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思想家，他为秦国设计了一系列旨在富强秦国的制度，帮助秦国从战国初期的弱势地位，变为逐鹿中原的强者。其严刑峻法，强国弱民的思想，对后来法家的思想家们及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商鞅变法中关于社会控制的思想，并简要分析了商鞅的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商鞅；社会控制；法家 一、商鞅其人与时代背景 （一）商鞅其人 商鞅生于约公元前395年，姓公孙，名鞅。因生于卫国，故又称为卫鞅。又因其后被封于商，故名商鞅。史书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据史书记载，商鞅赴秦的背景颇为传奇。商鞅在魏国所依靠的公叔座死后，恰逢当时的秦国国君孝公为振兴秦国，在全国发布招贤令，商鞅因而去秦国谋发展，对孝公提出自己的帝王之道后，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商鞅因此被重用，被任命为大良造，辅助孝公推行了一系列的严苛法律。后传世有《商君书》一书，其作者颇有争议，但是我们研究商鞅思想的必读材料。 二、“强秦之策”中的社会控制思想 （1）��国之根本：农业和战争 战国初期的秦国处于劣势地位，在内经济军事孱弱，在外又要面对魏国的虎视眈眈，在此背景下的“强秦之策”，最重要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在经济基础之上壮大军事实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的思想贯穿着《商君书》全书，其所有社会控制的主张，实质是为了驱民事农与作战而服务的。 商鞅实现农战兴国的主张是从官员晋升入手的，他认为社会的风气太投机取巧，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人专研学习《诗》《书》；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商鞅围绕着这一问题，主张开拓农业人口，用严苛的赏罚制度去引导人们的活动，严格控制思想。 （2）“壹刑”、“壹赏”的刑罚制度 商鞅主张刑罚与奖赏的唯一的标准是法律。 “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商鞅非常注重政令的统一执行，认为确定刑赏的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只有上下统一的法令才能使得民众服从君主，即所谓“壹刑、壹赏、壹教”。且获得奖赏的途径只能是在战争中获得功绩。商鞅的目的是使得官员民众“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而统一的刑罚，即“壹刑”是针对等级而言，从卿相、大夫到农民百姓”，违反了君王的旨意都一律受刑，刑罚的对象一律平等。且刑罚的执行是绝对的，并不接受戴罪立功，忠臣孝子一律不法外开恩。就算是君主本人，虽然不能处以刑，仍然要求君主“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刑罚面前不分等级的思想，体现了商鞅思想的进步性。但这个不分等级的出发点是为了贯彻君主的法令，并不能与民主政治的人人平等相等。 商鞅在阐述刑罚标准时，特别注意到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国君制定的法律规定，刑赏制度仍然有可能遭来非议。因此，为了保证其权威，还要推行“壹教”，即统一教化民众只遵守这个法律。“壹教”所针对的是商鞅屡次提及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些“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之人，不可让他们因此而富贵，不可因此评论法令刑罚。 可以看到，商鞅刑罚的制度实质上是围绕着农战而设置的，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和作战的顺利进行，任何干扰因素都被放置到了刑罚之下，同样，为了鼓励事农和作战，任何的奖赏也都与此相关。 （3）愚民政策 为了更好的实现统治，驱使人民生产农业和军事作战，商鞅试图推行的是很典型的愚民策略。在商鞅眼中的农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变数，故而他的关于发展农业的策略其实都是关于如何控制农民生产的。商鞅的所要推行的愚民策略，主要是通过控制和切断一切可能诱惑农民不从事生产的因素，限制农民的活动范围，禁止农民的娱乐活动和控制外来的信息，实现对于农民的控制。 商鞅对农民本身的控制，大致可以分为精神上和身体上两方面。精神上，主要是减少农民所遭遇的诱惑，让农民专心务农，不致意志涣散。比如，不允许郡县中流行享乐的音乐和奇装异服，这样农民就不会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在身体上，控制农民的活动空间，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一来使得农民能够免于受外来信息的诱惑，使得农民不产生对外界的想象，且废除旅馆，不让游移不定的人们外出旅游，也让开旅馆的人没有办法谋生，都回归农业；二来，这样能使鼓惑农民的人不能出门，他们于是转为务农。 商鞅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其核心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军事作战的运行，为了让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到最大化，他把从事这两件事情之外的社会人员都做了规定，且都充满了抑制色彩。 商鞅是从职业的角度去控制社会其他人员的。对于商人，限制粮食买卖，主张商人不准卖粮，农民不得买粮，同时抬高奢侈品价格，使商人无利可图，逼迫他们弃商归农，最后 “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对于贵族，主张按吃闲饭的人头收税，让偷懒的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士大夫也没有办法收入食客，“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最后逼迫他们去务农；且要求贵族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去服徭役，并且让他们想做大官而不得，逼迫他们去务农。对于手工艺人，规定士大夫家中不准雇佣用工，使得靠给人作俑生活的人们没有地方混饭吃，最后回归农业生产。 （4）否定诗书，轻贱学问 针对那些读书人，商鞅的社会控制政策对他们有着格外严格的要求。商鞅警惕“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巧言如簧，会鼓惑人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在阐述《诗》、《书》之害时，他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一个国家有这些人，最终会导致国家 “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他认为通晓诗书的人之所以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套治国理念，游说国君，“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而这些空谈其实是对治理国家一点用的没有，因而必须统一思想，就采用一种思想治国。 并且商鞅对外来信息特别警惕，规定人们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以防止农民听到奇谈怪论，蛊惑人心的学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 商鞅对于知识和思想的限制，是通过紧缩甚至关闭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实现的。使农民安于自己的阶层，又使得那些有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最后都只能从事农业生产。 四、商鞅社会控制思想的评价 商鞅的强秦之策无疑是有效果的，变法后的秦国，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军事实力猛增。这为秦国在战国末年的崛起，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社会控制思想也被后人所借鉴，甚至直到商鞅被车裂百年后的秦始皇时代，推行的焚书坑儒，也包含着昔日商鞅政策的影子。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商鞅变法之下的秦国是处于高度的社会整合之下的，整个社会的设置都与这个目标相关，完成的效率也非常之高，“居五年，秦人富��”。这种高度整合的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秦国灭亡，真可谓“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参考文献： [1]葛兆光，2004，《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吕思勉，2012，《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司马迁，2004，《史记》，韩兆琦译注，湖南：岳麓书社。 [4]商鞅，2011，《商君书》，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5]王处辉，2009，《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邓福林（1992-），男，江西省赣州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思想史。
摘要：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思想家，他为秦国设计了一系列旨在富强秦国的制度，帮助秦国从战国初期的弱势地位，变为逐鹿中原的强者。其严刑峻法，强国弱民的思想，对后来法家的思想家们及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商鞅变法中关于社会控制的思想，并简要分析了商鞅的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商鞅；社会控制；法家 一、商鞅其人与时代背景 （一）商鞅其人 商鞅生于约公元前395年，姓公孙，名鞅。因生于卫国，故又称为卫鞅。又因其后被封于商，故名商鞅。史书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据史书记载，商鞅赴秦的背景颇为传奇。商鞅在魏国所依靠的公叔座死后，恰逢当时的秦国国君孝公为振兴秦国，在全国发布招贤令，商鞅因而去秦国谋发展，对孝公提出自己的帝王之道后，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商鞅因此被重用，被任命为大良造，辅助孝公推行了一系列的严苛法律。后传世有《商君书》一书，其作者颇有争议，但是我们研究商鞅思想的必读材料。 二、“强秦之策”中的社会控制思想 （1）��国之根本：农业和战争 战国初期的秦国处于劣势地位，在内经济军事孱弱，在外又要面对魏国的虎视眈眈，在此背景下的“强秦之策”，最重要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在经济基础之上壮大军事实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的思想贯穿着《商君书》全书，其所有社会控制的主张，实质是为了驱民事农与作战而服务的。 商鞅实现农战兴国的主张是从官员晋升入手的，他认为社会的风气太投机取巧，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人专研学习《诗》《书》；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商鞅围绕着这一问题，主张开拓农业人口，用严苛的赏罚制度去引导人们的活动，严格控制思想。 （2）“壹刑”、“壹赏”的刑罚制度 商鞅主张刑罚与奖赏的唯一的标准是法律。 “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商鞅非常注重政令的统一执行，认为确定刑赏的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只有上下统一的法令才能使得民众服从君主，即所谓“壹刑、壹赏、壹教”。且获得奖赏的途径只能是在战争中获得功绩。商鞅的目的是使得官员民众“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而统一的刑罚，即“壹刑”是针对等级而言，从卿相、大夫到农民百姓”，违反了君王的旨意都一律受刑，刑罚的对象一律平等。且刑罚的执行是绝对的，并不接受戴罪立功，忠臣孝子一律不法外开恩。就算是君主本人，虽然不能处以刑，仍然要求君主“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刑罚面前不分等级的思想，体现了商鞅思想的进步性。但这个不分等级的出发点是为了贯彻君主的法令，并不能与民主政治的人人平等相等。 商鞅在阐述刑罚标准时，特别注意到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国君制定的法律规定，刑赏制度仍然有可能遭来非议。因此，为了保证其权威，还要推行“壹教”，即统一教化民众只遵守这个法律。“壹教”所针对的是商鞅屡次提及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些“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之人，不可让他们因此而富贵，不可因此评论法令刑罚。 可以看到，商鞅刑罚的制度实质上是围绕着农战而设置的，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和作战的顺利进行，任何干扰因素都被放置到了刑罚之下，同样，为了鼓励事农和作战，任何的奖赏也都与此相关。 （3）愚民政策 为了更好的实现统治，驱使人民生产农业和军事作战，商鞅试图推行的是很典型的愚民策略。在商鞅眼中的农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变数，故而他的关于发展农业的策略其实都是关于如何控制农民生产的。商鞅的所要推行的愚民策略，主要是通过控制和切断一切可能诱惑农民不从事生产的因素，限制农民的活动范围，禁止农民的娱乐活动和控制外来的信息，实现对于农民的控制。 商鞅对农民本身的控制，大致可以分为精神上和身体上两方面。精神上，主要是减少农民所遭遇的诱惑，让农民专心务农，不致意志涣散。比如，不允许郡县中流行享乐的音乐和奇装异服，这样农民就不会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在身体上，控制农民的活动空间，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一来使得农民能够免于受外来信息的诱惑，使得农民不产生对外界的想象，且废除旅馆，不让游移不定的人们外出旅游，也让开旅馆的人没有办法谋生，都回归农业；二来，这样能使鼓惑农民的人不能出门，他们于是转为务农。 商鞅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其核心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军事作战的运行，为了让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到最大化，他把从事这两件事情之外的社会人员都做了规定，且都充满了抑制色彩。 商鞅是从职业的角度去控制社会其他人员的。对于商人，限制粮食买卖，主张商人不准卖粮，农民不得买粮，同时抬高奢侈品价格，使商人无利可图，逼迫他们弃商归农，最后 “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对于贵族，主张按吃闲饭的人头收税，让偷懒的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士大夫也没有办法收入食客，“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最后逼迫他们去务农；且要求贵族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去服徭役，并且让他们想做大官而不得，逼迫他们去务农。对于手工艺人，规定士大夫家中不准雇佣用工，使得靠给人作俑生活的人们没有地方混饭吃，最后回归农业生产。 （4）否定诗书，轻贱学问 针对那些读书人，商鞅的社会控制政策对他们有着格外严格的要求。商鞅警惕“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巧言如簧，会鼓惑人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在阐述《诗》、《书》之害时，他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一个国家有这些人，最终会导致国家 “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他认为通晓诗书的人之所以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套治国理念，游说国君，“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而这些空谈其实是对治理国家一点用的没有，因而必须统一思想，就采用一种思想治国。 并且商鞅对外来信息特别警惕，规定人们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以防止农民听到奇谈怪论，蛊惑人心的学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 商鞅对于知识和思想的限制，是通过紧缩甚至关闭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实现的。使农民安于自己的阶层，又使得那些有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最后都只能从事农业生产。 四、商鞅社会控制思想的评价 商鞅的强秦之策无疑是有效果的，变法后的秦国，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军事实力猛增。这为秦国在战国末年的崛起，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社会控制思想也被后人所借鉴，甚至直到商鞅被车裂百年后的秦始皇时代，推行的焚书坑儒，也包含着昔日商鞅政策的影子。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商鞅变法之下的秦国是处于高度的社会整合之下的，整个社会的设置都与这个目标相关，完成的效率也非常之高，“居五年，秦人富��”。这种高度整合的社会氛围一直延续到秦国灭亡，真可谓“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参考文献： [1]葛兆光，2004，《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吕思勉，2012，《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司马迁，2004，《史记》，韩兆琦译注，湖南：岳麓书社。 [4]商鞅，2011，《商君书》，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5]王处辉，2009，《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邓福林（1992-），男，江西省赣州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