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时间：2012.11.14
导 读 人民币在东亚的影响力提高，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成为困境中欧洲企业的缕缕希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也正走向深度、全面合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日趋复杂。
北京时间11月7日，新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揭晓，奥巴马连任。此后的几天内，大洋彼岸的中国执政党也将选出新的领导集体，世界目光为之聚焦。
放眼全球，世界正进入后经济危机时代，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地经过长期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与财政债务化，在金融危机下陷入调整困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谨慎估计，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就是2020年，中国GDP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经济将真正呈现中美欧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趋变。
人民币在东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显示出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东盟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成为困境中欧洲企业的缕缕希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也正走向深度、全面合作；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同时把目光投向美国和中国，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日趋复杂。奥巴马10月25日在竞选活动中曾将中国同时定义为“对手”和“潜在的合作者”。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法、眼光和思维，需要不断升级和更新。中国会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把握世界大势并做出自己的抉择。
本刊特此推出如下八篇文章，表述未来中国将把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展现给世界。
未来中国，挑战诸多，生机无限！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总是借助重大事件显现出来。在世界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5到10年，中国自身发展的势能将更加充分地释放扩散，更加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与秩序的调整演变，人类文明进步将再次打上浓墨重彩的中国烙印。
世界经济将显三足鼎立
经济上，中国将实质性地缩小与美欧的实力差距，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广泛、持久而深刻。
当下，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全面深刻调整新时期，各类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以深化调整来促进发展的艰难任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地经过长期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与财政债务化，在金融经济危机冲击下陷入调整困境。这些国家虽然拥有高科技优势，但面对全球市场化大环境和国内的高成本压力，谋求再工业化，重振实体经济，短期内属可望不可及。即使选择释放流动性，借助通胀，稀释债务，摊薄成本，可适度恢复经济活力与竞争力，但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其整体实力地位和民众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趋势。
经济危机带给新兴大国的挑战主要是环境与市场的紧缩压力，其低债务低成本等比较优势并未遭遇折损，施政空间相对充裕。随着这些国家普遍重视教育科技，其综合比较优势将日渐显现，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稳定发展，整体综合实力看涨的趋势短期不会逆转。
经过两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逐步开启一个低能耗、高效益、大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谨慎乐观估计，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GDP可望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次翻番，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若按1：5的美元人民币汇率折算，约为17万亿美元。世界经济将真正呈现中美欧新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世界产业结构链条中，中国仍处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既是吸纳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设备和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初级产品的大市场，也是优质廉价消费品和电子机械产品的供货方。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中国对外投资与援助提供便利与支撑，促进拉美、非洲和中亚等资源富集国经济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状况亦可望继续保持稳健可控，为科技、教育、国防与社会保障等持续加大投入提供保障，促使中国的综合实力地位再上新台阶。
更高层级更趋复杂的良性互动
战略上，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将实现历史性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10年，中国将初步确立起世界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地位，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处理国际事务，在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上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不再旁观风云变迁与潮起潮落。
固然，正如近年美国强势回归东亚、南海与东海钓鱼岛问题大幅升温所显示的那样，在金融经济危机激化各类矛盾、国家间关系回旋空间缩小的背景下，中国综合实力地位增强，势必引致其他国家，尤其周边邻国战略疑虑加深，导致围绕领海权益争端的摩擦升级，这种情况实属中国复兴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
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宿命。一方面，中国要认识自身快速发展对全球和区域战略格局的冲击，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同时，顾及到其他国家的感受与需求，让它们逐步理解和学会如何与中国和平相处，共谋发展。另一方面，包括美日在内的外部世界也注意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事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宿命。
显而易见，日益强大的中国难免对外部世界带来某种挑战，成为一些国家戒备防范的对象。但是，繁荣强大的中国必然带给世界更多机遇，也将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必定成为大多数国家可依赖信任的对象，其日益强大的综合实力也将为维护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奉行更加理性克制的态度，对千百年强权政治传统形成有力制约，并对个别国家的极端冒险主义形成强有力威慑。
总之，随着未来10年中国继续发展壮大，中国与外部世界将在更高层级上展开更复杂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外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升级。
中外政治的多样均衡与和谐共存
政治上，中国软实力增强，推动世界秩序朝均衡和谐的方向调整重塑。
一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中外关系全面深化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合和文化特质将焕发特有的魅力，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并存与和谐发展。
二是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推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国在全球治理权力架构中的定位和份量将随着综合实力地位增强而有新的提升。从联合国安理会到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以及20国峰会等全球多边机制，从APEC、东亚峰会到上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在人力参与、物力提供、议题确定、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和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是中国模式的内涵更加丰富。随着后危机时代世界步入调整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进程深化，效益成为衡量各国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管理体制机制的最普遍性的标准。尤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总统制也好，议会制也罢，不管是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还是社会党、劳动党或共产党，体制优劣和执政合法性依据日渐趋同，即能否真正透明、廉洁、稳定、高效、利国惠民。
遭遇金融危机冲击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开始质疑其传统民主政治体制，更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理性看待中国政治体制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模式成为众多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参照。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积累下不少复杂矛盾与问题，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是其中最严重的两大问题，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标本兼治。
未来10年，中国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将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透明原则，探索强化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与路径，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在政治领域开创中华文明建设新篇章，推动世界政治朝多样均衡与和谐共存的方向发展。
未来10年，只要中国实事求是，客观正视问题，冷静面对挑战，坚定改革创新，按既定路线走下去，就能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新的重大历史性变化。
微妙的中美“对视”
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微妙的政治经贸关系中，在各自国内国际的压力下，在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中，敏感、谨慎地审视着对方。
大到无法回避
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战胜共和党对手麦凯恩入主白宫，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改变”美国的竞选口号，恐怕无人能精确地算出结果。而许多人认为，少数族裔的身份在上次选战中帮了奥巴马大忙。事实上，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争，充满着新鲜和悬念。有人曾这样说，假如克林顿夫人获得提名，兴许她一样会赢麦凯恩。美国选民为能选出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总统而自豪，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他们也会为选出首位女总统而兴奋。
“创造历史”的意义，比投票给谁或选择谁的政策，或许令许多美国选民更有成就感。而奥巴马誓言的“改变”，选民并不容易在过去四年中体会到：赤字仍为天文数字，失业率长期居高，经济回暖迹象若隐若现，全民医疗保障前景未卜，能源消费多元化不甚清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几成一纸空文……
2012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第三次电视辩论中，现获连任总统的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分别就应对“中国崛起”阐述美国应取的外交政策。
此次辩论的议题包括叙利亚危机、伊朗问题、阿富汗困局、美国领馆遭袭事件等，尽管中国已成为一个单独议题，但其在两人辩论中所占时间比例以及中国议题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惟此为大。
美国无法回避如何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依然维持长期一贯的格局：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
即便在诸如温室气体减排等外交争夺上中国似乎已初露峥嵘，但就此判定已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仍为时尚早。这个格局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会有所变化，也为未知。
美国众议院近期认定中国两家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采购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在美国西海岸兴建风力电场因可能影响美国海军飞行训练，也被CFIUS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未批准，奥巴马总统签署文件要求相关公司立即拆除已建的风场设施。华为、中兴、三一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活动接连受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的防范和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的强硬立场，未必就会成为当选后的政策。例如，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却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大选中攻击老布什“纵容”中国的克林顿，在其任上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3年，老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与中国的关系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愿把中国‘制造’成敌人。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有点难对付，他们有时也会觉得我们很难对付。”
迥异的历史经验
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同宗同源，欧洲人在北美东北部定居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开元。
两个大洋将美国与193个外国中的191个分隔开。美国北部边界自1812年以来一直保持和平，南部边界1848年以来基本也是和平的。自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签署以来的229年里，外国军队只有两次袭击美国领土，而且都在最外围地带。
五千年文明史给中国人带来了光荣与自豪，可近代历史却令中国人不堪回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因工业革命而实力迅速壮大，并积极拓展对外影响力。当世界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之时，美国还只是个小字辈，却也垂涎欧洲“老大哥”在华所得，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同样的优待。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同羸弱的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关系在官方场合就是——没有关系。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接触至今不过40年（1972年至2012年）；双方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只有33年（1979年至2012年）。双边关系虽然历史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互不信任与误会重重；地理上的遥远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屡屡造成沟通失当。纯粹地理上的遥远并不一定是友好关系的障碍（美国同欧洲盟友也相距甚远），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彼此对对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非但不能弥合业已存在的差异，可能还会使彼此有些失望。
19世纪中期，大批华人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抵达美国西海岸。吃苦耐劳、不计报酬的华人苦力极大地冲击了就业市场，加上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华人首当其冲受到暴力排挤甚至虐杀。华人被贴上“无知、狡诈、肮脏、迷信”的标签，他们聚居的唐人街一度被视为罪恶和堕落的代名词。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特定族裔移民美国的法律——排华法案。
过去两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爱与恨之间摇摆——既是马可·波罗和赛珍珠笔下的神奇之地，又是铁骑、暴徒、“黄祸”之国。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倏然变成50年代的极权者、60年代的激进者、70年代的无产者、80年代的改革者……
中美两国位于不同大陆，都地域面积广阔，且自然资源丰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这样的大国易于自认为正确，觉得自己最有造福天下的使命感。尽管有相似之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差异使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心理。
如何脱离博弈困境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坚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去完成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追求超强国力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也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一些美国人（尤其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是正义的。
产生道义优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美国人认为其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或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在此思维定式下，美国人总爱说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构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基，无疑是脆弱的。
缺乏信任和相互猜忌，在中美处理两国关系时殊为常见。多数理性的国家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关键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步步紧逼是一种做法，迂回也是一种方式。直接和迂回只是实现战略意图的不同战术，有时压迫式打法会取得较大成效，而有时避实就虚则可能效果更佳。美国时常采取主动的压迫式行动，逼对手就范。
脱离博弈困境的基础是相互信任，而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达成相互信任无疑有难度。观察美国和中国关系发展的轨迹发现，两国关系总在不断波动，但围绕着不好不坏的主线，形成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特定时期相互信任的增加或减少。当面对共同利益时，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真心实意，两国合作的意愿相对较高；当失去共同的对手时，彼时曾被掩盖的矛盾就会再度呈现，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价值观的差异再次被强调甚至放大。不同的价值观依然是矛盾或冲突的根源。
近年来，西方把关于强大必强权、强权必称霸的国力发展轨迹的判定适用在了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上。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于成长中大国的戒备恰好与邻国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忧交织起来。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稳定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洲地区若发生动荡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揣测“中国威胁”
西方战略家在分析中国是否构成威胁时，大致概括了中国因能力增强而改变既定防御策略的四种可能性。
等级优先的现实主义着重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认为中国随着实力不断增强将会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制定国际体系的行为准则，新兴力量为实现自身利益必会寻求改变现存的行为准则。
意识形态优先的现实主义把中国执政者看作“中国威胁”的根源。现实主义者本来就认为所有新兴力量都会寻求与其实力相适配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关注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更强调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本质区别，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集权式”地扩张权力而很少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天然就是国际稳定的威胁。
制度优先的自由主义相信，越把中国整合到国际体系之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越多，制造冲突的动机就越少。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会使政府更多地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比如外贸带来的就业机会等。
现代的民主主义则认为，经济增长终将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个观点曾被美国商界用来说服美国政府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无论人们如何揣测，未来十年，中国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资源使用者、最大的产品和服务供应者、最大的环境影响者、世界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将面对这种很大的可能性。
中资出海欧罗巴
9月的一天，欧洲委员会贸易总署远东贸易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帕恩第，应邀到伦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投资欧洲的内部会议。在通往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上，帕恩第被《金融时报》的一条新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投资欧洲银行》所吸引，“恰与此行有关。”帕恩第事后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巧合。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逆势而上的对外投资，正成为陷入困境的一些欧洲企业的救命稻草；而投资方向的细微变化，也为欧洲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带来了大量机会。帕恩第说，当天研讨会上的每个人都认为，欧洲最好努力搭上这趟顺风车。
“走出去”让中国在全球投资版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坐拥超过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为全球有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国家眼中最闪闪发光的一座金山。历时两年的债务危机，使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失速状况迟迟得不到改善，更加大了他们对外来投资的需求。
对于欧洲，投资仅是中欧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冰山一角。目前，欧盟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已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看上去很美的中欧经济往来，并非中欧关系的全部。在政治层面，欧盟与中国在人权、战略安全等问题上依然分歧众多。欧洲人需要中国的资金与对中国的防备是两个层面的话题。但不可否认，以经济促政治正在慢慢改变不少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中欧关系总体上比几年前要积极得多。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越来越多的中资出海欧罗巴，为中欧双方都勾画出一个靓丽的前景。
中国投资的新亮点
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的海因茨·沃斯博士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消息都感兴趣。最近中日间钓鱼岛争端的新闻引起他的注意，沃斯仍敏锐地预计，中日两国的经贸交往可能降至低点，“争端可能对欧洲来说是个好机会”。
8年前，沃斯开始研究中国的对外投资。他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蛋糕中，欧洲分得了8.7%的一大块。拥有4.86亿人口、人均GDP达2.69万欧元的欧盟是个巨大的市场，如此规模，对于“不差钱”的中国投资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企业踞投资英国的排头。9月11日，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宣布扩充在英国运营规模，新增投资13亿英镑。在未来5年里，华为将投资移动宽带等项目，还有一部分投资将用于扩充其位于英格兰东部伊普斯威奇的研发中心。
与华为在美国屡遭政界抹黑呈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为这家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铺开了红地毯。英国首相卡梅伦9月期间在伦敦唐宁街10号高规格接待华为的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直接并购欧洲企业也是近来中国投资的一大特点。2011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并购金额已超过700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的10倍。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并购和参股企业的投资高达239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只有79亿美元。
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不少老字号的欧洲企业遭遇财务困境。这为渴望提升品牌、技术、管理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机会。
2012年1月，中国工程机械企业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斥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100%股权，山东重工集团投资3.74亿欧元收购债台高筑的意大利游艇业者法拉蒂75%股权；3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凌云集团联合国内其他企业，将全球最大的车锁制造商德国凯毅德纳入旗下；光明食品5月以12亿英镑收购英国第二大谷物类和谷物条食品生产商维他麦60%的股份；7月，徐工集团又收购了德国混凝土巨头施维英公司52%的股权。
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和收购的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企业寻找着进入主流产业链的机会，而在当地并购和投资已成为捷径。
五星红旗“购物袋”
沃斯博士的同事、利兹大学克莱格教授经常展示一张图片：一个绘有五星红旗的购物袋几乎装下了整个地球。
其实，购物袋里装的是欧洲企业。在过去两年中，从意大利的游艇企业到德国的重工生产商，从北欧的汽车到英国的早餐麦片，中国企业进行了不少的投资并购。
中国投资并购者包括三类成员，他们在欧洲的商业行为诉求也各有侧重。
其中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活跃在欧洲各主要国家。
欧洲计量经济学家桑德瑞·鲁文认为，过去十年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驱动着中国投资大量涌入欧洲，中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企业进行外向型的投资。
海外投资主力国有大型企业之侧，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他们成为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最活跃的群体。中国在欧盟的收购投资中，私营投资者已占到大约50%的份额，它们投资或收购是为了获得当地公司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
8月初，中国服装品牌波司登在伦敦顶级购物区邦德街，庆祝海外第一家零售店开张。公司董事高德康（微博）希望以此提升波司登的品牌，能够同Hugo Boss这样的品牌形成竞争。
随着全球布局的国有企业和充满活力的民企不断在欧洲进行商业扩张，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也在该领域显示实力。握有重金的主权财富基金往往投资于大规模的资本项目，例如基础设施。英国正是少数欢迎中国投资其基础设施的西方国家。
通过第四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英基础设施投资大会和第10次中英经贸联委会等工作机制，中英双方就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达成共识。今年新年伊始，中投公司投资收购了泰晤士水务公司8.68%的股份（市场估计交易金额为12亿英镑）。此外，英国高铁建设计划提上日程，这项庞大的项目对于中国相关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良机。
中国海外投资的结构也在逐渐变化。如果把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从欧盟扩大到包括南欧、东欧等国家的“大欧洲”区域看，以往中国的对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能源与原材料上。
如今，按照克莱格的统计，中国对欧投资中，研发领域吸引的资金所占比例最大，达42.99%，其次是金融业，为16.86%，制造业占15.98%位居第三，之后是批发零售业吸引了7.57%的资金。这些，正是五星红旗“购物袋”里的“商品”构成。
被争夺的中国“金鸡”
不少欧洲国家都想在中国的购物袋里多占一些分量。
虽然中国大力宣传吸引外资，实际上到2009年，中国对欧盟投资远超欧盟对华投资。2003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非洲。最新趋势显示，对欧投资的增速加快，对非洲和美国的投资则呈下降曲线。2011年中国公司对外投资570亿欧元，欧洲所占份额也增加到10%。今年上半年，中企投资达350亿欧元，欧洲所占比例也进一步增大。
虽然在欧盟国家吸引的全部外资中，中国的投资还只占一小部分，但其增长势头却很迅猛，这使得不少欧盟国家使尽浑身解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求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吸引中国投资的机会。
但欧洲不同国家对于中国投资的态度和需求也不一样，各国对机会的利用程度不尽相同。
西欧小国卢森堡拥有税收等多方优势，很受中国资金的青睐。卢森堡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欧洲的“门户”，尽管吸引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46.3%，但其中大部分资金却转而投到其他国家。
在欧盟之外的大欧洲地区，那些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国家更受中国公司的投资青睐，比如俄罗斯和土耳其。投资土耳其，中国资金还可借此进入欧盟市场，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和东风都在土耳其投资建厂正意在如此。
中国对欧盟投资正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德国占12%；瑞典占11.8%；英国位居第三，占10.9%。
虽然中国对欧投资增长很快，但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仍需扶持和帮助。重要的是来自投资对象国的帮助。这三个吸引中国资金最多的欧洲国家，恰恰是对中国企业在投资辅导方面做得最细致的国家。英国政府中设有贸易与投资署（UKTI），专门负责为外国的投资者服务，中国企业从该部门的服务中受益良多。
英国贸易与投资大臣格林勋爵去年年初离开工作26年的汇丰银行，成为一位政府部长。当时，请他入阁的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这位银行家凭借在商界的影响力，能有力促进英国对外贸易和引进投资。而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的格林也正如这位首相所愿，在为英国吸引中国投资方面不遗余力。在他看来，“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国是世界上新崛起的、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之一。”
格林说：“如果希望到英国考察，英国贸易投资署可以帮助联系有关机构与公司。我们与中国的投资者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在英国市场获得竞争力，就英国市场的运作向他们介绍具体机遇，牵线搭桥。英国以全新的政治框架支持这种商对商的联系，目的是为在英国投资的中国公司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手续批准上的协助，并且鼓励英国企业争取中国提供的机遇。”
格林的努力想必会给英国政府挣到不少支持，仅在2010到2011财政年之间，来自中国公司的投资就在59个新项目中为英国创造了将近1500个就业机会。
要防“水土不服”
欧洲虽然成了中国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但要真变成现实也绝非毫无风险。2004年中国家电生产商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至今仍令不少中国公司对投资欧洲掂量再三。
中国企业作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新手，商务成本较高不可避免，同时在人力资源管理、法律、税务制度等方面都有不适应。此外，中国企业还面临另外一些困难，比如签证、劳工许可等。
克莱格教授说，中国企业对欧盟市场状况还缺乏了解、缺乏必要的营运知识和技能，而艰难的起步阶段很容易让在国内风生水起的公司惊呼“他们歧视中国人”。
“被歧视感”在中国投资者间普遍存在。中投监事长金立群5月在伦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在欧洲地区投资时还是能够感觉到看不见的障碍，希望欧洲国家能以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投资。
克莱格教授承认：“歧视确实有。但不是单单针对中国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尽管共享一个统一的市场，相互之间也一样歧视；具有歧视排外心态的欧洲人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外来投资者都会歧视。”
成熟的投资者不会因此就对一个成熟的市场裹足不前，毕竟对中国公司来说，在欧洲开展业务也能够获得其他地区没有的优势，比如大多数西欧国家在“公司起步和运营容易度”的国家排名中名列前茅。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如何渡过适应期，克服水土不服，如何理顺欧盟内部复杂的行政条款和政治框架，实现本土化是要务所在。
中国上汽集团投资收购MG汽车，树立起一个融入本土的典范。位于伯明翰的MG ROVER原来是英国最大的汽车厂，倒闭带来大量的工人失业，招致英国媒体和公众不满情绪。上汽收购MG后，最初一些英国媒体和公众把中国企业和过去MG ROVER不成功的经营联系在一起，使得上汽从一开始就小心地处理与当地政府和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上汽MG英国公司总经理王昊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细心经营，和当地社区、企业良性互动，利用政府资源，开放工厂进行参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成功地扭转了不利因素。”
邀请与拒绝
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太阳能板及其他光伏组件启动反倾销调查，这多少令人意外。因为事发前欧洲“铁娘子”默克尔曾留下“对话解决争端”的承诺。对“食言”的默克尔而言，这是个尴尬的局面。她不愿见到中欧企业对簿公堂，却又没法说服欧盟。
不仅是光伏产品，服装、铝箔、无缝钢管……在欧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清单中，“中国制造”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交往局面也越来越明晰。面对“抢滩”欧洲的中国货，欧洲既欢迎又拒绝。
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白，欧洲能源转型需要廉价的中国光伏产品，但是在27国成员组成的反倾销委员会中，德国并没有“一言九鼎”的份量；即便在国内，默克尔也不能不顾及本土企业的困境。
自2011年12月起，德国混合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千年公司、索伦公司，以及曾经的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Q-CELLS因抗不住市场竞争先后破产。如今，德国能拿得出手的大型太阳能产品生产商已所剩无几。
申请美国和欧盟“双反”调查的“急先锋”——德国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2007年在全球业界排名第七，如今已经下滑至第20位。2011年，太阳能世界年度报表上显示近3亿欧元的亏损。为下调生产成本，这家企业近两年来已多次宣布裁员。“中国生产商破坏了规则。”太阳能世界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阿斯贝克为业绩下滑解释称。
然而，德国太阳能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沃尔夫冈·胡梅尔对此反问：“人们为什么要多花20%的钱，购买大小相当、质量未必比中国产品好的德国模板呢？”欧洲正从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中获益。
中国光伏生产设备和主要材料很大一部分需从欧洲进口。2011年，中国仅从德国就进口价值3.6亿美元的银浆，进口多晶硅价值7.64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从德国和瑞士等欧洲国家采购的生产设备总值超过100亿美元。
在欧盟关于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前提条件中，有一条是“措施不得损害欧盟利益”。一些欧洲政治和企业界人士的纠结正在于此。打压中国厂商，可能给本地区生产企业带来暂时的好处；而中国市场的存在，又可让欧洲在光伏产业中“两头得利”：既能出口昂贵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又能买到廉价的光伏产品。
德国绿党能源政策专家、联邦议会议员汉斯－约瑟夫·费尔坦言，在欧债危机之下，控告中国企业对以出口为导向对欧洲经济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令中欧之间既要忌惮双方凸显的经济摩擦，又需要借助长久且深入的利益互惠而相拥取暖，度过寒冬。光伏争端，乃至其他与中国的贸易纠纷都显示出欧洲人对中国的又爱又恨：青睐中国市场，厌恶中国竞争；需要中国帮衬，惧怕中国赶超。各种情绪复杂交织。在德国，这种纠结正被一种反思取代。
德国纺织服装协会主席彼得·施瓦策回忆，德国纺织业在上世纪60年代曾遭遇相同困境。不少德国企业在与亚洲纺织服装生产商的竞争中倒闭。德国纺织服装行业适时而动，调整结构，放弃低附加值的产品，将精力放在制作精良的高技术产品上。最终与亚洲竞争者各居其位，共赢共生。
“这就是国际分工，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胡梅尔如此规劝德国的光伏产品生产商应“识时务”，把市场让给更适合生产光伏产品的中国。他举例称，德国大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把生产线迁至波兰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
11月2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德国人并不惧怕亚洲崛起，因为他们坚信，德国的研究和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很难被超越。德国人缘何如此自信？他们在光伏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服装业的方向调整、胡梅尔口中的“国际分工”……都可以作为解释。
中国企业不断遭受欧盟施压，或许正由于胡梅尔所说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反倾销程序容易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找到突破口。然而，在欧债危机中，被外界视为“金主”的中国又让欧洲人惊愕：中国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强大。
欧洲对于中国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称号，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中，欧洲的技术、品牌以及管理经验成为其投向的“新大陆”。正如华为在英国受到礼遇一般，中国企业在欧洲人的一片戒备心中，逐渐成为“座上宾”。
中欧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在欢迎与拒绝中推进。当欧洲人既需要中国的钱、又给中国商品制造麻烦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演变中渐渐衰弱，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深入非洲
2012年9月，尼日尔河水泛滥，一只独木舟划过骤然开阔的水面。50岁模样的尼日尔人穆罕默德·西迪克指着被洪水淹没的农田，讲起儿时看到中国人来非洲帮他们种庄稼的记忆。然而，西迪克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相比那已经久远的“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年代，中非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变化。《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与他交谈时，正站在横跨洪水的中尼合作修建的大桥上，把大家拉到这里的汽车，烧的是中石油和尼日尔按比例入股的合资炼厂炼出的汽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非洲正在努力撕下蛮荒落后与饥饿悲情的面纱。全球化的赐福，并没有完全遗忘这个大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近年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受内需支撑，该地区多数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2013年增速有望达到5%。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大规模走进非洲的中国企业，也早已脱离早期为政府无偿援助进行配套的阶段，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接触、理解并融入这个复杂的大陆。
重建：从无到有
2011年11月的一天，尼日尔总统优素福亲手把产自中石油阿加德姆项目的汽油注入了自己的吉普车。中石油尼日尔公司总经理付吉林回忆说：“他很激动，因为那是尼日尔自己的油。”一套完整石油工业体系由此建立。
当然，不只是石油，还有配套的道路、机场、水厂、电力，明显下降的成品油价和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就在尼日尔的邻国乍得，中石油的另一个项目已经成为雇佣当地人的最大业主。
同样激动的，还有在安哥拉的12000名建设者。2012年8月31日，经过他们和7000多名安哥拉工人近四年奋战，驰名非洲大陆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南郊的现代化新城——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一期工程（简称K·K项目一期工程）完工。
2002年，安哥拉28年内战的最后一缕硝烟终于散去，罗安达等各大城市残垣断壁随处可见。从破败不堪的罗安达老城驱车进入K·K一期工程，立刻变成另一个世界。崭新的楼房鳞次栉比，宽敞的四车道马路四通八达。K·K一期项目包括710栋公寓楼、20002套住房和246个底商单元、24个幼儿园、9所小学、8所中学、2座变电站、13个开闭站、77个变电所、1个日处理4万吨的净水厂、1个日处理能力3.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总建筑面积330万平方米；区内市政配套设施包括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约400公里及市政给水系统、污水系统、雨水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交通信号系统和园林景观工程。区内还安排布置了包括医院、警察局、消防局、加油站、教堂以及与该住宅区相配套的商业区、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在内的各项公共设施。K·K项目一期工程成为安哥拉战后重建进程的标志性工程。
根据商务部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对非投资累计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约13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非洲共签订承包合同额218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25亿美元。
能源、矿业、基建、金融、电信、家电、汽车、加工、农业、自贸园区……甚至一只专注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也已经运作近5年时间，并开始关注“纯非洲人”的项目。
合作：梯度递进
在今天的非洲，你能看到各行各业的中企。从过去的商品“走出去”，到后来的工厂“走出去”，再到近年的资本“走出去”，梯度递进已开始显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道，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中更凸显出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7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结果，符合中非双方根本利益，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
美国亚非问题研究专家布罗迪加姆在其著作《龙的礼物》中这样阐释中非“共赢”：大规模应用信贷，这些信贷又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等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
布罗迪加姆没有绕开最敏感的话题——资源。但她在序言中就认为：“中国在非洲，很多人的习惯思维就是为了获取资源，但这至多是一个片面的、误导性的答案。”
数据表明，目前非洲出口的石油中，仅有约13%运输到中国。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95%由5个西方公司所控制：壳牌、埃克森、雪佛龙、道达尔和阿吉普。
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大型中企海外“集群式”或者“全产业链”的扩展，衍生品从配套基建，到技术传授，到劳工就业，给非洲带来的是巨大的“净收益”。而在非投资的中小型企业，解决的是国内过剩的产能，带去的是更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非洲造。
未来：卧虎藏龙
当然，在这种中非关系由“输血”转变为“造血”，由“援助”转变为“共赢”的过程中，风险和挑战也迎面而来。
中石油乍得分公司总经理窦立荣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的2008年乍得突发内战的经历，很有现场感。那一年，他指挥着中石油上下游项目的百余名中方员工，千里跨境大撤离，“一个不能少”的压力让他至今难忘。
在非洲，挑战还有很多，比如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石油在尼日尔项目的一位经理告诉记者：“当初我们进撒哈拉沙漠找油的时候，那是没日没夜地干，很多当地人都觉得太苦了。”对于非洲人的“懒散”，尼日尔前能源部长的一个略带玩笑的解释是“天太热了”。曾有人这样形容：非洲人是“狩猎文化”，一觉睡到天大亮，出去打个小羚羊什么的，一天就有着落了。中国人则是“蚂蚁文化”，忙忙碌碌，未雨绸缪。
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是大势已成。但走在非洲，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一种红色的商标，广告牌上、墙壁上、车身上。那不是美国的可口可乐，而是来自印度的“AIRTEL”。
据非洲年长的华侨们介绍，相比中国，其实印度的商人和企业在非洲已深耕多年，但他们总体低调，和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也更高。有人把在非洲的印度企业称为“卧虎”。也许，就在“龙行非洲”的同时，环顾非洲大地上的其他商业力量，“卧虎”的姿态也许会给“中国龙”带来新的思考。
新非洲背后的中国因素
从非洲人看到黄种人面孔时“你是日本人吗”到“你是中国人吗”的提问内容的改变，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上升。近10多年来，在非洲的中国人已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2000多家；而来华的非洲人仅在广州就大约有20万人，并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
近现代以来，基于共同的遭受殖民侵略的痛苦历史记忆，基于共同的发展诉求，现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短短60年里走过了建立、发展和全方位快速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非贸易额在近十年里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跃增到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中国自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非洲还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
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深陷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非洲经济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却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接近6%、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财政状况逐年改善的好成绩。而非洲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国家近10多年来对非洲的大量投资以及对非贸易的大幅增加（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
德国《经济周刊》早在2006年就载文指出，“中国……令非洲经济在2005年增长了5%以上，而且也将通货膨胀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许多人认为这是非洲历史的转折点）”，“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这块大陆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
非洲有54个国家和近10亿人口，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动荡，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但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因此，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和资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完全是一种于双方都有利的互利共赢行为。
中国政府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的同时，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
在贸易领域，为解决中非间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近年来加强了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与非洲贸易出现并保持了逆差。为进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2005年起，中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已免除35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
在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4月，中国可统计的对非洲直接投资达153亿美元——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在非洲兴办的各类企业达2000多家，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项目遍及50多个国家。
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古宾得·南卡尼曾说，“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非洲所有的外来投资中，有十分之一来自中国。南卡尼说，非洲国家正在从当地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中获益，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先进的技术带入非洲。“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尤其是与美国大市场的贸易往来。
东亚“人民币云团”
11月4日刚刚结束的第112届广交会上，一名来自香港贸易公司的采购商DANKAJ，签下了一份50万人民币的订单。他表示该公司正在逐渐提高以人民币结算的订单份额，这一比例已由去年的20%提高到今年的40%。
广交会上，越来越多来自东盟的客商愿意选择人民币结算，这一结算方式，无论在便利性和避免与美元交换中产生汇率损失方面，均显示了极大的好处。
除了贸易结算，今天中国游客携带大量美元现金出行东南亚的现象已不多见。很多国家的ATM机上，大都贴有银联标识，随时可以取现。
新加坡的一些金店，甚至贴着“欢迎用人民币来购买黄金饰品”的招牌，可以直接接受人民币现钞的使用。
东亚上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民币云团”，云团下是中国庞大的市场“绿洲”，这一绿洲极大地吸附着东亚各个国家，使各方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即便政治、领土方面的小摩擦不可避免，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引领作用仍在不断增强，未来“云团”或将形成气候，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更长远的和平发展。
“人民币云团”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人民币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参考货币。
自2010年6月人民币恢复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东亚10个国家和地区中，盯紧人民币的货币种类比早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时期（2005年7月到2008年）有所增加，而同期盯紧欧元和美元的货币种类却在减少。
英国《金融时报》基于该研究结论，惊呼“东亚如今已成为一个‘人民币区’”。
但由于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东亚“人民币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但“人民币云团”的形成已经毋庸置疑。
它的集中表现就是，东亚国家的汇率波动，在客观事实上，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目前，韩国、印尼、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6个经济体的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已超过美元。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自2010年年中以来，韩元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大致相当。
“这种汇率间客观呈现的‘联动’主要基于中国市场的因素，”刘军红说。中国在东亚地区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991年的2%，升至现在的约22%。
目前，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东盟第二大出口市场。
而对韩国来说，中国的市场更加重要，中国不仅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日三个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均表现不佳，市场需求乏力。相较而言，中国却在金融危机之后，释放出比危机之前更大的市场需求。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内需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2010年上海举办了世博会，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都从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的需求。
中国内需的扩张，使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最先受益，而这些受益国如果想保持并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保持其汇率的“稳定性”成为了一个必要条件。
所谓“稳定性”，就是指追随本国最大出口市场的货币变动，一种选择是跟其联动，另一种选择是对其贬值。
“回顾中国人民币的历史，更容易理解这种现象，”刘军红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为了保证中国的出口份额和比较优势，1980年至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一直是贬值的，1994年至2005年人民币与美元一直是联动的。
在这25年间，就是中国保护幼稚产业，稳步实现经济最初发展的阶段，而这样的阶段恰恰需要这样的汇率条件。
但他也提醒人们注意，市场“绿洲”决定了人民币“云团”，但这一云团并没有强大到超越美元，美元仍然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储备、贸易投资与结算货币。
同样，人民币也没有超过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自2002年开始，日本对亚洲出口中日元计价比例就超过了50%，而人民币望其项背。
人民币云团由于中国市场“绿洲”的存在，已经客观“升腾”起来，虽没有构成对美元和日元在东亚地位中的实质威胁，但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微妙的政经关系
“人民币云团”反映的此种市场吸引力，被很多学者称为“市场权力”。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利用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形成了所谓的市场控制力。它是由当前很多国家在中国竞争角逐的局面造成的，谁占领了中国的市场，谁就有可能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机遇。
围绕着中国日益强大的“市场权力”，中国和东亚各国在政治领域却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区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曾对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做过一次评估。他发现，伴随着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将会继续深化，但经济合作对双边政治互信的促进作用却会下降。
具体表现为，东盟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出现顾虑，担心对中国经济合作的深化造成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从而在未来对话合作中丧失独立性，更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寻求主导东亚。
“有的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后，解决与中国领土争端问题时，他们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可能选择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搁置争议’原则。”王玉主说。这种政治和经济领域交织的微妙关系，已经开始呈现出来。
4月，菲律宾就南海领土问题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引发中菲黄岩岛对峙。二季度菲律宾同中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同比增速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从5月份开始，中国中断了赴菲旅游线路。但这一下降势头并没有持续很久，三季度菲中之间的经贸数据明显好转，9月份双边贸易环比增长13.2%，贸易总量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4.3亿美元。三季度菲律宾对中国FDI快速攀升，也创出历史新高，2012年8月同比增速接近13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引发至今尚未平息的中日两国领土争端。
钓鱼岛事件何时将会平息，目前仍是个未知数，但受中国“市场权力”的影响，这一争端引发的日本经济损失不小。
首当其冲，日系产品在中国境内出现滞销。日本本田汽车11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量比上年同期锐减53.5%至24115辆，降幅大于9月的40.5%。丰田汽车10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约为4.56万辆，比上年同期减少44.1%，继9月之后第二个月减幅超过四成。除此之外，日本航空业、旅游业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搁置争议”或许是当下中日两国对于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
可期盼的前景
人民币的东亚云团还在不断壮大中。
10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2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2.05万亿元，同比增长33.1%，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1766亿元人民币，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中国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陈雨露，曾将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划分为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三个阶段。目前，人民币已经开始从周边化向区域化发展。
与此同时，东亚的区域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9月27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最后一轮务实谈判在首尔召开。它意味着，11月份，三国有可能开启FTA正式谈判的启动。
如果中日韩自贸区成立，它将成为占全球GDP总量24%的经济合作区。而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占世界总人口约一半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的1/3。
可以预见，人民币的区域化将随着东亚区域合作步伐的加快而加快，但其过程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曾积极推动东亚采用日元为主的“篮子货币”制度，促进日元首先在亚洲实现“国际化”。
1999年，日本看到了人民币云团这种基于市场的影响力，将使日元无法实现其在东亚的区域化，遂在2001年春，提出人民币低估论，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当时国际上并没有响应。
2003年，日本前财务官、现任亚行行长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呼吁人民币升值。之后，日本在七国财长会议上建议美欧讨论人民币问题，结成对人民币包围圈。
紧接着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步入升值期。2005 年7月至 2012 年 9 月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 21.3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28.76%。
国际政治压力传导给人民币的影响虽然已经显现，但是由于日本多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又加之“311”地震对经济的影响，日元的国际化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先后经历了次贷危机和美欧债务危机的冲击，全球贸易量持续萎缩。根据IMF预测，2012年，全球贸易量的增幅将从2011年的5.8%进一步收窄至4%。
而2012年前9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却保持了6.2%的增速，远远高于全球贸易量的平均值。中国市场形成的人民币云团仍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人民币低估论仍然不绝于耳，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声日渐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竞选演说中甚至说，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人民币这种基于市场形成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而去不掉的’”，刘军红对记者表示。如果未来10年，中国仍然以每年7%的增速发展，可以预见人民币的区域化将有更加实质的推进。
走向成熟大国
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中国的崛起无疑是最具有冲击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成就了二战以来全球经济中最快和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成为正在改变全球财富结构和力量结构的决定性力量。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改变国际关系过去300年来传统轨迹的事件。在过去300年中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中心主义，第一次因为中国崛起而可能出现逆转，东、西方之间有可能出现在力量和财富分配上的大致均衡局面。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要目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在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
不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带动下不断地走向国际市场，中国人“闯世界”也在不断向 “逛世界”过渡。在全球化疾风劲吹的今天，中国和世界从来没有这般相互依赖、合作共存。中国的发展已经是在世界背景下的发展，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是与中国发展的共进。
当一个崛起的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成就和进步时，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变了。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财富体系中的“边缘者”，而成为了世界财富俱乐部的“金卡会员”；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对抗者”，而成为了这一体系重要的、合作性的“关键力量”。在世界文化和社会体系中，中国已经不再是“边缘者”，而是一个更具有多样性、创新力的世界文化与社会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发生巨大而又生动的变化时，中国应如何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世界？中国如何在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变化中来准确、客观和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成为摆在中国面前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之所以称之为重大挑战，是因为中国人如果无法创新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观念，无法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新现实来审视和认识世界，那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与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的争议，必然会给正在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带来无法避免的思想纠葛及至社会争吵之中。
难忘的记忆与巨变的现实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强制性地拉入了近代世界文明体系。这确实是西方主导的近代文明体系，给全球带来了现代世界历史上以“现代性”为主体的进步浪潮，“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席卷世界。这一近代世界文明体系的自我扩张的根源是对财富的贪欲、对弱者的掠夺为目标的强权政治。
强大的中国，对世界的记忆还充满了历史的悲情、对落后时期遭受蹂躏的担忧、憎恨还有与恐惧。同时，一些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尚停留或拘泥在世界是恒古不变的强权政治与帝国主义的时代，甚至依然停留在中国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作为“反叛者”而生活的时代。
结果是，尽管今天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强调要建设和践行走出历史上大国对抗和强而必霸历史窠臼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在认识今天的世界时，在要求中国外交时，仍然摆脱不了从历史悲情中产生的情感的易怒以及在初有成就时就迫不及待想要展示肌肉的冲动。
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中国和世界都变了。中国人只有站在这一历史的新高度，从未来国家需要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需要更有尊严的历史视角，去认识、判断和追求中国的对外关系，去认识、判断和解读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现实。
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确实面临各种问题，我们的周边局势吃紧，不时陷入领土争议，世界主导大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在日趋复杂。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还在竞选活动中清晰地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和“潜在的合作者”。各种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暖、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等，也都在考验着今天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国家和社会发展能力。
然而，真正能够阻挡中国崛起的力量并非来自国际，而更多来自国内。如果我们认识世界的观念不能升级，我们的国际意识不能自信、积极而又健康，我们应对各种外交与国际挑战的方法与战略无法顺应和符合21世纪全球政治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那么中国不仅可能在观念和战略上再度“落伍于世界”，更可能的是，一些国人在国际交往中继续深化和累积各种对世界的不满与愤懑。
显然，如果一个刚刚开始强大，却总是在内心充满挫折，并不断地用情绪甚至冲动和仇恨来看待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中国，一定不会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大国。
“羡慕嫉妒恨”与“西方阴谋论”
今天中国的许多外交麻烦，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做大做强了。当中国崛起开始改变世界的财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原有结构，当中国如日中天而又如十几岁青春期的少年，当中国一方面在国际崛起而另一方面还在国内呼吁进行改革和转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给予鲜花、鼓励和掌声，批评、挑剔、指责甚至非难和防范都不会少。
这一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正如我们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那样，当一个人在单位里进步快、升迁快，别的同事并不必然给与理解和支持，相反，会有不少猜疑、批评与责难。国际关系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今天，中国骄人的崛起，给中国带来的是来自国际社会的“羡慕嫉妒恨”。
不少中国民众中目前认识世界的方式当在两种观念中选择：一种是“实力决定论”，另一种是“西方阴谋论”。
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要实力强大的了，中国外交的许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不是也面临着各种搞不定的问题吗？说到底，中国不是有实力了，各种外交问题就解决了，恰恰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运用战略、智慧和眼光不断地去解决和克服各种问题，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强大。
如果外交一有事就统统归咎于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背后“黑手”的“西方阴谋论”也过于简单了。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大国。中国在外交和内政上，在自强自信的同时，需要展示自省、改革和创新的决心。今天，中国和西方及世界的关系，已经是如此相互依赖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单一“西方阴谋论”的思维可能制约我国纵横捭阖的空间。
理性·责任·平衡
未来的中国前程无限，也面临各种挑战和磨难。在这样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历史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认识和处理外交的方法、眼光和思维，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升级和更新。
中国要做一个“理性大国”。这一“理性”并非来自于简单的克制与低调，也不是一味地缩手缩脚，而是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采取行动，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头脑。
中国要做一个“责任大国”。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当我们进步快、提升快时，我们不仅在改变世界的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际的“领导班子”里是“进班子”最晚的一位。这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合作共事，并努力向广大群众展示我们的能力、眼光和责任。根据我们的发展水平，承担和履行让世界稳定与繁荣的“中国责任”，和其他国家在合作与竞争中共同奋斗，这是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根本保障。
中国要做一个“平衡大国”。一个“平衡的大国”不仅是国内建设与对外关系平衡的大国，是国内制度发展与国际形象成长的大国，是对外关系中经济、贸易、金融、教育、文化、科技方方面面能够平衡的大国，是国内制度效率和人民幸福指数平衡的大国，更是“硬权力”与“软权力”平衡的大国。（文章刊于《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3期）
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时间：2012.11.14
导 读 人民币在东亚的影响力提高，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成为困境中欧洲企业的缕缕希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也正走向深度、全面合作；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日趋复杂。
北京时间11月7日，新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揭晓，奥巴马连任。此后的几天内，大洋彼岸的中国执政党也将选出新的领导集体，世界目光为之聚焦。
放眼全球，世界正进入后经济危机时代，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地经过长期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与财政债务化，在金融危机下陷入调整困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谨慎估计，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也就是2020年，中国GDP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经济将真正呈现中美欧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趋变。
人民币在东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显示出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东盟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成为困境中欧洲企业的缕缕希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也正走向深度、全面合作；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同时把目光投向美国和中国，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日趋复杂。奥巴马10月25日在竞选活动中曾将中国同时定义为“对手”和“潜在的合作者”。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法、眼光和思维，需要不断升级和更新。中国会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把握世界大势并做出自己的抉择。
本刊特此推出如下八篇文章，表述未来中国将把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展现给世界。
未来中国，挑战诸多，生机无限！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总是借助重大事件显现出来。在世界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5到10年，中国自身发展的势能将更加充分地释放扩散，更加深刻地影响世界格局与秩序的调整演变，人类文明进步将再次打上浓墨重彩的中国烙印。
世界经济将显三足鼎立
经济上，中国将实质性地缩小与美欧的实力差距，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广泛、持久而深刻。
当下，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全面深刻调整新时期，各类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以深化调整来促进发展的艰难任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地经过长期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与财政债务化，在金融经济危机冲击下陷入调整困境。这些国家虽然拥有高科技优势，但面对全球市场化大环境和国内的高成本压力，谋求再工业化，重振实体经济，短期内属可望不可及。即使选择释放流动性，借助通胀，稀释债务，摊薄成本，可适度恢复经济活力与竞争力，但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其整体实力地位和民众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趋势。
经济危机带给新兴大国的挑战主要是环境与市场的紧缩压力，其低债务低成本等比较优势并未遭遇折损，施政空间相对充裕。随着这些国家普遍重视教育科技，其综合比较优势将日渐显现，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稳定发展，整体综合实力看涨的趋势短期不会逆转。
经过两个五年发展规划，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逐步开启一个低能耗、高效益、大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谨慎乐观估计，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GDP可望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次翻番，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若按1：5的美元人民币汇率折算，约为17万亿美元。世界经济将真正呈现中美欧新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世界产业结构链条中，中国仍处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既是吸纳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设备和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初级产品的大市场，也是优质廉价消费品和电子机械产品的供货方。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中国对外投资与援助提供便利与支撑，促进拉美、非洲和中亚等资源富集国经济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状况亦可望继续保持稳健可控，为科技、教育、国防与社会保障等持续加大投入提供保障，促使中国的综合实力地位再上新台阶。
更高层级更趋复杂的良性互动
战略上，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将实现历史性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10年，中国将初步确立起世界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地位，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处理国际事务，在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上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不再旁观风云变迁与潮起潮落。
固然，正如近年美国强势回归东亚、南海与东海钓鱼岛问题大幅升温所显示的那样，在金融经济危机激化各类矛盾、国家间关系回旋空间缩小的背景下，中国综合实力地位增强，势必引致其他国家，尤其周边邻国战略疑虑加深，导致围绕领海权益争端的摩擦升级，这种情况实属中国复兴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
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宿命。一方面，中国要认识自身快速发展对全球和区域战略格局的冲击，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同时，顾及到其他国家的感受与需求，让它们逐步理解和学会如何与中国和平相处，共谋发展。另一方面，包括美日在内的外部世界也注意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事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宿命。
显而易见，日益强大的中国难免对外部世界带来某种挑战，成为一些国家戒备防范的对象。但是，繁荣强大的中国必然带给世界更多机遇，也将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必定成为大多数国家可依赖信任的对象，其日益强大的综合实力也将为维护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奉行更加理性克制的态度，对千百年强权政治传统形成有力制约，并对个别国家的极端冒险主义形成强有力威慑。
总之，随着未来10年中国继续发展壮大，中国与外部世界将在更高层级上展开更复杂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外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升级。
中外政治的多样均衡与和谐共存
政治上，中国软实力增强，推动世界秩序朝均衡和谐的方向调整重塑。
一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中外关系全面深化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合和文化特质将焕发特有的魅力，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并存与和谐发展。
二是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推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国在全球治理权力架构中的定位和份量将随着综合实力地位增强而有新的提升。从联合国安理会到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以及20国峰会等全球多边机制，从APEC、东亚峰会到上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在人力参与、物力提供、议题确定、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和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是中国模式的内涵更加丰富。随着后危机时代世界步入调整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进程深化，效益成为衡量各国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管理体制机制的最普遍性的标准。尤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总统制也好，议会制也罢，不管是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还是社会党、劳动党或共产党，体制优劣和执政合法性依据日渐趋同，即能否真正透明、廉洁、稳定、高效、利国惠民。
遭遇金融危机冲击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开始质疑其传统民主政治体制，更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理性看待中国政治体制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模式成为众多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参照。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积累下不少复杂矛盾与问题，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是其中最严重的两大问题，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标本兼治。
未来10年，中国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将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透明原则，探索强化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与路径，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在政治领域开创中华文明建设新篇章，推动世界政治朝多样均衡与和谐共存的方向发展。
未来10年，只要中国实事求是，客观正视问题，冷静面对挑战，坚定改革创新，按既定路线走下去，就能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新的重大历史性变化。
微妙的中美“对视”
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微妙的政治经贸关系中，在各自国内国际的压力下，在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中，敏感、谨慎地审视着对方。
大到无法回避
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战胜共和党对手麦凯恩入主白宫，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改变”美国的竞选口号，恐怕无人能精确地算出结果。而许多人认为，少数族裔的身份在上次选战中帮了奥巴马大忙。事实上，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争，充满着新鲜和悬念。有人曾这样说，假如克林顿夫人获得提名，兴许她一样会赢麦凯恩。美国选民为能选出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总统而自豪，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他们也会为选出首位女总统而兴奋。
“创造历史”的意义，比投票给谁或选择谁的政策，或许令许多美国选民更有成就感。而奥巴马誓言的“改变”，选民并不容易在过去四年中体会到：赤字仍为天文数字，失业率长期居高，经济回暖迹象若隐若现，全民医疗保障前景未卜，能源消费多元化不甚清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几成一纸空文……
2012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第三次电视辩论中，现获连任总统的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分别就应对“中国崛起”阐述美国应取的外交政策。
此次辩论的议题包括叙利亚危机、伊朗问题、阿富汗困局、美国领馆遭袭事件等，尽管中国已成为一个单独议题，但其在两人辩论中所占时间比例以及中国议题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惟此为大。
美国无法回避如何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依然维持长期一贯的格局：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
即便在诸如温室气体减排等外交争夺上中国似乎已初露峥嵘，但就此判定已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仍为时尚早。这个格局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会有所变化，也为未知。
美国众议院近期认定中国两家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采购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在美国西海岸兴建风力电场因可能影响美国海军飞行训练，也被CFIUS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未批准，奥巴马总统签署文件要求相关公司立即拆除已建的风场设施。华为、中兴、三一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活动接连受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的防范和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的强硬立场，未必就会成为当选后的政策。例如，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却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大选中攻击老布什“纵容”中国的克林顿，在其任上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3年，老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与中国的关系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愿把中国‘制造’成敌人。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有点难对付，他们有时也会觉得我们很难对付。”
迥异的历史经验
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同宗同源，欧洲人在北美东北部定居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开元。
两个大洋将美国与193个外国中的191个分隔开。美国北部边界自1812年以来一直保持和平，南部边界1848年以来基本也是和平的。自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签署以来的229年里，外国军队只有两次袭击美国领土，而且都在最外围地带。
五千年文明史给中国人带来了光荣与自豪，可近代历史却令中国人不堪回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因工业革命而实力迅速壮大，并积极拓展对外影响力。当世界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之时，美国还只是个小字辈，却也垂涎欧洲“老大哥”在华所得，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同样的优待。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同羸弱的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关系在官方场合就是——没有关系。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接触至今不过40年（1972年至2012年）；双方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只有33年（1979年至2012年）。双边关系虽然历史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互不信任与误会重重；地理上的遥远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屡屡造成沟通失当。纯粹地理上的遥远并不一定是友好关系的障碍（美国同欧洲盟友也相距甚远），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彼此对对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非但不能弥合业已存在的差异，可能还会使彼此有些失望。
19世纪中期，大批华人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抵达美国西海岸。吃苦耐劳、不计报酬的华人苦力极大地冲击了就业市场，加上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华人首当其冲受到暴力排挤甚至虐杀。华人被贴上“无知、狡诈、肮脏、迷信”的标签，他们聚居的唐人街一度被视为罪恶和堕落的代名词。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特定族裔移民美国的法律——排华法案。
过去两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爱与恨之间摇摆——既是马可·波罗和赛珍珠笔下的神奇之地，又是铁骑、暴徒、“黄祸”之国。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倏然变成50年代的极权者、60年代的激进者、70年代的无产者、80年代的改革者……
中美两国位于不同大陆，都地域面积广阔，且自然资源丰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这样的大国易于自认为正确，觉得自己最有造福天下的使命感。尽管有相似之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差异使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心理。
如何脱离博弈困境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坚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去完成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追求超强国力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也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一些美国人（尤其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是正义的。
产生道义优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美国人认为其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或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在此思维定式下，美国人总爱说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构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基，无疑是脆弱的。
缺乏信任和相互猜忌，在中美处理两国关系时殊为常见。多数理性的国家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关键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步步紧逼是一种做法，迂回也是一种方式。直接和迂回只是实现战略意图的不同战术，有时压迫式打法会取得较大成效，而有时避实就虚则可能效果更佳。美国时常采取主动的压迫式行动，逼对手就范。
脱离博弈困境的基础是相互信任，而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达成相互信任无疑有难度。观察美国和中国关系发展的轨迹发现，两国关系总在不断波动，但围绕着不好不坏的主线，形成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特定时期相互信任的增加或减少。当面对共同利益时，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真心实意，两国合作的意愿相对较高；当失去共同的对手时，彼时曾被掩盖的矛盾就会再度呈现，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价值观的差异再次被强调甚至放大。不同的价值观依然是矛盾或冲突的根源。
近年来，西方把关于强大必强权、强权必称霸的国力发展轨迹的判定适用在了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上。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于成长中大国的戒备恰好与邻国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忧交织起来。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稳定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洲地区若发生动荡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揣测“中国威胁”
西方战略家在分析中国是否构成威胁时，大致概括了中国因能力增强而改变既定防御策略的四种可能性。
等级优先的现实主义着重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认为中国随着实力不断增强将会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制定国际体系的行为准则，新兴力量为实现自身利益必会寻求改变现存的行为准则。
意识形态优先的现实主义把中国执政者看作“中国威胁”的根源。现实主义者本来就认为所有新兴力量都会寻求与其实力相适配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关注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更强调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本质区别，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集权式”地扩张权力而很少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天然就是国际稳定的威胁。
制度优先的自由主义相信，越把中国整合到国际体系之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越多，制造冲突的动机就越少。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会使政府更多地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比如外贸带来的就业机会等。
现代的民主主义则认为，经济增长终将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个观点曾被美国商界用来说服美国政府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无论人们如何揣测，未来十年，中国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资源使用者、最大的产品和服务供应者、最大的环境影响者、世界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将面对这种很大的可能性。
中资出海欧罗巴
9月的一天，欧洲委员会贸易总署远东贸易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帕恩第，应邀到伦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投资欧洲的内部会议。在通往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上，帕恩第被《金融时报》的一条新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投资欧洲银行》所吸引，“恰与此行有关。”帕恩第事后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巧合。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逆势而上的对外投资，正成为陷入困境的一些欧洲企业的救命稻草；而投资方向的细微变化，也为欧洲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带来了大量机会。帕恩第说，当天研讨会上的每个人都认为，欧洲最好努力搭上这趟顺风车。
“走出去”让中国在全球投资版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坐拥超过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为全球有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国家眼中最闪闪发光的一座金山。历时两年的债务危机，使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失速状况迟迟得不到改善，更加大了他们对外来投资的需求。
对于欧洲，投资仅是中欧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冰山一角。目前，欧盟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已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看上去很美的中欧经济往来，并非中欧关系的全部。在政治层面，欧盟与中国在人权、战略安全等问题上依然分歧众多。欧洲人需要中国的资金与对中国的防备是两个层面的话题。但不可否认，以经济促政治正在慢慢改变不少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中欧关系总体上比几年前要积极得多。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越来越多的中资出海欧罗巴，为中欧双方都勾画出一个靓丽的前景。
中国投资的新亮点
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的海因茨·沃斯博士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消息都感兴趣。最近中日间钓鱼岛争端的新闻引起他的注意，沃斯仍敏锐地预计，中日两国的经贸交往可能降至低点，“争端可能对欧洲来说是个好机会”。
8年前，沃斯开始研究中国的对外投资。他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蛋糕中，欧洲分得了8.7%的一大块。拥有4.86亿人口、人均GDP达2.69万欧元的欧盟是个巨大的市场，如此规模，对于“不差钱”的中国投资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企业踞投资英国的排头。9月11日，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宣布扩充在英国运营规模，新增投资13亿英镑。在未来5年里，华为将投资移动宽带等项目，还有一部分投资将用于扩充其位于英格兰东部伊普斯威奇的研发中心。
与华为在美国屡遭政界抹黑呈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为这家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铺开了红地毯。英国首相卡梅伦9月期间在伦敦唐宁街10号高规格接待华为的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直接并购欧洲企业也是近来中国投资的一大特点。2011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并购金额已超过700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的10倍。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并购和参股企业的投资高达239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只有79亿美元。
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不少老字号的欧洲企业遭遇财务困境。这为渴望提升品牌、技术、管理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机会。
2012年1月，中国工程机械企业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斥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100%股权，山东重工集团投资3.74亿欧元收购债台高筑的意大利游艇业者法拉蒂75%股权；3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凌云集团联合国内其他企业，将全球最大的车锁制造商德国凯毅德纳入旗下；光明食品5月以12亿英镑收购英国第二大谷物类和谷物条食品生产商维他麦60%的股份；7月，徐工集团又收购了德国混凝土巨头施维英公司52%的股权。
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和收购的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企业寻找着进入主流产业链的机会，而在当地并购和投资已成为捷径。
五星红旗“购物袋”
沃斯博士的同事、利兹大学克莱格教授经常展示一张图片：一个绘有五星红旗的购物袋几乎装下了整个地球。
其实，购物袋里装的是欧洲企业。在过去两年中，从意大利的游艇企业到德国的重工生产商，从北欧的汽车到英国的早餐麦片，中国企业进行了不少的投资并购。
中国投资并购者包括三类成员，他们在欧洲的商业行为诉求也各有侧重。
其中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活跃在欧洲各主要国家。
欧洲计量经济学家桑德瑞·鲁文认为，过去十年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驱动着中国投资大量涌入欧洲，中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企业进行外向型的投资。
海外投资主力国有大型企业之侧，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他们成为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最活跃的群体。中国在欧盟的收购投资中，私营投资者已占到大约50%的份额，它们投资或收购是为了获得当地公司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
8月初，中国服装品牌波司登在伦敦顶级购物区邦德街，庆祝海外第一家零售店开张。公司董事高德康（微博）希望以此提升波司登的品牌，能够同Hugo Boss这样的品牌形成竞争。
随着全球布局的国有企业和充满活力的民企不断在欧洲进行商业扩张，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也在该领域显示实力。握有重金的主权财富基金往往投资于大规模的资本项目，例如基础设施。英国正是少数欢迎中国投资其基础设施的西方国家。
通过第四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英基础设施投资大会和第10次中英经贸联委会等工作机制，中英双方就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达成共识。今年新年伊始，中投公司投资收购了泰晤士水务公司8.68%的股份（市场估计交易金额为12亿英镑）。此外，英国高铁建设计划提上日程，这项庞大的项目对于中国相关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良机。
中国海外投资的结构也在逐渐变化。如果把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从欧盟扩大到包括南欧、东欧等国家的“大欧洲”区域看，以往中国的对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能源与原材料上。
如今，按照克莱格的统计，中国对欧投资中，研发领域吸引的资金所占比例最大，达42.99%，其次是金融业，为16.86%，制造业占15.98%位居第三，之后是批发零售业吸引了7.57%的资金。这些，正是五星红旗“购物袋”里的“商品”构成。
被争夺的中国“金鸡”
不少欧洲国家都想在中国的购物袋里多占一些分量。
虽然中国大力宣传吸引外资，实际上到2009年，中国对欧盟投资远超欧盟对华投资。2003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非洲。最新趋势显示，对欧投资的增速加快，对非洲和美国的投资则呈下降曲线。2011年中国公司对外投资570亿欧元，欧洲所占份额也增加到10%。今年上半年，中企投资达350亿欧元，欧洲所占比例也进一步增大。
虽然在欧盟国家吸引的全部外资中，中国的投资还只占一小部分，但其增长势头却很迅猛，这使得不少欧盟国家使尽浑身解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求为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吸引中国投资的机会。
但欧洲不同国家对于中国投资的态度和需求也不一样，各国对机会的利用程度不尽相同。
西欧小国卢森堡拥有税收等多方优势，很受中国资金的青睐。卢森堡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欧洲的“门户”，尽管吸引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46.3%，但其中大部分资金却转而投到其他国家。
在欧盟之外的大欧洲地区，那些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国家更受中国公司的投资青睐，比如俄罗斯和土耳其。投资土耳其，中国资金还可借此进入欧盟市场，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和东风都在土耳其投资建厂正意在如此。
中国对欧盟投资正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德国占12%；瑞典占11.8%；英国位居第三，占10.9%。
虽然中国对欧投资增长很快，但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仍需扶持和帮助。重要的是来自投资对象国的帮助。这三个吸引中国资金最多的欧洲国家，恰恰是对中国企业在投资辅导方面做得最细致的国家。英国政府中设有贸易与投资署（UKTI），专门负责为外国的投资者服务，中国企业从该部门的服务中受益良多。
英国贸易与投资大臣格林勋爵去年年初离开工作26年的汇丰银行，成为一位政府部长。当时，请他入阁的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这位银行家凭借在商界的影响力，能有力促进英国对外贸易和引进投资。而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的格林也正如这位首相所愿，在为英国吸引中国投资方面不遗余力。在他看来，“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国是世界上新崛起的、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之一。”
格林说：“如果希望到英国考察，英国贸易投资署可以帮助联系有关机构与公司。我们与中国的投资者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在英国市场获得竞争力，就英国市场的运作向他们介绍具体机遇，牵线搭桥。英国以全新的政治框架支持这种商对商的联系，目的是为在英国投资的中国公司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手续批准上的协助，并且鼓励英国企业争取中国提供的机遇。”
格林的努力想必会给英国政府挣到不少支持，仅在2010到2011财政年之间，来自中国公司的投资就在59个新项目中为英国创造了将近1500个就业机会。
要防“水土不服”
欧洲虽然成了中国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但要真变成现实也绝非毫无风险。2004年中国家电生产商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至今仍令不少中国公司对投资欧洲掂量再三。
中国企业作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新手，商务成本较高不可避免，同时在人力资源管理、法律、税务制度等方面都有不适应。此外，中国企业还面临另外一些困难，比如签证、劳工许可等。
克莱格教授说，中国企业对欧盟市场状况还缺乏了解、缺乏必要的营运知识和技能，而艰难的起步阶段很容易让在国内风生水起的公司惊呼“他们歧视中国人”。
“被歧视感”在中国投资者间普遍存在。中投监事长金立群5月在伦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在欧洲地区投资时还是能够感觉到看不见的障碍，希望欧洲国家能以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投资。
克莱格教授承认：“歧视确实有。但不是单单针对中国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尽管共享一个统一的市场，相互之间也一样歧视；具有歧视排外心态的欧洲人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外来投资者都会歧视。”
成熟的投资者不会因此就对一个成熟的市场裹足不前，毕竟对中国公司来说，在欧洲开展业务也能够获得其他地区没有的优势，比如大多数西欧国家在“公司起步和运营容易度”的国家排名中名列前茅。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如何渡过适应期，克服水土不服，如何理顺欧盟内部复杂的行政条款和政治框架，实现本土化是要务所在。
中国上汽集团投资收购MG汽车，树立起一个融入本土的典范。位于伯明翰的MG ROVER原来是英国最大的汽车厂，倒闭带来大量的工人失业，招致英国媒体和公众不满情绪。上汽收购MG后，最初一些英国媒体和公众把中国企业和过去MG ROVER不成功的经营联系在一起，使得上汽从一开始就小心地处理与当地政府和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上汽MG英国公司总经理王昊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细心经营，和当地社区、企业良性互动，利用政府资源，开放工厂进行参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成功地扭转了不利因素。”
邀请与拒绝
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太阳能板及其他光伏组件启动反倾销调查，这多少令人意外。因为事发前欧洲“铁娘子”默克尔曾留下“对话解决争端”的承诺。对“食言”的默克尔而言，这是个尴尬的局面。她不愿见到中欧企业对簿公堂，却又没法说服欧盟。
不仅是光伏产品，服装、铝箔、无缝钢管……在欧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清单中，“中国制造”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交往局面也越来越明晰。面对“抢滩”欧洲的中国货，欧洲既欢迎又拒绝。
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白，欧洲能源转型需要廉价的中国光伏产品，但是在27国成员组成的反倾销委员会中，德国并没有“一言九鼎”的份量；即便在国内，默克尔也不能不顾及本土企业的困境。
自2011年12月起，德国混合太阳能公司、太阳能千年公司、索伦公司，以及曾经的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Q-CELLS因抗不住市场竞争先后破产。如今，德国能拿得出手的大型太阳能产品生产商已所剩无几。
申请美国和欧盟“双反”调查的“急先锋”——德国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2007年在全球业界排名第七，如今已经下滑至第20位。2011年，太阳能世界年度报表上显示近3亿欧元的亏损。为下调生产成本，这家企业近两年来已多次宣布裁员。“中国生产商破坏了规则。”太阳能世界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阿斯贝克为业绩下滑解释称。
然而，德国太阳能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沃尔夫冈·胡梅尔对此反问：“人们为什么要多花20%的钱，购买大小相当、质量未必比中国产品好的德国模板呢？”欧洲正从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中获益。
中国光伏生产设备和主要材料很大一部分需从欧洲进口。2011年，中国仅从德国就进口价值3.6亿美元的银浆，进口多晶硅价值7.64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从德国和瑞士等欧洲国家采购的生产设备总值超过100亿美元。
在欧盟关于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前提条件中，有一条是“措施不得损害欧盟利益”。一些欧洲政治和企业界人士的纠结正在于此。打压中国厂商，可能给本地区生产企业带来暂时的好处；而中国市场的存在，又可让欧洲在光伏产业中“两头得利”：既能出口昂贵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又能买到廉价的光伏产品。
德国绿党能源政策专家、联邦议会议员汉斯－约瑟夫·费尔坦言，在欧债危机之下，控告中国企业对以出口为导向对欧洲经济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令中欧之间既要忌惮双方凸显的经济摩擦，又需要借助长久且深入的利益互惠而相拥取暖，度过寒冬。光伏争端，乃至其他与中国的贸易纠纷都显示出欧洲人对中国的又爱又恨：青睐中国市场，厌恶中国竞争；需要中国帮衬，惧怕中国赶超。各种情绪复杂交织。在德国，这种纠结正被一种反思取代。
德国纺织服装协会主席彼得·施瓦策回忆，德国纺织业在上世纪60年代曾遭遇相同困境。不少德国企业在与亚洲纺织服装生产商的竞争中倒闭。德国纺织服装行业适时而动，调整结构，放弃低附加值的产品，将精力放在制作精良的高技术产品上。最终与亚洲竞争者各居其位，共赢共生。
“这就是国际分工，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胡梅尔如此规劝德国的光伏产品生产商应“识时务”，把市场让给更适合生产光伏产品的中国。他举例称，德国大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把生产线迁至波兰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
11月2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德国人并不惧怕亚洲崛起，因为他们坚信，德国的研究和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很难被超越。德国人缘何如此自信？他们在光伏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服装业的方向调整、胡梅尔口中的“国际分工”……都可以作为解释。
中国企业不断遭受欧盟施压，或许正由于胡梅尔所说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反倾销程序容易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上找到突破口。然而，在欧债危机中，被外界视为“金主”的中国又让欧洲人惊愕：中国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强大。
欧洲对于中国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称号，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中，欧洲的技术、品牌以及管理经验成为其投向的“新大陆”。正如华为在英国受到礼遇一般，中国企业在欧洲人的一片戒备心中，逐渐成为“座上宾”。
中欧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在欢迎与拒绝中推进。当欧洲人既需要中国的钱、又给中国商品制造麻烦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演变中渐渐衰弱，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深入非洲
2012年9月，尼日尔河水泛滥，一只独木舟划过骤然开阔的水面。50岁模样的尼日尔人穆罕默德·西迪克指着被洪水淹没的农田，讲起儿时看到中国人来非洲帮他们种庄稼的记忆。然而，西迪克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相比那已经久远的“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年代，中非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变化。《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与他交谈时，正站在横跨洪水的中尼合作修建的大桥上，把大家拉到这里的汽车，烧的是中石油和尼日尔按比例入股的合资炼厂炼出的汽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非洲正在努力撕下蛮荒落后与饥饿悲情的面纱。全球化的赐福，并没有完全遗忘这个大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近年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受内需支撑，该地区多数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2013年增速有望达到5%。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大规模走进非洲的中国企业，也早已脱离早期为政府无偿援助进行配套的阶段，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接触、理解并融入这个复杂的大陆。
重建：从无到有
2011年11月的一天，尼日尔总统优素福亲手把产自中石油阿加德姆项目的汽油注入了自己的吉普车。中石油尼日尔公司总经理付吉林回忆说：“他很激动，因为那是尼日尔自己的油。”一套完整石油工业体系由此建立。
当然，不只是石油，还有配套的道路、机场、水厂、电力，明显下降的成品油价和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就在尼日尔的邻国乍得，中石油的另一个项目已经成为雇佣当地人的最大业主。
同样激动的，还有在安哥拉的12000名建设者。2012年8月31日，经过他们和7000多名安哥拉工人近四年奋战，驰名非洲大陆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南郊的现代化新城——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一期工程（简称K·K项目一期工程）完工。
2002年，安哥拉28年内战的最后一缕硝烟终于散去，罗安达等各大城市残垣断壁随处可见。从破败不堪的罗安达老城驱车进入K·K一期工程，立刻变成另一个世界。崭新的楼房鳞次栉比，宽敞的四车道马路四通八达。K·K一期项目包括710栋公寓楼、20002套住房和246个底商单元、24个幼儿园、9所小学、8所中学、2座变电站、13个开闭站、77个变电所、1个日处理4万吨的净水厂、1个日处理能力3.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总建筑面积330万平方米；区内市政配套设施包括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约400公里及市政给水系统、污水系统、雨水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交通信号系统和园林景观工程。区内还安排布置了包括医院、警察局、消防局、加油站、教堂以及与该住宅区相配套的商业区、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在内的各项公共设施。K·K项目一期工程成为安哥拉战后重建进程的标志性工程。
根据商务部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对非投资累计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约13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非洲共签订承包合同额218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25亿美元。
能源、矿业、基建、金融、电信、家电、汽车、加工、农业、自贸园区……甚至一只专注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也已经运作近5年时间，并开始关注“纯非洲人”的项目。
合作：梯度递进
在今天的非洲，你能看到各行各业的中企。从过去的商品“走出去”，到后来的工厂“走出去”，再到近年的资本“走出去”，梯度递进已开始显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道，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中更凸显出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7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结果，符合中非双方根本利益，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
美国亚非问题研究专家布罗迪加姆在其著作《龙的礼物》中这样阐释中非“共赢”：大规模应用信贷，这些信贷又以有竞争力的市场利率为基础，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等挂钩，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偿还。”
布罗迪加姆没有绕开最敏感的话题——资源。但她在序言中就认为：“中国在非洲，很多人的习惯思维就是为了获取资源，但这至多是一个片面的、误导性的答案。”
数据表明，目前非洲出口的石油中，仅有约13%运输到中国。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95%由5个西方公司所控制：壳牌、埃克森、雪佛龙、道达尔和阿吉普。
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大型中企海外“集群式”或者“全产业链”的扩展，衍生品从配套基建，到技术传授，到劳工就业，给非洲带来的是巨大的“净收益”。而在非投资的中小型企业，解决的是国内过剩的产能，带去的是更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非洲造。
未来：卧虎藏龙
当然，在这种中非关系由“输血”转变为“造血”，由“援助”转变为“共赢”的过程中，风险和挑战也迎面而来。
中石油乍得分公司总经理窦立荣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的2008年乍得突发内战的经历，很有现场感。那一年，他指挥着中石油上下游项目的百余名中方员工，千里跨境大撤离，“一个不能少”的压力让他至今难忘。
在非洲，挑战还有很多，比如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石油在尼日尔项目的一位经理告诉记者：“当初我们进撒哈拉沙漠找油的时候，那是没日没夜地干，很多当地人都觉得太苦了。”对于非洲人的“懒散”，尼日尔前能源部长的一个略带玩笑的解释是“天太热了”。曾有人这样形容：非洲人是“狩猎文化”，一觉睡到天大亮，出去打个小羚羊什么的，一天就有着落了。中国人则是“蚂蚁文化”，忙忙碌碌，未雨绸缪。
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是大势已成。但走在非洲，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一种红色的商标，广告牌上、墙壁上、车身上。那不是美国的可口可乐，而是来自印度的“AIRTEL”。
据非洲年长的华侨们介绍，相比中国，其实印度的商人和企业在非洲已深耕多年，但他们总体低调，和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也更高。有人把在非洲的印度企业称为“卧虎”。也许，就在“龙行非洲”的同时，环顾非洲大地上的其他商业力量，“卧虎”的姿态也许会给“中国龙”带来新的思考。
新非洲背后的中国因素
从非洲人看到黄种人面孔时“你是日本人吗”到“你是中国人吗”的提问内容的改变，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上升。近10多年来，在非洲的中国人已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2000多家；而来华的非洲人仅在广州就大约有20万人，并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
近现代以来，基于共同的遭受殖民侵略的痛苦历史记忆，基于共同的发展诉求，现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短短60年里走过了建立、发展和全方位快速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非贸易额在近十年里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跃增到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中国自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非洲还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
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深陷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非洲经济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却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接近6%、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财政状况逐年改善的好成绩。而非洲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国家近10多年来对非洲的大量投资以及对非贸易的大幅增加（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
德国《经济周刊》早在2006年就载文指出，“中国……令非洲经济在2005年增长了5%以上，而且也将通货膨胀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许多人认为这是非洲历史的转折点）”，“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这块大陆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
非洲有54个国家和近10亿人口，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动荡，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但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因此，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和资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完全是一种于双方都有利的互利共赢行为。
中国政府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的同时，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
在贸易领域，为解决中非间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近年来加强了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与非洲贸易出现并保持了逆差。为进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2005年起，中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已免除35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
在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4月，中国可统计的对非洲直接投资达153亿美元——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在非洲兴办的各类企业达2000多家，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项目遍及50多个国家。
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古宾得·南卡尼曾说，“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非洲所有的外来投资中，有十分之一来自中国。南卡尼说，非洲国家正在从当地不断增长的中国投资中获益，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先进的技术带入非洲。“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尤其是与美国大市场的贸易往来。
东亚“人民币云团”
11月4日刚刚结束的第112届广交会上，一名来自香港贸易公司的采购商DANKAJ，签下了一份50万人民币的订单。他表示该公司正在逐渐提高以人民币结算的订单份额，这一比例已由去年的20%提高到今年的40%。
广交会上，越来越多来自东盟的客商愿意选择人民币结算，这一结算方式，无论在便利性和避免与美元交换中产生汇率损失方面，均显示了极大的好处。
除了贸易结算，今天中国游客携带大量美元现金出行东南亚的现象已不多见。很多国家的ATM机上，大都贴有银联标识，随时可以取现。
新加坡的一些金店，甚至贴着“欢迎用人民币来购买黄金饰品”的招牌，可以直接接受人民币现钞的使用。
东亚上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民币云团”，云团下是中国庞大的市场“绿洲”，这一绿洲极大地吸附着东亚各个国家，使各方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即便政治、领土方面的小摩擦不可避免，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引领作用仍在不断增强，未来“云团”或将形成气候，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更长远的和平发展。
“人民币云团”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人民币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参考货币。
自2010年6月人民币恢复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东亚10个国家和地区中，盯紧人民币的货币种类比早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时期（2005年7月到2008年）有所增加，而同期盯紧欧元和美元的货币种类却在减少。
英国《金融时报》基于该研究结论，惊呼“东亚如今已成为一个‘人民币区’”。
但由于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东亚“人民币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但“人民币云团”的形成已经毋庸置疑。
它的集中表现就是，东亚国家的汇率波动，在客观事实上，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目前，韩国、印尼、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6个经济体的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已超过美元。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自2010年年中以来，韩元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大致相当。
“这种汇率间客观呈现的‘联动’主要基于中国市场的因素，”刘军红说。中国在东亚地区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991年的2%，升至现在的约22%。
目前，中国是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东盟第二大出口市场。
而对韩国来说，中国的市场更加重要，中国不仅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日三个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均表现不佳，市场需求乏力。相较而言，中国却在金融危机之后，释放出比危机之前更大的市场需求。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内需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2010年上海举办了世博会，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都从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的需求。
中国内需的扩张，使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最先受益，而这些受益国如果想保持并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保持其汇率的“稳定性”成为了一个必要条件。
所谓“稳定性”，就是指追随本国最大出口市场的货币变动，一种选择是跟其联动，另一种选择是对其贬值。
“回顾中国人民币的历史，更容易理解这种现象，”刘军红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为了保证中国的出口份额和比较优势，1980年至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一直是贬值的，1994年至2005年人民币与美元一直是联动的。
在这25年间，就是中国保护幼稚产业，稳步实现经济最初发展的阶段，而这样的阶段恰恰需要这样的汇率条件。
但他也提醒人们注意，市场“绿洲”决定了人民币“云团”，但这一云团并没有强大到超越美元，美元仍然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储备、贸易投资与结算货币。
同样，人民币也没有超过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自2002年开始，日本对亚洲出口中日元计价比例就超过了50%，而人民币望其项背。
人民币云团由于中国市场“绿洲”的存在，已经客观“升腾”起来，虽没有构成对美元和日元在东亚地位中的实质威胁，但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微妙的政经关系
“人民币云团”反映的此种市场吸引力，被很多学者称为“市场权力”。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利用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形成了所谓的市场控制力。它是由当前很多国家在中国竞争角逐的局面造成的，谁占领了中国的市场，谁就有可能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机遇。
围绕着中国日益强大的“市场权力”，中国和东亚各国在政治领域却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区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曾对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做过一次评估。他发现，伴随着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将会继续深化，但经济合作对双边政治互信的促进作用却会下降。
具体表现为，东盟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出现顾虑，担心对中国经济合作的深化造成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从而在未来对话合作中丧失独立性，更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寻求主导东亚。
“有的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后，解决与中国领土争端问题时，他们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可能选择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搁置争议’原则。”王玉主说。这种政治和经济领域交织的微妙关系，已经开始呈现出来。
4月，菲律宾就南海领土问题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引发中菲黄岩岛对峙。二季度菲律宾同中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同比增速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从5月份开始，中国中断了赴菲旅游线路。但这一下降势头并没有持续很久，三季度菲中之间的经贸数据明显好转，9月份双边贸易环比增长13.2%，贸易总量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4.3亿美元。三季度菲律宾对中国FDI快速攀升，也创出历史新高，2012年8月同比增速接近13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引发至今尚未平息的中日两国领土争端。
钓鱼岛事件何时将会平息，目前仍是个未知数，但受中国“市场权力”的影响，这一争端引发的日本经济损失不小。
首当其冲，日系产品在中国境内出现滞销。日本本田汽车11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量比上年同期锐减53.5%至24115辆，降幅大于9月的40.5%。丰田汽车10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约为4.56万辆，比上年同期减少44.1%，继9月之后第二个月减幅超过四成。除此之外，日本航空业、旅游业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搁置争议”或许是当下中日两国对于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
可期盼的前景
人民币的东亚云团还在不断壮大中。
10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2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2.05万亿元，同比增长33.1%，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1766亿元人民币，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中国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陈雨露，曾将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划分为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三个阶段。目前，人民币已经开始从周边化向区域化发展。
与此同时，东亚的区域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9月27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最后一轮务实谈判在首尔召开。它意味着，11月份，三国有可能开启FTA正式谈判的启动。
如果中日韩自贸区成立，它将成为占全球GDP总量24%的经济合作区。而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占世界总人口约一半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的1/3。
可以预见，人民币的区域化将随着东亚区域合作步伐的加快而加快，但其过程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曾积极推动东亚采用日元为主的“篮子货币”制度，促进日元首先在亚洲实现“国际化”。
1999年，日本看到了人民币云团这种基于市场的影响力，将使日元无法实现其在东亚的区域化，遂在2001年春，提出人民币低估论，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当时国际上并没有响应。
2003年，日本前财务官、现任亚行行长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呼吁人民币升值。之后，日本在七国财长会议上建议美欧讨论人民币问题，结成对人民币包围圈。
紧接着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步入升值期。2005 年7月至 2012 年 9 月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 21.3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28.76%。
国际政治压力传导给人民币的影响虽然已经显现，但是由于日本多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又加之“311”地震对经济的影响，日元的国际化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先后经历了次贷危机和美欧债务危机的冲击，全球贸易量持续萎缩。根据IMF预测，2012年，全球贸易量的增幅将从2011年的5.8%进一步收窄至4%。
而2012年前9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却保持了6.2%的增速，远远高于全球贸易量的平均值。中国市场形成的人民币云团仍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人民币低估论仍然不绝于耳，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声日渐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竞选演说中甚至说，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人民币这种基于市场形成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而去不掉的’”，刘军红对记者表示。如果未来10年，中国仍然以每年7%的增速发展，可以预见人民币的区域化将有更加实质的推进。
走向成熟大国
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中国的崛起无疑是最具有冲击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成就了二战以来全球经济中最快和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成为正在改变全球财富结构和力量结构的决定性力量。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改变国际关系过去300年来传统轨迹的事件。在过去300年中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中心主义，第一次因为中国崛起而可能出现逆转，东、西方之间有可能出现在力量和财富分配上的大致均衡局面。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要目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在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
不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带动下不断地走向国际市场，中国人“闯世界”也在不断向 “逛世界”过渡。在全球化疾风劲吹的今天，中国和世界从来没有这般相互依赖、合作共存。中国的发展已经是在世界背景下的发展，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是与中国发展的共进。
当一个崛起的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成就和进步时，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变了。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财富体系中的“边缘者”，而成为了世界财富俱乐部的“金卡会员”；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对抗者”，而成为了这一体系重要的、合作性的“关键力量”。在世界文化和社会体系中，中国已经不再是“边缘者”，而是一个更具有多样性、创新力的世界文化与社会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发生巨大而又生动的变化时，中国应如何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世界？中国如何在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变化中来准确、客观和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成为摆在中国面前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之所以称之为重大挑战，是因为中国人如果无法创新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观念，无法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新现实来审视和认识世界，那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与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的争议，必然会给正在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带来无法避免的思想纠葛及至社会争吵之中。
难忘的记忆与巨变的现实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强制性地拉入了近代世界文明体系。这确实是西方主导的近代文明体系，给全球带来了现代世界历史上以“现代性”为主体的进步浪潮，“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席卷世界。这一近代世界文明体系的自我扩张的根源是对财富的贪欲、对弱者的掠夺为目标的强权政治。
强大的中国，对世界的记忆还充满了历史的悲情、对落后时期遭受蹂躏的担忧、憎恨还有与恐惧。同时，一些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尚停留或拘泥在世界是恒古不变的强权政治与帝国主义的时代，甚至依然停留在中国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作为“反叛者”而生活的时代。
结果是，尽管今天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强调要建设和践行走出历史上大国对抗和强而必霸历史窠臼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在认识今天的世界时，在要求中国外交时，仍然摆脱不了从历史悲情中产生的情感的易怒以及在初有成就时就迫不及待想要展示肌肉的冲动。
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中国和世界都变了。中国人只有站在这一历史的新高度，从未来国家需要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需要更有尊严的历史视角，去认识、判断和追求中国的对外关系，去认识、判断和解读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现实。
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确实面临各种问题，我们的周边局势吃紧，不时陷入领土争议，世界主导大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在日趋复杂。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还在竞选活动中清晰地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和“潜在的合作者”。各种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暖、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等，也都在考验着今天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国家和社会发展能力。
然而，真正能够阻挡中国崛起的力量并非来自国际，而更多来自国内。如果我们认识世界的观念不能升级，我们的国际意识不能自信、积极而又健康，我们应对各种外交与国际挑战的方法与战略无法顺应和符合21世纪全球政治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那么中国不仅可能在观念和战略上再度“落伍于世界”，更可能的是，一些国人在国际交往中继续深化和累积各种对世界的不满与愤懑。
显然，如果一个刚刚开始强大，却总是在内心充满挫折，并不断地用情绪甚至冲动和仇恨来看待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中国，一定不会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大国。
“羡慕嫉妒恨”与“西方阴谋论”
今天中国的许多外交麻烦，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做大做强了。当中国崛起开始改变世界的财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原有结构，当中国如日中天而又如十几岁青春期的少年，当中国一方面在国际崛起而另一方面还在国内呼吁进行改革和转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给予鲜花、鼓励和掌声，批评、挑剔、指责甚至非难和防范都不会少。
这一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正如我们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那样，当一个人在单位里进步快、升迁快，别的同事并不必然给与理解和支持，相反，会有不少猜疑、批评与责难。国际关系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今天，中国骄人的崛起，给中国带来的是来自国际社会的“羡慕嫉妒恨”。
不少中国民众中目前认识世界的方式当在两种观念中选择：一种是“实力决定论”，另一种是“西方阴谋论”。
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要实力强大的了，中国外交的许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不是也面临着各种搞不定的问题吗？说到底，中国不是有实力了，各种外交问题就解决了，恰恰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运用战略、智慧和眼光不断地去解决和克服各种问题，中国才能真正走向强大。
如果外交一有事就统统归咎于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背后“黑手”的“西方阴谋论”也过于简单了。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大国。中国在外交和内政上，在自强自信的同时，需要展示自省、改革和创新的决心。今天，中国和西方及世界的关系，已经是如此相互依赖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单一“西方阴谋论”的思维可能制约我国纵横捭阖的空间。
理性·责任·平衡
未来的中国前程无限，也面临各种挑战和磨难。在这样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历史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认识和处理外交的方法、眼光和思维，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升级和更新。
中国要做一个“理性大国”。这一“理性”并非来自于简单的克制与低调，也不是一味地缩手缩脚，而是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采取行动，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头脑。
中国要做一个“责任大国”。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当我们进步快、提升快时，我们不仅在改变世界的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际的“领导班子”里是“进班子”最晚的一位。这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合作共事，并努力向广大群众展示我们的能力、眼光和责任。根据我们的发展水平，承担和履行让世界稳定与繁荣的“中国责任”，和其他国家在合作与竞争中共同奋斗，这是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根本保障。
中国要做一个“平衡大国”。一个“平衡的大国”不仅是国内建设与对外关系平衡的大国，是国内制度发展与国际形象成长的大国，是对外关系中经济、贸易、金融、教育、文化、科技方方面面能够平衡的大国，是国内制度效率和人民幸福指数平衡的大国，更是“硬权力”与“软权力”平衡的大国。（文章刊于《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