制”、“迷信”更顺应今天的潮流。但是,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有意无意的种族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例如,他在战后的种族问题方面声称,“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危险”。但是反殖民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白人,到底有什么危险,他就没有继续深究。他在谈到世界发展的前景时曾经认为,“今天,欧洲三大革命(工业、科学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他认为欧洲的经验和成就代表全球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实现人类的“大一统时代”。当今很多国家反对全球化和全球史观,但是世界的单一性却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预言。只是他把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视为是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又不免令人认为他怀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不过,从他对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着力论述中,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西方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无谓地讨论“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毕竟,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能够让全世界在一个长时段内自愿或者被迫接受其规则。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不妨视为一个巨大的水晶球。起初它展现的景象残缺不全,但最后会呈现出一幅完整图形。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可算是这个水晶球中一道绚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