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庆邦的小说，我们总觉得被一种无形的魔力牵引着一口气读下去，读完后，意犹未尽，欲转述他人，却“欲辩已忘言”，怎么也想不起故事情节来。这主要是因为，刘庆邦的小说情节淡化而抒情性强，有散文化倾向。如《曲胡》、《鞋》、《梅妞放羊》等，都具有散文化结构，富有淡淡的诗意和韵味。 在某种程度上，刘庆邦这类小说，是与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传统一脉相承的。下面，我们通过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艺术结构的比较分析来看看沈从文对刘庆邦小说的影响并简要论述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 首先，刘庆邦借鉴了沈从文小说的双线结构。双线结构包括双线简单结构和双线复杂结构，所谓双线简单结构，即小说结构有一条或数条情节线和一条情感线；所谓双线复杂结构，就是小说结构有多条情感线和多条情节线。①一般情节线比较弱，情感线比较强。② 沈从文的双线复杂结构较少，只有《边城》、《三三》、《菜园》等。而双线简单结构则很普遍，如《牛》、《会明》、《夜》、《十四夜间》、《一日的故事》等，故事情节十分简单，所写人物的心理却复杂多变，情感曲折蜿蜒，贯穿于作品，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牛》描写牛伯与他的牛的故事：在农忙季节牛伯不慎用小榔槌打伤了牛腿，农事的紧急促使他心急如焚地去为牛治腿，并终于将地耕种完毕。然而，官府开始征牛服役，牛伯悔恨那时没把牛腿打断。小说着力描写了牛伯的心理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对牛的怨恨(嫌它恢复太慢，误了耕地)，另一方面是对牛的疼爱(怨自己不该将它打伤，更怕它被征发远方)。正是这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的发展变化，构成全篇曲折复杂的情感线索。 沈从文的双线结构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表现在双线简单结构对他的影响。雷达曾这样评价刘庆邦：“在我看来，刘庆邦的一些好作品，其特点就在于能‘抓人’，能‘放人’。‘抓人’，是因为它们大都有个逻辑(合理性)严密的故事圈，一条动人的趣味线；‘放人’，则因为它们有个内在的诗化结构，有很强的表意性、抒情性，能与整个人生体验沟通起来。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短篇之中”③雷达说的“抓人”的“趣味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节线，“放人”的“内在诗化结构”就是所谓情感线。 刘庆邦的双线结构小说，按情感线索的构成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采用第三人称，集中写一个人物，由这个人物的心理过程构成贯穿作品的情感线索，而人物的一些故事片段则围绕着这条线索而展开。这类作品主要有《种在坟上的倭瓜》、《夜色》、《鞋》、《人畜》、《新房》、《响器》等。 《种在坟上的倭瓜》写小姑娘猜小，她在父亲坟地上种下一颗小小的倭瓜种子，并精心呵护培育它，最终收获了一个大倭瓜，被母亲敬献于父亲的供桌上。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作者却将它演绎得曲折生动，感人肺腑。因为小说强化了猜小丰富的内心活动，传达出小姑娘细腻婉转的情思，她对种下的倭瓜的希望和期待之情与对父亲那份深切的怀念之情互相映衬，跃然纸上。失怙女孩在父亲坟前精心培植倭瓜的心理过程构成贯穿作品始终的情感线。小小的倭瓜种子渐渐在地里生长，猜小的意志也日益得到了磨炼，变得更加坚强、乐观。整个作品都是以“情”推动情节发展，以“情”打动人心的。 《夜色》中已订婚的周文兴趁夜色去偷瞧女方高玉华，并暗中帮助她翻砖坯，由他的行为构成的情节线同样很简单，但周文兴那份体贴呵护之情，那份洋溢在心中的柔情蜜意成了贯穿始终的情感线。“有了对象后”的周文兴一下子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傻愣小子变成一个有责任心的青年，变得“像个过日子的人”了。对高玉华的思念，对她的疼爱，驱使他接二连三地在夜里帮高玉华翻坯、垛坯。高玉华白天脱坯，他夜间翻坯，“谁也不知道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有这样美妙的配合。”一天晚上，这一对人儿在“深重的夜色里”相逢了，他们一前一后，走走停停，没有接触，没有分开，彼此心里扑腾腾的，互相感受着对方的存在和气息，情感在浓浓的夜色里，在两人心地间默默地流淌。作品与其说是叙述周文兴的故事，还不如说是书写周文兴献给高玉华的一首甜蜜的爱情诗。 《春天的仪式》与《夜色》是姊妹篇，只不过《夜色》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眷念，而《春天的仪式》是写少女对少年的牵挂。作品以少女星采趁三月三庙会看望“张家那孩子”的焦急迫切而又惶惑的复杂心理为线索，情节非常简单，心理描写却细致入微，曲折动人。在刘庆邦这一类小说中，由人物心理过程所构成的情感线是作品的主要线索，与之相应的情节线则明显地被淡化。 二是采用第一人称，把故事情节组织到“我”的回忆中去描写，由“我”独特的情绪构成情感线索。如《远方诗意》的题记中写道：“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想着‘出走’，走向远方的‘我’。我们的成长就是在不停地走向远处的‘我’时发生的。”作品以成年的“我”观照少时的“我”的一段浪漫经历，描写年少的“我”两次外出串联获得了经验、开阔了视野，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产生对“远方”及都市丰富多彩生活的无限向往，彼时的“我”对未来的憧憬和此时的“我”对过去青春生活的无限留恋与缅怀之情相互交织，构成贯穿整篇小说的情感线索，使作品弥漫着对逝水年华的淡淡愁绪和隐隐情思。 《家道》中，“我”回到阔别十五六年的家乡，看到曾工作了9年的矿区“面目全非”，过去充满田园风光的矿区已被现代化整齐划一的规划所代替，又看到岳父家道衰落，“我有一种失去家园的感觉，还有一种沧桑感”。“我”的追忆、感慨之情以及对自我的反思之意贯穿作品始终，在现在的“我”娓娓的叙述中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人世的悲凉。 其次，刘庆邦还受到沈从文镶嵌式小说结构的影响。 镶嵌式结构是沈从文小说中另一种常用的结构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把人事镶嵌于景物的描绘之中，如《雨》写大学生公寓里的一个生活场景，其背景则是那“不知疲倦的雨”，关于“雨”的描写贯穿于小说始终，使人时刻感到在落雨，整个作品中人物的活动都是在雨中展开的。《建设》写一个工人在建设工地上钉死美国牧师的故事。构成小说背景的是工地附近的河与河街。作品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河上景色和河街的构成，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湘西风景画，而那个故事就镶嵌在这幅画里。 另一种是民俗与人事的相互映衬。沈从文十分注重民俗描写，常常把民俗画镶嵌于故事的叙述之中，或把故事的讲述依托于某种风俗背景的描绘之中，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如《边城》的爱情故事与婚俗、丧俗、节日习俗的相互映衬，《丈夫》、《柏子》里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则是在当地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是一种娼妓制度)的表现中展开的。 第三种是把故事镶嵌于故事之中，如《一个母亲》写了三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其中的两个故事被嵌入第三个故事之中。《医生》写了两个故事，白医生的一个故事是由他的另一个故事引出来的。 刘庆邦小说的镶嵌式结构受沈从文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自然与人事的镶嵌。在自然景物构成的画面上镶嵌以人和事，使景中的人与人眼中的景相互交融，浑然一体，这已成为刘庆邦小说的一个特点。如《梅妞放羊》、《白煤》、《小呀小姐姐》、《大雁》等。《梅妞放羊》从春天的“满坡青草满地花”写到夏日“大麦黄芒”和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季节轮换中自然景物的描写贯穿于小说始终，使人感受到季节的更替与时间的流逝，而梅妞和她的羊就在这静静的时光流淌中不知不觉地长大成熟。《白煤》的背景是“雪”。小说一开篇就说“大雪下够了三天”，然后用大篇幅的文字描绘了美丽的煤矿夜色下的的雪景图：工作了一天刚升井的矿工，踏着夜雪，轻松愉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随意捧起地上的雪追逐着小狗，想着心爱的女人，胸中涌起一股浓浓的暖意。清晨，新娘看到窗玻璃上结满各种晶莹剔透的冰花。从刚升井的新郎的目光中，作品又巧妙描绘出“阳光”和“雪光”交相辉映下生机勃勃的矿区晨景。“雪”这一鲜明的形象就构成了作品中人事的自然背景，长路小夫妻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在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纯洁美好，浪漫而富有诗意。
二是民俗与人事的镶嵌。刘庆邦非常擅长于描写豫东平原的乡风民俗，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青年男女必须经媒人牵线才能相亲(《闺女儿》、《怎么还是你》、《红围巾》)；在相亲之前，女方先要到男方相家，详细考察男方的家底(《相家》)；定亲时男方要向女方送彩礼，女方要为男方做一双鞋(《鞋》)；婚礼上闹洞房(《摸鱼儿》)；叔嫂之间可以相互开玩笑打闹嬉戏(《女子和处子》)；新女婿年初二要拜望新娘的娘家人；亲朋好友闹新郎(《走新客》)；办丧事要请响器班子(《响器》)；元宵节扎灯笼、打灯笼、偷灯碗(《灯》)；三月三赶庙会(《春天的仪式》)等。 民俗的描写为民俗镶嵌奠定了基础。有时民俗镶嵌于故事情节的展开之中，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力量或动因，有时在民俗文化的渲染中镶嵌以人和事，民俗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加以详细描写。前一种情况如《响器》，作品写农村女孩高妮对艺术境界的追求过程。大笛是农村响器班子中的一种主要乐器，在农村丧葬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一般人只是从丧葬仪式的实用角度看待它，并不在意其艺术文化价值及所演奏曲调的精神意味。按习俗，女孩是不能吹响器的，女孩吹响器是难以嫁人的。可高妮却是一个例外，她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响器班子，也赢得了大笛手崔孩儿的爱情。在这篇小说中，民俗的展示不仅镶嵌于高妮的故事之中，而且成了高妮故事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后一种情况如《春天的仪式》、《灯》等。事实上《春天的仪式》既用了双线结构，又用了镶嵌式结构。作品一开篇就介绍三月三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接着描写镇上隆重的准备庙会的情景，再用大量篇幅描绘村里人赶庙会时的热闹场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星采的活动和观察，描绘了庙会上一幅幅欢乐祥和图。星采寻觅她的对象的故事就镶嵌在这样一幅喧嚣欢腾的三月三庙会中，而她的情感变化当然也伴随着故事的始终。《灯》用一千多字的篇幅描写关于元霄节孩子们扎灯笼、打灯笼的习俗，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国庄父女的故事就镶嵌在这些描写之中。 为什么刘庆邦小说的结构会受到沈从文那么多的影响呢？ 这首先是刘庆邦自觉学习沈从文的结果。如前所述，刘庆邦、沈从文二人小说结构相类似的作品，大多是一些抒情性比较强的书写人性人情充满牧歌情调的作品，这类作品表现出的共同的审美追求，是与刘庆邦自觉的审美选择和对沈从文的模仿和学习分不开的。汪曾祺曾说：“沈先生的短篇小说有好些是没有什么故事的……都只是通过一点点小事，写人的感情、感觉、情绪”④。沈从文自己也说：“抒情文应不限于写景，写事，对自然光色与人生动静加以描绘，也可以写心，从内面写，如一派澄清的涧水，静静的从心中流出。”(《石子船・后记》)正是这种艺术旨趣感染和影响了刘庆邦。他曾坦言他“最爱读的作品是《红楼梦》和《边城旷》。⑤他对沈从文先生“贴着人物写”⑥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有着独到深刻的领悟，他说，“我们只体贴人物还不够，恐怕还要用我们的心去贴作品中人物的心，只有做到了与人物贴心贴肺，才能把人物写出一二。”⑦他有一次还向记者表示，“特别是沈从文，我一直在向他学习。”⑧ 其次是由共同的人性主题与共同的人物形象的选择决定的。二人都欢写人性主题，写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尤其喜欢写乡村少女，写少女自然健康合乎人性的美以及微妙的情绪波动。如沈从文写了翠翠、夭夭、萧萧、三三一类可爱的乡村少女，刘庆邦也塑造了许多像翠翠一样清纯美丽，聪慧健康的乡村少女形象，如香、梅妞、守明、喜如、喜泉等。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它与作品抒情结构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类人物本是人性美的化身，当然就成了以人性美为主题的抒情小说的书写对象，人物心理的变化、情感的波动自然就成了贯穿作品的情感线，并与表现主人公命运的情节线一起，共同构成小说的双线结构。 再次，二人都喜欢写自然景物和民风民俗，描绘民族风情画，并把自然景物的描写、民风民俗的展现与主人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的描绘相结合，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镶嵌式结构。总之，共同的审美追求决定了刘庆邦对沈从文的仰慕和学习，决定了二者共同的题材、人物和主题，从而也决定了他们共同的结构艺术特点。 注释： ①②韩立群：《沈从文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第345页。 ③雷达：《思潮与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④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⑤⑧刘庆邦、赛妮亚、梁祝：《刘庆邦访谈录（代跋）》，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361页、第358页。 ⑥⑦刘庆邦：《到城里去・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尔龄
读刘庆邦的小说，我们总觉得被一种无形的魔力牵引着一口气读下去，读完后，意犹未尽，欲转述他人，却“欲辩已忘言”，怎么也想不起故事情节来。这主要是因为，刘庆邦的小说情节淡化而抒情性强，有散文化倾向。如《曲胡》、《鞋》、《梅妞放羊》等，都具有散文化结构，富有淡淡的诗意和韵味。 在某种程度上，刘庆邦这类小说，是与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传统一脉相承的。下面，我们通过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艺术结构的比较分析来看看沈从文对刘庆邦小说的影响并简要论述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 首先，刘庆邦借鉴了沈从文小说的双线结构。双线结构包括双线简单结构和双线复杂结构，所谓双线简单结构，即小说结构有一条或数条情节线和一条情感线；所谓双线复杂结构，就是小说结构有多条情感线和多条情节线。①一般情节线比较弱，情感线比较强。② 沈从文的双线复杂结构较少，只有《边城》、《三三》、《菜园》等。而双线简单结构则很普遍，如《牛》、《会明》、《夜》、《十四夜间》、《一日的故事》等，故事情节十分简单，所写人物的心理却复杂多变，情感曲折蜿蜒，贯穿于作品，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牛》描写牛伯与他的牛的故事：在农忙季节牛伯不慎用小榔槌打伤了牛腿，农事的紧急促使他心急如焚地去为牛治腿，并终于将地耕种完毕。然而，官府开始征牛服役，牛伯悔恨那时没把牛腿打断。小说着力描写了牛伯的心理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对牛的怨恨(嫌它恢复太慢，误了耕地)，另一方面是对牛的疼爱(怨自己不该将它打伤，更怕它被征发远方)。正是这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的发展变化，构成全篇曲折复杂的情感线索。 沈从文的双线结构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表现在双线简单结构对他的影响。雷达曾这样评价刘庆邦：“在我看来，刘庆邦的一些好作品，其特点就在于能‘抓人’，能‘放人’。‘抓人’，是因为它们大都有个逻辑(合理性)严密的故事圈，一条动人的趣味线；‘放人’，则因为它们有个内在的诗化结构，有很强的表意性、抒情性，能与整个人生体验沟通起来。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短篇之中”③雷达说的“抓人”的“趣味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节线，“放人”的“内在诗化结构”就是所谓情感线。 刘庆邦的双线结构小说，按情感线索的构成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采用第三人称，集中写一个人物，由这个人物的心理过程构成贯穿作品的情感线索，而人物的一些故事片段则围绕着这条线索而展开。这类作品主要有《种在坟上的倭瓜》、《夜色》、《鞋》、《人畜》、《新房》、《响器》等。 《种在坟上的倭瓜》写小姑娘猜小，她在父亲坟地上种下一颗小小的倭瓜种子，并精心呵护培育它，最终收获了一个大倭瓜，被母亲敬献于父亲的供桌上。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作者却将它演绎得曲折生动，感人肺腑。因为小说强化了猜小丰富的内心活动，传达出小姑娘细腻婉转的情思，她对种下的倭瓜的希望和期待之情与对父亲那份深切的怀念之情互相映衬，跃然纸上。失怙女孩在父亲坟前精心培植倭瓜的心理过程构成贯穿作品始终的情感线。小小的倭瓜种子渐渐在地里生长，猜小的意志也日益得到了磨炼，变得更加坚强、乐观。整个作品都是以“情”推动情节发展，以“情”打动人心的。 《夜色》中已订婚的周文兴趁夜色去偷瞧女方高玉华，并暗中帮助她翻砖坯，由他的行为构成的情节线同样很简单，但周文兴那份体贴呵护之情，那份洋溢在心中的柔情蜜意成了贯穿始终的情感线。“有了对象后”的周文兴一下子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傻愣小子变成一个有责任心的青年，变得“像个过日子的人”了。对高玉华的思念，对她的疼爱，驱使他接二连三地在夜里帮高玉华翻坯、垛坯。高玉华白天脱坯，他夜间翻坯，“谁也不知道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有这样美妙的配合。”一天晚上，这一对人儿在“深重的夜色里”相逢了，他们一前一后，走走停停，没有接触，没有分开，彼此心里扑腾腾的，互相感受着对方的存在和气息，情感在浓浓的夜色里，在两人心地间默默地流淌。作品与其说是叙述周文兴的故事，还不如说是书写周文兴献给高玉华的一首甜蜜的爱情诗。 《春天的仪式》与《夜色》是姊妹篇，只不过《夜色》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眷念，而《春天的仪式》是写少女对少年的牵挂。作品以少女星采趁三月三庙会看望“张家那孩子”的焦急迫切而又惶惑的复杂心理为线索，情节非常简单，心理描写却细致入微，曲折动人。在刘庆邦这一类小说中，由人物心理过程所构成的情感线是作品的主要线索，与之相应的情节线则明显地被淡化。 二是采用第一人称，把故事情节组织到“我”的回忆中去描写，由“我”独特的情绪构成情感线索。如《远方诗意》的题记中写道：“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想着‘出走’，走向远方的‘我’。我们的成长就是在不停地走向远处的‘我’时发生的。”作品以成年的“我”观照少时的“我”的一段浪漫经历，描写年少的“我”两次外出串联获得了经验、开阔了视野，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产生对“远方”及都市丰富多彩生活的无限向往，彼时的“我”对未来的憧憬和此时的“我”对过去青春生活的无限留恋与缅怀之情相互交织，构成贯穿整篇小说的情感线索，使作品弥漫着对逝水年华的淡淡愁绪和隐隐情思。 《家道》中，“我”回到阔别十五六年的家乡，看到曾工作了9年的矿区“面目全非”，过去充满田园风光的矿区已被现代化整齐划一的规划所代替，又看到岳父家道衰落，“我有一种失去家园的感觉，还有一种沧桑感”。“我”的追忆、感慨之情以及对自我的反思之意贯穿作品始终，在现在的“我”娓娓的叙述中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人世的悲凉。 其次，刘庆邦还受到沈从文镶嵌式小说结构的影响。 镶嵌式结构是沈从文小说中另一种常用的结构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把人事镶嵌于景物的描绘之中，如《雨》写大学生公寓里的一个生活场景，其背景则是那“不知疲倦的雨”，关于“雨”的描写贯穿于小说始终，使人时刻感到在落雨，整个作品中人物的活动都是在雨中展开的。《建设》写一个工人在建设工地上钉死美国牧师的故事。构成小说背景的是工地附近的河与河街。作品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河上景色和河街的构成，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湘西风景画，而那个故事就镶嵌在这幅画里。 另一种是民俗与人事的相互映衬。沈从文十分注重民俗描写，常常把民俗画镶嵌于故事的叙述之中，或把故事的讲述依托于某种风俗背景的描绘之中，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如《边城》的爱情故事与婚俗、丧俗、节日习俗的相互映衬，《丈夫》、《柏子》里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则是在当地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是一种娼妓制度)的表现中展开的。 第三种是把故事镶嵌于故事之中，如《一个母亲》写了三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其中的两个故事被嵌入第三个故事之中。《医生》写了两个故事，白医生的一个故事是由他的另一个故事引出来的。 刘庆邦小说的镶嵌式结构受沈从文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自然与人事的镶嵌。在自然景物构成的画面上镶嵌以人和事，使景中的人与人眼中的景相互交融，浑然一体，这已成为刘庆邦小说的一个特点。如《梅妞放羊》、《白煤》、《小呀小姐姐》、《大雁》等。《梅妞放羊》从春天的“满坡青草满地花”写到夏日“大麦黄芒”和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季节轮换中自然景物的描写贯穿于小说始终，使人感受到季节的更替与时间的流逝，而梅妞和她的羊就在这静静的时光流淌中不知不觉地长大成熟。《白煤》的背景是“雪”。小说一开篇就说“大雪下够了三天”，然后用大篇幅的文字描绘了美丽的煤矿夜色下的的雪景图：工作了一天刚升井的矿工，踏着夜雪，轻松愉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随意捧起地上的雪追逐着小狗，想着心爱的女人，胸中涌起一股浓浓的暖意。清晨，新娘看到窗玻璃上结满各种晶莹剔透的冰花。从刚升井的新郎的目光中，作品又巧妙描绘出“阳光”和“雪光”交相辉映下生机勃勃的矿区晨景。“雪”这一鲜明的形象就构成了作品中人事的自然背景，长路小夫妻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在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纯洁美好，浪漫而富有诗意。
二是民俗与人事的镶嵌。刘庆邦非常擅长于描写豫东平原的乡风民俗，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青年男女必须经媒人牵线才能相亲(《闺女儿》、《怎么还是你》、《红围巾》)；在相亲之前，女方先要到男方相家，详细考察男方的家底(《相家》)；定亲时男方要向女方送彩礼，女方要为男方做一双鞋(《鞋》)；婚礼上闹洞房(《摸鱼儿》)；叔嫂之间可以相互开玩笑打闹嬉戏(《女子和处子》)；新女婿年初二要拜望新娘的娘家人；亲朋好友闹新郎(《走新客》)；办丧事要请响器班子(《响器》)；元宵节扎灯笼、打灯笼、偷灯碗(《灯》)；三月三赶庙会(《春天的仪式》)等。 民俗的描写为民俗镶嵌奠定了基础。有时民俗镶嵌于故事情节的展开之中，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力量或动因，有时在民俗文化的渲染中镶嵌以人和事，民俗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加以详细描写。前一种情况如《响器》，作品写农村女孩高妮对艺术境界的追求过程。大笛是农村响器班子中的一种主要乐器，在农村丧葬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一般人只是从丧葬仪式的实用角度看待它，并不在意其艺术文化价值及所演奏曲调的精神意味。按习俗，女孩是不能吹响器的，女孩吹响器是难以嫁人的。可高妮却是一个例外，她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响器班子，也赢得了大笛手崔孩儿的爱情。在这篇小说中，民俗的展示不仅镶嵌于高妮的故事之中，而且成了高妮故事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后一种情况如《春天的仪式》、《灯》等。事实上《春天的仪式》既用了双线结构，又用了镶嵌式结构。作品一开篇就介绍三月三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接着描写镇上隆重的准备庙会的情景，再用大量篇幅描绘村里人赶庙会时的热闹场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星采的活动和观察，描绘了庙会上一幅幅欢乐祥和图。星采寻觅她的对象的故事就镶嵌在这样一幅喧嚣欢腾的三月三庙会中，而她的情感变化当然也伴随着故事的始终。《灯》用一千多字的篇幅描写关于元霄节孩子们扎灯笼、打灯笼的习俗，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国庄父女的故事就镶嵌在这些描写之中。 为什么刘庆邦小说的结构会受到沈从文那么多的影响呢？ 这首先是刘庆邦自觉学习沈从文的结果。如前所述，刘庆邦、沈从文二人小说结构相类似的作品，大多是一些抒情性比较强的书写人性人情充满牧歌情调的作品，这类作品表现出的共同的审美追求，是与刘庆邦自觉的审美选择和对沈从文的模仿和学习分不开的。汪曾祺曾说：“沈先生的短篇小说有好些是没有什么故事的……都只是通过一点点小事，写人的感情、感觉、情绪”④。沈从文自己也说：“抒情文应不限于写景，写事，对自然光色与人生动静加以描绘，也可以写心，从内面写，如一派澄清的涧水，静静的从心中流出。”(《石子船・后记》)正是这种艺术旨趣感染和影响了刘庆邦。他曾坦言他“最爱读的作品是《红楼梦》和《边城旷》。⑤他对沈从文先生“贴着人物写”⑥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有着独到深刻的领悟，他说，“我们只体贴人物还不够，恐怕还要用我们的心去贴作品中人物的心，只有做到了与人物贴心贴肺，才能把人物写出一二。”⑦他有一次还向记者表示，“特别是沈从文，我一直在向他学习。”⑧ 其次是由共同的人性主题与共同的人物形象的选择决定的。二人都欢写人性主题，写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尤其喜欢写乡村少女，写少女自然健康合乎人性的美以及微妙的情绪波动。如沈从文写了翠翠、夭夭、萧萧、三三一类可爱的乡村少女，刘庆邦也塑造了许多像翠翠一样清纯美丽，聪慧健康的乡村少女形象，如香、梅妞、守明、喜如、喜泉等。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它与作品抒情结构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类人物本是人性美的化身，当然就成了以人性美为主题的抒情小说的书写对象，人物心理的变化、情感的波动自然就成了贯穿作品的情感线，并与表现主人公命运的情节线一起，共同构成小说的双线结构。 再次，二人都喜欢写自然景物和民风民俗，描绘民族风情画，并把自然景物的描写、民风民俗的展现与主人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的描绘相结合，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镶嵌式结构。总之，共同的审美追求决定了刘庆邦对沈从文的仰慕和学习，决定了二者共同的题材、人物和主题，从而也决定了他们共同的结构艺术特点。 注释： ①②韩立群：《沈从文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第345页。 ③雷达：《思潮与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④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⑤⑧刘庆邦、赛妮亚、梁祝：《刘庆邦访谈录（代跋）》，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361页、第358页。 ⑥⑦刘庆邦：《到城里去・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尔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