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二）
李 翔
二、 党代表廖仲恺与党权的离位
在鲍罗廷等顾问的引导下，认识到党事与军事弊端的国民党人逐渐增多，廖仲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对于党、军关系，廖认为，自皇权解体后，军队失去传统权威的指挥，金钱成为笼络武力的凭据。革命党要培育“真能力”，就要向军人灌输主义，改组政党，扩充党的权威，杜绝金钱的腐蚀。廖的反思指出了包括孙和自己在内的党人的积习：对金钱的依赖，对军队的器重，对党事的忽略。但党人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欲扩充党事，却总是“空言多而事实少”。鲍罗廷非常看重廖，军校还未筹建时即提议廖出任政治工作的负责人。苏俄援建军校的目的是建立一支符合国民党的宗旨的武装力量，依靠它巩固政府地位，提高政府威望。
廖仲恺于5月9日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这既是国民党军队党代表制的起源，也是新型政治工作开端的重要标志。党代表是国民党在军校的代表，秉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文简称中执会）和总理的旨意，负责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并主持政训事宜。为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军校另组政治部，形成“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的组织架构。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特别区党部是党在军校的组织，军校学生入校后即为党员，受军纪和党纪的双重约束。《国军政工史稿》指出：“最初派遣党代表，成立政治部，只是一种观念上的需要。”故军校对党代表职权与政治部组织事先均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其着重点似在监察与宣传，短时间不具备形成一种制度应有的基础、条件与准备。《国军政工史稿》所言“观念上的需要”，更说明党军体制的植入，与苏俄外力推加关系甚密。鲍罗廷和加伦等苏俄顾问为植入党军体制，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革命政府需要苏俄解决财政、武器装备等问题，孙、廖为酬报苏俄，同意由加伦起草党军体制相关条例，支持加伦开展新式政治工作。
正因为初期只是观念上和认识上的需要，稍后的“行”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首任党代表廖仲恺，前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冲，均是党内文官代表。这三人既不熟悉军事，“文官缺乏军事知识和战术认识，廖仲恺是一个例子”，也不重视新兴政治工作。与他们绝大多数同事一样，三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党军体制日后能生发出如此巨大的功效。因廖的左派色彩和与中共的友善，大陆学界普遍认为廖重视军校和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实际上，身兼多职的廖把党代表和其他军职看得较轻，日后也很少随军出征。其主要事务是为军校筹措费用，把学生全部吸收为党员，而不是对军校和教导团进行监督与政治训练。自被任命为党代表至该年末，廖共10次赴军校。这期间，廖仲恺或对学生演讲，或参加开学典礼，或出席军校特别区党部执监委员选举会，或与蒋一起监察起卸俄械，或陪送孙至黄埔转道香港北上。从赴军校的次数及行程内容上看，身兼党代表职责的廖，与党军体制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作为驻校党代表的廖仲凯，因不常在军校，为行事方便，甚至把党代表的图章放在校长蒋介石处。这表明，廖尽管知悉并深刻反省过党与军分离的弊病，但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对党事、党权往往又流之于轻忽、随意，甚至放弃了党代表的若干职权，由蒋“便宜行事”。首任党代表对军校最重要的组织建设、政治训练和监督职能无从发挥，似乎变成了保障军校和教导团款项来源的后勤部长。
另外，党代表指导下的政治部充分履行职责了吗？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本职是主管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戴同样常居广州，政治部仅留一秘书维持日常工作。上任不到两个月，戴即因与张继的冲突而赌气离职赴沪。继任的邵元冲也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住在广州，隔数天才到政治部去一趟。他看看例行文件，商量一下政工事务，“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干部”。正因为戴、邵对政治工作没有全力以赴，军校政治部机构、规章等均无大的发展。杨其纲在1927年初如此评述：“最初政治部组织极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仅能到校授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第一期学生毕业以后，政治部才稍具规模。”这更是反映出，国民党的高层文职官员虽然把强化党权、以党领军挂在嘴边，但当政治工作真正来临时，不避险阻、倾力而为、在行动上弘扬党权者寥若晨星，以致政治部建设数月未见大的起色。
为规范军校和教导团政治走向，在鲍提议下，廖“被委以‘党代表’派到军队，任务是提防许（崇智）和蒋（介石）”。孙对廖也特别倚重、信赖。11月11日，孙在北上前夕任命廖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即总党代表。此处“所有党军”，并非专指黄埔军校教导团，而是包括粤军在内的所有建国军。党代表职责包括：一、对部队实施政治教育，使官兵了解主义和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凝聚团体精神，提高战斗力；二、关心士兵经济、生活状况，接近并感化士兵；三、监督部队事务；四、负责军队党务。
不过，廖尽了总党代表的职责吗？在主观上，廖的“行”过少。在客观上，廖也难以“行”得通。11月20日、12月2日，军校教导第1、2团成立。11月30日，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同日，蒋介石对教导团士兵讲明当兵意义时宣称：“各级党代表由廖党代表遴选教官、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云。”蒋所言与实际情况似有出入。不仅军校和教导团各级军官的职务由蒋任免，即使各级党代表职，也由蒋任命。如11月18日、12月27日，蒋先后呈请任命王登云、张静愚为军校教导第1、2团的党代表。如果对比日后担任总党代表的汪精卫，就更能看出廖仲恺的总党代表的虚名。1926年汪、蒋之争激烈时，各军党代表甚至许多师级党代表均由汪提名。
军校及其教导团是推进体制的先行者，尚且对廖暗地排斥；包括粤军在内的各建国军此时并未真正引入党军体制，对廖更是敷衍塞责，心口不一。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组织粤军讲武堂特别区党部”，却不设置党军体制的主要机构——政治部和党代表。相比李福林或其他军队，粤军这时设党部已算是“给面子”。因此，在粤军特别区党部成立典礼大会上，应邀出席的廖仲恺没有在训词中对许提出异议。这样一来，无论是军校及其教导团，抑或是建国粤军等，在人事任命、机构组建上，党军体制引入之始即受各军事将领的管制与掌控，党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威一时并未进入各军校、各军队。
在鲍罗廷、加伦等苏俄顾问的推动下，以党建国、以党领军的党治原则，自一大后逐渐被党内高层有识之士所认可。“党国”“党军”“党治”“党化”等名词喧腾于当时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之口。但这毕竟只是报刊上的文字、口头上的言语，与实际行动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蒋所言“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只是党军体制的理想规划，并不等于现实。但蒋如此宣称，表明在他的意识里依然承认党治和党代表的权威，承认党代表对军队的政治节制。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行动上服从。党军体制虽由蒋受令具体引进，但他却不希望包括廖党代表在内的任何人对军校和教导团有强大的影响力。加伦对蒋近距离的观察尤为仔细：“如果有人不经过作为校长的他而直接去找校军事委员（原文如此，廖仲恺的职务是党代表——译者注）廖仲恺，他可是绝对不许的。”这一结论恰好可以由黄埔一期学生、教导团下级党代表李奇中的忆述文字验证：“有些带兵官和党代表之间发生矛盾，带兵官不尊重党代表的地位，逼迫党代表服从带兵官。党代表当然不满意带兵官的态度，于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商量维护党代表制度的办法，决定推举代表到广州去见廖仲恺校党代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消息被人告诉了校长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命令制止南洋汽艇开动(被推举的代表坐这个汽艇去广州)，并将艇上的几个党代表召到校长办公室，严加训斥。被推举前往广州的人为茅延帧、李奇中等五人，蒋介石当场对这五人盛怒谩骂，质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找廖党代表而不直接找他。”李奇中的回忆表明，还在教导团植入体制之初，若干军官与各级党代表之间就已经出现权力摩擦。摩擦初起之际，廖未能给各级党代表以支持。此时，党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别党部制均未形成成熟的条文。多年滋生的军阀土壤、党权的历来虚弱和法规条例的欠缺意味着，要理顺党、军关系，做到“党指挥枪”，不仅有崎岖坎坷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能否走下去，尚存在诸多变数。变数之一是军官与党代表之间的权力冲突。一旦这些权力龃龉掺杂进意识形态、党派、军事派系的因素，党、军之间的关系就会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与“从来不关心细节问题”的孙中山相比，廖因党代表的身份，致力于党、军关系制度化，支持加伦提出的起草党代表条例的设想。这也是大陆学界论证廖支持军校和教导团政治工作的重要依据。1924年，在有利的理想（以党领军）与不利的现实（军事将领拥军自重）冲突之际，党军关系的调整就与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大力争取关联甚密。原本身负监督新式军队政治建设之责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廖、戴、邵等人，对于刚引入不久的党军体制却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与蒋对军校和教导团的投入相比，以廖为代表的党内文人对军校和教导团则以应付居多。这固然因为廖兼职过多，难以全身心地用在军校和教导团上，也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文人出身和长年的文职工作经历，使廖对军事职务没有形成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二是廖寄望加伦能够成功推进党军制度化建设。倘如此，廖就顺理成章地合法享有对各军事将领的监督权和副署权。
职务固然可以提升人的政治地位，但远不等于深孚众望的权威，更不等于拥有众望所归的支配力量。文人出身的廖，即使出任党代表，因没有跟部队官兵一起摸爬滚打，关系网也难以在军中建立起来。极其强势、“把自己归于仅次于孙中山本人”的蒋介石，不时对廖“粗鲁地否定”，甚至“怒气冲冲地朝他吼叫，根本就忘记了他是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讲话”，以致廖“有时候甚至害怕蒋介石”。“并非时时和谐”的廖、蒋关系也使得廖在军校及其教导团中难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军队才是权力来源和“黄袍加身”的最重要凭借。工会、农会、学生会固然需要去演说，但廖“天天”去，“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就属于没有抓住政治的中心环节。廖政训官兵的职责尚且不易落到实处，在有“当中国拿破仑的想法”的蒋面前更难以发挥以党监军的作用。纵观历史，只要对军权缺少监控，那些整日和官兵亲近的军事将领，哪怕官衔品级远低于文官，也很容易树立起自己的军事与政治权威。
孙、廖等1924年改组国民党，筹划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红军的经验尝试建立党军，希望以党权制约军权。其目的在于建立“政治支配军事”“文主武从”“智识理想支配枪炮”的政治军事结构。但孙、廖等党内的高层文人想法过于简单。他们以为只要改组了党、引入了党军体制，凭借纸面上的文字规章或者以党领军的原则，就能使武人听从文人的指挥。国民党一大压低了部分武人的政治地位，有16年党龄的蒋未能进入中执会。但是过于压低武人的政治地位，会招致这些人的不满，在战争年代反而更易引起武人势力的反弹。
在军校和教导团，因廖没有经常留驻军校，他在军队的关系网和权力网很难建立起来。而廖又有“党代表”的头衔，是党的“形象代言人”。廖和军事、军权的疏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党和军事、军权的疏离。由此看来，还在1924年党军体制引入之初，党代表与军校及其教导团之间的距离，已为武人和军权提供了腾挪跳跃的宽阔舞台。
（未完待续）
作者为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二）
李 翔
二、 党代表廖仲恺与党权的离位
在鲍罗廷等顾问的引导下，认识到党事与军事弊端的国民党人逐渐增多，廖仲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对于党、军关系，廖认为，自皇权解体后，军队失去传统权威的指挥，金钱成为笼络武力的凭据。革命党要培育“真能力”，就要向军人灌输主义，改组政党，扩充党的权威，杜绝金钱的腐蚀。廖的反思指出了包括孙和自己在内的党人的积习：对金钱的依赖，对军队的器重，对党事的忽略。但党人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欲扩充党事，却总是“空言多而事实少”。鲍罗廷非常看重廖，军校还未筹建时即提议廖出任政治工作的负责人。苏俄援建军校的目的是建立一支符合国民党的宗旨的武装力量，依靠它巩固政府地位，提高政府威望。
廖仲恺于5月9日被任命为军校党代表，这既是国民党军队党代表制的起源，也是新型政治工作开端的重要标志。党代表是国民党在军校的代表，秉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文简称中执会）和总理的旨意，负责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并主持政训事宜。为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军校另组政治部，形成“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的组织架构。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特别区党部是党在军校的组织，军校学生入校后即为党员，受军纪和党纪的双重约束。《国军政工史稿》指出：“最初派遣党代表，成立政治部，只是一种观念上的需要。”故军校对党代表职权与政治部组织事先均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其着重点似在监察与宣传，短时间不具备形成一种制度应有的基础、条件与准备。《国军政工史稿》所言“观念上的需要”，更说明党军体制的植入，与苏俄外力推加关系甚密。鲍罗廷和加伦等苏俄顾问为植入党军体制，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革命政府需要苏俄解决财政、武器装备等问题，孙、廖为酬报苏俄，同意由加伦起草党军体制相关条例，支持加伦开展新式政治工作。
正因为初期只是观念上和认识上的需要，稍后的“行”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首任党代表廖仲恺，前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邵元冲，均是党内文官代表。这三人既不熟悉军事，“文官缺乏军事知识和战术认识，廖仲恺是一个例子”，也不重视新兴政治工作。与他们绝大多数同事一样，三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党军体制日后能生发出如此巨大的功效。因廖的左派色彩和与中共的友善，大陆学界普遍认为廖重视军校和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实际上，身兼多职的廖把党代表和其他军职看得较轻，日后也很少随军出征。其主要事务是为军校筹措费用，把学生全部吸收为党员，而不是对军校和教导团进行监督与政治训练。自被任命为党代表至该年末，廖共10次赴军校。这期间，廖仲恺或对学生演讲，或参加开学典礼，或出席军校特别区党部执监委员选举会，或与蒋一起监察起卸俄械，或陪送孙至黄埔转道香港北上。从赴军校的次数及行程内容上看，身兼党代表职责的廖，与党军体制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作为驻校党代表的廖仲凯，因不常在军校，为行事方便，甚至把党代表的图章放在校长蒋介石处。这表明，廖尽管知悉并深刻反省过党与军分离的弊病，但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对党事、党权往往又流之于轻忽、随意，甚至放弃了党代表的若干职权，由蒋“便宜行事”。首任党代表对军校最重要的组织建设、政治训练和监督职能无从发挥，似乎变成了保障军校和教导团款项来源的后勤部长。
另外，党代表指导下的政治部充分履行职责了吗？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本职是主管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戴同样常居广州，政治部仅留一秘书维持日常工作。上任不到两个月，戴即因与张继的冲突而赌气离职赴沪。继任的邵元冲也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住在广州，隔数天才到政治部去一趟。他看看例行文件，商量一下政工事务，“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干部”。正因为戴、邵对政治工作没有全力以赴，军校政治部机构、规章等均无大的发展。杨其纲在1927年初如此评述：“最初政治部组织极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仅能到校授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第一期学生毕业以后，政治部才稍具规模。”这更是反映出，国民党的高层文职官员虽然把强化党权、以党领军挂在嘴边，但当政治工作真正来临时，不避险阻、倾力而为、在行动上弘扬党权者寥若晨星，以致政治部建设数月未见大的起色。
为规范军校和教导团政治走向，在鲍提议下，廖“被委以‘党代表’派到军队，任务是提防许（崇智）和蒋（介石）”。孙对廖也特别倚重、信赖。11月11日，孙在北上前夕任命廖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即总党代表。此处“所有党军”，并非专指黄埔军校教导团，而是包括粤军在内的所有建国军。党代表职责包括：一、对部队实施政治教育，使官兵了解主义和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凝聚团体精神，提高战斗力；二、关心士兵经济、生活状况，接近并感化士兵；三、监督部队事务；四、负责军队党务。
不过，廖尽了总党代表的职责吗？在主观上，廖的“行”过少。在客观上，廖也难以“行”得通。11月20日、12月2日，军校教导第1、2团成立。11月30日，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同日，蒋介石对教导团士兵讲明当兵意义时宣称：“各级党代表由廖党代表遴选教官、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云。”蒋所言与实际情况似有出入。不仅军校和教导团各级军官的职务由蒋任免，即使各级党代表职，也由蒋任命。如11月18日、12月27日，蒋先后呈请任命王登云、张静愚为军校教导第1、2团的党代表。如果对比日后担任总党代表的汪精卫，就更能看出廖仲恺的总党代表的虚名。1926年汪、蒋之争激烈时，各军党代表甚至许多师级党代表均由汪提名。
军校及其教导团是推进体制的先行者，尚且对廖暗地排斥；包括粤军在内的各建国军此时并未真正引入党军体制，对廖更是敷衍塞责，心口不一。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组织粤军讲武堂特别区党部”，却不设置党军体制的主要机构——政治部和党代表。相比李福林或其他军队，粤军这时设党部已算是“给面子”。因此，在粤军特别区党部成立典礼大会上，应邀出席的廖仲恺没有在训词中对许提出异议。这样一来，无论是军校及其教导团，抑或是建国粤军等，在人事任命、机构组建上，党军体制引入之始即受各军事将领的管制与掌控，党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威一时并未进入各军校、各军队。
在鲍罗廷、加伦等苏俄顾问的推动下，以党建国、以党领军的党治原则，自一大后逐渐被党内高层有识之士所认可。“党国”“党军”“党治”“党化”等名词喧腾于当时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之口。但这毕竟只是报刊上的文字、口头上的言语，与实际行动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蒋所言“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只是党军体制的理想规划，并不等于现实。但蒋如此宣称，表明在他的意识里依然承认党治和党代表的权威，承认党代表对军队的政治节制。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行动上服从。党军体制虽由蒋受令具体引进，但他却不希望包括廖党代表在内的任何人对军校和教导团有强大的影响力。加伦对蒋近距离的观察尤为仔细：“如果有人不经过作为校长的他而直接去找校军事委员（原文如此，廖仲恺的职务是党代表——译者注）廖仲恺，他可是绝对不许的。”这一结论恰好可以由黄埔一期学生、教导团下级党代表李奇中的忆述文字验证：“有些带兵官和党代表之间发生矛盾，带兵官不尊重党代表的地位，逼迫党代表服从带兵官。党代表当然不满意带兵官的态度，于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商量维护党代表制度的办法，决定推举代表到广州去见廖仲恺校党代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消息被人告诉了校长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命令制止南洋汽艇开动(被推举的代表坐这个汽艇去广州)，并将艇上的几个党代表召到校长办公室，严加训斥。被推举前往广州的人为茅延帧、李奇中等五人，蒋介石当场对这五人盛怒谩骂，质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找廖党代表而不直接找他。”李奇中的回忆表明，还在教导团植入体制之初，若干军官与各级党代表之间就已经出现权力摩擦。摩擦初起之际，廖未能给各级党代表以支持。此时，党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别党部制均未形成成熟的条文。多年滋生的军阀土壤、党权的历来虚弱和法规条例的欠缺意味着，要理顺党、军关系，做到“党指挥枪”，不仅有崎岖坎坷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能否走下去，尚存在诸多变数。变数之一是军官与党代表之间的权力冲突。一旦这些权力龃龉掺杂进意识形态、党派、军事派系的因素，党、军之间的关系就会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与“从来不关心细节问题”的孙中山相比，廖因党代表的身份，致力于党、军关系制度化，支持加伦提出的起草党代表条例的设想。这也是大陆学界论证廖支持军校和教导团政治工作的重要依据。1924年，在有利的理想（以党领军）与不利的现实（军事将领拥军自重）冲突之际，党军关系的调整就与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大力争取关联甚密。原本身负监督新式军队政治建设之责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廖、戴、邵等人，对于刚引入不久的党军体制却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与蒋对军校和教导团的投入相比，以廖为代表的党内文人对军校和教导团则以应付居多。这固然因为廖兼职过多，难以全身心地用在军校和教导团上，也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文人出身和长年的文职工作经历，使廖对军事职务没有形成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二是廖寄望加伦能够成功推进党军制度化建设。倘如此，廖就顺理成章地合法享有对各军事将领的监督权和副署权。
职务固然可以提升人的政治地位，但远不等于深孚众望的权威，更不等于拥有众望所归的支配力量。文人出身的廖，即使出任党代表，因没有跟部队官兵一起摸爬滚打，关系网也难以在军中建立起来。极其强势、“把自己归于仅次于孙中山本人”的蒋介石，不时对廖“粗鲁地否定”，甚至“怒气冲冲地朝他吼叫，根本就忘记了他是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讲话”，以致廖“有时候甚至害怕蒋介石”。“并非时时和谐”的廖、蒋关系也使得廖在军校及其教导团中难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军队才是权力来源和“黄袍加身”的最重要凭借。工会、农会、学生会固然需要去演说，但廖“天天”去，“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就属于没有抓住政治的中心环节。廖政训官兵的职责尚且不易落到实处，在有“当中国拿破仑的想法”的蒋面前更难以发挥以党监军的作用。纵观历史，只要对军权缺少监控，那些整日和官兵亲近的军事将领，哪怕官衔品级远低于文官，也很容易树立起自己的军事与政治权威。
孙、廖等1924年改组国民党，筹划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红军的经验尝试建立党军，希望以党权制约军权。其目的在于建立“政治支配军事”“文主武从”“智识理想支配枪炮”的政治军事结构。但孙、廖等党内的高层文人想法过于简单。他们以为只要改组了党、引入了党军体制，凭借纸面上的文字规章或者以党领军的原则，就能使武人听从文人的指挥。国民党一大压低了部分武人的政治地位，有16年党龄的蒋未能进入中执会。但是过于压低武人的政治地位，会招致这些人的不满，在战争年代反而更易引起武人势力的反弹。
在军校和教导团，因廖没有经常留驻军校，他在军队的关系网和权力网很难建立起来。而廖又有“党代表”的头衔，是党的“形象代言人”。廖和军事、军权的疏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党和军事、军权的疏离。由此看来，还在1924年党军体制引入之初，党代表与军校及其教导团之间的距离，已为武人和军权提供了腾挪跳跃的宽阔舞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