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意识
程瑞
摘要：沈从文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地位不言自明，其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叙事风格让人沉醉。但沈从文的小说中的意蕴是丰富而且值得深思的，他用独特的写实主义的方式“刻意借着城邦与乡村的对比投射乌托邦的心灵图景”。其中，他小说隐含的现代意识非常值得探讨，在此我将从“现代意识”、“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两大部分进行分析，以此来探寻小说中现代意识的痕迹。 关键词 现代意识；表现；反思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Shen Congwe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sition is self-evident in literature, in the novel "Pastoral " narrative style makes people drunk.But Shen Congwen's novels implication is rich and it is worth pondering, he used his unique way of "realism through comparing projected deliberately Utopia city and rural picture of the mind". One of his novels, modern consciousness is very worthy of study, I will from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wo parts for analysi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
一、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一词与“现代性”是密不可分的，“现代性”一词来源于西方文化思潮，从历史上讲它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是为了将其自身
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同时他指出“人的现代管随着信念的不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1]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是指现时代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其特征，又指对这些变化和特征自觉的反思和理解。[2]简而言之，“现代性”代表了一种直线向前的进步历史观引导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信念以及对传统的否定态度，与之形成矛盾的是它自身对理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张扬，它还包括使其得以缓解自身矛盾和危机的动力机制——反思性的持有。这也是自县第一俩，人类及社会发展在深刻悖论中仍葆有活力的秘密源泉。基于此，现代性既是一个文化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传统观念逐步为现代意识所取代。根据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研究，这种现代意识主要包括进步与发展的观念；对理性的崇拜；对事件的重视与关切；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人文理想等。
（一）、文学的现代意识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反思性，一定意义上说，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使我们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同时，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摇旗呐喊的同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它不断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3]基于现代社会的断裂性特征, 在分析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时，我们可以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显然这两者在中国不是同步并行发展的。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中国被迫卷入彼时世界格局的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是由于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这场现代化的洪流中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而且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胜过现代化境遇中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显得尤为可贵，它与启蒙现代性一起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展开批判的同时又通过文学作品对启蒙现代性信奉的现代文明、科技理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又有着怎样的艺术表现呢？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反思在不断前行着。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现代性的历史，它处处闪现着现代意识的光辉。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闪现的现代意识明确了历史断裂的标志，也把过去、现在与将来连为一个宏大的叙事图景。
到清晚期，中国古代文学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意识开始初露端倪，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得以实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呼唤启蒙理性，呼唤现代性。鲁迅小说对“国民性”的批判以现代性叙述角度，对以阿Q 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讽刺和批判。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这次文学启蒙不仅具有现代人文关怀，还肯定文学独立价值。由于历史中心点尤其梦想救亡的转移从20世纪中期起，代表着主流的新文学开始有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因此，由于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五四文学现代化的不彻底，一部分人倡导启蒙功利主义，另一部分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看待文学，这给后来的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4]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离不开现代性这一主题。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渴望民族独立和建立新型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五四以来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性路径发生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态挂钩甚至趋于一致。因此，“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在新文学的一种构建与表现。其中运用宏大叙事来建构历史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极为繁荣。这也就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重，文学叙事也承载着越来越
大的社会政治意图，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个体的忽视，因此使其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背道而驰，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也并没有真正显现。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文学则是延续五四现代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重新进入了文学多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由开始反思政治揭露特定时期国家与个人的集体创伤与苦痛到关照人本身，人文思想达到一个新的深度。与此同时，在三十年文学中大放异彩的各种现代文学思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学思潮主要表要为更为激进的先锋创作与文学变革。在80年代，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到朦胧派诗歌、新生代诗歌，再到探索性、实验性戏剧等一系列创作都收获颇丰。这一阶段文学是深层的文化启蒙：它不仅肯定人的主体性还关注人的个体自由赞扬人的生命本质，许多作品在表现个体形象时人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得以充分地体现，生命潜力被充分地发掘。而且现代意识也充分体现在了各类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中。
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开始受到日益流行的大众文学思潮和商品化趋势的影响，处于中心的纯文学精英文学开始受到不断地冲击。与之相辉映的是文坛上涌现出大量表现现代都市人群生存现实与精神状态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极具现代性文化特征，流露出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反思, 作品中体现的现代意识也是极为充分和丰富的。九十年代都市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本，既表现都市这一现代文化空间与现代人之间双向现代性经验的塑造与营构，也表现这一空间中人类的生存感受、生活方式等主体自我意识。[5]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步入后工业化社会，许多学者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观点来反思现代性，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面临剧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保持着许多前一时期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这也说明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跨越着几个时代的内涵，所以在现行社会中许多文学作品中洋溢的现代意识也是多元的，当然我们也允许这样的多元存在。
二、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在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中，他表现出一种幽谧宁静心想自然的姿态，其实他的创作是对一九二0三0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的响应，所以沈从文小说
中所透露的现代意识必须被发掘。沈从文的作品会让读者找出赋予我们生命力量的人类普遍的淳朴与纯真，“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一切唯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好迷恋过去，盲目拒绝新潮流的作家”，纵观其小说文体，“不但写到社会各方面，而且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非常深入透彻”。[6]沈从文小说通过诗性化的表达特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对他而言，如果一个乌托邦确实存在，那它也许早已满目创痍；如果现代社会为他所批判，那么也是在于传统社会的对照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世界充满着张力。沈从文的作品更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思它以人性的视角在反映平常人事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人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因而它的每一部小说都独特的体现了现代性特征，都折射着现代意识的光辉。
本文将从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照和它对人之感性生命的解放，还有对国家社会的“常”与“变”的体现以及充满现代意识的艺术方式这四个方面来呈现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一)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照
沈从文很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 以有别于在大都市受教育出身的作家。在《习题》里他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从小就与农夫士兵船夫和小生意人为伍。也许正因如此，他对这些旁人看来身份卑微的人一直十分关注，其小说中绝大部分是写这些人的生活的。例如小说《柏子》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主要写了一个叫柏子的船夫在雨夜里来看他的相好的妓女。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些场景的片段，沈从文把这些片段拼合起来，使小说独具抒情风格。它在人生琐屑卑微里捕捉到一种短暂有强烈的情感表达。柏子和他相好的妓女他们的生命力仿佛不受到任何道德伦理的规束，读者可以从中知晓沈从文对以纯洁的人际交往和淳朴民风的偏好。但是柏子却付了一个月的进项才投进妓女的怀抱，找到自己的温柔乡。另外，沈从文在一开始就写出了柏子宁可忘却的事情：像是河流上的凶险，工作的艰辛，微薄的报酬，还有生命的脆弱等等。我们在阅读到这些是也会为主人公感到时喜时忧，因为我们同作者和主人公一样，对现实真相都不是一无所知的。这种对生存的关照还体
现在《丈夫》中，在黄庄的村子里许多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丈夫时常让他们的妻子离家到码头上去做“生意”。小说的后半部分，丈夫到船上看望妻子尽管他们有片刻的温存，但是由于妻子生意繁忙以及丈夫自尊受挫，终究难偿所愿。但是在小说的结尾，沈从文以十分同情的口吻来叙述丈夫如何因为无聊和孤独而向妻子的干爹倾诉衷肠，后来丈夫和妻子如何轻易地和好，在第二天一早回到乡下去了。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试图在人生凄惨的时刻里。肯定一些不可思议的美好可能”。[7]因为现实生活也像小说中那样个人欲望与所要遵循的伦理道德很容易达成妥协。沈从文没有像其他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以露骨的写实主义的目光来观照底层人民，他笔下的人物拥有在现实中本来就有的行为和梦想，不管这些行为和梦想在别人看来是何等的粗鄙和卑微。这样沈从文把对现实的关照用独特的方式延展到了很多作家并不投以关注的领域，而他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也透过底层人物的行为和梦想凸显了出来。透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看出正如夏至清先生评价的那样：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8]
（二）、人之感性生命的解放
“五四“时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被鲁迅等许多知识分子当作批判封建的思想武器，沈从文更是深受尼采“生命哲学”思想的影响。尼采的“生命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人的感性存在，把审美视为最高价值。沈从文吸取了尼采“生命哲学”张扬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感性生命的思想精华。他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部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那个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9]从他节制而又清新的笔调中，我们的确可以听到低回不已的热情的呼唤和悲痛的哀号。沈从文主张破除伦理束缚、赞美自由生命，他歌颂爱与性的力量，认为这些都是象征着美好和健康的符号。沈从文由于对人的生存的关注进而关注感性生命的，他笔下的凤凰充满着灵异氛围，这也是他描绘欲望图景的地域。在那里，为爱所困、为爱痴狂的的男男女女往往陷入癫狂，如《阿黑小史》中的五明，《贵生》中的贵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的豆腐店老板„„这些故事里充满了逾越伦理规范的行为。沈从文对这些陷入爱情的男女安排这样的结局其实实则是透过他们
逾越伦理的行为感受他们生动的感性生命，当然更可以看出作者对被压抑的人性的深切关照以及油然而生的悲悯之情。在描写逾越规矩的男欢女爱时，作者的悲悯不是来自于单纯人道主义的愤慨，而是出于他自己对于人的感性生命的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了礼教伦理，是基于对人性的本能的正确把握的。例如《夫妇》，一对男女在乡间田野里做爱时被村民抓获准备绳之以法时，被城里来的主人公看见。“我”在干涉此事时发现这对男女其实是夫妻，于是乡民只有不了了之。有了被社会伦理认可的夫妻关系，本来要遭受惩罚的男欢女爱瞬间成为了合理行为。当然，小说里主人公为夫妇的行为开脱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在用自己的叙事实现对现实人的感性生命的解放。小说《萧萧》更是以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调表达了人之感性生命的欲望。农家女孩儿萧萧在“什么事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三岁孩子的童养媳，而丈夫比她小九岁。又被花狗大引诱做了坏事怀了孩子。想她这样的情况，等着她的只能是被“沉潭”或“发卖”的命运。但是本族人并没有这样对她，萧萧后来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全家满心欢喜地接受下来，最终萧萧抱自己的新生的毛毛看在唢呐中她的大儿子娶媳妇的热闹。在萧萧和他的村民生活的世界里，那些约束性的规范和法律上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在那个世界里的村民宁愿选择宽恕，
（三）、国家社会的“变”与“不变”
在《沈从文传》中，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不是与现实无关，而是为了响应乱世的精心之举。这种观点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题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的一章中可以窥见一二。辰河流水低低的声音宛如时光的声音，“倾诉”着瞬息万变的时光，虽然那时光好似亘古不变。沈从文从汤汤得流水中感到一种时间消失的震撼。他写到：“„„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10]这些东西对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由此，沈从文转而尊崇湘西千百年来生老病死的恒常价值，他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生状态重新定义了时间自身的循环，但它也隐含着一种可怕的虚无。徘徊在对历史的不同中，沈从文对自己也有些怀疑：“我有点担心，地方一
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着变得太多了一点。”[11]这种来自于自身的焦虑其实比来自外界的侵袭更危险。于是在《湘行散记》和《边城》、《长河》等作品中便有了真正的痛苦和焦虑。小说《边城》抒写了寂静的山峦、河流，善良的乡下人，古老的节日仪式，构成一个看似封闭、自足的世界。《长河》却表露了出在日军侵略前夕，作者预见故乡必然难逃厄运的焦虑之情。王德威指出：“甚至两部小说的题目也微妙地暗示出沈从文的不同态度：‘边城’指向居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神秘乌托邦，而‘长河’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12]《边城》里的摆渡老人从二十岁开始到七十岁一直守在小溪边，不知道渡了多少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不刻意凸显具体的一天，而是用化整为零的方式表现其日复一日、一直如此的生活。小说在第二章中描写了茶峒人生活的一成不变：老水兵们以吹号消磨时间；身着浆洗过的蓝布衣裳的主妇们在一块闲聊天；过路人调笑小饭店的内当家„„时光看似停滞不前，呈现出一种所有人都会参与的循环，生活生生世世，一直如此。从前两章里读者可以领略到沈从文对边城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但随着故事的发展，翠翠和外祖父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到了小说的最后翠翠在时光之流中来回摆渡，陷入了无尽的等待和盼望中。透过小说，作者其实很清楚茶峒虽然隔绝与当时不幸的世界之外，但是本身却陷入到了一种神秘的侵蚀当中。也许沈从文把自己对世事的态度寄托在了翠翠的等待中了，我们仍可以从小说看似平静的叙述之下体会到作者潜藏其中的深沉的忧虑，他让读者为那种恍然若失的思绪牵引着，为故园在看似不变的循环中慢慢消失感到乡愁的魅力。
相比之下，《长河》与《边城》虽然都是写沈从文对理想人生的追寻，但是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小说《长河》则是表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与冲突。在《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写到：“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与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3］这篇未完成的小说开始涉及到社会现实，而且许多人事都在发生着变化，例如老水手和另外两个乡下人以及一个妇人在闲聊时已经开始卷入到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恐慌中，但是他们只是胡乱猜测。这也传达出了隐伏在乡民心中一种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却让人敬畏的新力量，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让人们一开始就有一种对生活的惶恐。另外，沈从文
也细致的描写了那些就要威胁吕家坪的邪恶力量，比如那些不断以买橘子或筹款为由骚扰夭夭和她家的一群军官和当地官僚。显然，《长河》更凸显来自外部势力渗透到吕家坪内部。面这里淳朴的对这些恶势力，夭夭的哥哥三黑子心中愤慨不已：“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的人！当官当的不好，也要枪毙！”[14]这显然是一种反动与造反的语气，小说第一卷的最后写到：“深紫色的远山燃烧，北风吹动，烧的更热烈起来。”这似乎在暗示着一场更加激烈的运动斗争的到来，但是全书就此戛然而止，没人知道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结果还没降临，我们就一定还在期待着什么。《长河》“收束在一个臆想的、不确定的时刻”，[15]就像老水手认为的那样，所有美好的事物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会长久所以才值得我们留恋。小说中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世界与现实社会残忍的力量不断抗争，也许故事的结局是传统社会终将会收到现代性的力量猛烈撞击，可是读者已经开始品位忧伤了。
在这两部小说都是在用历史的视角捕捉理想中乡土社会的“变”与“不变”，尽管有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沈从文的笔下传统社会秩序始终无法拜摆脱来自于内部的磨蚀以及外部力量的撞击。这些人事天长地久的“在”那里，或许就已经显明了它们的历史意义。这也鲜明的凸现了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意识。
（四）、小说的现代意识艺术方式
沈从文在大量的散文和访谈中反复强调艺术的重要性，申明是艺术充实了他的乡土写作。他大量的小说用独特的视角、充满现代意识的艺术方式借助传统意象来描写和再造湘西世界。
《黄昏》描绘了扬子江中游一个小镇上例行的砍头场面，并没有明确的情节。小说开篇就细腻地展现了这个衰败的小城里的静谧生活：阳光折射出黄昏天空中最后的色谱；炊烟次第而起；小孩们正要结束晚饭前的嬉戏。在故事的最后砍头场景随着暮色变换中的夕照，母亲晚饭的召唤，典狱官炉子上猪肉的香味这一切一同出现，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此采取的多重的感官维度，体会到了这种叙事方式带来的独特的表现力，同时“也揭露语言表达是一种寓言形式，没有一了百了的真谛，而是不断衍伸、变迁，总已受到文化的制约。”[16]另一篇小说《静》则是将时间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十四岁的女孩
岳珉她和她的家人为躲避战事栖身异乡的小楼。暮春的一个午后，我们通过岳珉的观望，看到一大片春意——隔壁房顶上脱了线的风筝，河对面绿毯般的草地，婚礼上的乐声„„这一切融为一体。屋外世界的满园春色与楼下昏暗的屋子对比下，所有在楼上看到的细节：小河、草坪、风筝、马匹、小尼姑和新娘子在故事中都成为了自由和幸福的象征，当然这些是远离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家庭的。十四岁的岳珉独自面对青春期的恐惧和幻想，只有在屋顶上眺望的时刻她才能饱览美景，尽情想象，遐想那不知吉凶的未来。在短暂的的静谧被外甥打断后，楼上的时间想被凝固了般与楼下的现实生活在对比中共处。小说结尾，作者以一种更为精妙的方式处理了时空关系。岳珉下楼后生病的母亲、嫂子、姐姐都睡了。厨房里，丫头翠云正“偷偷的用无敌牌牙粉，当成水粉擦脸”。[17]忽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心跳起来，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可是没过多久，“一切又都寂静了。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晒到天井角上，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18]作者用最后的死亡印证了在楼上楼下两个世界的不同，似乎有一种力量让岳珉在两个时空里不能如意，这样看来两个时空在流转的同时又是并行的。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紧随文末的作者附记：“萌妹述，为纪念姐姐亡儿北生而作。”就是说现实里死去的是孩子，不是小说中的父亲。这段附记是一个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而且“在叙事层面上实现了梦与真、生与死的互相置换。”[19]同样我们在字数不多的描写中感受到的还有萦绕在文字间的悲情，与小说主人公难遣忧怀一样。夏至清先生对作者的这篇小说的体现的现代意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也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20]
三、小说中现代意识的旨归与意义
沈从文对人生、生命、民族和国家有着自己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精神，对当时我国衰退萎靡的民族生命形态深怀忧虑，其小说体现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反思和探索。这也是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意识的旨归所在。
（一）、对现代都市灵魂的拯救
当沈从文怀抱着美好理想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时，他内心之所向收到了都市生活的虚伪、忘义一面的冲击。诚如小说所说：“所有值得成为高贵的性格，如
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21]沈从文开始描摹所谓上层人物的灵魂卑污和人性沉沦的丑陋。他以“乡下人”的独特体验和生命标准作为道德评价的参照物，《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都从人性和精神方面折射上层人物的丑陋。在他看来，都市里“许多所谓场面上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22]由此，他希望借用一种家乡朴素、本真、勇敢的精神品性来荡涤日益颓废的都市生命灵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等作品都发掘了原始乡村美好的生命情感，如《龙朱》里男女青年用热情真是的歌声来追求自由、真挚的爱情。他们抛开门第观念和金钱势力的束缚，纯洁的爱情与他们而言只是人性最本真、自然的展露。由此，这些小说成了一剂良方，激荡着上流社会的生命力，因而在反思中实现对现代都市灵魂的拯救。
（二）、对乡土生命形态的隐忧
上文已经提到，沈从文在小说中开始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乡村社会，对乡民的生活状态表露出了一种“无言的哀戚”。“这些生命，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些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助无望。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23]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湘西世界的生命和时间却单调重复且停滞不前。非但如此，这里淳朴的民风在现代文明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冲击下逐渐瓦解。乡土社会里美好的精神品格和灵魂价值开始走向跌落。就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所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丽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24]因此，他的许多小说如《长河》对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在时代变迁、外来强力的压迫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当然, 这种变化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综上，沈从文的小说是把乡村和都市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置于“共时态的考察之中”，他既希望用乡土社会中通用的道德理性和乡民身上的美好品质来改造日益颓废的都市生命，又用历史的眼光来表达自己对美好乡村形态日渐消落的焦虑和悲戚。我们在其小说中可以看到都市和乡村在城乡交流中显露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因为“生命启蒙的理性思维使他在当前充满势利的社会中，沉痛地察觉
到人的道德品性和社会的价值认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25]当然，沈从文小说中对当下社会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商品经济发达、发展迅猛的社会，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有一种浮躁的风气。而且就像沈从文在小说中表现的那样，曾经的那个原乡也正在离我们远去。不管是乡村还是都市都在社会发展出现了着许多问题，我们如何恰当调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是从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
就这样，沈从文的深切的情感通过其小说的多样性承载了出来。他的小说试图用一种传统意象来表达自己，表达对传统价值与文化的呼唤与追寻。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不言自明，尽管它是隐蔽地渗透其中的，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之感性生命的解放、对国家“变”与“不变”的呈现等这几个方面。在对其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候，读者阅读、审美的过程也实现了对现代意识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其小说的现代意识的旨归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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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7] [18] [24]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1] [22]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3]凌宇《故乡行》（一），见沈从文传. 〔2009—05—22〕.http://book.mumayi.net/jzwx/zgxdrwcj/scw/07—3.htm.
[25] 石柏胜. 《文化选择与审美判断：沈从文研究综论》，[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1页
论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意识
程瑞
摘要：沈从文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地位不言自明，其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叙事风格让人沉醉。但沈从文的小说中的意蕴是丰富而且值得深思的，他用独特的写实主义的方式“刻意借着城邦与乡村的对比投射乌托邦的心灵图景”。其中，他小说隐含的现代意识非常值得探讨，在此我将从“现代意识”、“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两大部分进行分析，以此来探寻小说中现代意识的痕迹。 关键词 现代意识；表现；反思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Shen Congwe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sition is self-evident in literature, in the novel "Pastoral " narrative style makes people drunk.But Shen Congwen's novels implication is rich and it is worth pondering, he used his unique way of "realism through comparing projected deliberately Utopia city and rural picture of the mind". One of his novels, modern consciousness is very worthy of study, I will from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wo parts for analysi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
一、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一词与“现代性”是密不可分的，“现代性”一词来源于西方文化思潮，从历史上讲它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是为了将其自身
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同时他指出“人的现代管随着信念的不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1]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是指现时代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其特征，又指对这些变化和特征自觉的反思和理解。[2]简而言之，“现代性”代表了一种直线向前的进步历史观引导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信念以及对传统的否定态度，与之形成矛盾的是它自身对理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张扬，它还包括使其得以缓解自身矛盾和危机的动力机制——反思性的持有。这也是自县第一俩，人类及社会发展在深刻悖论中仍葆有活力的秘密源泉。基于此，现代性既是一个文化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传统观念逐步为现代意识所取代。根据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研究，这种现代意识主要包括进步与发展的观念；对理性的崇拜；对事件的重视与关切；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人文理想等。
（一）、文学的现代意识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反思性，一定意义上说，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使我们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同时，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摇旗呐喊的同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它不断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3]基于现代社会的断裂性特征, 在分析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时，我们可以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显然这两者在中国不是同步并行发展的。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中国被迫卷入彼时世界格局的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是由于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这场现代化的洪流中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而且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胜过现代化境遇中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显得尤为可贵，它与启蒙现代性一起对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展开批判的同时又通过文学作品对启蒙现代性信奉的现代文明、科技理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又有着怎样的艺术表现呢？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反思在不断前行着。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现代性的历史，它处处闪现着现代意识的光辉。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闪现的现代意识明确了历史断裂的标志，也把过去、现在与将来连为一个宏大的叙事图景。
到清晚期，中国古代文学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意识开始初露端倪，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得以实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呼唤启蒙理性，呼唤现代性。鲁迅小说对“国民性”的批判以现代性叙述角度，对以阿Q 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讽刺和批判。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这次文学启蒙不仅具有现代人文关怀，还肯定文学独立价值。由于历史中心点尤其梦想救亡的转移从20世纪中期起，代表着主流的新文学开始有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因此，由于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五四文学现代化的不彻底，一部分人倡导启蒙功利主义，另一部分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看待文学，这给后来的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4]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离不开现代性这一主题。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渴望民族独立和建立新型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五四以来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性路径发生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态挂钩甚至趋于一致。因此，“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在新文学的一种构建与表现。其中运用宏大叙事来建构历史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极为繁荣。这也就导致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重，文学叙事也承载着越来越
大的社会政治意图，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个体的忽视，因此使其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背道而驰，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也并没有真正显现。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文学则是延续五四现代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重新进入了文学多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由开始反思政治揭露特定时期国家与个人的集体创伤与苦痛到关照人本身，人文思想达到一个新的深度。与此同时，在三十年文学中大放异彩的各种现代文学思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学思潮主要表要为更为激进的先锋创作与文学变革。在80年代，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到朦胧派诗歌、新生代诗歌，再到探索性、实验性戏剧等一系列创作都收获颇丰。这一阶段文学是深层的文化启蒙：它不仅肯定人的主体性还关注人的个体自由赞扬人的生命本质，许多作品在表现个体形象时人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得以充分地体现，生命潜力被充分地发掘。而且现代意识也充分体现在了各类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中。
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开始受到日益流行的大众文学思潮和商品化趋势的影响，处于中心的纯文学精英文学开始受到不断地冲击。与之相辉映的是文坛上涌现出大量表现现代都市人群生存现实与精神状态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极具现代性文化特征，流露出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反思, 作品中体现的现代意识也是极为充分和丰富的。九十年代都市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本，既表现都市这一现代文化空间与现代人之间双向现代性经验的塑造与营构，也表现这一空间中人类的生存感受、生活方式等主体自我意识。[5]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步入后工业化社会，许多学者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观点来反思现代性，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面临剧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保持着许多前一时期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这也说明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跨越着几个时代的内涵，所以在现行社会中许多文学作品中洋溢的现代意识也是多元的，当然我们也允许这样的多元存在。
二、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在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中，他表现出一种幽谧宁静心想自然的姿态，其实他的创作是对一九二0三0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的响应，所以沈从文小说
中所透露的现代意识必须被发掘。沈从文的作品会让读者找出赋予我们生命力量的人类普遍的淳朴与纯真，“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一切唯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好迷恋过去，盲目拒绝新潮流的作家”，纵观其小说文体，“不但写到社会各方面，而且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非常深入透彻”。[6]沈从文小说通过诗性化的表达特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对他而言，如果一个乌托邦确实存在，那它也许早已满目创痍；如果现代社会为他所批判，那么也是在于传统社会的对照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世界充满着张力。沈从文的作品更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思它以人性的视角在反映平常人事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人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因而它的每一部小说都独特的体现了现代性特征，都折射着现代意识的光辉。
本文将从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照和它对人之感性生命的解放，还有对国家社会的“常”与“变”的体现以及充满现代意识的艺术方式这四个方面来呈现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一)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照
沈从文很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 以有别于在大都市受教育出身的作家。在《习题》里他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从小就与农夫士兵船夫和小生意人为伍。也许正因如此，他对这些旁人看来身份卑微的人一直十分关注，其小说中绝大部分是写这些人的生活的。例如小说《柏子》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主要写了一个叫柏子的船夫在雨夜里来看他的相好的妓女。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些场景的片段，沈从文把这些片段拼合起来，使小说独具抒情风格。它在人生琐屑卑微里捕捉到一种短暂有强烈的情感表达。柏子和他相好的妓女他们的生命力仿佛不受到任何道德伦理的规束，读者可以从中知晓沈从文对以纯洁的人际交往和淳朴民风的偏好。但是柏子却付了一个月的进项才投进妓女的怀抱，找到自己的温柔乡。另外，沈从文在一开始就写出了柏子宁可忘却的事情：像是河流上的凶险，工作的艰辛，微薄的报酬，还有生命的脆弱等等。我们在阅读到这些是也会为主人公感到时喜时忧，因为我们同作者和主人公一样，对现实真相都不是一无所知的。这种对生存的关照还体
现在《丈夫》中，在黄庄的村子里许多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丈夫时常让他们的妻子离家到码头上去做“生意”。小说的后半部分，丈夫到船上看望妻子尽管他们有片刻的温存，但是由于妻子生意繁忙以及丈夫自尊受挫，终究难偿所愿。但是在小说的结尾，沈从文以十分同情的口吻来叙述丈夫如何因为无聊和孤独而向妻子的干爹倾诉衷肠，后来丈夫和妻子如何轻易地和好，在第二天一早回到乡下去了。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试图在人生凄惨的时刻里。肯定一些不可思议的美好可能”。[7]因为现实生活也像小说中那样个人欲望与所要遵循的伦理道德很容易达成妥协。沈从文没有像其他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以露骨的写实主义的目光来观照底层人民，他笔下的人物拥有在现实中本来就有的行为和梦想，不管这些行为和梦想在别人看来是何等的粗鄙和卑微。这样沈从文把对现实的关照用独特的方式延展到了很多作家并不投以关注的领域，而他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也透过底层人物的行为和梦想凸显了出来。透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看出正如夏至清先生评价的那样：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8]
（二）、人之感性生命的解放
“五四“时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被鲁迅等许多知识分子当作批判封建的思想武器，沈从文更是深受尼采“生命哲学”思想的影响。尼采的“生命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人的感性存在，把审美视为最高价值。沈从文吸取了尼采“生命哲学”张扬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感性生命的思想精华。他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部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那个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9]从他节制而又清新的笔调中，我们的确可以听到低回不已的热情的呼唤和悲痛的哀号。沈从文主张破除伦理束缚、赞美自由生命，他歌颂爱与性的力量，认为这些都是象征着美好和健康的符号。沈从文由于对人的生存的关注进而关注感性生命的，他笔下的凤凰充满着灵异氛围，这也是他描绘欲望图景的地域。在那里，为爱所困、为爱痴狂的的男男女女往往陷入癫狂，如《阿黑小史》中的五明，《贵生》中的贵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的豆腐店老板„„这些故事里充满了逾越伦理规范的行为。沈从文对这些陷入爱情的男女安排这样的结局其实实则是透过他们
逾越伦理的行为感受他们生动的感性生命，当然更可以看出作者对被压抑的人性的深切关照以及油然而生的悲悯之情。在描写逾越规矩的男欢女爱时，作者的悲悯不是来自于单纯人道主义的愤慨，而是出于他自己对于人的感性生命的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了礼教伦理，是基于对人性的本能的正确把握的。例如《夫妇》，一对男女在乡间田野里做爱时被村民抓获准备绳之以法时，被城里来的主人公看见。“我”在干涉此事时发现这对男女其实是夫妻，于是乡民只有不了了之。有了被社会伦理认可的夫妻关系，本来要遭受惩罚的男欢女爱瞬间成为了合理行为。当然，小说里主人公为夫妇的行为开脱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在用自己的叙事实现对现实人的感性生命的解放。小说《萧萧》更是以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调表达了人之感性生命的欲望。农家女孩儿萧萧在“什么事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三岁孩子的童养媳，而丈夫比她小九岁。又被花狗大引诱做了坏事怀了孩子。想她这样的情况，等着她的只能是被“沉潭”或“发卖”的命运。但是本族人并没有这样对她，萧萧后来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全家满心欢喜地接受下来，最终萧萧抱自己的新生的毛毛看在唢呐中她的大儿子娶媳妇的热闹。在萧萧和他的村民生活的世界里，那些约束性的规范和法律上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在那个世界里的村民宁愿选择宽恕，
（三）、国家社会的“变”与“不变”
在《沈从文传》中，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不是与现实无关，而是为了响应乱世的精心之举。这种观点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题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的一章中可以窥见一二。辰河流水低低的声音宛如时光的声音，“倾诉”着瞬息万变的时光，虽然那时光好似亘古不变。沈从文从汤汤得流水中感到一种时间消失的震撼。他写到：“„„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10]这些东西对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由此，沈从文转而尊崇湘西千百年来生老病死的恒常价值，他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生状态重新定义了时间自身的循环，但它也隐含着一种可怕的虚无。徘徊在对历史的不同中，沈从文对自己也有些怀疑：“我有点担心，地方一
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着变得太多了一点。”[11]这种来自于自身的焦虑其实比来自外界的侵袭更危险。于是在《湘行散记》和《边城》、《长河》等作品中便有了真正的痛苦和焦虑。小说《边城》抒写了寂静的山峦、河流，善良的乡下人，古老的节日仪式，构成一个看似封闭、自足的世界。《长河》却表露了出在日军侵略前夕，作者预见故乡必然难逃厄运的焦虑之情。王德威指出：“甚至两部小说的题目也微妙地暗示出沈从文的不同态度：‘边城’指向居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神秘乌托邦，而‘长河’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12]《边城》里的摆渡老人从二十岁开始到七十岁一直守在小溪边，不知道渡了多少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不刻意凸显具体的一天，而是用化整为零的方式表现其日复一日、一直如此的生活。小说在第二章中描写了茶峒人生活的一成不变：老水兵们以吹号消磨时间；身着浆洗过的蓝布衣裳的主妇们在一块闲聊天；过路人调笑小饭店的内当家„„时光看似停滞不前，呈现出一种所有人都会参与的循环，生活生生世世，一直如此。从前两章里读者可以领略到沈从文对边城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但随着故事的发展，翠翠和外祖父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到了小说的最后翠翠在时光之流中来回摆渡，陷入了无尽的等待和盼望中。透过小说，作者其实很清楚茶峒虽然隔绝与当时不幸的世界之外，但是本身却陷入到了一种神秘的侵蚀当中。也许沈从文把自己对世事的态度寄托在了翠翠的等待中了，我们仍可以从小说看似平静的叙述之下体会到作者潜藏其中的深沉的忧虑，他让读者为那种恍然若失的思绪牵引着，为故园在看似不变的循环中慢慢消失感到乡愁的魅力。
相比之下，《长河》与《边城》虽然都是写沈从文对理想人生的追寻，但是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小说《长河》则是表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与冲突。在《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写到：“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与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3］这篇未完成的小说开始涉及到社会现实，而且许多人事都在发生着变化，例如老水手和另外两个乡下人以及一个妇人在闲聊时已经开始卷入到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恐慌中，但是他们只是胡乱猜测。这也传达出了隐伏在乡民心中一种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却让人敬畏的新力量，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让人们一开始就有一种对生活的惶恐。另外，沈从文
也细致的描写了那些就要威胁吕家坪的邪恶力量，比如那些不断以买橘子或筹款为由骚扰夭夭和她家的一群军官和当地官僚。显然，《长河》更凸显来自外部势力渗透到吕家坪内部。面这里淳朴的对这些恶势力，夭夭的哥哥三黑子心中愤慨不已：“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的人！当官当的不好，也要枪毙！”[14]这显然是一种反动与造反的语气，小说第一卷的最后写到：“深紫色的远山燃烧，北风吹动，烧的更热烈起来。”这似乎在暗示着一场更加激烈的运动斗争的到来，但是全书就此戛然而止，没人知道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结果还没降临，我们就一定还在期待着什么。《长河》“收束在一个臆想的、不确定的时刻”，[15]就像老水手认为的那样，所有美好的事物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会长久所以才值得我们留恋。小说中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世界与现实社会残忍的力量不断抗争，也许故事的结局是传统社会终将会收到现代性的力量猛烈撞击，可是读者已经开始品位忧伤了。
在这两部小说都是在用历史的视角捕捉理想中乡土社会的“变”与“不变”，尽管有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沈从文的笔下传统社会秩序始终无法拜摆脱来自于内部的磨蚀以及外部力量的撞击。这些人事天长地久的“在”那里，或许就已经显明了它们的历史意义。这也鲜明的凸现了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意识。
（四）、小说的现代意识艺术方式
沈从文在大量的散文和访谈中反复强调艺术的重要性，申明是艺术充实了他的乡土写作。他大量的小说用独特的视角、充满现代意识的艺术方式借助传统意象来描写和再造湘西世界。
《黄昏》描绘了扬子江中游一个小镇上例行的砍头场面，并没有明确的情节。小说开篇就细腻地展现了这个衰败的小城里的静谧生活：阳光折射出黄昏天空中最后的色谱；炊烟次第而起；小孩们正要结束晚饭前的嬉戏。在故事的最后砍头场景随着暮色变换中的夕照，母亲晚饭的召唤，典狱官炉子上猪肉的香味这一切一同出现，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此采取的多重的感官维度，体会到了这种叙事方式带来的独特的表现力，同时“也揭露语言表达是一种寓言形式，没有一了百了的真谛，而是不断衍伸、变迁，总已受到文化的制约。”[16]另一篇小说《静》则是将时间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十四岁的女孩
岳珉她和她的家人为躲避战事栖身异乡的小楼。暮春的一个午后，我们通过岳珉的观望，看到一大片春意——隔壁房顶上脱了线的风筝，河对面绿毯般的草地，婚礼上的乐声„„这一切融为一体。屋外世界的满园春色与楼下昏暗的屋子对比下，所有在楼上看到的细节：小河、草坪、风筝、马匹、小尼姑和新娘子在故事中都成为了自由和幸福的象征，当然这些是远离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家庭的。十四岁的岳珉独自面对青春期的恐惧和幻想，只有在屋顶上眺望的时刻她才能饱览美景，尽情想象，遐想那不知吉凶的未来。在短暂的的静谧被外甥打断后，楼上的时间想被凝固了般与楼下的现实生活在对比中共处。小说结尾，作者以一种更为精妙的方式处理了时空关系。岳珉下楼后生病的母亲、嫂子、姐姐都睡了。厨房里，丫头翠云正“偷偷的用无敌牌牙粉，当成水粉擦脸”。[17]忽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心跳起来，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可是没过多久，“一切又都寂静了。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晒到天井角上，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18]作者用最后的死亡印证了在楼上楼下两个世界的不同，似乎有一种力量让岳珉在两个时空里不能如意，这样看来两个时空在流转的同时又是并行的。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紧随文末的作者附记：“萌妹述，为纪念姐姐亡儿北生而作。”就是说现实里死去的是孩子，不是小说中的父亲。这段附记是一个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而且“在叙事层面上实现了梦与真、生与死的互相置换。”[19]同样我们在字数不多的描写中感受到的还有萦绕在文字间的悲情，与小说主人公难遣忧怀一样。夏至清先生对作者的这篇小说的体现的现代意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也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20]
三、小说中现代意识的旨归与意义
沈从文对人生、生命、民族和国家有着自己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精神，对当时我国衰退萎靡的民族生命形态深怀忧虑，其小说体现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反思和探索。这也是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意识的旨归所在。
（一）、对现代都市灵魂的拯救
当沈从文怀抱着美好理想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时，他内心之所向收到了都市生活的虚伪、忘义一面的冲击。诚如小说所说：“所有值得成为高贵的性格，如
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21]沈从文开始描摹所谓上层人物的灵魂卑污和人性沉沦的丑陋。他以“乡下人”的独特体验和生命标准作为道德评价的参照物，《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都从人性和精神方面折射上层人物的丑陋。在他看来，都市里“许多所谓场面上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22]由此，他希望借用一种家乡朴素、本真、勇敢的精神品性来荡涤日益颓废的都市生命灵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等作品都发掘了原始乡村美好的生命情感，如《龙朱》里男女青年用热情真是的歌声来追求自由、真挚的爱情。他们抛开门第观念和金钱势力的束缚，纯洁的爱情与他们而言只是人性最本真、自然的展露。由此，这些小说成了一剂良方，激荡着上流社会的生命力，因而在反思中实现对现代都市灵魂的拯救。
（二）、对乡土生命形态的隐忧
上文已经提到，沈从文在小说中开始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乡村社会，对乡民的生活状态表露出了一种“无言的哀戚”。“这些生命，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些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助无望。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23]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湘西世界的生命和时间却单调重复且停滞不前。非但如此，这里淳朴的民风在现代文明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冲击下逐渐瓦解。乡土社会里美好的精神品格和灵魂价值开始走向跌落。就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所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丽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24]因此，他的许多小说如《长河》对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在时代变迁、外来强力的压迫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当然, 这种变化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综上，沈从文的小说是把乡村和都市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置于“共时态的考察之中”，他既希望用乡土社会中通用的道德理性和乡民身上的美好品质来改造日益颓废的都市生命，又用历史的眼光来表达自己对美好乡村形态日渐消落的焦虑和悲戚。我们在其小说中可以看到都市和乡村在城乡交流中显露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因为“生命启蒙的理性思维使他在当前充满势利的社会中，沉痛地察觉
到人的道德品性和社会的价值认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25]当然，沈从文小说中对当下社会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商品经济发达、发展迅猛的社会，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有一种浮躁的风气。而且就像沈从文在小说中表现的那样，曾经的那个原乡也正在离我们远去。不管是乡村还是都市都在社会发展出现了着许多问题，我们如何恰当调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是从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
就这样，沈从文的深切的情感通过其小说的多样性承载了出来。他的小说试图用一种传统意象来表达自己，表达对传统价值与文化的呼唤与追寻。沈从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不言自明，尽管它是隐蔽地渗透其中的，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之感性生命的解放、对国家“变”与“不变”的呈现等这几个方面。在对其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候，读者阅读、审美的过程也实现了对现代意识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其小说的现代意识的旨归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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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7] [18] [24]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1] [22]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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