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十二五”布局之年。此时回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无疑会发现“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前途。人们常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认真制定计划，严格按计划办事的风格，早在“一五”时期就已经贯彻始终。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 1957年12月7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我国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当时，李富春宣布，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8年第1期《新华半月刊》（即《新华月报》）“政治之部”栏目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中收录了这篇原刊登于12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报告。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稳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7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 1953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4年6月30日，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等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制定五年规划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过程，体现了中国国家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可以说，中国五年计划编制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决策机制。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五年规划编制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人口最多、政策覆盖范围最广的公共政策学习过程。 实际上，除了李富春的报告，1958年第1期、第2期的《新华半月刊》还在“政治之部”和“经济之部”的栏目中相继摘发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不要跳 能不能跳 敢不敢跳》、《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六百二十亿元》、《祖国有了一系列现代工业》等社论和文章。（图片来源：《新华月报》1958年第1、2期） （张彪 整理）
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十二五”布局之年。此时回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无疑会发现“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前途。人们常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认真制定计划，严格按计划办事的风格，早在“一五”时期就已经贯彻始终。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 1957年12月7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我国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当时，李富春宣布，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8年第1期《新华半月刊》（即《新华月报》）“政治之部”栏目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中收录了这篇原刊登于12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报告。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稳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7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 1953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4年6月30日，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等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制定五年规划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过程，体现了中国国家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可以说，中国五年计划编制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决策机制。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五年规划编制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人口最多、政策覆盖范围最广的公共政策学习过程。 实际上，除了李富春的报告，1958年第1期、第2期的《新华半月刊》还在“政治之部”和“经济之部”的栏目中相继摘发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不要跳 能不能跳 敢不敢跳》、《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六百二十亿元》、《祖国有了一系列现代工业》等社论和文章。（图片来源：《新华月报》1958年第1、2期） （张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