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汪曾祺逝世六周年的祭日。施松卿大姐随他而去，也五个年头了。
我很想念他们。
不说纪念，怀念，回忆，追思，而说想念，因为，我总觉得，如果去白堆子，去蒲黄榆，去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大约还在那里吧。一九九七年以后，他们相继化为烟尘，我在方庄还住了五年；途经一街之遥的蒲黄榆，总会下意识地希望遇到苍苍白发抖擞精神的施大姐；仰首向路边十二层上他们家的窗户张望，好像老汪头还在那油里巴叽的小厨房里用荠莱和豆腐干滴香油拌凉莱呢；似乎他们还住在那幢灰不灰绿不绿的破楼的1201。
先读《受戒》，记住了汪曾祺的名字，八二年夏才在一个笔会上认识他，心想，小说写得那么漂亮，作者竟是个不起眼的半老头子。那会儿他刚六十出头，不算太老。像所有的笔会一样，俊才云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汪曾祺却很少言语。再一个印象是爱喝酒，不是喝酒，是馋酒，每顿饭都喝。笔会管饭，不管酒，他跟一个陕西来的作者就轮流着自己掏腰包买。陕西人也不爱言语，也很少跟那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俊杰们交谈阔论，他的名字好记，陈忠实。不知为什么，黄岛笔会上全是男士，我不免觉得有那么点形孤影单。当发现“侃”得热闹的先生们常因我的出现就统统闭嘴时，我就改去汪曾祺那里坐坐了。他正在写小说《徒》，让我读他的手稿，说主人公是他的国文老师。我很惊奇，都八十年代了，还有人用毛笔写作，真不怕费事，太雅了点吧。但一水娟秀的小楷，好看。读完《徒》，我想，这长相、个头、穿着皆不起眼的人，写的小说可是一流的，行云流水，天马行空，似乎没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了。
那时，我叫他老汪，汪曾祺。其实，他开始写小说时，我还在学说话呢。什么时候起叫他老汪头，老头的呢?不记得了，反正很多很多年了。
我住甘家口时，他住白堆子，隔着半站地。他散步，买菜，都走过来。有时顺便上楼到我家，喝杯茶，坐一会儿。白堆子他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施大姐开门打量我以后，赶紧关门，连声地说，我们家不换鸡蛋，我们家不换鸡蛋。她把我当成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用鸡蛋换取粮票的妇女。八二年冬天，粮票开始有富裕。八三年，他们就搬到蒲黄榆去了。九二年我从甘家口搬去方庄，离他家又仅半站地，施大姐还说，你现在时髦多了，想起初次相见，不禁哈哈大乐。
四九年以后，国家干部、城市职工，一直是福利分房。汪曾棋的住房是施大姐工作的新华社分配的。白堆子就是新华社的宿舍，挨着钓鱼台国宾馆，傍着玉渊潭公园，环境不错。但那房还是“文革”前建造的，五层红砖楼房，开间很小，一进去，黑乎乎，只觉湫隘狭窄，什么都没看清楚。那时，他们家已是大儿大女，均已插队归来，五口人住两小间房，五口人用一张书桌，真不知道一家人是怎么挤下来的。《受戒》、《大淖记事》都是在白堆子写出来的。
蒲黄榆的住所还是新华社的宿舍，两居变三居。我很少去，太远。偶然推托不掉，替人去找老头约稿，约他参加笔会，这时他已“大器晚成”，约到他的稿，编辑可以评到职称，笔会有他剔n，似乎能为主办者长脸。他一次也没拒绝过我。别看老头有时不言不笑，黑着个脸，因为肝不好，他一直脸色发黑；其实，他是个最随和最好说话的人。要稿，索画，求字，几乎有求必应。
蒲黄榆的房子是属于“文革”后北京最早建造的高层居民楼，就像如今还火柴盒似的摞在前三门到崇文门之间的那些楼房。十几年一过，这些楼外面褴楼，里面破落，布局陈旧，结构局促，厨房转不开身，厕所一米见方，没有澡间，没有厅。汪曾祺住的是小三居，进门是一小过道，什物杂杂乱乱，扫帚簸箕热水瓶茶杯纸箱菜篮，来了客人，老汪头就在过道里沏茶。稍大的一间房接待客人、吃饭、看电视，还有一间施大姐和小女儿汪朝住，一间七平米左右的小屋，比鲁迅博物馆里的“老虎尾巴”还挤地放着一桌一椅一床，就是老汪头的卧室兼书房了。
施大姐对我说：白天，老头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统统搬到桌上，睡觉。来给老汪头拍照的渐多，有时就去马路对面的芳群园，那里有树有草有花，亭榭虽是水泥的，照出来不寒碜。
有一次，我带着五岁的外孙女去他家，一进楼门，水漫金山，污水上漂着烂菜叶，一层的居民都大敞着门，乱了窝似地吵嚷着，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踩着砖块上了电梯，电梯竟然还开，却是咯噔咯噔的往上升。下楼时，小孩说什么也不肯进电梯，施大姐哈哈大笑，说，别怕，奶奶陪你下去。她真的陪我们坐电梯下去了，这样的电梯她坐惯了。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汪曾棋都住在这里。在这间屁帘儿大的小屋里，写出了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和弄色彩，潇洒泼墨，提笔作画，挥毫写字，读书写作，喝茶休憩，沉思冥想，天南地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从没听到过汪曾祺对这幢破楼对这间陋室有过一句怨言。这几近贫民窟的地方，他住得怡然自得。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在最困厄的境遇里，都能找到快乐的人，他说过，生活，是很好玩的。抗战的颠沛，张北的流放，“文革”的牛棚，都不能改变他这种天性。
施大姐一直想改变一下居住条件，但直到她半夜倒地，从此不能行走，从此不再哈哈大笑，他们都还住在蒲黄榆。
一九九六年二月，他们忽然搬家了，搬到虎坊桥福州馆前街一幢崭新的大楼去了。我去看望卧床的施大姐。老汪头有了一间书房，房间不大，朝南，阳光充足，一面墙全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柜，两张单人沙发，最惹眼的是一张大的书案，他开始画整张宣纸的大画，桌旁一个瓷斗里完成未完成的字画插得满满的。一打听，这房原来是他们的儿子的单位的，是分给他们的儿子汪朗的。老汪头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最后的岁月，一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吧。
汪曾祺一九九三年在《祈难老》一文写道：“把我弄成热点，而且很多话说得过了头，我很不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希望我就是悄悄地写写，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是真话。这样我还能多活几年。”我刚认识汪曾祺时，因发表《受戒》等作品，他受到很多关注，还没被“弄成热点”。后来升温不仅快，而且高。我一直认为老头是死于热闹，太热闹，对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是承受不了的。这笔会，那笔会，连什么烟什么酒都要拖他去开笔会，做广告嘛。按医生的嘱咐，他的肝病是一滴白酒都不能沾的，在家里施大姐儿女孙女全都管着他，谁料想他一个人跑去四川开什么笔会，积习难改，开了酒禁，把性命送在那帮只知赚钱的铜臭商人手里。
老汪头去世后，我还去看望过施大姐，她两眼空茫地瞪着天花板，手脚蜷缩，几乎完全丧失了意识。看护她的小陈说，奶奶有时会直着嗓门大声喊叫，曾祺，曾祺。家里没人的时候，她害怕。我却想，没准是老头放心不下施大姐，真的回来看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施大姐也走了。
听汪朝说，福州馆前街寓所，汪曾祺的书房一如既往，这是许多人不约而同的愿望，好像他还在这里著书作画，抽烟喝茶，眸子炯炯，言笑融融。像汪曾祺和施大姐这样的人，难寻啊。2003．2．27
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汪曾祺逝世六周年的祭日。施松卿大姐随他而去，也五个年头了。
我很想念他们。
不说纪念，怀念，回忆，追思，而说想念，因为，我总觉得，如果去白堆子，去蒲黄榆，去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大约还在那里吧。一九九七年以后，他们相继化为烟尘，我在方庄还住了五年；途经一街之遥的蒲黄榆，总会下意识地希望遇到苍苍白发抖擞精神的施大姐；仰首向路边十二层上他们家的窗户张望，好像老汪头还在那油里巴叽的小厨房里用荠莱和豆腐干滴香油拌凉莱呢；似乎他们还住在那幢灰不灰绿不绿的破楼的1201。
先读《受戒》，记住了汪曾祺的名字，八二年夏才在一个笔会上认识他，心想，小说写得那么漂亮，作者竟是个不起眼的半老头子。那会儿他刚六十出头，不算太老。像所有的笔会一样，俊才云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汪曾祺却很少言语。再一个印象是爱喝酒，不是喝酒，是馋酒，每顿饭都喝。笔会管饭，不管酒，他跟一个陕西来的作者就轮流着自己掏腰包买。陕西人也不爱言语，也很少跟那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俊杰们交谈阔论，他的名字好记，陈忠实。不知为什么，黄岛笔会上全是男士，我不免觉得有那么点形孤影单。当发现“侃”得热闹的先生们常因我的出现就统统闭嘴时，我就改去汪曾祺那里坐坐了。他正在写小说《徒》，让我读他的手稿，说主人公是他的国文老师。我很惊奇，都八十年代了，还有人用毛笔写作，真不怕费事，太雅了点吧。但一水娟秀的小楷，好看。读完《徒》，我想，这长相、个头、穿着皆不起眼的人，写的小说可是一流的，行云流水，天马行空，似乎没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了。
那时，我叫他老汪，汪曾祺。其实，他开始写小说时，我还在学说话呢。什么时候起叫他老汪头，老头的呢?不记得了，反正很多很多年了。
我住甘家口时，他住白堆子，隔着半站地。他散步，买菜，都走过来。有时顺便上楼到我家，喝杯茶，坐一会儿。白堆子他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施大姐开门打量我以后，赶紧关门，连声地说，我们家不换鸡蛋，我们家不换鸡蛋。她把我当成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用鸡蛋换取粮票的妇女。八二年冬天，粮票开始有富裕。八三年，他们就搬到蒲黄榆去了。九二年我从甘家口搬去方庄，离他家又仅半站地，施大姐还说，你现在时髦多了，想起初次相见，不禁哈哈大乐。
四九年以后，国家干部、城市职工，一直是福利分房。汪曾棋的住房是施大姐工作的新华社分配的。白堆子就是新华社的宿舍，挨着钓鱼台国宾馆，傍着玉渊潭公园，环境不错。但那房还是“文革”前建造的，五层红砖楼房，开间很小，一进去，黑乎乎，只觉湫隘狭窄，什么都没看清楚。那时，他们家已是大儿大女，均已插队归来，五口人住两小间房，五口人用一张书桌，真不知道一家人是怎么挤下来的。《受戒》、《大淖记事》都是在白堆子写出来的。
蒲黄榆的住所还是新华社的宿舍，两居变三居。我很少去，太远。偶然推托不掉，替人去找老头约稿，约他参加笔会，这时他已“大器晚成”，约到他的稿，编辑可以评到职称，笔会有他剔n，似乎能为主办者长脸。他一次也没拒绝过我。别看老头有时不言不笑，黑着个脸，因为肝不好，他一直脸色发黑；其实，他是个最随和最好说话的人。要稿，索画，求字，几乎有求必应。
蒲黄榆的房子是属于“文革”后北京最早建造的高层居民楼，就像如今还火柴盒似的摞在前三门到崇文门之间的那些楼房。十几年一过，这些楼外面褴楼，里面破落，布局陈旧，结构局促，厨房转不开身，厕所一米见方，没有澡间，没有厅。汪曾祺住的是小三居，进门是一小过道，什物杂杂乱乱，扫帚簸箕热水瓶茶杯纸箱菜篮，来了客人，老汪头就在过道里沏茶。稍大的一间房接待客人、吃饭、看电视，还有一间施大姐和小女儿汪朝住，一间七平米左右的小屋，比鲁迅博物馆里的“老虎尾巴”还挤地放着一桌一椅一床，就是老汪头的卧室兼书房了。
施大姐对我说：白天，老头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统统搬到桌上，睡觉。来给老汪头拍照的渐多，有时就去马路对面的芳群园，那里有树有草有花，亭榭虽是水泥的，照出来不寒碜。
有一次，我带着五岁的外孙女去他家，一进楼门，水漫金山，污水上漂着烂菜叶，一层的居民都大敞着门，乱了窝似地吵嚷着，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踩着砖块上了电梯，电梯竟然还开，却是咯噔咯噔的往上升。下楼时，小孩说什么也不肯进电梯，施大姐哈哈大笑，说，别怕，奶奶陪你下去。她真的陪我们坐电梯下去了，这样的电梯她坐惯了。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汪曾棋都住在这里。在这间屁帘儿大的小屋里，写出了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和弄色彩，潇洒泼墨，提笔作画，挥毫写字，读书写作，喝茶休憩，沉思冥想，天南地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从没听到过汪曾祺对这幢破楼对这间陋室有过一句怨言。这几近贫民窟的地方，他住得怡然自得。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在最困厄的境遇里，都能找到快乐的人，他说过，生活，是很好玩的。抗战的颠沛，张北的流放，“文革”的牛棚，都不能改变他这种天性。
施大姐一直想改变一下居住条件，但直到她半夜倒地，从此不能行走，从此不再哈哈大笑，他们都还住在蒲黄榆。
一九九六年二月，他们忽然搬家了，搬到虎坊桥福州馆前街一幢崭新的大楼去了。我去看望卧床的施大姐。老汪头有了一间书房，房间不大，朝南，阳光充足，一面墙全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柜，两张单人沙发，最惹眼的是一张大的书案，他开始画整张宣纸的大画，桌旁一个瓷斗里完成未完成的字画插得满满的。一打听，这房原来是他们的儿子的单位的，是分给他们的儿子汪朗的。老汪头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最后的岁月，一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吧。
汪曾祺一九九三年在《祈难老》一文写道：“把我弄成热点，而且很多话说得过了头，我很不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希望我就是悄悄地写写，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是真话。这样我还能多活几年。”我刚认识汪曾祺时，因发表《受戒》等作品，他受到很多关注，还没被“弄成热点”。后来升温不仅快，而且高。我一直认为老头是死于热闹，太热闹，对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是承受不了的。这笔会，那笔会，连什么烟什么酒都要拖他去开笔会，做广告嘛。按医生的嘱咐，他的肝病是一滴白酒都不能沾的，在家里施大姐儿女孙女全都管着他，谁料想他一个人跑去四川开什么笔会，积习难改，开了酒禁，把性命送在那帮只知赚钱的铜臭商人手里。
老汪头去世后，我还去看望过施大姐，她两眼空茫地瞪着天花板，手脚蜷缩，几乎完全丧失了意识。看护她的小陈说，奶奶有时会直着嗓门大声喊叫，曾祺，曾祺。家里没人的时候，她害怕。我却想，没准是老头放心不下施大姐，真的回来看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施大姐也走了。
听汪朝说，福州馆前街寓所，汪曾祺的书房一如既往，这是许多人不约而同的愿望，好像他还在这里著书作画，抽烟喝茶，眸子炯炯，言笑融融。像汪曾祺和施大姐这样的人，难寻啊。2003．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