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麟和胡明亮牵手过马路
5月5日，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的原告孙文麟、胡明亮诉民政局败诉后，向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为结为合法伴侣开始新征程。同性恋这个一度被人们默默含在唇齿间的身份代码，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5月5日，孙文麟和胡明亮上诉了，正如他们承诺的那样。 27岁的孙文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表示，结婚与否的权利应该在他自己手中。孙文麟一直是争取同性恋权益的积极分子，他14岁向家人“出柜”，经过10年的努力，已经得到家人的理解和祝福。 胡明亮37岁，是一名保安，2014年在聊天室中与孙文麟结识。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就没分开过。如今胡明亮住在孙文麟家中，与孙的家人相处融洽。他们申请结婚登记的日子是两人约会两周年的纪念日。毫无悬念，他们碰壁了。 2015年6月，孙文麟和胡明亮决定起诉湖南省民政局，因为民政局拒绝为他们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015年12月16日，他们通过律师向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工作人员最初拒绝接受诉讼文件。2016年1月5日，法院宣布受理此案。 孙文麟说，去年12月，有民警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合法婚姻肩负生儿育女的重要责任。谈话进行了40分钟，民警一再表示他们不是代表法院来的。 定于1月举行的听证会被推迟到4月。4月13日早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一些支持者出现在长沙法院门外，对孙和胡表示支持。法官在举行听证会的几小时后做出了驳回起诉的判决。 孙文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打算上诉，因为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文禁止同性婚姻，他和伴侣应该获得结婚的许可。“我们在听证会上提到了这一点，但民政局一直强调婚姻应该发生在‘一男一女’之间。” 消息很快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网友表示，虽然法庭的判决在意料之中，但这仍然是同性恋群体迈出的一大步。“能够扣响法院的大门已经是胜利了。继续努力！”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人民日报》官微在报道这起听证会时，配发了孙胡二人牵着手过马路的照片。孙文麟的代理律师石伏龙将这次诉讼称为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他曾对国内媒体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个趋势，同性恋是自然现象，而婚姻制度是人为设立的，“当然可以修改完善”。 孙文麟表示，他和伴侣本来感到“非常失望”，但看到诉讼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他们看到了希望。
同性恋者是“被遗忘的群体”
孙文麟说，同性恋群体在国内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能结婚，还有社会的歧视。 1997年之前，同性恋被视为违法行为，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一种，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从精神疾病的列表中被移除。然而，号称能用电击甚至气功“治愈同性恋”的小诊所仍然存在。 一些同性恋者因为不能见光承受着压力。29岁的蔡先生生活在北京，是一名餐馆经理。他曾在2010年试图举行中国第一届同性恋选美大赛，却在筹备阶段被叫停。 他当时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远多于理解。蔡先生不愿将这种疏远和恐惧称为歧视，但承认这样的社会目光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蔡先生有个哥哥，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独生子女家庭，“出柜”更加艰难。 “我们家有人继承香火了，所以我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出柜’了。”不过他的家人觉得，只要不提同性恋，这件事就不存在，他们仍然希望他明白，“等你找到媳妇就好了”。 虽然父母不愿正视现实，但蔡先生觉得他们不吵不闹已经够好了。他说，很多老一辈的人认为，对同性感兴趣只是阶段性的，最后都会“自我治愈”。在他看来，在这个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没时间对别人指手画脚，因此他遇到的刁难和障碍并不多。要不是同性恋者的呼吁，很多人可能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社会缺少同性恋者的声音，部分原因是，有人虽然知道自己喜欢同性，却躲在最深的柜子中，拼命保守性取向的秘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境调查员告诉BBC，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但他是同性恋。 这位匿名先生从小在农村长大，那里没有人知道同性恋是什么意思。如今，他生活在广州。几年前，他向关系最好的朋友透露了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不会向父母、妻子和儿女“出柜”。 他说，多数隐藏的同性恋者都会选择结婚。到了适婚年龄，成家的压力太大了，他根本无力抵抗。如今他和妻子关系很好，如同兄妹，他对自己的家庭也很满意。他和同性恋的朋友定期聚会，组建了一个羽毛球俱乐部。他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他说：“幸福不是期望你得不到的东西，而是享受你已有的一切。” 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同性恋的生活并不正常，因为与别人区别太大。但我已经接受了自己是同性恋，因为我无法改变。”他说，他需要的是保守秘密，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能平静。
“形婚”：同性恋者的权宜之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很多同性恋者顶不住家庭的压力，干脆在网络上找人“形婚”，也就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成形式上的家庭，共同面对社会和经济压力。 意大利纪录片导演索菲亚（Sophia Luvarà）拍摄的纪录片《在中国，不“出柜”》，讲述了男女同性恋者通过尴尬的相亲、不断失败的尝试，找到结婚对象，最终“形婚”的故事。 故事的男主角是安迪，女主角是查莉，两人分别在速配相亲、交友大会等场合寻找这样的异性：能够假装伴侣掩人耳目，同意通过试管婴儿生个孩子，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索菲亚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网站，她用了两年完成前期的资料搜集，最难的部分就是找到愿意出镜的主角。为此，她经常出没同性恋酒吧，寻找可能的合作者。 “这个过程很有趣，但是很累。我们一度感到绝望。上海是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大都市，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却少之又少。”经过朋友的朋友介绍，索菲亚找到了安迪。“他正是我要找的人——非常困惑，不断与自己的人格和父亲的期望斗争。” 纪录片中，安迪向父母“出柜”了，却被父母要求克服同性情结，找个媳妇结婚。而查莉从来没有明确告诉父母，而是采用了暗示的方式。她的父母模糊地意识到了她的性取向与别人不同，但在她家乡的小城，没人知道同性恋是什么，人们只是将她的行为看成叛逆。 安迪和查莉的情况在同性恋群体中并不少见。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徐斌（音）告诉CNN，多数同龄人，无论是“直”是“弯”都已结婚成家，“如果你逆流而上，就会被看作怪胎”。 迈尔斯（音）出生在辽宁一个小乡村，受雇于一家跨国企业，在迪拜工作。他在国内有同性的生活伴侣，却从没向同事和亲友“出柜”。“在我看来，低调才是人生的真正出路，尤其当性取向和主流不同的时候。”他告诉BBC。 他的父亲和姐姐都见过他的男友，但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关系。迈尔斯担心家人早晚有一天会发现他是同性恋。他说，不向家人说明真相，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伤。 为了不陷入“形婚”，迈尔斯尽量留在国外，躲避家人的催促。他知道，只要回国，逼婚的日子就会到来。 纪录片在两位主角找到“形婚”对象之前戛然而止。索菲亚说，她在调查中遇到过“形婚”的人，有人成功，有人并不幸福。但同性恋者“形婚”的生活不是她想要表达的重点。她想要展示的是同性恋群体寻找异性结婚时的焦虑和彷徨。 这部纪录片并未在中国上映。索菲亚说，这是两位主角的心愿。
年轻一代对同性恋态度更开放
美国皮尤公司2013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只有21%的人能够接受同性恋。但迈尔斯发现，中国年轻一代对同性恋的态度比上一代人开放得多。 他身边“出柜”的同性恋多半没有遭到密友和同事的冷眼，因为同性恋者通常很友善，性格随和。他认为，随着年轻人成为社会的柱石，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宽容度必然会增强。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也许有一天能够实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接受自己的不同，“隐身”和噤声的惯例已被打破。同性恋权益组织将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因为他们更加自信、更有主见，并且有更多的资源。 孙文麟在大学军训的第一天，因为别人宣称同性恋“不道德”而“出柜”。同学对他的勇气报以掌声和鼓励，甚至有人大喊“撑同志、反歧视”。正是这些理解和支持，给了他争取婚姻权益的勇气。 “过去10年，最大的变化是国内的同性恋群体不再‘隐身’。下一个10年，我想焦点应该是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益。”徐斌说。
孙文麟和胡明亮牵手过马路
5月5日，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的原告孙文麟、胡明亮诉民政局败诉后，向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为结为合法伴侣开始新征程。同性恋这个一度被人们默默含在唇齿间的身份代码，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5月5日，孙文麟和胡明亮上诉了，正如他们承诺的那样。 27岁的孙文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表示，结婚与否的权利应该在他自己手中。孙文麟一直是争取同性恋权益的积极分子，他14岁向家人“出柜”，经过10年的努力，已经得到家人的理解和祝福。 胡明亮37岁，是一名保安，2014年在聊天室中与孙文麟结识。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就没分开过。如今胡明亮住在孙文麟家中，与孙的家人相处融洽。他们申请结婚登记的日子是两人约会两周年的纪念日。毫无悬念，他们碰壁了。 2015年6月，孙文麟和胡明亮决定起诉湖南省民政局，因为民政局拒绝为他们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015年12月16日，他们通过律师向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工作人员最初拒绝接受诉讼文件。2016年1月5日，法院宣布受理此案。 孙文麟说，去年12月，有民警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合法婚姻肩负生儿育女的重要责任。谈话进行了40分钟，民警一再表示他们不是代表法院来的。 定于1月举行的听证会被推迟到4月。4月13日早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一些支持者出现在长沙法院门外，对孙和胡表示支持。法官在举行听证会的几小时后做出了驳回起诉的判决。 孙文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打算上诉，因为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文禁止同性婚姻，他和伴侣应该获得结婚的许可。“我们在听证会上提到了这一点，但民政局一直强调婚姻应该发生在‘一男一女’之间。” 消息很快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网友表示，虽然法庭的判决在意料之中，但这仍然是同性恋群体迈出的一大步。“能够扣响法院的大门已经是胜利了。继续努力！”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人民日报》官微在报道这起听证会时，配发了孙胡二人牵着手过马路的照片。孙文麟的代理律师石伏龙将这次诉讼称为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他曾对国内媒体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个趋势，同性恋是自然现象，而婚姻制度是人为设立的，“当然可以修改完善”。 孙文麟表示，他和伴侣本来感到“非常失望”，但看到诉讼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他们看到了希望。
同性恋者是“被遗忘的群体”
孙文麟说，同性恋群体在国内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能结婚，还有社会的歧视。 1997年之前，同性恋被视为违法行为，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一种，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从精神疾病的列表中被移除。然而，号称能用电击甚至气功“治愈同性恋”的小诊所仍然存在。 一些同性恋者因为不能见光承受着压力。29岁的蔡先生生活在北京，是一名餐馆经理。他曾在2010年试图举行中国第一届同性恋选美大赛，却在筹备阶段被叫停。 他当时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远多于理解。蔡先生不愿将这种疏远和恐惧称为歧视，但承认这样的社会目光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蔡先生有个哥哥，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独生子女家庭，“出柜”更加艰难。 “我们家有人继承香火了，所以我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出柜’了。”不过他的家人觉得，只要不提同性恋，这件事就不存在，他们仍然希望他明白，“等你找到媳妇就好了”。 虽然父母不愿正视现实，但蔡先生觉得他们不吵不闹已经够好了。他说，很多老一辈的人认为，对同性感兴趣只是阶段性的，最后都会“自我治愈”。在他看来，在这个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没时间对别人指手画脚，因此他遇到的刁难和障碍并不多。要不是同性恋者的呼吁，很多人可能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社会缺少同性恋者的声音，部分原因是，有人虽然知道自己喜欢同性，却躲在最深的柜子中，拼命保守性取向的秘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境调查员告诉BBC，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但他是同性恋。 这位匿名先生从小在农村长大，那里没有人知道同性恋是什么意思。如今，他生活在广州。几年前，他向关系最好的朋友透露了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不会向父母、妻子和儿女“出柜”。 他说，多数隐藏的同性恋者都会选择结婚。到了适婚年龄，成家的压力太大了，他根本无力抵抗。如今他和妻子关系很好，如同兄妹，他对自己的家庭也很满意。他和同性恋的朋友定期聚会，组建了一个羽毛球俱乐部。他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他说：“幸福不是期望你得不到的东西，而是享受你已有的一切。” 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同性恋的生活并不正常，因为与别人区别太大。但我已经接受了自己是同性恋，因为我无法改变。”他说，他需要的是保守秘密，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能平静。
“形婚”：同性恋者的权宜之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很多同性恋者顶不住家庭的压力，干脆在网络上找人“形婚”，也就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成形式上的家庭，共同面对社会和经济压力。 意大利纪录片导演索菲亚（Sophia Luvarà）拍摄的纪录片《在中国，不“出柜”》，讲述了男女同性恋者通过尴尬的相亲、不断失败的尝试，找到结婚对象，最终“形婚”的故事。 故事的男主角是安迪，女主角是查莉，两人分别在速配相亲、交友大会等场合寻找这样的异性：能够假装伴侣掩人耳目，同意通过试管婴儿生个孩子，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索菲亚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网站，她用了两年完成前期的资料搜集，最难的部分就是找到愿意出镜的主角。为此，她经常出没同性恋酒吧，寻找可能的合作者。 “这个过程很有趣，但是很累。我们一度感到绝望。上海是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大都市，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却少之又少。”经过朋友的朋友介绍，索菲亚找到了安迪。“他正是我要找的人——非常困惑，不断与自己的人格和父亲的期望斗争。” 纪录片中，安迪向父母“出柜”了，却被父母要求克服同性情结，找个媳妇结婚。而查莉从来没有明确告诉父母，而是采用了暗示的方式。她的父母模糊地意识到了她的性取向与别人不同，但在她家乡的小城，没人知道同性恋是什么，人们只是将她的行为看成叛逆。 安迪和查莉的情况在同性恋群体中并不少见。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徐斌（音）告诉CNN，多数同龄人，无论是“直”是“弯”都已结婚成家，“如果你逆流而上，就会被看作怪胎”。 迈尔斯（音）出生在辽宁一个小乡村，受雇于一家跨国企业，在迪拜工作。他在国内有同性的生活伴侣，却从没向同事和亲友“出柜”。“在我看来，低调才是人生的真正出路，尤其当性取向和主流不同的时候。”他告诉BBC。 他的父亲和姐姐都见过他的男友，但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关系。迈尔斯担心家人早晚有一天会发现他是同性恋。他说，不向家人说明真相，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伤。 为了不陷入“形婚”，迈尔斯尽量留在国外，躲避家人的催促。他知道，只要回国，逼婚的日子就会到来。 纪录片在两位主角找到“形婚”对象之前戛然而止。索菲亚说，她在调查中遇到过“形婚”的人，有人成功，有人并不幸福。但同性恋者“形婚”的生活不是她想要表达的重点。她想要展示的是同性恋群体寻找异性结婚时的焦虑和彷徨。 这部纪录片并未在中国上映。索菲亚说，这是两位主角的心愿。
年轻一代对同性恋态度更开放
美国皮尤公司2013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只有21%的人能够接受同性恋。但迈尔斯发现，中国年轻一代对同性恋的态度比上一代人开放得多。 他身边“出柜”的同性恋多半没有遭到密友和同事的冷眼，因为同性恋者通常很友善，性格随和。他认为，随着年轻人成为社会的柱石，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宽容度必然会增强。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也许有一天能够实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接受自己的不同，“隐身”和噤声的惯例已被打破。同性恋权益组织将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因为他们更加自信、更有主见，并且有更多的资源。 孙文麟在大学军训的第一天，因为别人宣称同性恋“不道德”而“出柜”。同学对他的勇气报以掌声和鼓励，甚至有人大喊“撑同志、反歧视”。正是这些理解和支持，给了他争取婚姻权益的勇气。 “过去10年，最大的变化是国内的同性恋群体不再‘隐身’。下一个10年，我想焦点应该是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益。”徐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