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时间：2011-05-13
孔子多才多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的“六艺”都能拿得起手，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孔子为什么多才多艺？在他还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太宰与子贡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他们认为，因为孔子是圣人，至少是上天要让他成为圣人，才让他具备那么多的才艺。也就是说，他的多才多艺是天生的，这种观点，可以归纳为“天才论”。
孔子自己却不这么看。他说得很清楚：“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说“吾少也贱”，并非孔子的客气话，这是实话实说。一个“野合”而生的孩子，三岁就殁了父亲，你让他怎么“贵”得起来？司马迁认同孔子自己的说法，他在《孔子世家》中写的是“孔子贫且贱”。因为“贫且贱”，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就必须去做那些“贵”人瞧不起的“鄙事”；因为“少也贱”，根本没有放不下的架子，也就甘愿去做那些“贵”人瞧不起的“鄙事”。可见，孔子的多才多艺，不是因为他的“高贵”，恰恰相反，倒是因为他的“卑贱”。
孔子说的另一句话，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句话，读过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人都熟悉，它出于孔乙己之口，说的却是茴香豆。读《论语·子罕》，方知源出于此，而且说的是本事或才艺。按照这话的意思，“高贵”如“君子”者，是没有必要多才多艺的，他们无须事必躬亲，许多事都可以让别人去做，连因出身于“富且贵”而“少也贵”的公子哥儿，也无须去做赖得去做甚至耻于去做那些“鄙事”。你想想，“富且贵”的父辈什么都给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了，还用得上他们自己含辛茹苦地去折腾吗？
如果仅就孔子回复太宰与子贡的那些话而言，或许可以给孔子戴上许多高帽子，说他批判了太宰与子贡的“天才史观”，说他在那个时代就认识到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就认为实践出真知。其实，孔子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世，说了一句实话，在骨子里，还是认定少年时期必须去做也甘愿去做的那些事都是不屑为之的“鄙事”，而且认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有其天然合理性的，“君子不器”，就是他老人家的教诲。孔子的思想，也并非全都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同样在《论语·子罕》中，他困于匡时说的那番话，就将“天命”搬了出来：“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话说回来，孔子回复太宰与子贡的那些话，确实具有认识论的价值。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以推导出“卑贱者最聪明”，因为“卑贱”可以使人多才多艺；从“君子多乎者，不多也”，可以推导出“高贵者最愚蠢”，因为“高贵”可以使人的各种功能退化。我隐约觉得，尽管前后相隔两千余年，此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并且认为，西方国家的那些“富且贵”的父母不让子女当坐享其成的“富二代”，实在是高明之举。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八旗子弟”不就是这样的范本吗？
来源： 时间：2011-05-13
孔子多才多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的“六艺”都能拿得起手，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孔子为什么多才多艺？在他还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太宰与子贡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他们认为，因为孔子是圣人，至少是上天要让他成为圣人，才让他具备那么多的才艺。也就是说，他的多才多艺是天生的，这种观点，可以归纳为“天才论”。
孔子自己却不这么看。他说得很清楚：“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说“吾少也贱”，并非孔子的客气话，这是实话实说。一个“野合”而生的孩子，三岁就殁了父亲，你让他怎么“贵”得起来？司马迁认同孔子自己的说法，他在《孔子世家》中写的是“孔子贫且贱”。因为“贫且贱”，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就必须去做那些“贵”人瞧不起的“鄙事”；因为“少也贱”，根本没有放不下的架子，也就甘愿去做那些“贵”人瞧不起的“鄙事”。可见，孔子的多才多艺，不是因为他的“高贵”，恰恰相反，倒是因为他的“卑贱”。
孔子说的另一句话，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句话，读过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人都熟悉，它出于孔乙己之口，说的却是茴香豆。读《论语·子罕》，方知源出于此，而且说的是本事或才艺。按照这话的意思，“高贵”如“君子”者，是没有必要多才多艺的，他们无须事必躬亲，许多事都可以让别人去做，连因出身于“富且贵”而“少也贵”的公子哥儿，也无须去做赖得去做甚至耻于去做那些“鄙事”。你想想，“富且贵”的父辈什么都给他们安排得好好的了，还用得上他们自己含辛茹苦地去折腾吗？
如果仅就孔子回复太宰与子贡的那些话而言，或许可以给孔子戴上许多高帽子，说他批判了太宰与子贡的“天才史观”，说他在那个时代就认识到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就认为实践出真知。其实，孔子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世，说了一句实话，在骨子里，还是认定少年时期必须去做也甘愿去做的那些事都是不屑为之的“鄙事”，而且认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有其天然合理性的，“君子不器”，就是他老人家的教诲。孔子的思想，也并非全都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同样在《论语·子罕》中，他困于匡时说的那番话，就将“天命”搬了出来：“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话说回来，孔子回复太宰与子贡的那些话，确实具有认识论的价值。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以推导出“卑贱者最聪明”，因为“卑贱”可以使人多才多艺；从“君子多乎者，不多也”，可以推导出“高贵者最愚蠢”，因为“高贵”可以使人的各种功能退化。我隐约觉得，尽管前后相隔两千余年，此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并且认为，西方国家的那些“富且贵”的父母不让子女当坐享其成的“富二代”，实在是高明之举。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八旗子弟”不就是这样的范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