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这些国家只要思路对了，出路就来了。第一，经济发展每个阶段必须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角色，任何政府可用资源有限，任何政府执行能力有限，集中力量办大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2016年6月5日，北大国发院创始人、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南南合作主题论坛”上演讲时作出上述表述。
林毅夫认为，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要800到1000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失掉比较优势，一定会往外转。由于中国规模这么大，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很多国家都可以受益。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从低收入进驻到中等收入甚至进驻到高收入国家。
作者：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搜狐财经思想库根据林毅夫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南南主题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林毅夫演讲要点如下——
1、建国之后、1978年以前，中国发展战略是“10年超英，15年赶美”，马上想去发展、拥有跟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同样的技术。那些产业、那些技术都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是发达国家国防安全的基础，他们会让那些产业无条件地转移给中国吗？这些都是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产业，五十年代中国经济极端贫困的，资本极端短缺，在这些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就非常停滞、效果非常差。
2、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利用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有很大的竞争力，占领很大市场，获利能力非常高。资本开始积累，积累资本以后产业就要升级，在产业升级时，同样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从极端劳动力密集型的简单加工逐渐变成技术跟资本相对密集的加工产业。
3、为什么同样是转型，中国稳定快速，其他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主要是转型战略不一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形成的共识是政府干预造成各种扭曲，把经济发展好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要转型，必须把所有的扭曲、干预一次性取消掉，用休克疗法解决经济问题。
4、按照休克疗法导致原来发展起来的产业全部都垮台，而那些产业在很多国家是雇佣的20%、30%，甚至40%的工人，都集中在城市里，他们全部都垮台，马上有大量的城市人都失业，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的政府碰到这种情形，除非他愿意自动下台，不然就只好表面上取消保护补贴，背地里又引进各种保护补贴。
5、这些产业都是所谓先进的产业，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放弃这些产业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国防安全了。比如俄罗斯，今天它之所以在世界上称为八强之一，就是八大垄断集团的国防产业还在，所以从国防安全角度来看，必须继续给它保护补贴。
6、如果一定要给它保护补贴，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实际上是比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
要少。因为国有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要了保护补贴以后，不能把保护补贴变成他自己的收入，顶多就是多吃一点，多占点抓到以后还可以变成腐败，甚至抓去枪毙。
7、私有化以后，私有老板会跟国家说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跟国家要保护补贴，要得越多放在口袋的越多。现在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苏联、东欧跟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不管是稳定就业的原因还是国防安全的原因，如果不能让那些企业倒闭，实际上给的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结果是效率更差了，危机就不断。
8、中国为何能维持稳定跟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按照教科书，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转型的时候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超过75%，如果不给保护补贴它就活不了，那中国人就还是老办法，继续给转型企业保护补贴，维持稳定，继续国有，控制它腐败贪污的范围。同时，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符合中国比较优势，过去是被抑制不准进入的产业，1979年以后，这些产业开始开放。
9、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这些国家只要思路对了，出路就来了。第一，经济发展每个阶段必须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角色，任何政府可用资源有限，任何政府执行能力有限，集中力量办大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这方面非常务实的，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把特定的领域，比如经济特区或者是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搞好，能够马上创造新的增长点、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到非洲国家找最贫穷的内陆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做实践，设立加工出口区，选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皮革加工业、制鞋产业等。2011年跟埃塞俄比亚的前总理谈，2011年8月他到中国来招商引资，10月东莞一个老板就率领代表团到埃塞去访问，计算工资成本比中国低多了，决定投资，当场雇佣8000多个人工人送回国内培训3个月，2012年1月份开始投资生产，3月份产品出口，5月份这家企业就变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业，到了年底，雇佣的人到2000个，这家企业让埃塞的皮革出口翻了一半还多。
11、2012年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埃塞可以变成现在的制造业之地进入到世界市场，这家公司成功以后，改变了其他在寻找低工资国家投资的企业，觉得埃塞是可以的。2012年是一家企业来到埃塞，到2013年就有22家企业来了。其他非洲国家也跟着要学习，卢旺达的总统来找我们，也想发展同样的经济，用同样的办法，在卢旺达首都一年间就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衣产品出口厂，思路对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出路的。
12、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要800到1000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失掉比较优势，一定会往外转。由于中国规模这么大，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很多国家都可以受益。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从低收入进驻到中等收入甚至进驻到高收入国家。
以下为林毅夫演讲全文：
中国的崛起和南南合作，中国在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且是在贫穷陷阱当中度过的一两个世纪。
从统计数字来看，1978年底的时候，中国有81%的人口住在农村，有78%的人是处于世界上工人的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要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两项加起来只有9.5%。也就是90%以上的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像其他贫穷的国家，中国当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第一产业，矿产品、农产品或者农产品加工品。这几项占中国出口的75%，这可以讲说，跟今天典型的贫穷的南方国家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从1978年底以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奇迹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6年，从1979年到2005天，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7%。对外出口贸易每年增长的速度是16.4%，到去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96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由于这样的快速增长，在过去30多年当中，有6.8亿人摆脱贫困，可以讲对世界减贫的努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这6亿多贫困人口，那么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那么多国际发展机构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如果把中国这6亿多减少贫困的人员排除掉，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除了对减少贫困做出贡献，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大，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超过德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包含出口跟进口。
那么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14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么在我今天的报告当中我想跟各位共同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从1978年低以后，中国经济可以从过去几个世界贫困、停滞变成这么快速的一个发展的奇迹，为什么有可能。
第二个：为什么在1978年以前，中国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些人，他们的经济增长为什么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是停止的，长期处在贫困陷阱之内。
当然大家会说，这是由于中国在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可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的，其实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洋，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都在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属于我前面讲的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它们的经济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它们的平均增长率是比在改革开放之前低，他们发生危机的频率是比改革开放之前高，为什么它们取得这么样不同的成绩。
第三个：其他南方国家，包括在非洲、南洋、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像中国从1979年
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同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到底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意义，带来了什么机会。
这是我想跟各位共同讨论的问题。
首先来讲为什么从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取得连续36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它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水平，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则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那么怎么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我想这个答案大家都很清楚，比起在现有的产业，它的技术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在这个产业里面，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能卖的钱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途径。
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必须有不断涌现的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那么能够把劳动力、把资本、把自然资源从现有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果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那么这一个经济发展的本质，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它要有长期持续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都必须靠这个机制，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差异，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它们的人均收入、它们的人均GDP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这代表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它的含义就是，它们的技术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它们所在的产业的附加价值，一直都是全世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要继续创新，他们必须自己发明，他们要产业升级也
同样必须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从经验数字来讲，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它靠自己发明技术、自己发明新的产业这么一个创新机制、产业升级机制，他们取得的成绩是每年平均起来3%的增长速度。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经济持续发展，同样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它现在的收入水平低，代表现在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表现在所用的技术水平低、代表它现在所在的行业的附加值的水平低。我们知道从经济学或者管理学上来讲，技术创新所讲的无非是在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使用的技术好，但是它不见得是必须新发明的技术，有技术过去的技术没有用，但是比你现在的技术好，拿来用就是技术创新。
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那就给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明出来的成熟技术拿来用。
产业升级也是一样，只要你在下一次生产的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你现在的产业的附加价值高，那就是产业升级，那么有发展中国家它现在的产业跟发达国家属于世界前沿的产业有很大的差距，你只要把发达国家已经用过的或者是比你收入高的国家已经用过的产业，已经生产的产业，那些产业是成熟的产业，而且是有市场的产业，引进来，它的附加价值比你高，那就是产业升级。
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来作为它的技术创新的来源跟产业升级的来源，那么它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的成本跟风险可以比发达国家低非常多，如果低得非常多，它的速度就可以快得非常多，那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后发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机制，它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跟风险可以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它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会比发达国家高，高多少是一个经验数字。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这个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得益于后发优势的机会，去加速它们的经济的发展，取得了7%或者是更高，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2倍或者是更多。
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发展，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所以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是极端简单的，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懂得去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来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你说过去这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是非常快，但是你能想出有多少新技术是中国发明的？有哪个产业是中国发明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大概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能找到一个。
所以第一个答案很简单，后发优势。
那么如果后发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这又变成一个谜语了，因为后发优势就是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不是从1979年、1978年开始出现，这是从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技术、中国的产业一直是落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只有一直到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去利用这个后发优势，来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过去后发优势就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中国跟其他南方国家一样是停滞的、是经济不发展的、是贫困的。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主动放弃去利用后发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前，当然是由于各种动乱不可能发展经济，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国，那么从1949年以后，当时中国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很快地能够跟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所以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广场讲的是“中国人站起来了”。
如果中国人要站起来，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应该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而且中国的国防实力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强。怎么样才能构成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中国的人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怎么样才能让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当时的想法就是必须去采用跟发达国家产业一样的技术，因为它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一样高的收入水平。
如果你要跟发达国家国防实力一样强，你必须跟它一样能够生产飞机、能够生产大炮、能够生产航空母舰，飞机、大炮、航空母舰是什么产业产的？都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技术很密集、规模非常大的、资本使用量非常多的重工业。
所以从1952年中国革命建国，开始社会稳定，开始发展经济以后，中国当时所追求的发展战略就是所谓的“10年超英，15年赶美”，也就是说我们马上想去发展、拥有跟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同样的技术。我想这个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些产业、那些技术都是发达国家
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那些产业、技术是发达国家国防安全的基础，它会让那些产业无条件地转移给你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就必须自己去发明那些技术、那些产业，那不就放弃了所谓后发优势的这个可能性。
不仅是放弃了后发优势的可能，而且那些产业都是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但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的经济，资本是极端短缺的，那么在那些产业上面，中国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那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那么在一个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去发展，你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产业当中的企业是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的，因为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的价格必然高，但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资本的成本，在那种状况之下，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产业当中的企业成本必然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经济的市场里面，必然没办法生存。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也该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那就必须靠政府自然资源投资到这个产业，而且投资到这个产业以后，即使你能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它的经营成本还是比发达国家高，所以你还要继续给它保护补贴，政府保护补贴，尤其是大规模的保护补贴的方式所能做的就是用对市场各种价格，资金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等进行扭曲的方式。
有了这些扭曲以后所造成的必然是自然的重组配置，当然效率就非常低，即使后发优势在那个地方你不用，然后你去发展的产业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没有竞争力，因此当然经济发展就非常停滞、效果非常低。
中国只有到1978年底的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才开始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种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它就能够形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中国的产品就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有很大的竞争力，占领了很大市场，而且获利能力非常高。
有了获利能力以后，资本开始积累，积累资本以后产业就要升级，然后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同样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从极端劳动力密集型的简单加工逐渐变成技术跟资本相对比较密集的加工，那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你进入的产业都是成熟的产业，所以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我想改革前跟改革后最大的差异就是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
那么像这些发展跟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的愿望，可以讲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世界上就分成两类国家：
第一类：北方国家，殖民国家。
第二类：南方国家，被殖民的国家。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民主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又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那么可是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同样它们都想赶上发达国家，那么当时认识是说，如果你要赶上发达国家，你收入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你要赶上发达国家，你的国防实力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强。
所以中国才有了10年超英、15年赶美的战略，其实不管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革命建国以后，或者是摆脱殖民统，开始追求它们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后，是共同采取的。有的叫重工业战略，有的叫进口地带战略，中国发展的战略当然很清楚，就是要直接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它们原来的出口基本上是农产品、矿产品，它们进口工业化产品，它们现在想自己去发展先进的工业化制造业，然后减少进口，替代国外的进口产品。
那么这个战略同样都是违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都必须在政府对市场的强烈的干预下，对这些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给予各种补贴才能够建立起来，补贴必然都是形成各种扭曲，导致的结果跟中国一样，资源的配置效率都非常差，然后有很多激励机制的问题，同样它们都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
那么这种方式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绩效非常差，然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社会主义也改革开放了，那么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南洋国家，同样是在国际发展架构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它们的经济的转型。
但是它们经济转型的结果就是我刚刚讲的，现在发现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从原来政府引导干预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它们的平均增长率是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政府强烈干预时候的增长率还低。
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还高，为什么同样是转型，中国是稳定快速的发展，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而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它们普遍遭遇到的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还高，那道理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为什么效果不一样？我想主要是转型的战略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那么当时怎么样从这个政府引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理论是所谓新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共识，那么这个共识的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想说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不好，这是因为有太多政府的干预造成各种扭曲，造成资源配置失误，造成各种激励机制受到扭曲，社会经济发展不好。
然后怎么样才能把经济发展好？那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必须有完善的市场制度，所以就必须有所谓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那么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是这套思想。
那么当时的看法是说，如果你要转型的话，你必须把所有的扭曲、所有的干预一次性的取消掉，你才能够顺利过渡到一个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的看法是说，如果你在转型过程当中不是一次性地取消掉，保留一些扭曲、放开一些市场，那是最糟糕的，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既然那种方式是比计划经济还糟，所以在这些国家机构的帮助下，所有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那用休克疗法的方式来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
这种方式在理论模型上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只要政府干预一定有资源配置，一定有损失，只要政府干预，激励一件事到扭曲，一定有损失。所以要把这些干预全部取消掉。但是你的模型忘了一点是什么？原来的扭曲的存在是有目的的，那些扭曲是过去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
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它们全部都要垮的。所以如果你要按照休克疗法去执行的话，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你想把所有的扭曲都取消掉的话，原来发展起来那些产业全部都垮台，而那些产业在很多国家是雇佣的20%、30%，甚至40%的工人，而且都集中在城市里，如果你把那些补贴都取消的话，他们全部都垮台，马上有大量的城市里面的人都失业，那就是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的政府碰到这种情形，除非他愿意自动下台，不然的话他就只好表面上取消了保护补贴，背地里又引进了各种保护补贴，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方面，这些产业都是所谓先进的产业，都是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你引起这些产业垮台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国防安全了。那你比如说像俄罗斯，今天它之所以还可以在世界上称为八强之一，就是它有那些所谓八大垄断集团的国防产业在那里，所以从国防安全角度来看的话，也必须继续给它保护补贴。
而且实际上，如果你一定要给它保护补贴，那么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实际上是比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还要少，因为国有的话，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固然可以讲说没有保护补贴我活不了，所以跟国家要保护补贴，但是要了保护补贴以后，它不能把那些保护补贴变成他自己的收入，顶多就是多吃一点，那占得多的话，抓到以后还可以变成腐败，甚至去抓去枪毙。
但是如果是私有化以后，从来没有老板补贴国家的，他通常会跟国家讲说没有保护补贴我活不了，然后跟国家要保护补贴，要得越多放在口袋里面的越多，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学习的时候，老师就给他讲这个道理，当然那个时候大家不太相信，那只是理论的推断，但是现在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苏联、东欧跟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如果你不能让那些企业倒闭，不管是设备稳定就业的原因还是国防安全的原因，实际上给的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当然效率就更差了。经济开始在转型的时候崩溃，然后现在各种更没有效率的保护补贴进来了，效率就非常低，那么危机就不断。
那中国为什么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却是能够维持稳定跟快速发展的呢？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按照教科书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那么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转型的时候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当时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超过75%，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国有企业，如果你不给它保护补贴它就活不了，那中国人就还是老办法，继续给你转型企业保护补贴，维持稳定，继续国有，然后可以控制它腐败贪污的范围。
另外，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原来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那过去这是被抑制的不准进入的产业，然后在1979年以后，这些产业开始开放，那么这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但是你符合比较优势，只能让你生产成本低，那如果在国际上要竞争的话，你总成本必须低，总成本必须低的话，交易成本也必须降低，那么交易成本是跟金融基础设施和企业经营环境有关的，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当时基础设施非常差，当时的经商环境非常差，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按照毛主席所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我有限的资源改善基础设施，那我先设立一个经济特区，我设立一个加工出口区还有工业园，在工业园、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里的基础设施搞好，我整个的治理环境很差，但是我在工业里面实行一站式服务，那这样的话负作用就减
少了。
开始的时候，中国生产的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质量非常差，外国买家没信心，也进入不到国际渠道，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东洋那些原来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使得他们的工资上涨，他们是占比较优势，中国用积极招商引资的方式把他们引到中国大陆来，当他们到中国大陆来以后，他们就带来了技术、带来了管理、带来了国际渠道，以及国际买家对他们的信心。
那么靠这样的方法，中国很快地把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他们发展起来以后，积累了资本中国才逐步地产业升级。
而且这种快速发展，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中国在逐渐从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经济逐渐变成一个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经济，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现在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了。那既然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有自生能力。
过去在国防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时候，给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没有它们活不了，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再给它补贴的话是锦上添花了，所以在逐步地深入改革。我想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用这种务实的、渐进的双轨制的方式，所以中国才有办法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
从这样的分析来讲，其他南南合作的国家，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这些国家，有没有机会像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取得的快速发展，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只要思路对了，出路就来了。
这个思路就是，首先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必须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那如果发展中国家你开始就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这种技术都是成熟的技术，都已经有专利保护的技术，而且跟国防安全没关的，所以你都能够发挥后发优势，把那些技术、产业引进来，以很低的成本、很低风险的方式把它引进来。那这样的话，就有办法形成高速的增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的角色，因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必然基础设施是差的，它必然治理环境是差的，经营环境是差的，但如果说你有无限多的资源，那你应该把所有基础设施都搞好，把各种治理环境都搞好，但不幸的是，任何政府可以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政府的执行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有国际发展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等等这些机构的援助，但是相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改善它基础设施的需要，这些资源都是沧海一粟，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毛主席还是有效的，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就跟国际发展理论非常不一样，国际发展理论说，如果你要发展基础设施，你必须全部的基础设施同等完善，如果你要改善治理环境，你也必须全部同时完善，但是政府的执行能力有限。
而且很多所谓治理环境的扭曲，实际上是跟保护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必要，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这种非常务实的，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把特定的领域，比如经济特区或者是工业园区，或者是加工出口区的基础设施搞好，在加工出口区、在经济特区里面把它治理环境搞好，做一些所谓的一站式的服务，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全国的治理环境是差的，全国的基础设施是差的，你也能够马上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很标准的，如果按照世界银的doingbusinessudicater，中国即使到今天，在全世界180个国家当中，还排在后半部，还算是很差的。如果你看世界银行的跨国投资指标，中国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糟的，但是中国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外国资本进来，中国怎么能够那么快速地发展经济，最主要的原因是实事求是，我就有力量办那么多事情，我就先把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搞好，然后我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是一流的，我的治理环境也是一流的，即使我全国的环境不太好。那么这样子就马上能够取得成功，能够创造就业、能够创造出口，能够像滚雪球那样的创造更多的资源，然后逐渐地把其他地方都改善过来。
我想如果其他南方国家能够参考借鉴这种方式，那么其他南方国家也可以在当前全国基础设施非常差、当前全国治理环境非常差的情况下，马上创造新的增长点、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实现中国人所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去倡导这种观点，但是只有观念不能说服人，所以我就到非洲国家找一个最贫穷的内陆国家之一，去埃塞俄比亚做实践，就是说按照中国设立加工出口区，加工出口区里面的事情做好，然后而且需要选定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你的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国际买家没信心，最好的方式是招商引资，把现有的，在世界价值链里面生产的这些企业招引过来。
那么我很高兴，2011年跟埃塞俄比亚的前总理来谈这个观点，然后他跟中国领导人一样，一听就明白了，而且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所以我2011年3月份跟他讲这个概念，然后他8月份的时候到中国来招商引资，然后它符合比较优势的是它的皮革加工业、它的制鞋产业。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制鞋产业雇佣是1900万人，它去雇佣8000个人，这是一个极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的公司只有中国的1/10，从比较优势来讲，它一定有比较优势，但是当时中国1900万人它就只有8000人，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太高，因为国际买家对它的产品没有信心，所以就参考借鉴中国的方式，8月份到中国来招商引资，10月份东莞一个老板就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埃塞去访问，看了以后一算工资成本比中国低多了，然后决定在那边投资。
然后10月份去访问的时候，当场马上雇佣8000多个人工人送回国内培训3个月，2012年1月份就开始投资生产，在工业园区生产两条生产线，雇佣600个人，然后3月份产品就出口，5月份这家企业就变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业，到了年底，雇佣的人就从600个人增加到2000个人，这家企业就让埃塞的皮革出口翻了一半还多。
到了第二年雇佣4000个人，那么这个在非洲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太差，因为它的治理环境差，因为它是内陆国家，过去都认为不可能作为世界加工业的制造基地。
那重要的还不是这家公司的成功，这家公司所带来的星火燎原的效果，在2012年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埃塞可以变成现在的制造业之地进入到世界市场，那么由这家公司成功以后，改变了其他在寻找低工资国家投资的企业，就觉得埃塞是可以的。所以2012年是一家，到2013年就有22家企业来了，然后国际买家过去从来不相信这么一个内陆国家，可以生产质量稳定的，可以按时交货的这种产品。那么这家企业成功以后，现在很多国际买家都在埃塞
设立采购处。
然后埃塞的成功，其他非洲国家也跟着要学习，所以卢旺达的总统就来找我们说，我们也想发展同样的经济，用同样的办法同样在卢旺达的首都一年之间就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衣产品出口，现在雇佣的人也超过了1000个，这个在非洲过去都是认为不可能的。这个在其他南方国家，过去都是认为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那么我相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出路的。
那么这样讲起来就是说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南南合作带来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是说中国现在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跟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本开始要往外走，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所以资本往外走的量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国每年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是1000多亿美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资本来源国，而且我想这个还是一种上升趋势，尤其随着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那么这些所有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中国的资金会大量流出，那么发展中国家普遍是资金短缺的，我想这个大家已经谈得非常多了，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可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结果转型的机会，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发展成功，从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它们都有一个特色，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工资上涨了，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像成衣、纺织、简单的电子加工是占比较优势的，那么从五十年代，日本就是发展那种很传统的，劳动力很密集的产业，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那么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大量的出口，让工资上涨了。
到六十年代日本失掉比较优势了，这些产业开始要往国际转移了，那么亚洲是条小龙，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它们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让他们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他们会变成新兴市场经济体，现在全面讲是一条龙，全部都是高收入经济体。
到了八十年代，他们的工资也都上涨了，他们失掉比较优势了，然后正好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中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迅速发展，变成世界工厂，然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来，所以中国也发展成功。现在中国达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亚洲是条小龙，一样的工资上涨，中国即将失掉比较优势。那中国有加工业，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它必然都会往外转移。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量比前面讲得大多了，日本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它的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是970万人，韩国在八十年代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是230万人，台湾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中国大陆现在在制造业雇佣的人是1.25亿人，单单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就是8500万人，这8500万人，它必然涉及到中国工资上涨，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要要800到1000美元，这些产业必然失掉比较优势，一定会往外转。
我相信中国给其他南南合作的国家，除了资金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个窗口机遇期，然后这个窗口机遇期，由于中国的规模这么大，很多国家都可以受益。但是，我觉得最终的贡献还不是前面两点，最重要的是思路，怎么样来发展经济的思路、怎样来务实地发展、务实
地转型的思路，如果能够从这个思路当中结合当地的优质，我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然后从低收入进驻到中等收入甚至进驻到高收入。
这是我们在推动南南合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人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同样希望其他南方国家也都能够发展起来，谢谢。
“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这些国家只要思路对了，出路就来了。第一，经济发展每个阶段必须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角色，任何政府可用资源有限，任何政府执行能力有限，集中力量办大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2016年6月5日，北大国发院创始人、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南南合作主题论坛”上演讲时作出上述表述。
林毅夫认为，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要800到1000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失掉比较优势，一定会往外转。由于中国规模这么大，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很多国家都可以受益。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从低收入进驻到中等收入甚至进驻到高收入国家。
作者：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搜狐财经思想库根据林毅夫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南南主题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林毅夫演讲要点如下——
1、建国之后、1978年以前，中国发展战略是“10年超英，15年赶美”，马上想去发展、拥有跟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同样的技术。那些产业、那些技术都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是发达国家国防安全的基础，他们会让那些产业无条件地转移给中国吗？这些都是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产业，五十年代中国经济极端贫困的，资本极端短缺，在这些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就非常停滞、效果非常差。
2、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利用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有很大的竞争力，占领很大市场，获利能力非常高。资本开始积累，积累资本以后产业就要升级，在产业升级时，同样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从极端劳动力密集型的简单加工逐渐变成技术跟资本相对密集的加工产业。
3、为什么同样是转型，中国稳定快速，其他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主要是转型战略不一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形成的共识是政府干预造成各种扭曲，把经济发展好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要转型，必须把所有的扭曲、干预一次性取消掉，用休克疗法解决经济问题。
4、按照休克疗法导致原来发展起来的产业全部都垮台，而那些产业在很多国家是雇佣的20%、30%，甚至40%的工人，都集中在城市里，他们全部都垮台，马上有大量的城市人都失业，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的政府碰到这种情形，除非他愿意自动下台，不然就只好表面上取消保护补贴，背地里又引进各种保护补贴。
5、这些产业都是所谓先进的产业，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放弃这些产业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国防安全了。比如俄罗斯，今天它之所以在世界上称为八强之一，就是八大垄断集团的国防产业还在，所以从国防安全角度来看，必须继续给它保护补贴。
6、如果一定要给它保护补贴，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实际上是比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
要少。因为国有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要了保护补贴以后，不能把保护补贴变成他自己的收入，顶多就是多吃一点，多占点抓到以后还可以变成腐败，甚至抓去枪毙。
7、私有化以后，私有老板会跟国家说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跟国家要保护补贴，要得越多放在口袋的越多。现在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苏联、东欧跟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不管是稳定就业的原因还是国防安全的原因，如果不能让那些企业倒闭，实际上给的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结果是效率更差了，危机就不断。
8、中国为何能维持稳定跟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按照教科书，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转型的时候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超过75%，如果不给保护补贴它就活不了，那中国人就还是老办法，继续给转型企业保护补贴，维持稳定，继续国有，控制它腐败贪污的范围。同时，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符合中国比较优势，过去是被抑制不准进入的产业，1979年以后，这些产业开始开放。
9、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这些国家只要思路对了，出路就来了。第一，经济发展每个阶段必须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角色，任何政府可用资源有限，任何政府执行能力有限，集中力量办大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中国这方面非常务实的，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把特定的领域，比如经济特区或者是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搞好，能够马上创造新的增长点、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到非洲国家找最贫穷的内陆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做实践，设立加工出口区，选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皮革加工业、制鞋产业等。2011年跟埃塞俄比亚的前总理谈，2011年8月他到中国来招商引资，10月东莞一个老板就率领代表团到埃塞去访问，计算工资成本比中国低多了，决定投资，当场雇佣8000多个人工人送回国内培训3个月，2012年1月份开始投资生产，3月份产品出口，5月份这家企业就变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业，到了年底，雇佣的人到2000个，这家企业让埃塞的皮革出口翻了一半还多。
11、2012年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埃塞可以变成现在的制造业之地进入到世界市场，这家公司成功以后，改变了其他在寻找低工资国家投资的企业，觉得埃塞是可以的。2012年是一家企业来到埃塞，到2013年就有22家企业来了。其他非洲国家也跟着要学习，卢旺达的总统来找我们，也想发展同样的经济，用同样的办法，在卢旺达首都一年间就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衣产品出口厂，思路对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出路的。
12、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要800到1000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失掉比较优势，一定会往外转。由于中国规模这么大，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很多国家都可以受益。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从低收入进驻到中等收入甚至进驻到高收入国家。
以下为林毅夫演讲全文：
中国的崛起和南南合作，中国在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且是在贫穷陷阱当中度过的一两个世纪。
从统计数字来看，1978年底的时候，中国有81%的人口住在农村，有78%的人是处于世界上工人的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要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两项加起来只有9.5%。也就是90%以上的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像其他贫穷的国家，中国当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第一产业，矿产品、农产品或者农产品加工品。这几项占中国出口的75%，这可以讲说，跟今天典型的贫穷的南方国家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从1978年底以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奇迹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6年，从1979年到2005天，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7%。对外出口贸易每年增长的速度是16.4%，到去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96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由于这样的快速增长，在过去30多年当中，有6.8亿人摆脱贫困，可以讲对世界减贫的努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这6亿多贫困人口，那么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那么多国际发展机构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如果把中国这6亿多减少贫困的人员排除掉，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除了对减少贫困做出贡献，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大，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超过德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包含出口跟进口。
那么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14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么在我今天的报告当中我想跟各位共同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从1978年低以后，中国经济可以从过去几个世界贫困、停滞变成这么快速的一个发展的奇迹，为什么有可能。
第二个：为什么在1978年以前，中国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些人，他们的经济增长为什么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是停止的，长期处在贫困陷阱之内。
当然大家会说，这是由于中国在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可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的，其实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洋，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都在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属于我前面讲的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它们的经济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它们的平均增长率是比在改革开放之前低，他们发生危机的频率是比改革开放之前高，为什么它们取得这么样不同的成绩。
第三个：其他南方国家，包括在非洲、南洋、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像中国从1979年
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同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到底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意义，带来了什么机会。
这是我想跟各位共同讨论的问题。
首先来讲为什么从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取得连续36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它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水平，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则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那么怎么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我想这个答案大家都很清楚，比起在现有的产业，它的技术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在这个产业里面，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能卖的钱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途径。
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必须有不断涌现的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那么能够把劳动力、把资本、把自然资源从现有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果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那么这一个经济发展的本质，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它要有长期持续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都必须靠这个机制，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差异，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它们的人均收入、它们的人均GDP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这代表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它的含义就是，它们的技术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它们所在的产业的附加价值，一直都是全世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要继续创新，他们必须自己发明，他们要产业升级也
同样必须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从经验数字来讲，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它靠自己发明技术、自己发明新的产业这么一个创新机制、产业升级机制，他们取得的成绩是每年平均起来3%的增长速度。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经济持续发展，同样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它现在的收入水平低，代表现在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代表现在所用的技术水平低、代表它现在所在的行业的附加值的水平低。我们知道从经济学或者管理学上来讲，技术创新所讲的无非是在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使用的技术好，但是它不见得是必须新发明的技术，有技术过去的技术没有用，但是比你现在的技术好，拿来用就是技术创新。
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那就给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明出来的成熟技术拿来用。
产业升级也是一样，只要你在下一次生产的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你现在的产业的附加价值高，那就是产业升级，那么有发展中国家它现在的产业跟发达国家属于世界前沿的产业有很大的差距，你只要把发达国家已经用过的或者是比你收入高的国家已经用过的产业，已经生产的产业，那些产业是成熟的产业，而且是有市场的产业，引进来，它的附加价值比你高，那就是产业升级。
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来作为它的技术创新的来源跟产业升级的来源，那么它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的成本跟风险可以比发达国家低非常多，如果低得非常多，它的速度就可以快得非常多，那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后发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机制，它技术创新的速度、产业升级的速度跟风险可以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它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会比发达国家高，高多少是一个经验数字。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这个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得益于后发优势的机会，去加速它们的经济的发展，取得了7%或者是更高，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2倍或者是更多。
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发展，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所以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是极端简单的，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懂得去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来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你说过去这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是非常快，但是你能想出有多少新技术是中国发明的？有哪个产业是中国发明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大概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能找到一个。
所以第一个答案很简单，后发优势。
那么如果后发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这又变成一个谜语了，因为后发优势就是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不是从1979年、1978年开始出现，这是从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技术、中国的产业一直是落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只有一直到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去利用这个后发优势，来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过去后发优势就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中国跟其他南方国家一样是停滞的、是经济不发展的、是贫困的。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主动放弃去利用后发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前，当然是由于各种动乱不可能发展经济，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国，那么从1949年以后，当时中国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很快地能够跟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所以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广场讲的是“中国人站起来了”。
如果中国人要站起来，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应该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而且中国的国防实力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强。怎么样才能构成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中国的人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怎么样才能让劳动生产力的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当时的想法就是必须去采用跟发达国家产业一样的技术，因为它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一样高的收入水平。
如果你要跟发达国家国防实力一样强，你必须跟它一样能够生产飞机、能够生产大炮、能够生产航空母舰，飞机、大炮、航空母舰是什么产业产的？都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技术很密集、规模非常大的、资本使用量非常多的重工业。
所以从1952年中国革命建国，开始社会稳定，开始发展经济以后，中国当时所追求的发展战略就是所谓的“10年超英，15年赶美”，也就是说我们马上想去发展、拥有跟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同样的技术。我想这个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些产业、那些技术都是发达国家
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那些产业、技术是发达国家国防安全的基础，它会让那些产业无条件地转移给你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就必须自己去发明那些技术、那些产业，那不就放弃了所谓后发优势的这个可能性。
不仅是放弃了后发优势的可能，而且那些产业都是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但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的经济，资本是极端短缺的，那么在那些产业上面，中国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那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那么在一个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去发展，你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产业当中的企业是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的，因为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的价格必然高，但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资本的成本，在那种状况之下，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产业当中的企业成本必然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经济的市场里面，必然没办法生存。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也该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那就必须靠政府自然资源投资到这个产业，而且投资到这个产业以后，即使你能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它的经营成本还是比发达国家高，所以你还要继续给它保护补贴，政府保护补贴，尤其是大规模的保护补贴的方式所能做的就是用对市场各种价格，资金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等进行扭曲的方式。
有了这些扭曲以后所造成的必然是自然的重组配置，当然效率就非常低，即使后发优势在那个地方你不用，然后你去发展的产业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没有竞争力，因此当然经济发展就非常停滞、效果非常低。
中国只有到1978年底的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才开始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种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它就能够形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中国的产品就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有很大的竞争力，占领了很大市场，而且获利能力非常高。
有了获利能力以后，资本开始积累，积累资本以后产业就要升级，然后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同样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从极端劳动力密集型的简单加工逐渐变成技术跟资本相对比较密集的加工，那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你进入的产业都是成熟的产业，所以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我想改革前跟改革后最大的差异就是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
那么像这些发展跟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的愿望，可以讲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世界上就分成两类国家：
第一类：北方国家，殖民国家。
第二类：南方国家，被殖民的国家。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民主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又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那么可是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同样它们都想赶上发达国家，那么当时认识是说，如果你要赶上发达国家，你收入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你要赶上发达国家，你的国防实力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强。
所以中国才有了10年超英、15年赶美的战略，其实不管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革命建国以后，或者是摆脱殖民统，开始追求它们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以后，是共同采取的。有的叫重工业战略，有的叫进口地带战略，中国发展的战略当然很清楚，就是要直接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它们原来的出口基本上是农产品、矿产品，它们进口工业化产品，它们现在想自己去发展先进的工业化制造业，然后减少进口，替代国外的进口产品。
那么这个战略同样都是违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都必须在政府对市场的强烈的干预下，对这些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给予各种补贴才能够建立起来，补贴必然都是形成各种扭曲，导致的结果跟中国一样，资源的配置效率都非常差，然后有很多激励机制的问题，同样它们都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
那么这种方式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绩效非常差，然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其他社会主义也改革开放了，那么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南洋国家，同样是在国际发展架构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它们的经济的转型。
但是它们经济转型的结果就是我刚刚讲的，现在发现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从原来政府引导干预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它们的平均增长率是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政府强烈干预时候的增长率还低。
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还高，为什么同样是转型，中国是稳定快速的发展，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而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它们普遍遭遇到的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还高，那道理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为什么效果不一样？我想主要是转型的战略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那么当时怎么样从这个政府引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理论是所谓新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共识，那么这个共识的内容就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想说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不好，这是因为有太多政府的干预造成各种扭曲，造成资源配置失误，造成各种激励机制受到扭曲，社会经济发展不好。
然后怎么样才能把经济发展好？那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必须有完善的市场制度，所以就必须有所谓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那么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是这套思想。
那么当时的看法是说，如果你要转型的话，你必须把所有的扭曲、所有的干预一次性的取消掉，你才能够顺利过渡到一个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的看法是说，如果你在转型过程当中不是一次性地取消掉，保留一些扭曲、放开一些市场，那是最糟糕的，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既然那种方式是比计划经济还糟，所以在这些国家机构的帮助下，所有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那用休克疗法的方式来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
这种方式在理论模型上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只要政府干预一定有资源配置，一定有损失，只要政府干预，激励一件事到扭曲，一定有损失。所以要把这些干预全部取消掉。但是你的模型忘了一点是什么？原来的扭曲的存在是有目的的，那些扭曲是过去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
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它们全部都要垮的。所以如果你要按照休克疗法去执行的话，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你想把所有的扭曲都取消掉的话，原来发展起来那些产业全部都垮台，而那些产业在很多国家是雇佣的20%、30%，甚至40%的工人，而且都集中在城市里，如果你把那些补贴都取消的话，他们全部都垮台，马上有大量的城市里面的人都失业，那就是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任何当权的政府碰到这种情形，除非他愿意自动下台，不然的话他就只好表面上取消了保护补贴，背地里又引进了各种保护补贴，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方面，这些产业都是所谓先进的产业，都是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你引起这些产业垮台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国防安全了。那你比如说像俄罗斯，今天它之所以还可以在世界上称为八强之一，就是它有那些所谓八大垄断集团的国防产业在那里，所以从国防安全角度来看的话，也必须继续给它保护补贴。
而且实际上，如果你一定要给它保护补贴，那么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实际上是比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还要少，因为国有的话，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固然可以讲说没有保护补贴我活不了，所以跟国家要保护补贴，但是要了保护补贴以后，它不能把那些保护补贴变成他自己的收入，顶多就是多吃一点，那占得多的话，抓到以后还可以变成腐败，甚至去抓去枪毙。
但是如果是私有化以后，从来没有老板补贴国家的，他通常会跟国家讲说没有保护补贴我活不了，然后跟国家要保护补贴，要得越多放在口袋里面的越多，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学习的时候，老师就给他讲这个道理，当然那个时候大家不太相信，那只是理论的推断，但是现在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苏联、东欧跟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如果你不能让那些企业倒闭，不管是设备稳定就业的原因还是国防安全的原因，实际上给的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当然效率就更差了。经济开始在转型的时候崩溃，然后现在各种更没有效率的保护补贴进来了，效率就非常低，那么危机就不断。
那中国为什么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却是能够维持稳定跟快速发展的呢？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按照教科书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那么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转型的时候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当时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超过75%，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国有企业，如果你不给它保护补贴它就活不了，那中国人就还是老办法，继续给你转型企业保护补贴，维持稳定，继续国有，然后可以控制它腐败贪污的范围。
另外，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原来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那过去这是被抑制的不准进入的产业，然后在1979年以后，这些产业开始开放，那么这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但是你符合比较优势，只能让你生产成本低，那如果在国际上要竞争的话，你总成本必须低，总成本必须低的话，交易成本也必须降低，那么交易成本是跟金融基础设施和企业经营环境有关的，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当时基础设施非常差，当时的经商环境非常差，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按照毛主席所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我有限的资源改善基础设施，那我先设立一个经济特区，我设立一个加工出口区还有工业园，在工业园、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里的基础设施搞好，我整个的治理环境很差，但是我在工业里面实行一站式服务，那这样的话负作用就减
少了。
开始的时候，中国生产的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质量非常差，外国买家没信心，也进入不到国际渠道，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东洋那些原来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使得他们的工资上涨，他们是占比较优势，中国用积极招商引资的方式把他们引到中国大陆来，当他们到中国大陆来以后，他们就带来了技术、带来了管理、带来了国际渠道，以及国际买家对他们的信心。
那么靠这样的方法，中国很快地把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他们发展起来以后，积累了资本中国才逐步地产业升级。
而且这种快速发展，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中国在逐渐从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经济逐渐变成一个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经济，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现在逐渐地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了。那既然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有自生能力。
过去在国防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时候，给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没有它们活不了，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再给它补贴的话是锦上添花了，所以在逐步地深入改革。我想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用这种务实的、渐进的双轨制的方式，所以中国才有办法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
从这样的分析来讲，其他南南合作的国家，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这些国家，有没有机会像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取得的快速发展，我的答案是非常肯定，只要思路对了，出路就来了。
这个思路就是，首先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必须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那如果发展中国家你开始就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传统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这种技术都是成熟的技术，都已经有专利保护的技术，而且跟国防安全没关的，所以你都能够发挥后发优势，把那些技术、产业引进来，以很低的成本、很低风险的方式把它引进来。那这样的话，就有办法形成高速的增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的角色，因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必然基础设施是差的，它必然治理环境是差的，经营环境是差的，但如果说你有无限多的资源，那你应该把所有基础设施都搞好，把各种治理环境都搞好，但不幸的是，任何政府可以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政府的执行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有国际发展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等等这些机构的援助，但是相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改善它基础设施的需要，这些资源都是沧海一粟，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毛主席还是有效的，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就跟国际发展理论非常不一样，国际发展理论说，如果你要发展基础设施，你必须全部的基础设施同等完善，如果你要改善治理环境，你也必须全部同时完善，但是政府的执行能力有限。
而且很多所谓治理环境的扭曲，实际上是跟保护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必要，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这种非常务实的，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把特定的领域，比如经济特区或者是工业园区，或者是加工出口区的基础设施搞好，在加工出口区、在经济特区里面把它治理环境搞好，做一些所谓的一站式的服务，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全国的治理环境是差的，全国的基础设施是差的，你也能够马上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很标准的，如果按照世界银的doingbusinessudicater，中国即使到今天，在全世界180个国家当中，还排在后半部，还算是很差的。如果你看世界银行的跨国投资指标，中国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糟的，但是中国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外国资本进来，中国怎么能够那么快速地发展经济，最主要的原因是实事求是，我就有力量办那么多事情，我就先把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搞好，然后我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是一流的，我的治理环境也是一流的，即使我全国的环境不太好。那么这样子就马上能够取得成功，能够创造就业、能够创造出口，能够像滚雪球那样的创造更多的资源，然后逐渐地把其他地方都改善过来。
我想如果其他南方国家能够参考借鉴这种方式，那么其他南方国家也可以在当前全国基础设施非常差、当前全国治理环境非常差的情况下，马上创造新的增长点、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实现中国人所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开始去倡导这种观点，但是只有观念不能说服人，所以我就到非洲国家找一个最贫穷的内陆国家之一，去埃塞俄比亚做实践，就是说按照中国设立加工出口区，加工出口区里面的事情做好，然后而且需要选定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你的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国际买家没信心，最好的方式是招商引资，把现有的，在世界价值链里面生产的这些企业招引过来。
那么我很高兴，2011年跟埃塞俄比亚的前总理来谈这个观点，然后他跟中国领导人一样，一听就明白了，而且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所以我2011年3月份跟他讲这个概念，然后他8月份的时候到中国来招商引资，然后它符合比较优势的是它的皮革加工业、它的制鞋产业。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制鞋产业雇佣是1900万人，它去雇佣8000个人，这是一个极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的公司只有中国的1/10，从比较优势来讲，它一定有比较优势，但是当时中国1900万人它就只有8000人，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太高，因为国际买家对它的产品没有信心，所以就参考借鉴中国的方式，8月份到中国来招商引资，10月份东莞一个老板就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埃塞去访问，看了以后一算工资成本比中国低多了，然后决定在那边投资。
然后10月份去访问的时候，当场马上雇佣8000多个人工人送回国内培训3个月，2012年1月份就开始投资生产，在工业园区生产两条生产线，雇佣600个人，然后3月份产品就出口，5月份这家企业就变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业，到了年底，雇佣的人就从600个人增加到2000个人，这家企业就让埃塞的皮革出口翻了一半还多。
到了第二年雇佣4000个人，那么这个在非洲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太差，因为它的治理环境差，因为它是内陆国家，过去都认为不可能作为世界加工业的制造基地。
那重要的还不是这家公司的成功，这家公司所带来的星火燎原的效果，在2012年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埃塞可以变成现在的制造业之地进入到世界市场，那么由这家公司成功以后，改变了其他在寻找低工资国家投资的企业，就觉得埃塞是可以的。所以2012年是一家，到2013年就有22家企业来了，然后国际买家过去从来不相信这么一个内陆国家，可以生产质量稳定的，可以按时交货的这种产品。那么这家企业成功以后，现在很多国际买家都在埃塞
设立采购处。
然后埃塞的成功，其他非洲国家也跟着要学习，所以卢旺达的总统就来找我们说，我们也想发展同样的经济，用同样的办法同样在卢旺达的首都一年之间就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衣产品出口，现在雇佣的人也超过了1000个，这个在非洲过去都是认为不可能的。这个在其他南方国家，过去都是认为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那么我相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出路的。
那么这样讲起来就是说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南南合作带来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是说中国现在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跟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本开始要往外走，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所以资本往外走的量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国每年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是1000多亿美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资本来源国，而且我想这个还是一种上升趋势，尤其随着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那么这些所有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中国的资金会大量流出，那么发展中国家普遍是资金短缺的，我想这个大家已经谈得非常多了，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可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结果转型的机会，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发展成功，从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它们都有一个特色，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工资上涨了，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像成衣、纺织、简单的电子加工是占比较优势的，那么从五十年代，日本就是发展那种很传统的，劳动力很密集的产业，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那么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大量的出口，让工资上涨了。
到六十年代日本失掉比较优势了，这些产业开始要往国际转移了，那么亚洲是条小龙，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它们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让他们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他们会变成新兴市场经济体，现在全面讲是一条龙，全部都是高收入经济体。
到了八十年代，他们的工资也都上涨了，他们失掉比较优势了，然后正好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中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迅速发展，变成世界工厂，然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来，所以中国也发展成功。现在中国达到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亚洲是条小龙，一样的工资上涨，中国即将失掉比较优势。那中国有加工业，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它必然都会往外转移。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量比前面讲得大多了，日本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它的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是970万人，韩国在八十年代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是230万人，台湾15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中国大陆现在在制造业雇佣的人是1.25亿人，单单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就是8500万人，这8500万人，它必然涉及到中国工资上涨，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要要800到1000美元，这些产业必然失掉比较优势，一定会往外转。
我相信中国给其他南南合作的国家，除了资金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个窗口机遇期，然后这个窗口机遇期，由于中国的规模这么大，很多国家都可以受益。但是，我觉得最终的贡献还不是前面两点，最重要的是思路，怎么样来发展经济的思路、怎样来务实地发展、务实
地转型的思路，如果能够从这个思路当中结合当地的优质，我相信每个南方国家都可以跟中国一样，取得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然后从低收入进驻到中等收入甚至进驻到高收入。
这是我们在推动南南合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人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同样希望其他南方国家也都能够发展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