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艺的东晋文化名人——李充
李充，字弘度，生活于东晋明帝时代，故里在今安陆和云梦一带。他是东晋多才多艺的文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大家。少时贫困，奉母至孝，为人性情刚烈，好打抱不平。初为剡县令，因母丧辞官，后归朝，官拜大著作郎，至中书侍郎。李充为官清廉，且治学严谨，学问渊博精深，诗歌创作极见功力、散文才华比肩当时的大家，文学理论学说极具历史价值，书法承其母卫夫人真传，与王羲之等名流不相上下，目录文献学开创一代新法，为后世带来划时代的贡献。
李充约生于西晋末年，据专家考证其生年当在公元291—306年之间，卒年大约在362—365年之间。李充的里籍多有争论，据《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湖北历史人物辞典》等权威工具书均称李充为历史上的江夏郡（治所在今安陆、云梦一带）人，《晋书·李充传》亦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汉书·地理志上》载：“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当时江夏郡有十四县：西陵、竟陵、郧乡、西阳、邾、轪、鄂、安陆、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和锺武。《晋书·地理志下》中江夏郡管辖范围进一步缩小，只有安陆、云杜、曲陵、平春、鄳、竟陵和南新市七县。《世说新语·言语》第80篇注引《晋中兴书》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无论是高帝时置江夏十四县还是晋时的江夏郡均无郢地名，有专家认为“郢”与“鄳”字形相似。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引《世说新语》注作“江夏鄳”，所以，疑《晋中兴书》“郢”为“鄳”之误，推断李充为江夏鄳人。“鄳”地，历史上当在今之安陆、大悟、孝昌县境一带，据此，认为李充是安陆，云梦人均可。当今文化名人周振甫、兴膳宏等先生也认为李充为今湖北省江夏或安陆人。 《晋书·李充传》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幼时其性格中即表现出刚勇强悍的一面。这种刚勇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为他日后学治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同时，李充受其家庭特别是其母亲卫夫人的影响，使其的治学、创作、思想表露出高人一筹的水准。在文学成就上，李充作品非常丰富多彩，在历代典籍中他的作品记载如下：
《隋书·经籍志》：晋《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录一卷；
《旧唐书·经籍志》：《李充集》 十四卷；
《新唐书·艺文志》：《李充集》十四卷；
《通志》：李充集二十二卷。
成书于宋代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之后的《明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清史稿·艺文志》等都未载《李充集》，可见，《李充集》在赵宋后逐渐亡佚。下文仅就李充在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文学理论、目录文献学、书法实践等方面展露出来的巨大才华予以叙述。
一、诗歌大家
李充作品应该很多，可惜流传下来的甚少，无从考察李充文学全貌，只能从现存作品窥其一斑。李充诗以《嘲友人诗》最为著名，这是完整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艺文类聚》将其保存在“嘲戏”，逯钦立先生将其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诗如下：
同好齐欢爱，缠绵一何深。子既识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历年岁，和乐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尔隔北山阳，我分南川阴。嘉会罔克从，积思安可任。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逝将寻行役，言别泣沾襟。愿尔降玉趾，一顾重千金。
曹道衡先生认为，“此诗大约只是朋友之间的相思，与男女之情无关。” 从诗的内容看，“同好齐欢爱，缠绵一何深”，“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似乎并不限于友人间的相思之情。有一点值得注意，此诗被《玉台新咏》收录，《玉台新咏》在取材上以“撰录艳歌”为宗旨，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嘲友人诗》在内容上符合这一标准，“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当是男女相隔两地，遥相思念之语。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称：“《玉台新咏》三有《嘲友人》一首，叙其夫妇离别之情，颇类陆士衡《代顾彦先赠妇》。”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中说：“此为拟作征夫词。自汉魏以来，征夫思妇为文士诗中常见主题，写法已不新鲜。西晋张华、陆机等拟乐府诗中不少。然而东晋文人则少涉此领域，李充此篇为今存东晋诗中仅见者。”徐公持先生在这里表明两个观点：一是李充此诗确实是写男女间相思之情；二是《嘲友人诗》是征夫思妇类乐府诗在东晋有所继承的表现。李充与孙绰、许询等同代，且与二人交好，二人是东晋玄言诗人的领军人物，但李充此诗未见玄言诗痕迹，无深奥难懂之词，只将相思之情款款道来，明白晓畅。徐陵将此诗收入《玉台新咏》，应该也是看到李充在诗歌格律方面的成就。
李充另有诗《七月七日诗》：“朗月垂玄景。洪汉截皓苍。牵牛难牵牛。织女守空箱。”吟咏牛郎织女之诗，汉魏时期常见，如《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写牛郎织女两地相隔饱受相思之苦。李充此诗，不但在内容上与《迢迢牵牛星》有相通之处，风格也相似，乃是对乐府古诗的继承。
二、散文奇才
李充散文作品最为著名的当数是《吊嵇中散》。嵇康是魏晋著名文士，清高正直，因不满司马氏政权而被杀。《世说新语·容止》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在世时为人景仰，被杀后为人怀念，由此两晋时期文人大多有嵇康情结。徐公持先生在《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中称，向秀在嵇康死后写的第一篇怀念之赋《思旧赋》最早表现两晋人之嵇康情结。但是，西晋司马氏政权高压统治，士人只能以十分隐晦的方式怀念嵇康，未敢再作文赋。到东晋时隔事远，文士戒忌渐消，开始形成怀念嵇康的一个高潮。李充《吊嵇中散》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作为东晋第一篇凭吊嵇康的文章，《吊嵇中散》在两晋“嵇康情结”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曰：
先生挺藐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蒙庄，聊与抽簪。味孙觞之浊胶，鸣七弦之清琴。慕义人之元旨，咏千载之徽音。凌晨风而长啸，托归流而咏吟。乃自足乎丘壑，孰有愠乎陆沈？马乐原而翅足，龟悦涂而曳尾。畴庙堂而足荣，岂和铃之足视！久先生之所期，羌元达于遐旨。尚遗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时命之不丁。冀后凋于岁寒，遭繁霜于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谅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营。
首句总括嵇康“藐世”、“高明”之品性，“神潇潇以宏远”至“托归流而咏吟”无一字不极赞嵇康清高品质，无一字不是嵇康知己之言，无一字不充满景仰。“何殉小而入死”表达对嵇康之死的无限惋惜，也透露出对司马氏政权惨杀嵇康的极度不满。嵇康如此清高之人，竟被司马氏和钟会等小人暗算，可悲可叹！此诗后半部分对嵇康似有误解，正如徐公持先生说：“文中谓嵇康‘遗大以出生’、‘殉小而入死’，‘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 ’，此处表现出对嵇康被害一事理解尚欠深刻，虽指吕巽、锺会等为‘雀’，却以为嵇康与之计较，事有
不值。”尽管如此，《吊嵇中散》作为嵇康死后东晋的第一篇吊文，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其后，孙绰有《道贤论》、袁宏有《七贤颂》、宏妻李氏有《吊嵇中散文》、谢道韫有《拟嵇中散咏松诗》，“嵇康情结”一脉而下。
李充除《吊嵇中散》外，在《九贤颂》中也赞美嵇康：“肃肃中散，俊明宣哲。笼罩宇宙，高蹈玄辙。”以极其简短的十六字，概括嵇康之品质，表达景仰之情。
三、文论巨擘
李充有他独到的巨大建树。李充的文学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翰林论》中。《隋书·经籍志》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载：“《翰林论》二卷李充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李充《翰林论》三卷” ；《宋史·艺文志》载：“李允（充）《翰林论》三卷”。《国史经籍志》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从上可见，《翰林论》从成书到梁一段时间内，是一部巨作，有五十四卷之多。从隋到明一直保持在三卷左右，明代以后逐渐亡佚，残文散佚于类书中。关于李充与他的《翰林论》，同《论语注》、《学箴》等著作一样，《翰林论》也反映了李充务实重用的文艺思想。从内容来看，《翰林论》所论述的大多是实用文体，且强调“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远大”就是重视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以实现教化目的。“不以华藻为先”则是与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相一致。“晋李充的《翰林论》也讨论了文体的特点和起源问题，并兼举作品为例。不过就所存佚文来看，涉及诗赋的内容很少，大多限于实用文体。据《晋书·李充传》，充‘幼好刑名之学’，其论文似乎也偏重于‘贵于允理’，‘不以华藻为先’的论辩文体。”然重视实用不等于轻视文采。从《翰林论》十分推崇孔融、陆机、潘岳、曹植、嵇康等人之文可见看出，李充也十分重视文采，但文采始终要为内容服务，“远大”才是文章之旨。李充还十分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在评应壉之诗时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体现了儒家的教化思想。但《翰林论》也受到名理之学的影响。如“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李充认为“论”“难”两种文体是适应人们研求名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名理之学的思想渗入其文体批评论中，体现了时代对文学批评家思想的影响。
《翰林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体划分更趋细化；举例概括各文体特征；继承并发扬喻体批评。
特点之一：文体划分更趋细化
《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我国文体论发端于先秦。《毛诗序》注意到诗的起源：“诗者，志之所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魏晋时期关于文体的论述增多，较为著名者，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文并不专门论述文体，但对文体已经有相对清晰的概念：“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此文涉及到八种文体，且阐述每种文体的风格。之后是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涉及到的文体有十种。陆机既概括每种文体的风格，又说明风格产生的原因，使人对文体的风格有更加明确的认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文体论在西晋发展的里程碑。从《文章流别论》佚文看，其涉及到的文体有：颂、赋、诗、铭、碑、箴、诔等，可能不比《典论·论文》、《文赋》多，但挚虞对文体作更加细致的划分，如诗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且举例说明：“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
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文章流别论》还考察文体发展的历史源流，如“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挚虞开创了对文体的精深研究，故钟嵘《诗品序》评价说：“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挚虞的论述为后人研究文体渊源提供极大的便利。曹丕、陆机、挚虞的文体论，对文体划分越来越细，推动文体论的快速发展。李充《翰林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翰林论》已亡佚，无法考证其论述的文体到底有多少，但从佚文看，至少有十五：书、议、文、赞、表、驳、论、难、议、奏、盟、檄、诫、诰、诗。其中赞、表、驳、盟、檄、诫、诰等是曹丕、陆机、挚虞等人未提及的，说明李充对文体的划分又推进一步。《翰林论》体现出文体划分更加细化的趋势，为后来总集编撰提供理论依据。
特点之二：简短概括，举例说明
《翰林论》对文体的阐述大概是先说明文体的产生：“容象图而赞立”，“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再以一两句概括文体风格和写作规范，最后举例加以说明，对文体的阐述十分全面。 李充的这种论述方式，对刘勰的文体论产生影响。程新炜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论渊源与〈文心雕龙〉》称：“李充的《翰林论》多已佚失，留见的文字多是以一、二句简单的话揭示诸种文体所宜遵循的风格特点与写作要求，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李充还往往举出优秀作品示例，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选文以定篇’部分。”
李充关于文体风格的论述也值得注意。曹丕、陆机都对文体风格特点进行概括，李充与之有什么差别呢？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指出，《翰林论》是通过否定句式对文体加以限定，“与曹丕、陆机正面肯定的表达方式不同，一者是加强了语气，更能起到警醒的效果，二者更明白地表示了作者主要目的不是谈论文体风格，而是通过风格来辨析文体。比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给读者造成了作者主旨在于论文体风格的印象，而李充却反过来说：‘驳不以华藻为先’，作者的意思明显偏在辨析驳体与以华藻为先的其它文体间的区别之上”。傅先生的这段表述十分准确，既指出《翰林论》的风格特点，也指出其重要意义。
特点之三：喻体批评
魏晋时期崇尚华丽词藻，因而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是喻体批评，如曹植《王仲宣诔》有：“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陆机文赋中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李充将这种喻体批评方式继承下来，并对后来的《诗品》和《世说新语》产生影响。如李充评潘岳文曰：“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钟嵘评潘岳诗就继承了这种方法：“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世说新语》中的喻体批评更是常见，如评嵇康：“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由此看来，喻体批评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学批评及人物品评的重要手段，李充的文体论体现了这一趋势，并在喻体批评发展进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文体论作品，《翰林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逐一阐释。
梁代锺嵘《诗品序》称：“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钟嵘在此批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且用意只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出等级。虽然钟嵘对其提出批评，但文学观念以及品评用语方面却受到李充的影响。如李充评潘岳：“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钟嵘在评潘岳诗时引
用此言：“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於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里钟嵘将李充对潘岳的评价完全继承过来。钟嵘在评郭璞时说：“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钟嵘赞郭璞诗“中兴第一”也是参照李充观点。以上说明钟嵘的文学观念以及批评方法，都借鉴了李充《翰林论》。
李充重视实用文体的观念，得到《文心雕龙》的继承。从《翰林论》佚文看，十五种文体中，除“文”、“诗”外，几乎都可以归为实用文体之列。从“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来看，李充所说的文并不是“文”“笔”分离后的纯文学之“文”，这样，将文划入实用文体也未尝不可。刘勰虽批评“翰林浅而寡要”，但重视实用文体的传统却继承下来，专门设《议对》来讨论区分“议”“对”这两种相似的文体。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中文体的划分更加精细，沿着李充的道路又向前迈进一步。 李充《翰林论》还对《文选》产生影响。一方面李充与曹丕、陆机、挚虞等人对文体的研究成果，在《文选》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萧统将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文体论研究成果加以继承和发扬，并付诸实践，将其作为《文选》分类的依据。另一方面，李充阐述文体的具体观点，得到萧统的继承。如“戒（诫）”，李充云：“诫诰施于弼违”，萧统《文选序》曰：“戒出于弼匡”，遵从李充之说。另外，萧统的“图像则赞兴” 也是从李充“容象图而赞立”而来。卫绍生先生指出，萧统的“论则析理精微”是综合了曹丕、陆机和李充三人的观点，并在《文选》中把同属于“析理”的史论之论和论说之论，都划入论的范畴。
综上所述，李充《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总集编撰产生重要影响。
四、目录学家
李充不但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还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其在任大著作郎期间，“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隋书·经籍志》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说明李充四部分类产生的背景、对荀勖的继承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并非横空出世，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适宜的时代背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最早的书目是刘歆的《七略》，把书目分为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汉代班固作《汉书·艺文志》继承《七略》的分类方法。魏秘书郎郑默创《中经》，史书未记载其分类方法。后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已经开始用“四分法”，称“甲”“乙”“丙”“丁”，因其在郑默《中经》基础上作《晋中经簿》，故推断“四分法”是郑默创制，荀勖加以完善。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李充制《晋元帝四部书目》，虽仍称“甲乙丙丁”，但“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已经创立。荀勖、李充的四分法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李万健先生在《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中分析，这是在经学发展和史学图书大量增加的现实情况中产生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李充“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创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他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文学分离。钱大昕评价说：“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
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李充“四分法”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为后世书目编修提供借鉴。《七录序》称：“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陆倕《新刻漏铭》云：“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宁可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者乎？”《旧唐书·经籍志》也指出其重大影响：“而荀勖、李充、王俭、任昉、祖暅，皆达学多闻，历世整比，群分类聚，递相祖述。或为七录，或为四部，言其部类，多有所遗。”李充“四分法”创制后，后世官修书目基本沿其体制，如《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隋代又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直到清代《四库全书》仍是如此。
五、书法天才
李充在书法实践上也有着他独特的贡献。公元272年，一个名叫“卫铄”的女婴（后来成为李充的母亲）呱呱坠地，她就是东晋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卫夫人年少好学，酷嗜书法艺术，很早就以大书法家钟繇为师，得其真传，尤善隶书。卫夫人成年后嫁给当时的汝阴太守、江州刺史李矩为妻，生一子名李充，官至中书侍郎，李充受其母影响，极有书法家之名。东晋另外一个大书法家王羲之年少时曾拜卫夫人为师学习书法，与儿时好友李充一起受卫夫人书法影响，之后青出于蓝。
卫夫人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女书法家，一手好字为她在那个男权社会赢得身为女人的骄傲，女子也能成为书法大家，被世人尊敬，为后世敬仰。也为其子李充成为多才多艺的人物，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连当时的书法名字王羲之在少年时也深受卫夫人真传，以至后来有“书圣”之赞誉。李充在其母的书法影响下，也写得一手精妙的楷书，因李充书法修养高深，与东晋王羲之等书法高手甚为友善，他们一帮书法家经常在上虞的曹娥江畔、东山脚下，举行酒宴书法之乐。永和九年，即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三月三日，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季节，王羲之与同为书法大家的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王羲之挥毫书写诗序，即著名的《兰亭集序》。《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关于李充善书法的记载，历史上只是有零星的文字，卫夫人所嫁的江夏李氏，也是一个书法世家。卫夫人之子李充，李充的从兄李式、李廞等都有书名。唐张怀瓘《书断》载：“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应为从妹)，汝阴(应为江州)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宛然芳树，穆若清风。右军少常师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为中书郎，亦工书。”《晋书本传》载李充得其母卫夫人真传，“善楷书，妙参钟（繇）、索（靖），（钟繇、索靖均为当时书法大家笔者），世咸重之”。李充除工书，还另著有书法启蒙书《笔阵图》一卷，今尚存。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李充擅长书法的史实。后世只知道李充其他方面的才华，对李充的书法造诣则知之甚少。
多才多艺的东晋文化名人——李充
李充，字弘度，生活于东晋明帝时代，故里在今安陆和云梦一带。他是东晋多才多艺的文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大家。少时贫困，奉母至孝，为人性情刚烈，好打抱不平。初为剡县令，因母丧辞官，后归朝，官拜大著作郎，至中书侍郎。李充为官清廉，且治学严谨，学问渊博精深，诗歌创作极见功力、散文才华比肩当时的大家，文学理论学说极具历史价值，书法承其母卫夫人真传，与王羲之等名流不相上下，目录文献学开创一代新法，为后世带来划时代的贡献。
李充约生于西晋末年，据专家考证其生年当在公元291—306年之间，卒年大约在362—365年之间。李充的里籍多有争论，据《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湖北历史人物辞典》等权威工具书均称李充为历史上的江夏郡（治所在今安陆、云梦一带）人，《晋书·李充传》亦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汉书·地理志上》载：“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当时江夏郡有十四县：西陵、竟陵、郧乡、西阳、邾、轪、鄂、安陆、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和锺武。《晋书·地理志下》中江夏郡管辖范围进一步缩小，只有安陆、云杜、曲陵、平春、鄳、竟陵和南新市七县。《世说新语·言语》第80篇注引《晋中兴书》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无论是高帝时置江夏十四县还是晋时的江夏郡均无郢地名，有专家认为“郢”与“鄳”字形相似。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引《世说新语》注作“江夏鄳”，所以，疑《晋中兴书》“郢”为“鄳”之误，推断李充为江夏鄳人。“鄳”地，历史上当在今之安陆、大悟、孝昌县境一带，据此，认为李充是安陆，云梦人均可。当今文化名人周振甫、兴膳宏等先生也认为李充为今湖北省江夏或安陆人。 《晋书·李充传》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幼时其性格中即表现出刚勇强悍的一面。这种刚勇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为他日后学治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同时，李充受其家庭特别是其母亲卫夫人的影响，使其的治学、创作、思想表露出高人一筹的水准。在文学成就上，李充作品非常丰富多彩，在历代典籍中他的作品记载如下：
《隋书·经籍志》：晋《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录一卷；
《旧唐书·经籍志》：《李充集》 十四卷；
《新唐书·艺文志》：《李充集》十四卷；
《通志》：李充集二十二卷。
成书于宋代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之后的《明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清史稿·艺文志》等都未载《李充集》，可见，《李充集》在赵宋后逐渐亡佚。下文仅就李充在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文学理论、目录文献学、书法实践等方面展露出来的巨大才华予以叙述。
一、诗歌大家
李充作品应该很多，可惜流传下来的甚少，无从考察李充文学全貌，只能从现存作品窥其一斑。李充诗以《嘲友人诗》最为著名，这是完整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艺文类聚》将其保存在“嘲戏”，逯钦立先生将其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诗如下：
同好齐欢爱，缠绵一何深。子既识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历年岁，和乐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尔隔北山阳，我分南川阴。嘉会罔克从，积思安可任。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逝将寻行役，言别泣沾襟。愿尔降玉趾，一顾重千金。
曹道衡先生认为，“此诗大约只是朋友之间的相思，与男女之情无关。” 从诗的内容看，“同好齐欢爱，缠绵一何深”，“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似乎并不限于友人间的相思之情。有一点值得注意，此诗被《玉台新咏》收录，《玉台新咏》在取材上以“撰录艳歌”为宗旨，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嘲友人诗》在内容上符合这一标准，“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当是男女相隔两地，遥相思念之语。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称：“《玉台新咏》三有《嘲友人》一首，叙其夫妇离别之情，颇类陆士衡《代顾彦先赠妇》。”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中说：“此为拟作征夫词。自汉魏以来，征夫思妇为文士诗中常见主题，写法已不新鲜。西晋张华、陆机等拟乐府诗中不少。然而东晋文人则少涉此领域，李充此篇为今存东晋诗中仅见者。”徐公持先生在这里表明两个观点：一是李充此诗确实是写男女间相思之情；二是《嘲友人诗》是征夫思妇类乐府诗在东晋有所继承的表现。李充与孙绰、许询等同代，且与二人交好，二人是东晋玄言诗人的领军人物，但李充此诗未见玄言诗痕迹，无深奥难懂之词，只将相思之情款款道来，明白晓畅。徐陵将此诗收入《玉台新咏》，应该也是看到李充在诗歌格律方面的成就。
李充另有诗《七月七日诗》：“朗月垂玄景。洪汉截皓苍。牵牛难牵牛。织女守空箱。”吟咏牛郎织女之诗，汉魏时期常见，如《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写牛郎织女两地相隔饱受相思之苦。李充此诗，不但在内容上与《迢迢牵牛星》有相通之处，风格也相似，乃是对乐府古诗的继承。
二、散文奇才
李充散文作品最为著名的当数是《吊嵇中散》。嵇康是魏晋著名文士，清高正直，因不满司马氏政权而被杀。《世说新语·容止》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在世时为人景仰，被杀后为人怀念，由此两晋时期文人大多有嵇康情结。徐公持先生在《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中称，向秀在嵇康死后写的第一篇怀念之赋《思旧赋》最早表现两晋人之嵇康情结。但是，西晋司马氏政权高压统治，士人只能以十分隐晦的方式怀念嵇康，未敢再作文赋。到东晋时隔事远，文士戒忌渐消，开始形成怀念嵇康的一个高潮。李充《吊嵇中散》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作为东晋第一篇凭吊嵇康的文章，《吊嵇中散》在两晋“嵇康情结”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曰：
先生挺藐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蒙庄，聊与抽簪。味孙觞之浊胶，鸣七弦之清琴。慕义人之元旨，咏千载之徽音。凌晨风而长啸，托归流而咏吟。乃自足乎丘壑，孰有愠乎陆沈？马乐原而翅足，龟悦涂而曳尾。畴庙堂而足荣，岂和铃之足视！久先生之所期，羌元达于遐旨。尚遗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时命之不丁。冀后凋于岁寒，遭繁霜于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谅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营。
首句总括嵇康“藐世”、“高明”之品性，“神潇潇以宏远”至“托归流而咏吟”无一字不极赞嵇康清高品质，无一字不是嵇康知己之言，无一字不充满景仰。“何殉小而入死”表达对嵇康之死的无限惋惜，也透露出对司马氏政权惨杀嵇康的极度不满。嵇康如此清高之人，竟被司马氏和钟会等小人暗算，可悲可叹！此诗后半部分对嵇康似有误解，正如徐公持先生说：“文中谓嵇康‘遗大以出生’、‘殉小而入死’，‘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 ’，此处表现出对嵇康被害一事理解尚欠深刻，虽指吕巽、锺会等为‘雀’，却以为嵇康与之计较，事有
不值。”尽管如此，《吊嵇中散》作为嵇康死后东晋的第一篇吊文，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其后，孙绰有《道贤论》、袁宏有《七贤颂》、宏妻李氏有《吊嵇中散文》、谢道韫有《拟嵇中散咏松诗》，“嵇康情结”一脉而下。
李充除《吊嵇中散》外，在《九贤颂》中也赞美嵇康：“肃肃中散，俊明宣哲。笼罩宇宙，高蹈玄辙。”以极其简短的十六字，概括嵇康之品质，表达景仰之情。
三、文论巨擘
李充有他独到的巨大建树。李充的文学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翰林论》中。《隋书·经籍志》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载：“《翰林论》二卷李充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李充《翰林论》三卷” ；《宋史·艺文志》载：“李允（充）《翰林论》三卷”。《国史经籍志》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从上可见，《翰林论》从成书到梁一段时间内，是一部巨作，有五十四卷之多。从隋到明一直保持在三卷左右，明代以后逐渐亡佚，残文散佚于类书中。关于李充与他的《翰林论》，同《论语注》、《学箴》等著作一样，《翰林论》也反映了李充务实重用的文艺思想。从内容来看，《翰林论》所论述的大多是实用文体，且强调“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远大”就是重视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以实现教化目的。“不以华藻为先”则是与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相一致。“晋李充的《翰林论》也讨论了文体的特点和起源问题，并兼举作品为例。不过就所存佚文来看，涉及诗赋的内容很少，大多限于实用文体。据《晋书·李充传》，充‘幼好刑名之学’，其论文似乎也偏重于‘贵于允理’，‘不以华藻为先’的论辩文体。”然重视实用不等于轻视文采。从《翰林论》十分推崇孔融、陆机、潘岳、曹植、嵇康等人之文可见看出，李充也十分重视文采，但文采始终要为内容服务，“远大”才是文章之旨。李充还十分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在评应壉之诗时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体现了儒家的教化思想。但《翰林论》也受到名理之学的影响。如“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李充认为“论”“难”两种文体是适应人们研求名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名理之学的思想渗入其文体批评论中，体现了时代对文学批评家思想的影响。
《翰林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体划分更趋细化；举例概括各文体特征；继承并发扬喻体批评。
特点之一：文体划分更趋细化
《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我国文体论发端于先秦。《毛诗序》注意到诗的起源：“诗者，志之所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魏晋时期关于文体的论述增多，较为著名者，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文并不专门论述文体，但对文体已经有相对清晰的概念：“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此文涉及到八种文体，且阐述每种文体的风格。之后是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涉及到的文体有十种。陆机既概括每种文体的风格，又说明风格产生的原因，使人对文体的风格有更加明确的认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文体论在西晋发展的里程碑。从《文章流别论》佚文看，其涉及到的文体有：颂、赋、诗、铭、碑、箴、诔等，可能不比《典论·论文》、《文赋》多，但挚虞对文体作更加细致的划分，如诗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且举例说明：“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
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文章流别论》还考察文体发展的历史源流，如“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挚虞开创了对文体的精深研究，故钟嵘《诗品序》评价说：“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挚虞的论述为后人研究文体渊源提供极大的便利。曹丕、陆机、挚虞的文体论，对文体划分越来越细，推动文体论的快速发展。李充《翰林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翰林论》已亡佚，无法考证其论述的文体到底有多少，但从佚文看，至少有十五：书、议、文、赞、表、驳、论、难、议、奏、盟、檄、诫、诰、诗。其中赞、表、驳、盟、檄、诫、诰等是曹丕、陆机、挚虞等人未提及的，说明李充对文体的划分又推进一步。《翰林论》体现出文体划分更加细化的趋势，为后来总集编撰提供理论依据。
特点之二：简短概括，举例说明
《翰林论》对文体的阐述大概是先说明文体的产生：“容象图而赞立”，“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再以一两句概括文体风格和写作规范，最后举例加以说明，对文体的阐述十分全面。 李充的这种论述方式，对刘勰的文体论产生影响。程新炜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论渊源与〈文心雕龙〉》称：“李充的《翰林论》多已佚失，留见的文字多是以一、二句简单的话揭示诸种文体所宜遵循的风格特点与写作要求，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李充还往往举出优秀作品示例，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选文以定篇’部分。”
李充关于文体风格的论述也值得注意。曹丕、陆机都对文体风格特点进行概括，李充与之有什么差别呢？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指出，《翰林论》是通过否定句式对文体加以限定，“与曹丕、陆机正面肯定的表达方式不同，一者是加强了语气，更能起到警醒的效果，二者更明白地表示了作者主要目的不是谈论文体风格，而是通过风格来辨析文体。比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给读者造成了作者主旨在于论文体风格的印象，而李充却反过来说：‘驳不以华藻为先’，作者的意思明显偏在辨析驳体与以华藻为先的其它文体间的区别之上”。傅先生的这段表述十分准确，既指出《翰林论》的风格特点，也指出其重要意义。
特点之三：喻体批评
魏晋时期崇尚华丽词藻，因而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是喻体批评，如曹植《王仲宣诔》有：“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陆机文赋中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李充将这种喻体批评方式继承下来，并对后来的《诗品》和《世说新语》产生影响。如李充评潘岳文曰：“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钟嵘评潘岳诗就继承了这种方法：“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世说新语》中的喻体批评更是常见，如评嵇康：“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由此看来，喻体批评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学批评及人物品评的重要手段，李充的文体论体现了这一趋势，并在喻体批评发展进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文体论作品，《翰林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逐一阐释。
梁代锺嵘《诗品序》称：“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钟嵘在此批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且用意只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出等级。虽然钟嵘对其提出批评，但文学观念以及品评用语方面却受到李充的影响。如李充评潘岳：“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钟嵘在评潘岳诗时引
用此言：“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於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里钟嵘将李充对潘岳的评价完全继承过来。钟嵘在评郭璞时说：“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钟嵘赞郭璞诗“中兴第一”也是参照李充观点。以上说明钟嵘的文学观念以及批评方法，都借鉴了李充《翰林论》。
李充重视实用文体的观念，得到《文心雕龙》的继承。从《翰林论》佚文看，十五种文体中，除“文”、“诗”外，几乎都可以归为实用文体之列。从“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来看，李充所说的文并不是“文”“笔”分离后的纯文学之“文”，这样，将文划入实用文体也未尝不可。刘勰虽批评“翰林浅而寡要”，但重视实用文体的传统却继承下来，专门设《议对》来讨论区分“议”“对”这两种相似的文体。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中文体的划分更加精细，沿着李充的道路又向前迈进一步。 李充《翰林论》还对《文选》产生影响。一方面李充与曹丕、陆机、挚虞等人对文体的研究成果，在《文选》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萧统将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文体论研究成果加以继承和发扬，并付诸实践，将其作为《文选》分类的依据。另一方面，李充阐述文体的具体观点，得到萧统的继承。如“戒（诫）”，李充云：“诫诰施于弼违”，萧统《文选序》曰：“戒出于弼匡”，遵从李充之说。另外，萧统的“图像则赞兴” 也是从李充“容象图而赞立”而来。卫绍生先生指出，萧统的“论则析理精微”是综合了曹丕、陆机和李充三人的观点，并在《文选》中把同属于“析理”的史论之论和论说之论，都划入论的范畴。
综上所述，李充《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总集编撰产生重要影响。
四、目录学家
李充不但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还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其在任大著作郎期间，“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隋书·经籍志》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说明李充四部分类产生的背景、对荀勖的继承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并非横空出世，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适宜的时代背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最早的书目是刘歆的《七略》，把书目分为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汉代班固作《汉书·艺文志》继承《七略》的分类方法。魏秘书郎郑默创《中经》，史书未记载其分类方法。后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已经开始用“四分法”，称“甲”“乙”“丙”“丁”，因其在郑默《中经》基础上作《晋中经簿》，故推断“四分法”是郑默创制，荀勖加以完善。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李充制《晋元帝四部书目》，虽仍称“甲乙丙丁”，但“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已经创立。荀勖、李充的四分法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李万健先生在《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中分析，这是在经学发展和史学图书大量增加的现实情况中产生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李充“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创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他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文学分离。钱大昕评价说：“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
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李充“四分法”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为后世书目编修提供借鉴。《七录序》称：“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陆倕《新刻漏铭》云：“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宁可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者乎？”《旧唐书·经籍志》也指出其重大影响：“而荀勖、李充、王俭、任昉、祖暅，皆达学多闻，历世整比，群分类聚，递相祖述。或为七录，或为四部，言其部类，多有所遗。”李充“四分法”创制后，后世官修书目基本沿其体制，如《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隋代又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直到清代《四库全书》仍是如此。
五、书法天才
李充在书法实践上也有着他独特的贡献。公元272年，一个名叫“卫铄”的女婴（后来成为李充的母亲）呱呱坠地，她就是东晋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卫夫人年少好学，酷嗜书法艺术，很早就以大书法家钟繇为师，得其真传，尤善隶书。卫夫人成年后嫁给当时的汝阴太守、江州刺史李矩为妻，生一子名李充，官至中书侍郎，李充受其母影响，极有书法家之名。东晋另外一个大书法家王羲之年少时曾拜卫夫人为师学习书法，与儿时好友李充一起受卫夫人书法影响，之后青出于蓝。
卫夫人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女书法家，一手好字为她在那个男权社会赢得身为女人的骄傲，女子也能成为书法大家，被世人尊敬，为后世敬仰。也为其子李充成为多才多艺的人物，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连当时的书法名字王羲之在少年时也深受卫夫人真传，以至后来有“书圣”之赞誉。李充在其母的书法影响下，也写得一手精妙的楷书，因李充书法修养高深，与东晋王羲之等书法高手甚为友善，他们一帮书法家经常在上虞的曹娥江畔、东山脚下，举行酒宴书法之乐。永和九年，即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三月三日，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季节，王羲之与同为书法大家的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王羲之挥毫书写诗序，即著名的《兰亭集序》。《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关于李充善书法的记载，历史上只是有零星的文字，卫夫人所嫁的江夏李氏，也是一个书法世家。卫夫人之子李充，李充的从兄李式、李廞等都有书名。唐张怀瓘《书断》载：“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应为从妹)，汝阴(应为江州)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宛然芳树，穆若清风。右军少常师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为中书郎，亦工书。”《晋书本传》载李充得其母卫夫人真传，“善楷书，妙参钟（繇）、索（靖），（钟繇、索靖均为当时书法大家笔者），世咸重之”。李充除工书，还另著有书法启蒙书《笔阵图》一卷，今尚存。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李充擅长书法的史实。后世只知道李充其他方面的才华，对李充的书法造诣则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