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序
古代文化
1220 2142
送董邵南序
［唐］韩愈
【题解】
董邵南，寿州安丰
（今安徽寿县）人，因
屡考进士未中，拟去河
北托身藩镇幕府。韩愈
一贯反对藩镇割据，故
作此序赠送他，既同情
他仕途的不遇，又劝他
不要去为割据的藩镇作
不义之事。首段先说此
行一定“有合”，是陪
笔。次段指出古今风俗
不同，故此行未必“有
合”，虽不明说而主旨
已露。末段借用乐毅和
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
南生不逢时，应当效法
古代的忠臣义士，效力
朝廷。全文措辞深婉，
意在言外，虽仅百余
字，但一波三折，起伏
跌宕。刘大櫆评此篇
曰：“深微屈曲，读
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
不可及。”
【原文】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
歌之士［1
士［2司［3］，怀抱利器
［4］，郁郁适兹土
［5］。吾知其必有合
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
苟慕义彊仁者皆爱惜焉
［6乎其性者哉［7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
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
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8］，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9］？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昌黎先生集》
【注释】
［1］燕赵：战国时，燕国位于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赵国位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一带。［2］董生：指董邵南。［3］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这里指主持进士考试的礼部官。［4］利器：比喻杰出的才能。［5］兹土：当时河朔三镇幽州（领州九，治所在今北京西南）、成德（领州四，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魏博（领州七、治所在今河北大名），都自置官吏，割据而不受朝廷节制。［6］彊（ｑｉǎｎｇ抢）：同“强”，勉力。［7］矧（ｓｈěｎ审）：况且。［8］望诸君：即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辅佐燕昭王击破齐国，成就霸业，后被诬谄，离燕归赵，赵封之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称“望诸君”。［9］屠狗者：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曾以屠狗为业。其友荆轲刺秦王未遂而被杀，高渐离替他报仇，也未遂而死。这里泛指不得志的豪侠义士。
【译文】
自古就说燕、赵一带有很多慷慨激昂的豪侠义士。董生考进士，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怀抱杰出的才能，心情抑郁地要到那个地方去。我知道董生此行一定会有所遇合，董生，努力吧！
象你这样不遇于时，如果是仰慕而勉力实行仁义的人，都会同情怜惜你的。何况燕、赵一带的豪侠之士奉行仁义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哪能料想现在比起古时候所说的没有什么两样呢？姑且以你此行去证实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此行而产生了一些感想。请你为我到望诸君乐毅的墓上去凭吊一番，并且到那里的街市上看看，还有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豪侠义士吗？替我向他们殷勤致意：“圣明天子在上执政，可以出来任职效忠了！”（张之）
【解析】
韩愈《送董邵南序》(以下简称《送序》) 又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此文写作的时间，方成注定为德宗贞元十八至十九年间。
韩愈的创作，笔致奇曲。过商侯在《古文评注》中就说过“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送序》全文仅150字。开笔一处，破空而来，不谈董生去河北一事，而直述古事。燕赵云云，谁都会很自然就想起荆轲、高渐离诸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临行，太子丹、高渐离、宋意皆着白衣冠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竞致“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感慨悲歌”四字概括了这一群体的悲壮心理，也代表了燕、赵这一古老地域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古燕国、赵国地相当于唐河北道一带。董邵南愤愤不平于自己沉沦压抑的境遇，“郁郁适兹土”，感慨多气，不正是此一时董生的心境吗? 于是，以一“合”字统之，非但董生所去之河北与古之燕、赵在地理位置上相合，董生与燕、赵之士更在情志上投合，至此，董生身、心皆有了合适的着落点。韩愈对董生“不遇时”，深怀同情。当时举进士失意者，投奔藩镇作谋士的比比皆是，董生去河北找出路，殊不为怪。故于爱惜、怜悯之外，又以“勉乎哉”多加劝励，一往情深，跃然纸上。
如是，再返读文章第一句，乃知这一句是以古蓄势的一笔，包孕了全文，下面层层递进的意思都从此出。
紧接的下一段婉转一变，抛开了对“燕、赵之士”的怀古幽思，也不再囿于对董生的一味鼓励，而是将自己“利害必明”、“情炎于中”(《送高闲上人序》) 的家国之思一决于文。他将一篇本为朋友间一般送别意义的赠序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风俗与化移易”是大义微言之语，过商侯《古文评注》将这一句评为全文“上下过脉”，无疑是一语中的。仁义出乎其性，那是昔日之燕、赵；风俗随教化在不断移易，今天的河北仍能有过去的遗风吗? 虽以疑问的语气出之，然以韩愈、董邵南的识见，当时河北情状如何，二人应是心知肚明的。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已完全形成，说唐朝后期历史为一部藩镇割据史实不为过。其时河北三镇正是叛臣武头的世袭领地。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金明馆丛稿初编》) 而藩镇割据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之干扰破坏也莫不如是。当时藩镇擅权的局面，造成社会经济的破产。然这只是问题之一端，其更重要的一端，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国史大纲》)“风俗与化移易”，不仅指现下的藩镇政权与过去中央集权之差异，更指“胡化”这一层。藩镇辖区文化的衰微，是“胡化”的直接结果。而河北三镇的“胡化”，因南北朝长期之民族迁徒造成，至“安史之乱”更是日甚一日。关于这一气运的推移，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里已作有力之论证，足资参考。所可注意的是当地“胡化”后的社会情态。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蓄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孚非攻守战斗之事。
卢秀才虽为汉人，“胡化”已深矣! 像这样的例子，于其时、其地是不可一二数的。汉人尚且如此，本为胡籍者，原就不崇文教，无怪要视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以韩愈之素学孔孟之道，又有鉴于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尊王攘夷”自然就成了他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应当提及，儒家学说解释“华”、“夷”之别，已不是从“血统”上区分之，而是以“文化”区分之(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正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 依此，韩氏古文运动的实际意义则在维护华夏传统文化，并寄望通过文化的复兴以拯救涣散不堪的集权领导。“风俗与化移易”六字即在文化层面子河北一地以否定，饱含了韩愈深沉的社会忧思，也表现了他对藩镇割据势力“不臣其臣”的隐曲暗示和深刻讥讽。“文章关世运，讵谓不然!”(胡应鳞《诗数》) 只是韩愈将此一段纷乱而复杂的史实模糊化了，代以“风俗与化移易”统括之，“然”字是含有暗讽的转折，并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现实中来，突入问题的实质，含蓄地托出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以“恶知”、“聊以”等虚词隐约其意，又以“古”、“今”二字作对比、呼应，含蓄隐微，意味特别隽永。
文章再一次出现“董生勉乎哉”一句，自然不是上一次语意的复叠。河北地方在强藩割据下风气已与古代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董邵南能合于古之燕、赵，自不能合于今天之河北，对此韩愈不以直言道破，而欲以董生的河北之行来验证，似乎仍赞成董生去河北，但此中深微之意，读者不能不察。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道：“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住，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但愈是艰难，愈足以看出韩文欲言又止、曲尽吞吐的妙处。韩愈避开正面，从侧面表达，我们可在隐微婉曲的文辞里，体会“不显山，不露水”的巧意。如果说前一句尚在鼓励董生往河北，这一句则是要董生慎重思量，甚至直是要董生不能去! 再质言之，前文送是“发乎情”，现在劝是“止乎礼义”。 最后一段。“吾因子有所感”，“感”是交错复杂的。其一，有感于董邵南因“不遇时”，而亟寻出路的苦闷，韩愈《磋哉董生行》长诗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等句，即是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董生出行、投奔
藩镇的原因；其二，担心董邵南投靠藩镇，糊涂了去就之理，背叛朝廷，损害了忠义的名节。
于是有了“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一句。望诸君，即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史书上关于乐毅事迹的记载很多，读者可以想到他辅佐燕昭王报强齐伐燕之仇，下齐七十二城；也可以想起燕惠王中齐国田单之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奔赵国„„惟韩愈嘱咐董生拜祭望诸君墓地，却意在启发董生记起乐毅即使在去国离乡之际，仍怀有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之心，读他《报燕王书》：“臣闻士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见《史记》) 的话语，董生不致无所感发。这里的创新在于这一句话体现了韩愈用事的特色。他不以直言喷薄的笔法来表达辞意，而借乐毅事迹所暗含的意义，寄慨遥深，希望董生能有感于斯而领悟去就之义，做一个忠志之士。韩愈以史例今，通过在燕、赵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托请乐毅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赞颂他磊落的胸怀，以此感化董生，达到劝诫的目的。这样一来，文章的韵味和思想内涵就远比直陈其事要超越多了。 文章结尾深意蔚然，前番仿佛掘井一般层层递进的文意，算是水到渠成了。“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召唤狗屠这些流落在外的慨慷之士入朝出仕，那么董生还应到外面去吗? 于是，由送行变为劝阻，反意正说，且与文章首句遥相应承，主旨凸现无碍。以董邵南的颖悟，决不至闷墨不省而不解韩愈对朋友大义相勉的诚挚用心。
李耆卿《文章精义》曾云：“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 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意味，给作品增加了厚重感。
送董邵南序
古代文化
1220 2142
送董邵南序
［唐］韩愈
【题解】
董邵南，寿州安丰
（今安徽寿县）人，因
屡考进士未中，拟去河
北托身藩镇幕府。韩愈
一贯反对藩镇割据，故
作此序赠送他，既同情
他仕途的不遇，又劝他
不要去为割据的藩镇作
不义之事。首段先说此
行一定“有合”，是陪
笔。次段指出古今风俗
不同，故此行未必“有
合”，虽不明说而主旨
已露。末段借用乐毅和
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
南生不逢时，应当效法
古代的忠臣义士，效力
朝廷。全文措辞深婉，
意在言外，虽仅百余
字，但一波三折，起伏
跌宕。刘大櫆评此篇
曰：“深微屈曲，读
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
不可及。”
【原文】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
歌之士［1
士［2司［3］，怀抱利器
［4］，郁郁适兹土
［5］。吾知其必有合
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
苟慕义彊仁者皆爱惜焉
［6乎其性者哉［7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
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
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8］，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9］？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昌黎先生集》
【注释】
［1］燕赵：战国时，燕国位于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赵国位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一带。［2］董生：指董邵南。［3］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这里指主持进士考试的礼部官。［4］利器：比喻杰出的才能。［5］兹土：当时河朔三镇幽州（领州九，治所在今北京西南）、成德（领州四，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魏博（领州七、治所在今河北大名），都自置官吏，割据而不受朝廷节制。［6］彊（ｑｉǎｎｇ抢）：同“强”，勉力。［7］矧（ｓｈěｎ审）：况且。［8］望诸君：即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辅佐燕昭王击破齐国，成就霸业，后被诬谄，离燕归赵，赵封之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称“望诸君”。［9］屠狗者：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曾以屠狗为业。其友荆轲刺秦王未遂而被杀，高渐离替他报仇，也未遂而死。这里泛指不得志的豪侠义士。
【译文】
自古就说燕、赵一带有很多慷慨激昂的豪侠义士。董生考进士，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怀抱杰出的才能，心情抑郁地要到那个地方去。我知道董生此行一定会有所遇合，董生，努力吧！
象你这样不遇于时，如果是仰慕而勉力实行仁义的人，都会同情怜惜你的。何况燕、赵一带的豪侠之士奉行仁义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哪能料想现在比起古时候所说的没有什么两样呢？姑且以你此行去证实吧。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此行而产生了一些感想。请你为我到望诸君乐毅的墓上去凭吊一番，并且到那里的街市上看看，还有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豪侠义士吗？替我向他们殷勤致意：“圣明天子在上执政，可以出来任职效忠了！”（张之）
【解析】
韩愈《送董邵南序》(以下简称《送序》) 又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此文写作的时间，方成注定为德宗贞元十八至十九年间。
韩愈的创作，笔致奇曲。过商侯在《古文评注》中就说过“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送序》全文仅150字。开笔一处，破空而来，不谈董生去河北一事，而直述古事。燕赵云云，谁都会很自然就想起荆轲、高渐离诸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临行，太子丹、高渐离、宋意皆着白衣冠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悲壮激越，竞致“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感慨悲歌”四字概括了这一群体的悲壮心理，也代表了燕、赵这一古老地域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古燕国、赵国地相当于唐河北道一带。董邵南愤愤不平于自己沉沦压抑的境遇，“郁郁适兹土”，感慨多气，不正是此一时董生的心境吗? 于是，以一“合”字统之，非但董生所去之河北与古之燕、赵在地理位置上相合，董生与燕、赵之士更在情志上投合，至此，董生身、心皆有了合适的着落点。韩愈对董生“不遇时”，深怀同情。当时举进士失意者，投奔藩镇作谋士的比比皆是，董生去河北找出路，殊不为怪。故于爱惜、怜悯之外，又以“勉乎哉”多加劝励，一往情深，跃然纸上。
如是，再返读文章第一句，乃知这一句是以古蓄势的一笔，包孕了全文，下面层层递进的意思都从此出。
紧接的下一段婉转一变，抛开了对“燕、赵之士”的怀古幽思，也不再囿于对董生的一味鼓励，而是将自己“利害必明”、“情炎于中”(《送高闲上人序》) 的家国之思一决于文。他将一篇本为朋友间一般送别意义的赠序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风俗与化移易”是大义微言之语，过商侯《古文评注》将这一句评为全文“上下过脉”，无疑是一语中的。仁义出乎其性，那是昔日之燕、赵；风俗随教化在不断移易，今天的河北仍能有过去的遗风吗? 虽以疑问的语气出之，然以韩愈、董邵南的识见，当时河北情状如何，二人应是心知肚明的。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割据局面已完全形成，说唐朝后期历史为一部藩镇割据史实不为过。其时河北三镇正是叛臣武头的世袭领地。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金明馆丛稿初编》) 而藩镇割据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之干扰破坏也莫不如是。当时藩镇擅权的局面，造成社会经济的破产。然这只是问题之一端，其更重要的一端，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准之降低。”(《国史大纲》)“风俗与化移易”，不仅指现下的藩镇政权与过去中央集权之差异，更指“胡化”这一层。藩镇辖区文化的衰微，是“胡化”的直接结果。而河北三镇的“胡化”，因南北朝长期之民族迁徒造成，至“安史之乱”更是日甚一日。关于这一气运的推移，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里已作有力之论证，足资参考。所可注意的是当地“胡化”后的社会情态。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蓄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孚非攻守战斗之事。
卢秀才虽为汉人，“胡化”已深矣! 像这样的例子，于其时、其地是不可一二数的。汉人尚且如此，本为胡籍者，原就不崇文教，无怪要视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以韩愈之素学孔孟之道，又有鉴于这一特殊的社会局势，“尊王攘夷”自然就成了他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应当提及，儒家学说解释“华”、“夷”之别，已不是从“血统”上区分之，而是以“文化”区分之(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正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 依此，韩氏古文运动的实际意义则在维护华夏传统文化，并寄望通过文化的复兴以拯救涣散不堪的集权领导。“风俗与化移易”六字即在文化层面子河北一地以否定，饱含了韩愈深沉的社会忧思，也表现了他对藩镇割据势力“不臣其臣”的隐曲暗示和深刻讥讽。“文章关世运，讵谓不然!”(胡应鳞《诗数》) 只是韩愈将此一段纷乱而复杂的史实模糊化了，代以“风俗与化移易”统括之，“然”字是含有暗讽的转折，并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现实中来，突入问题的实质，含蓄地托出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以“恶知”、“聊以”等虚词隐约其意，又以“古”、“今”二字作对比、呼应，含蓄隐微，意味特别隽永。
文章再一次出现“董生勉乎哉”一句，自然不是上一次语意的复叠。河北地方在强藩割据下风气已与古代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董邵南能合于古之燕、赵，自不能合于今天之河北，对此韩愈不以直言道破，而欲以董生的河北之行来验证，似乎仍赞成董生去河北，但此中深微之意，读者不能不察。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道：“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住，故‘合’一层易说，‘不合’一层难说。”但愈是艰难，愈足以看出韩文欲言又止、曲尽吞吐的妙处。韩愈避开正面，从侧面表达，我们可在隐微婉曲的文辞里，体会“不显山，不露水”的巧意。如果说前一句尚在鼓励董生往河北，这一句则是要董生慎重思量，甚至直是要董生不能去! 再质言之，前文送是“发乎情”，现在劝是“止乎礼义”。 最后一段。“吾因子有所感”，“感”是交错复杂的。其一，有感于董邵南因“不遇时”，而亟寻出路的苦闷，韩愈《磋哉董生行》长诗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等句，即是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董生出行、投奔
藩镇的原因；其二，担心董邵南投靠藩镇，糊涂了去就之理，背叛朝廷，损害了忠义的名节。
于是有了“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一句。望诸君，即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史书上关于乐毅事迹的记载很多，读者可以想到他辅佐燕昭王报强齐伐燕之仇，下齐七十二城；也可以想起燕惠王中齐国田单之反间计，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奔赵国„„惟韩愈嘱咐董生拜祭望诸君墓地，却意在启发董生记起乐毅即使在去国离乡之际，仍怀有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之心，读他《报燕王书》：“臣闻士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见《史记》) 的话语，董生不致无所感发。这里的创新在于这一句话体现了韩愈用事的特色。他不以直言喷薄的笔法来表达辞意，而借乐毅事迹所暗含的意义，寄慨遥深，希望董生能有感于斯而领悟去就之义，做一个忠志之士。韩愈以史例今，通过在燕、赵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托请乐毅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赞颂他磊落的胸怀，以此感化董生，达到劝诫的目的。这样一来，文章的韵味和思想内涵就远比直陈其事要超越多了。 文章结尾深意蔚然，前番仿佛掘井一般层层递进的文意，算是水到渠成了。“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召唤狗屠这些流落在外的慨慷之士入朝出仕，那么董生还应到外面去吗? 于是，由送行变为劝阻，反意正说，且与文章首句遥相应承，主旨凸现无碍。以董邵南的颖悟，决不至闷墨不省而不解韩愈对朋友大义相勉的诚挚用心。
李耆卿《文章精义》曾云：“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 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意味，给作品增加了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