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振坤
江汉论坛 1995年06期
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国内80年代曾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从上到下，几乎层层讲战略，处处研究战略。但现在回头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似乎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理论。这个任务，迫切有待经济理论界未完成。
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作为一种尝试，企图用扬弃的态度，借鉴美国学者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一书的一些有用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延伸、改装和创新，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学作一初步探索。
战略的重要性：“三种瓶颈论”
（一）“水桶效应”：三大瓶颈理论
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要从不发达国家的国情出发。而不发达国家共同性的国情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就象一个木制水桶那样，各个木板条的长短不是一样的。因而这只水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条木板的长度（高度），而是取决于那条最短的木板的高度。这就是所谓的“水桶效应”，也可称之为“瓶颈效应”。正由于此，在不发达国家同在发达国家不一样，在后者“由于不同资本系数的各种生产项目分布较均衡，资本－产出率大致可视为一种技术系数”。但在前者则这种系数是十分不确定的，而且在某些部门的投资往往因受到瓶颈制约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反过来，如消除了这种瓶颈，则即使不增加新的投资，原受制约的部门已投入的资本产出率也会大大提高起来，赫希曼的这种命题，无疑是符合不发达国家的一般实际的。但是，对于“瓶颈”（或水桶）效应本身的结构，缺乏具体分析，而且仅仅限于产业瓶颈，这显然是不够的。
从中国的经验看来，我认为这种“瓶颈”，至少应包涵三个基本内容：
1.产业瓶颈：结构性约束
这种瓶颈约束，表现为短缺产业（或行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约束，特别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性行业的滞后，使得已投入到其他产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由于这种“瓶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故又可称为“有形瓶颈”。
2.体制瓶颈：运行性约束
这类瓶颈约束，表现为由资源转化为目标之间的“中间环节”的短缺，或称机制性约束：市场的短缺，发育不足，激励的短缺，制度与政策的刚性；企业家的短缺，人才断层；决策能力的短缺，主观与客观的素质不高；……等等。在制定战略之前，必须充分估计到那些最短缺的机制，并确定消除这种短缺的措施与进度。如系市场短缺，就要培育市场；如系激励短缺，就要调整政策；如系企业家短缺，就应加强培训乃至引进人才……。根据这种估量，来确定战略目标与资源配置，才不致使战略设计变成一纸空文。
由于这类瓶颈，属于若隐若现的状态，故亦可称之为隐形约束。
3.心理瓶颈：社会性约束
我们的发展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发展的过程决不只是产业变化和体制转换两个过程，而且与它们并行的，还有一个看不见而能感觉到的心理适应过程。这种心理瓶颈，有两大特征。
第一，由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利益的非均衡性，因而社会对发展心理承受能力与适应速度，在不同阶层（集团）之间，往往是不一样的。这样，心理瓶颈就存在一个“瓶颈阶层”的问题，所谓瓶颈阶层，是指那个在发展中可能受益最小或风险最大的阶层（或许有一个以上）。因此，这个阶层对发展（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最小，适应速度最低。
第二，这种心理瓶颈阶层的存在，使发展潜伏着危机。如果发展的模式与速度超过了这个阶层的承受力过大，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因而，它对于发展或增长的制约性，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前两种制约还要严重，所以，在研究战略时，必须充分估量这种瓶颈阶层可能承受的能力（当然应该是动态的估量），并据此确定自己的目标和步骤。否则，过激会引发社会动荡；过缓又会贻误发展的时机。
由于这类瓶颈，纯属看不见、摸不着的，故又可称之为无形瓶颈。
以上三大瓶颈，对发展的制约又各有侧重：产业－－有形瓶颈主要是从经济结构不平衡方面来约束发展，故称结构性约束；制度－－隐形瓶颈主要是从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方面来约束发展，故称运行性约束；心理－－无形瓶颈主要是从风险的社会承受力方面来约束发展，故称社会性约束。
（二）改革的功能：排除发展障碍
在前面已经讲过“水桶效应”和“三大瓶颈”。由于存在这些约束（障碍）因素，便使得不发达国家“吸收资金的能力往往低于它可能得到的投资基金。”（《经济发展战略》中译本，第32页。下文引文出自此书者，仅注页码）按赫希曼的说法，就是投资能力往往小于投资机会。而“投资能力”包括“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对于这种投资能力，应作具体剖析：它应该既包涵主观的“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如参与投资决策者的素质），又应包涵客观的体制障碍（如产权不明晰）和技术限制。而且体制障碍往往决定“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愈是体制封闭、技术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其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就愈小；反之则愈大。这就是例证。所以，“投资能力”实际应包涵两个基本方面：对投资机会的价值判断能力（主观的）和实现这种判断的客观可能性（客观的）。正由于此，不发达国家在确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集中力量研究“如何消除各种对吸收能力的妨碍”，也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排除发展的障碍因素上来。
然而，这些“障碍因素”。有的是可以靠发展本身自然演进而消除的（如一般的技术进步问题），有的则不可能靠发展的自然演进来解决，必须靠社会改革才能得到排除（如体制性障碍）。即使是技术进步问题，如涉及大规模的技术更新、根本性的技术革命，也不是自然演进所能奏效的，它也同样要求体制性的突破，要求改革为它开路。例如，在农业中如果自然经济体制不转向商品经济体制，则其技术进步是十分缓慢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又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如不转向市场经济，则企业的内在技术更新改造机能是十分脆弱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发达国家在研究其经济发展战略时，决不能只注意资源与目标的“直线设计”，而应该用更大的注意力考虑二者的“中间通道”－－由资源到目标之间的“障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排除障碍（限制“投资能力”的体制与素质性因素）的改革途径。不如此，即使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明确的目标，结果也是无法实现发展的。所以，改革，本是发展的应有之义。改革的基本功能，就是排除发展的障碍因素。
（三）发展、牺牲、稳定：“学习模型”的启迪
1.模型
H·A·西蒙曾提出一个所谓“伯利兹模型”，大意是说一个人学习法语，可能有几种选择：（1)急于求成，每天练习的时间超过了承受力，使学习成了一件苦事和负担，结果可能半途而废：（2)练习时间由少而多，但还不致难以承受，但也不很轻松，结果可能学有所成；(3)一开始就注重循序渐进，严格控制练习的时间，使学习始终成为一件乐事，然后慢慢增加练习时间，直到学成。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也和学法语有类似之处。赫希曼指出：“一个国家在踏上发展道路时，并不了解前方任务的艰巨性，当这些困难出现时，当可以清楚看出经济发展必须支付昂贵的代价，会使人受苦，造成社会紧张，以及被迫放弃传统行为与价值观念等等，这时，‘努力’可能放松，矛盾的可能有害的经济政策将被采用，发展将放慢，并可能停止。在另一方面，当收入增长到某一程度，使人们感到发展的利益超过其所支付的代价，人们会渐渐乐于加强对发展的‘努力’，使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这个模型赞成控制早期发展的速度，以克服未来最顽强的阻力。”（第41-42页）
2.启迪
这个模型和赫希曼的论述，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它告诉我们，在发展中，有一组极其重要的变量，这些变量形成一种函数关系：
D=F(S.W.I/R)…………………… (1)
式中，D为发展，S为速度，W为利益，R为牺牲（风险）。
发展必然会有牺牲。期望没有牺牲的发展，那就只能倒退回去不搞发展。但是，这种牺牲（风险）必须是社会上多数成员（阶层）所能基本承受的，它必须使
SW＞R……………………………… (2)
即速度必须以发展带来的利益大于发展带来的牺牲为前提。否则，如果风险大大超过了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社会就会出现震荡，改革可能就会刹车甚至夭折。
具体地说，“承受力”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范畴，它至少可能有三种选择：第一，低速度，无风险，无利益，似乎平安无事。这种选择毫无意义，因为那样就等于是不发展了。
第二，中速度，小风险，利益有所增加，大部分居民基本可以承受。这是一种稳中求进的选择。这种选择一般适合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期阶段。这是由以下条件决定的：一是缺乏经验，需要一个学习过程：二是“产业瓶颈”制约较突出，结构一时调整不过来，过速会引发结构性危机：三是体制性短缺（运行性约束）。速度过快会产生“扭曲效应”，使发展变形乃至失败，甚至有可能产生速度－通胀－腐败的关联效应；四是人们对发展的“心理瓶颈”相对较大，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第三，高速度，大风险，利益可能大于或小于风险，一部分居民可以在矛盾中承受，一部分居民可能承受不了。这种选择一般适合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这也是由以下条件所决定的：一是通过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特别是协调的经验和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二是产业瓶颈有了缓解，特别是基础结构渐趋完善，可以承受较高的速度；三是体制转型有了明显进展，特别是市场发育更趋成熟，法制规范有了基本保障，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最为重要，我们毕竟不同于亚洲“四小”；四是通过前阶段的发展，人们对改革与发展的观念更新有了重大突破，对风险的预期有了显著的加强，更重要的是由于前面的三个条件导致发展的成效会显著提高，社会从发展中所获得的利益会巨大增长。这样，即使有更大的风险，人们也会出现心态矛盾，但仍然可能在这种“七分赞赏，三分牢骚”的状态中承受下去。
3.速度是关键
对于由计划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轨的国家，像我们中国，在发展、速度、利益、风险这些变量之间，速度则是关键。
正如我们在前面“水桶效应”一节和本节前面“三种选择”的分析那样，不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体制框架和技术体系是相对成型的，有了资源投入的增加，一般就可能提高目标值。更何况其速度是建立在千万个企业家自主决策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投资是要承担个人产权风险的。所以，人为地提高速度，基本上不大可能（但也不能排除投资过旺所造成的“泡沫化”）。
但在由计划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不发达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速度几乎完全可能人为地加快的，而且无效益的速度也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政府的投资冲动”，就在于存在无效益速度的体制基础。因此，在这种转轨国家，如在中国，严格审定上述的“三种选择”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由此推导，在体制转型的国家，必须严格依据两个最重要的参数，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包括速度模式）：一个是政府直接介入投资行为的程度（政企分开的进度）；二个是产权主体的发育程度（投资风险个人责任制的硬度）。
4.战略的重要性
正确的战略，主要在于：
第一，它冷静而全面地诊断了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正面与负面的因素；
第二，它依据第一点，审慎地找到了激发正面因素，消除负面因素的途径（包括改革与发展的措施）；
第三，它以上面两点为基础，动态地确立了发展的目标（与速度）和资源配置方式；
第四，它由于在发展－利益－风险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协调杠杆，因而对社会具有较强的动员力。
发展动因：结构诱导论
（一）误区
1.误区之一：“资本决定论”
在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动因问题上，曾经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最大限制因素是资本，只要能得到足够的资本－－无论是通过自行积累或者是引进外资－－就可以达到发展的目标。
这是一个误区，似乎一个还没有摆脱传统状态的农业国转向现代化工业国，只需要投入足够的资本兴办起工厂就可以了。这实质上还是一个如何理解“工业化”或“发展”的内涵的问题。中国在前30年就陷入了这个误区，以为只要多办工厂，使工业产值占到GNP的70%就实现了工业化。事实已否定了这个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巴西为典型）也不同程度地一度陷入了这个误区，大量举借外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发展，甚至还引起了上层的特权腐化－－凭借外援而生成的超前消费阶层，最终引发了社会的震荡。这些例证说明，发展与工业化决不是单一函数的变化，而是如张培刚所说的多种函数串联式的整体变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整体位移。
2.误区之二：发展先验论
在对待发展战略的问题上，还存在另一种误解，似乎一个准备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在一开始就可以知道哪种方式可以获利更多或更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大或是小：可以知道由起点到达目标的过程中，哪些需要改变，哪些需要排除……，等等。从而，在一开始决策层就可以在利益和代价之间进行事先的比较。虽然，这是一种先验论。赫希曼认为：“对发展的焦虑就不是比较已知的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考虑目标及实现目标时的无知和误解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决心还必须和要做的事情的理解力结合起来，而这种理解又只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第9页）
这种思维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从中国的改革实践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首先是要下决心改革，至于改革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其利害得失，一开始并不可能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从而也无法在开始时就搞一个“全面系统规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发展，边学习，边总结，由“无知”到“理解”。
排除上述两个误区，对我们科学地研讨发展动因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
（二）机会与“传统”
赫希曼认为，发展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经济发展机会出现时，当地的企业家或少数特殊人物能否首先发现并加以利用，这将取决于当地的社会传统价值是否有利于变革。”（第4页）
这个命题不无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首先，如何才能发现机会？应该承认，传统价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启动的或先或后，是有影响的。但是，它并不能起主要作用。以东方儒家传统为例，它在19世纪对东方的近代化确实起过一个时期的阻碍作用，但是，后来为什么日本和“四小龙”又都先后实现了发展呢？又如中国大陆，为什么在前30年难以走上发展的快车道，而在近15年却又得到了大踏步的发展呢？这说明，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另一层原因可能是可以决定传统价值的改变的那种动因。我认为这种动因就是“开放”。
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清楚而准确地找到自己国家的“坐标”，才会发现比自己国家更为先进的坐标，才会承认自己的落后。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激起模仿和追赶的冲动，诱导出发展的欲望。有了这种欲望，才可能回过来用新的标准（或榜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价值哪些是合潮流的，哪些是需要改变的，从而就能按新的利益坐标来修正传统的价值观念。这就像水一样，只有放开让它流动，才会产生“落差效应”，落差愈大，水流愈急。
其次，发现了机会能否加以利用？这是深入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发现机会是一回事，能不能加以利用是另一回事，二者往往不是同步实现的。中国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就已经开始发现了机会，多少仁人志士想利用这个机会。“戊戌政变”达到了高峰，但却为什么没有能利用得了呢？
传统价值，固然是对上层保守派起了作用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封建制度、体制以及建立在上面的封闭落后的政策，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制度障碍、体制障碍，对于能否利用发展的机会，起着关键影响。这样，改革就成为发展所绝对必要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开放是改变传统价值，发现机会的环境（外部）动力，或启蒙动因，那么，改革则是从根本上整合传统，利用机会的内部动力，或主流动因。只有把这两种动因结合起来，内外配合，才能启动发展。
（三）诱导机制
我们往往发现，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考虑自己的发展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资源的约束问题，或者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资源的优势上。这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但是，可以说它没有抓住要害。这就好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赶紧去买米买菜，但却忘了家里还没有炊具。
资源、生产要素，对发展的确是不可少的东西。但它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说它是死的，就是指资源（生产要素）即使再多，也不会直接引起发展，如在一些落后地区，人们“躺在金山上饿饭”即是明证。说它是活的，则是指即使本国本地区没有某些资源，只要有某种激励机制，没有的资源也是可以从外部获得的。像日本这样一些资源匮乏的国家，不是从全世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吗？可见，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最重要的不是去算“资源帐”（虽然这是工作之一），而是要把注意力适当地集中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动力和战略方面，要去寻找那些能把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压力”和“诱导机制”。
所以，研究“基本动力”，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从而构建起符合本国国情的“诱导机制”，把国内外的资源（有形资源为主，也包括某些无形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诱发出来，为本国本地发展所用，这的确是经济的核心问题。而这种诱导机制的形成，则同我们前一节所说的“开放”与“改革”分不开。
（四）结构诱导论（或系统动因论）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两点：其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构建诱导机制：其二，这种诱导机制不是单因子的，而是一种多因子的结构－－我把它称作“结构诱导。”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这个诱导结构（或动因系统）是由三组基本因子所组成，即前景坐标系、中介诱导系和内涵素质系。
1.前景坐标系
它包涵环境、机遇、榜样、目标等基本要素。这是由于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或发展，给人们在客观上展示了某种新的发展坐标和诱人的前景，它使人们感到似乎有某种新的物质与精神利益有可能正在变为现实。但这只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要变成现实性则须要有诱导和排除某些障碍因素。故还只能是一种潜在的动因。
其中，环境与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经过“开放”的催化，就不会形成“榜样”。没有“榜样”，也难以确立“目标”，这就是这一组因子的内在联系。
2.中介诱导系
它包涵循序传导的开放、决心、战略、改革、政策等要素。这一组要素是人们由发现发展机会到实现发展之间的中介结构，也是“诱导机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没有这个中介，发展的可能性便不能形成发展的现实动力，从而可能性无法变成现实性。故又称之为诱导动因。
其中，“开放”是大前提，不开放就不能发现外界的榜样和自己的落后，从而也无法确立“榜样”与“目标”，无法下定发展的“决心”。“战略”与“改革”是关键，没有一个既适应环境机遇，又对环境进行了科学诊断而形成的“战略”，并在战略的指导下为排除发展障碍而进行的“改革”，“资源”就无法动员起来，从而机遇也就会丧失。“政策”则是依据战略目标和改革方向而制定的行为规范。
3.内涵素质系
它包涵有静态变动态的资源、诊断、动员、发展实践等要素。我们在前面讲过，“资源”是死的，又是活的。不管是死还是活，它处于静态时，总是一种潜在的财富，没有变成现实的财富。只有开放以后，才可能解放人们的视野，才可能用不断更新的眼光“发现”资源，发现利用资源的更新途径，从而才会下决心去诊断资源，动员资源，以求得发展。这样，原来的静态的资源，就变成动态的资源，就通过发展转化成现实的社会财富。
因此，内涵素质系是经过客观机遇与主观诱导反复整合，形成为现实的发展行为。
平衡与不平衡：发展契机论
对于一个不发达国家，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往往都会面临两种选择：是大推进－－平衡发展？还是非平衡发展？
（一）平衡增长论的评析
主张平衡增长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等。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张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必须保持不同部门步调一致的发展，否则，单一部门的发展由于其他部门的需求脆弱或供给不足，就无法发展乃至失败。例如，如果只开一个鞋厂，它生产的鞋子，本厂工人是买不完的，必须要有其他部门同时发展了，有了足够的工资－－购买力，这个鞋厂才能生存并发展下去，等等。
这个理论，有其合理的内核：其一，它说明了工业发展中“聚集效应”的重要性。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宜在落后地区布局那种对联系效应要求高的部门，使之单一地独进。那样，就无法发展乃至失败；其二，作为一种目标，发展的“彼岸”，无疑是可以成立的。例如，在发达国家，这种平衡增长的客观要求，则是存在的。
但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个理论有三个致命弱点：
第一，它是静态地看待经济发展。它忽视了发展与增长的差异性和参差不齐的情况。正如赫希曼所说，一条绳子，认为它处处都一样牢固，要么在任何区段都不会被拉断，要么就在每个区段同时被拉断。所以蒙泰恩说：“它的前提‘违背了自然’”。任何事物（包括一个事物的内部结构元素）都不会是毫无差异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总是某个或少数几个部门突破，而后从后向或前向逐步带动其他相关部门，有先有后、参差不齐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它这种“预望”只能说是强加性的，而非自主性的。同上一点相关，那种“齐步走”的大推进，只可能外部强加给某个特定的经济系统。赫希曼认为，这就必须把一个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强加性地迭放在也是自成体系的传统部门之上。这种嵌合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在殖民地（特别是二战以前），宗主国采取飞地式经营矿山和种植园，同所在国的经济几乎不发生多少联系。这种情况，就同发展毫不相干了。
第三，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在发达国家的萧条时期，由于就业不充分，确实个别厂商的增长行为常常是不能有效的，因为它不能创造足够的需求和实现“乘数”效应。到高涨期间，经济的平衡复苏的确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生产力系统都照常存在，只是暂停运转而已。所以，平衡地恢复增长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企望社会或政府同时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产力系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所以，赫希曼说得很对：平衡增长理论“可能是受凯恩斯学派某个变种对萧条原因分析的激励。”“这个理论最奇异的地方是以下两者的结合：它对不发达经济的能力持失败主义的态度，而同时对其创造能力却寄予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第45-46页）
（二）“外在经济内在化”问题
主张平衡－－大推进的学者们认为，其所以个别（或少数）部门率先发展不能推进发展，是由于个别厂商的“内在经济效益”小于“外在经济效益”，因而个别厂商对利益的预期必然偏小。据此，他们主张实行集中计划，就象在一个“托拉斯”统一组织下，各个厂商都好像在一个大企业内部从事经营，从而使外在经济效益内在化。这样，就可以扩大对利益的预期了。
这种理论，如果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正是资本主义由“个体资本”向“集团资本”的必然演化过程，此其一。其二，这种作法，在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过，但效果显然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在于：
第一，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一般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是由“自由的”发展逐步走向“垄断的”发展，由“个体的”（包涵个别企业）发展逐步走向“集中的”发展。在不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的前期，都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否则，既不能形成强劲的社会发展冲动，又难以优化结构。过早、过大的“集中”，事实证明往往会窒息发展与增长，而且会有中世纪回潮的危险。
第二，“内在化”也受到国力的限制。内在化必然要求同时实施众多的项目，使之得以联合配套进行。但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国力的制约远远要大于效益的最大化。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内在化”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就可能同时实施众多的发展项目，往往只能选择有限的项目和适度的利益。
第三，内在化会抑制创新。赫希曼对这一点说得很中肯：“一个投资决策集中化的经济，在从事某种创新方面不大可能特别富于进取心。”（第52页）客观实践证明，即使在发达国家，过度的内在化－－垄断，也会抑制技术创新。否则，各国就不会有《反垄断法》。更何况在不发达国家，过早的内在化，就会使原来本没有什么竞争机制的传统部门更难以向现代部门转化。技术（包括组织）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分娩，就扼死在胎里了。
第四，内在化会弱化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决不是越内在化，投资的诱导因素就越强。往往相反，由于集团化过份推进的结果，激励机制在总体上会削弱。因为影响“诱导”的，不止是“内在化”一个方面的因素，同时还有一个更大更本质的因素，即产权明晰化问题。而过度的“内在化”就会造成产权复杂化、模糊化。这在不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规则不成熟，会更显严重。
还要看到，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不只是增长创新问题，还有“结构转换”问题。要促使结构的顺利转换，则需要多元化的发展主体由下而上地推动。如果过早过度地实施内在化，发展主体便会大大减少，发展动力就会大大弱化。这正是过去那种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非平衡战略
关于非平衡发展问题，我在1987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见《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主要是结合中国的情况论述了非平衡发展战略取向的合理性。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不想重复了，只打算补充一些新的想法。
1.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在不平衡中获得短暂的相对平衡，随着事物继续向前发展，相对的平衡又会被新的不平衡所取代，而进入另一级的发展阶段。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所谓“相对”，有两重意思：
第一，从时间观点来看，在发展的长河中，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无论是发达国家在它完成工业化以前或进入信息化以后，或是不发达国家的现阶段，都是不平衡发展的。平衡发展只是在其总体社会经济结构处于稳定态的阶段（如工业化接近完成之后），才可能实现平衡增长，而且这种平衡也是有限的，暂时的（当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界定的“暂时”）。
第二，从空间观点来看，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成长，决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这不仅是资本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市场的约束，观念的约束，人才的约束（企业家不成熟）等等。所以，发展总是从主导部门开始，带动其他部门扩散式的增长。平衡，只是一系列不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开始。赫希曼称之为“跷跷板式的增长”，也可称之为“荡秋千式的增长”。由主导（或先导）部门突破，逐步波及关联性的部门，向外层扩展开去。也应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先进部门或地区内部，有可能实现平衡增长，发挥“聚集效应”。而从社会总体上说，则是不大可能的。
2.平衡是结果，不平衡是过程。
必须首先承认一个大前提，即不发达国家在它开始起步时，各种资源要素（有形的与无形的）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组合状态是极不一致的（特别是大国）。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势必造成现代部门发展的边际效益出现巨大的差异。按照资本流向规律，它就不可能平衡地流向每个地区和每个部门，而总是向一个或几个边际效益最大的地区或部门集中，然后由于“关联效应”的要求而逐步向边缘地区或边缘部门扩散。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不平衡发展，最后才能达到相对的平稳态。在发展过程的“均衡态”上，实际上也存在一种倒“U”形，见下图：
3.夸大了非市场因素的作用。
市场机制易于导致不平衡发展，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市场因素不能做到的事，是否非市场因素（如政府）就能做到呢？平衡论者认为是可以的。但事实说明，同样也是难以做到的。这是因为：
第一，政府的平衡功能，莫太于过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了。但即使在前苏联，政府是由各个职能部门组成的，而各个职能部门在影响高层决策的“力度”上显然是不一样：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工业部门就可以使得资源配置通过计委之手向军工与重工业过度倾斜，把个体企业家的利益倾向变成了集团官僚的利益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前苏联的产业结构长期恶化而不能纠正的根本原因。这足以证明非市场力量也是难以真正做到平衡发展的。
第二，政府更难以完全代替企业家的功能。企业家作为经济实体的法人代表，其主要功能是根据市场变化随时作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以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而政府只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实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实践证明，政府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代替企业家对企业资源配置与产品营销进行决策，否则就会使企业失去活力，阻碍其发展。因此，只能顺从经济发展规律实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不能由政府代替企业家的功能强行地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
（四）发展契机论
在全面探讨了平衡与不平衡的发展理论之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发展的契机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不平衡。为什么说“不平衡”是发展的契机呢？
让我们首先引用一下西托夫斯基的一段描述：在自由竞争的行业中，开始是某一个行业出现了超额利润（大多是由于技术创新）。促使投资向它集中；于是，利润逐渐趋向平均化，直到该行业投资的消失；又出现新的行业的超额利润，促使投资向这个行业集中；利润又一次趋向平均化……如此不断往复（转引自《经济发展战略》第58页）。这一段描述，必然使人们联想到，“不平衡”的出现，是促进发展的初始动因，是发展的契机。
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得到更切实的解释：“不平衡”的实质是“负熵流”。它是使经济系统运行不息，由无序走向新的有序的契机。就像水一样，有了“落差”（不平衡），水才会流动，才会产生诱导机制，有序地向低处流动；没有“落差”，在一个封闭的水塘里，水平如镜，一切就都静止了，系统也就无序了。正是由于出现了不平衡，才会发现差距，有了差距，才会有“样板”与“激励”，从而诱导机制强劲起来，于是才有发展。由此可见，有了不平衡，才会有发展；平衡固定了，发展也止息了。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使不平衡存在，而不是使其消失。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这就是我们艰苦努力所要寻求的一种机制，它是有助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无价之宝。”（第59页）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决不是追求“稳定”的“平衡”，而是始终巧妙地保持不平衡－－激励与诱导发展－－相对平衡－－引发新的不平衡－－激励与诱导新的发展……的循环向上的强劲机制①。长久保持住这种机制，就必须使经济系统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格局。
互补与诱导：三线聚焦论
上述两节，我们认识了发展的动因，并把它归结到“结构性诱导”机制；又进一步讨论了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并提出了诱导机制在不平衡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一节中，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诱导机制与不平衡发展是如何形成以及在部门之间产生牵引作用，从而导致发展过程的展开，推进和提高的？
（一）互补与牵引
一个部门的投资可以诱导另一系列部门的投资，是不平衡发展的立论依据。而其所以可以产生诱导，则是由于投资互补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牵引效应（或串联效应）。首先，总是某个先导部门发展，由此增加一种新的供给，新的供给引起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则要求增加更多的供给；要增加这种逐步积累的供给，就必须提供与之相配套的上游（后向）产品与下游产品（前向）。从而引起与先导部门相关联的各个部门的投资边际效益的提高，带动起一连串部门由少而多、由小而大、由近及远地发展起来。
这种牵引一串联效应，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规律，这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科学的概括，从而为不平衡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在任何大国，恐怕都不能例外。只是在资本主义大国，是通过对私人资本的自我利益的刺激而增加连带部门的投资与增产，在社会主义大国，则往往是通过政府压力的区别而已。
然而，上述牵引一串联效应，在其内涵上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此，必须作深入一层的分析：根据边际效益原理，一个新的产品的出现一方面是它享受了以前的投资所产生的外在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又为后续产品提供了新的外在经济效益，为这些后续产品提供了超额边际效益，从而刺激这些产品（部门）的发展，一直到边际效益平均化（趋向平衡）。于是，又有一种新的项目投入，又引发新一轮的牵引效应……。例如，微电脑的生产，是享受了上一代计算机等方面投资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同时，它又为后续投资带来了新的外部效益；原来的机电产品因装上微电脑而大大扩展了市场，提高了价格，增加了收益，从而为电脑调控的洗衣机、电视机、电话机……诸多新项目的投资带来新的超额边际效益，刺激这些部门串联式地发展起来。这正是先导部门的投资，乃至每一项投资，都可能诱导出一连串新的投资，从而牵引起一系列关联部门的发展的内涵原因。
（二）三线聚焦论
上面我们从不平衡发展的分析到诱导性投资的部门牵引的论证，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具体假设，不平衡发展，是由示范、学习、积累三个交叉的过程共同“聚焦”到诱导性投资，从而引起发展与增长，通过增长形成阶段性“均衡”态：接着又被新的一轮的不均衡所打破，于是又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三线聚焦”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次比一次把经济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如下图：
对此图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它是以现实的不发达国家为对象和研究起点的，不是探讨人类社会工业化的“第一次推动”。在现实的不发达国家，它外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故不用重复地经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那种自然演进过程。所以，在图的右上角有一个“对外开放－技术进步”的元素在起作用。至于开放的作用，我们在前面“结构动因论”中已作过交待。
下面对“三线聚焦”作一具体解释。所谓“三线”是指下列三个过程：
1.示范过程
大凡一个不发达国家，当它刚走上发展道路时，往往会先有一个“示范过程”，即现代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的示范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外力强加的；可以是原生的，也可以是次生的。而其所以会产生这种示范效应，乃是由于不平衡引起的“差别”、“差距”，这种差距又必引起“落后感”和诱导动因，从而才会开始示范过程。
2.学习过程
示范过程确立之后，必然会认定某种样板，成为发展的坐标系，并以此为目标开始学习过程，或称试验过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学习过程，由传统到现代，从观念转变到经营管理，从宏观决策到微观建设，都会有一个反复“涨落”的时段，而后才能逐渐趋于成熟。中国在50年代开始，就“涨落”了30余年，付出了巨额的“学费”，说发展会有牺牲，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3.积累过程
这个过程，往往是和前两个过程交错发生的。只是到“学习过程”渐趋成熟时，才会大规模地进入这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成为主流过程（示范与学习过程也继续存在）。这三个过程，前者是以解决发展的初始动机为主，中者是以解决发展的诱导机制为主，后者是以解决发展的资本积累为主。各有侧重，相互交叉，共同影响诱导性投资的力度。诱导性投资所引起的“乘数效应”，必会导致某种阶段性均衡的出现。但新的“开放”与“科学进步”（可以是开放引进的结果，也可以是内部创新的结果）又会导出新的不平衡……，如此一轮一轮地不断发展。
① 请注意：这种机制，必须是具有社会激励的，而不是主观强迫的，否则，像1958年中国“大跃进”那种强制性的“不平衡”，就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作者介绍：夏振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夏振坤
江汉论坛 1995年06期
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国内80年代曾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从上到下，几乎层层讲战略，处处研究战略。但现在回头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似乎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理论。这个任务，迫切有待经济理论界未完成。
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作为一种尝试，企图用扬弃的态度，借鉴美国学者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一书的一些有用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延伸、改装和创新，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学作一初步探索。
战略的重要性：“三种瓶颈论”
（一）“水桶效应”：三大瓶颈理论
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要从不发达国家的国情出发。而不发达国家共同性的国情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就象一个木制水桶那样，各个木板条的长短不是一样的。因而这只水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条木板的长度（高度），而是取决于那条最短的木板的高度。这就是所谓的“水桶效应”，也可称之为“瓶颈效应”。正由于此，在不发达国家同在发达国家不一样，在后者“由于不同资本系数的各种生产项目分布较均衡，资本－产出率大致可视为一种技术系数”。但在前者则这种系数是十分不确定的，而且在某些部门的投资往往因受到瓶颈制约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反过来，如消除了这种瓶颈，则即使不增加新的投资，原受制约的部门已投入的资本产出率也会大大提高起来，赫希曼的这种命题，无疑是符合不发达国家的一般实际的。但是，对于“瓶颈”（或水桶）效应本身的结构，缺乏具体分析，而且仅仅限于产业瓶颈，这显然是不够的。
从中国的经验看来，我认为这种“瓶颈”，至少应包涵三个基本内容：
1.产业瓶颈：结构性约束
这种瓶颈约束，表现为短缺产业（或行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约束，特别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性行业的滞后，使得已投入到其他产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由于这种“瓶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故又可称为“有形瓶颈”。
2.体制瓶颈：运行性约束
这类瓶颈约束，表现为由资源转化为目标之间的“中间环节”的短缺，或称机制性约束：市场的短缺，发育不足，激励的短缺，制度与政策的刚性；企业家的短缺，人才断层；决策能力的短缺，主观与客观的素质不高；……等等。在制定战略之前，必须充分估计到那些最短缺的机制，并确定消除这种短缺的措施与进度。如系市场短缺，就要培育市场；如系激励短缺，就要调整政策；如系企业家短缺，就应加强培训乃至引进人才……。根据这种估量，来确定战略目标与资源配置，才不致使战略设计变成一纸空文。
由于这类瓶颈，属于若隐若现的状态，故亦可称之为隐形约束。
3.心理瓶颈：社会性约束
我们的发展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发展的过程决不只是产业变化和体制转换两个过程，而且与它们并行的，还有一个看不见而能感觉到的心理适应过程。这种心理瓶颈，有两大特征。
第一，由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利益的非均衡性，因而社会对发展心理承受能力与适应速度，在不同阶层（集团）之间，往往是不一样的。这样，心理瓶颈就存在一个“瓶颈阶层”的问题，所谓瓶颈阶层，是指那个在发展中可能受益最小或风险最大的阶层（或许有一个以上）。因此，这个阶层对发展（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最小，适应速度最低。
第二，这种心理瓶颈阶层的存在，使发展潜伏着危机。如果发展的模式与速度超过了这个阶层的承受力过大，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因而，它对于发展或增长的制约性，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前两种制约还要严重，所以，在研究战略时，必须充分估量这种瓶颈阶层可能承受的能力（当然应该是动态的估量），并据此确定自己的目标和步骤。否则，过激会引发社会动荡；过缓又会贻误发展的时机。
由于这类瓶颈，纯属看不见、摸不着的，故又可称之为无形瓶颈。
以上三大瓶颈，对发展的制约又各有侧重：产业－－有形瓶颈主要是从经济结构不平衡方面来约束发展，故称结构性约束；制度－－隐形瓶颈主要是从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方面来约束发展，故称运行性约束；心理－－无形瓶颈主要是从风险的社会承受力方面来约束发展，故称社会性约束。
（二）改革的功能：排除发展障碍
在前面已经讲过“水桶效应”和“三大瓶颈”。由于存在这些约束（障碍）因素，便使得不发达国家“吸收资金的能力往往低于它可能得到的投资基金。”（《经济发展战略》中译本，第32页。下文引文出自此书者，仅注页码）按赫希曼的说法，就是投资能力往往小于投资机会。而“投资能力”包括“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对于这种投资能力，应作具体剖析：它应该既包涵主观的“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如参与投资决策者的素质），又应包涵客观的体制障碍（如产权不明晰）和技术限制。而且体制障碍往往决定“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愈是体制封闭、技术落后的国家与地区，其发现投资机会的能力就愈小；反之则愈大。这就是例证。所以，“投资能力”实际应包涵两个基本方面：对投资机会的价值判断能力（主观的）和实现这种判断的客观可能性（客观的）。正由于此，不发达国家在确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集中力量研究“如何消除各种对吸收能力的妨碍”，也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排除发展的障碍因素上来。
然而，这些“障碍因素”。有的是可以靠发展本身自然演进而消除的（如一般的技术进步问题），有的则不可能靠发展的自然演进来解决，必须靠社会改革才能得到排除（如体制性障碍）。即使是技术进步问题，如涉及大规模的技术更新、根本性的技术革命，也不是自然演进所能奏效的，它也同样要求体制性的突破，要求改革为它开路。例如，在农业中如果自然经济体制不转向商品经济体制，则其技术进步是十分缓慢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又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如不转向市场经济，则企业的内在技术更新改造机能是十分脆弱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发达国家在研究其经济发展战略时，决不能只注意资源与目标的“直线设计”，而应该用更大的注意力考虑二者的“中间通道”－－由资源到目标之间的“障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排除障碍（限制“投资能力”的体制与素质性因素）的改革途径。不如此，即使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明确的目标，结果也是无法实现发展的。所以，改革，本是发展的应有之义。改革的基本功能，就是排除发展的障碍因素。
（三）发展、牺牲、稳定：“学习模型”的启迪
1.模型
H·A·西蒙曾提出一个所谓“伯利兹模型”，大意是说一个人学习法语，可能有几种选择：（1)急于求成，每天练习的时间超过了承受力，使学习成了一件苦事和负担，结果可能半途而废：（2)练习时间由少而多，但还不致难以承受，但也不很轻松，结果可能学有所成；(3)一开始就注重循序渐进，严格控制练习的时间，使学习始终成为一件乐事，然后慢慢增加练习时间，直到学成。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也和学法语有类似之处。赫希曼指出：“一个国家在踏上发展道路时，并不了解前方任务的艰巨性，当这些困难出现时，当可以清楚看出经济发展必须支付昂贵的代价，会使人受苦，造成社会紧张，以及被迫放弃传统行为与价值观念等等，这时，‘努力’可能放松，矛盾的可能有害的经济政策将被采用，发展将放慢，并可能停止。在另一方面，当收入增长到某一程度，使人们感到发展的利益超过其所支付的代价，人们会渐渐乐于加强对发展的‘努力’，使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这个模型赞成控制早期发展的速度，以克服未来最顽强的阻力。”（第41-42页）
2.启迪
这个模型和赫希曼的论述，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它告诉我们，在发展中，有一组极其重要的变量，这些变量形成一种函数关系：
D=F(S.W.I/R)…………………… (1)
式中，D为发展，S为速度，W为利益，R为牺牲（风险）。
发展必然会有牺牲。期望没有牺牲的发展，那就只能倒退回去不搞发展。但是，这种牺牲（风险）必须是社会上多数成员（阶层）所能基本承受的，它必须使
SW＞R……………………………… (2)
即速度必须以发展带来的利益大于发展带来的牺牲为前提。否则，如果风险大大超过了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社会就会出现震荡，改革可能就会刹车甚至夭折。
具体地说，“承受力”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范畴，它至少可能有三种选择：第一，低速度，无风险，无利益，似乎平安无事。这种选择毫无意义，因为那样就等于是不发展了。
第二，中速度，小风险，利益有所增加，大部分居民基本可以承受。这是一种稳中求进的选择。这种选择一般适合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期阶段。这是由以下条件决定的：一是缺乏经验，需要一个学习过程：二是“产业瓶颈”制约较突出，结构一时调整不过来，过速会引发结构性危机：三是体制性短缺（运行性约束）。速度过快会产生“扭曲效应”，使发展变形乃至失败，甚至有可能产生速度－通胀－腐败的关联效应；四是人们对发展的“心理瓶颈”相对较大，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第三，高速度，大风险，利益可能大于或小于风险，一部分居民可以在矛盾中承受，一部分居民可能承受不了。这种选择一般适合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这也是由以下条件所决定的：一是通过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特别是协调的经验和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二是产业瓶颈有了缓解，特别是基础结构渐趋完善，可以承受较高的速度；三是体制转型有了明显进展，特别是市场发育更趋成熟，法制规范有了基本保障，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最为重要，我们毕竟不同于亚洲“四小”；四是通过前阶段的发展，人们对改革与发展的观念更新有了重大突破，对风险的预期有了显著的加强，更重要的是由于前面的三个条件导致发展的成效会显著提高，社会从发展中所获得的利益会巨大增长。这样，即使有更大的风险，人们也会出现心态矛盾，但仍然可能在这种“七分赞赏，三分牢骚”的状态中承受下去。
3.速度是关键
对于由计划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轨的国家，像我们中国，在发展、速度、利益、风险这些变量之间，速度则是关键。
正如我们在前面“水桶效应”一节和本节前面“三种选择”的分析那样，不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体制框架和技术体系是相对成型的，有了资源投入的增加，一般就可能提高目标值。更何况其速度是建立在千万个企业家自主决策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投资是要承担个人产权风险的。所以，人为地提高速度，基本上不大可能（但也不能排除投资过旺所造成的“泡沫化”）。
但在由计划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不发达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速度几乎完全可能人为地加快的，而且无效益的速度也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政府的投资冲动”，就在于存在无效益速度的体制基础。因此，在这种转轨国家，如在中国，严格审定上述的“三种选择”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由此推导，在体制转型的国家，必须严格依据两个最重要的参数，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包括速度模式）：一个是政府直接介入投资行为的程度（政企分开的进度）；二个是产权主体的发育程度（投资风险个人责任制的硬度）。
4.战略的重要性
正确的战略，主要在于：
第一，它冷静而全面地诊断了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正面与负面的因素；
第二，它依据第一点，审慎地找到了激发正面因素，消除负面因素的途径（包括改革与发展的措施）；
第三，它以上面两点为基础，动态地确立了发展的目标（与速度）和资源配置方式；
第四，它由于在发展－利益－风险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协调杠杆，因而对社会具有较强的动员力。
发展动因：结构诱导论
（一）误区
1.误区之一：“资本决定论”
在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动因问题上，曾经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最大限制因素是资本，只要能得到足够的资本－－无论是通过自行积累或者是引进外资－－就可以达到发展的目标。
这是一个误区，似乎一个还没有摆脱传统状态的农业国转向现代化工业国，只需要投入足够的资本兴办起工厂就可以了。这实质上还是一个如何理解“工业化”或“发展”的内涵的问题。中国在前30年就陷入了这个误区，以为只要多办工厂，使工业产值占到GNP的70%就实现了工业化。事实已否定了这个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巴西为典型）也不同程度地一度陷入了这个误区，大量举借外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发展，甚至还引起了上层的特权腐化－－凭借外援而生成的超前消费阶层，最终引发了社会的震荡。这些例证说明，发展与工业化决不是单一函数的变化，而是如张培刚所说的多种函数串联式的整体变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整体位移。
2.误区之二：发展先验论
在对待发展战略的问题上，还存在另一种误解，似乎一个准备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在一开始就可以知道哪种方式可以获利更多或更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大或是小：可以知道由起点到达目标的过程中，哪些需要改变，哪些需要排除……，等等。从而，在一开始决策层就可以在利益和代价之间进行事先的比较。虽然，这是一种先验论。赫希曼认为：“对发展的焦虑就不是比较已知的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考虑目标及实现目标时的无知和误解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决心还必须和要做的事情的理解力结合起来，而这种理解又只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第9页）
这种思维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从中国的改革实践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首先是要下决心改革，至于改革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其利害得失，一开始并不可能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从而也无法在开始时就搞一个“全面系统规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发展，边学习，边总结，由“无知”到“理解”。
排除上述两个误区，对我们科学地研讨发展动因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
（二）机会与“传统”
赫希曼认为，发展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经济发展机会出现时，当地的企业家或少数特殊人物能否首先发现并加以利用，这将取决于当地的社会传统价值是否有利于变革。”（第4页）
这个命题不无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首先，如何才能发现机会？应该承认，传统价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启动的或先或后，是有影响的。但是，它并不能起主要作用。以东方儒家传统为例，它在19世纪对东方的近代化确实起过一个时期的阻碍作用，但是，后来为什么日本和“四小龙”又都先后实现了发展呢？又如中国大陆，为什么在前30年难以走上发展的快车道，而在近15年却又得到了大踏步的发展呢？这说明，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另一层原因可能是可以决定传统价值的改变的那种动因。我认为这种动因就是“开放”。
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清楚而准确地找到自己国家的“坐标”，才会发现比自己国家更为先进的坐标，才会承认自己的落后。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激起模仿和追赶的冲动，诱导出发展的欲望。有了这种欲望，才可能回过来用新的标准（或榜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价值哪些是合潮流的，哪些是需要改变的，从而就能按新的利益坐标来修正传统的价值观念。这就像水一样，只有放开让它流动，才会产生“落差效应”，落差愈大，水流愈急。
其次，发现了机会能否加以利用？这是深入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发现机会是一回事，能不能加以利用是另一回事，二者往往不是同步实现的。中国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就已经开始发现了机会，多少仁人志士想利用这个机会。“戊戌政变”达到了高峰，但却为什么没有能利用得了呢？
传统价值，固然是对上层保守派起了作用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封建制度、体制以及建立在上面的封闭落后的政策，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制度障碍、体制障碍，对于能否利用发展的机会，起着关键影响。这样，改革就成为发展所绝对必要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开放是改变传统价值，发现机会的环境（外部）动力，或启蒙动因，那么，改革则是从根本上整合传统，利用机会的内部动力，或主流动因。只有把这两种动因结合起来，内外配合，才能启动发展。
（三）诱导机制
我们往往发现，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考虑自己的发展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资源的约束问题，或者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资源的优势上。这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但是，可以说它没有抓住要害。这就好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赶紧去买米买菜，但却忘了家里还没有炊具。
资源、生产要素，对发展的确是不可少的东西。但它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说它是死的，就是指资源（生产要素）即使再多，也不会直接引起发展，如在一些落后地区，人们“躺在金山上饿饭”即是明证。说它是活的，则是指即使本国本地区没有某些资源，只要有某种激励机制，没有的资源也是可以从外部获得的。像日本这样一些资源匮乏的国家，不是从全世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吗？可见，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最重要的不是去算“资源帐”（虽然这是工作之一），而是要把注意力适当地集中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动力和战略方面，要去寻找那些能把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压力”和“诱导机制”。
所以，研究“基本动力”，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从而构建起符合本国国情的“诱导机制”，把国内外的资源（有形资源为主，也包括某些无形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诱发出来，为本国本地发展所用，这的确是经济的核心问题。而这种诱导机制的形成，则同我们前一节所说的“开放”与“改革”分不开。
（四）结构诱导论（或系统动因论）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两点：其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构建诱导机制：其二，这种诱导机制不是单因子的，而是一种多因子的结构－－我把它称作“结构诱导。”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这个诱导结构（或动因系统）是由三组基本因子所组成，即前景坐标系、中介诱导系和内涵素质系。
1.前景坐标系
它包涵环境、机遇、榜样、目标等基本要素。这是由于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或发展，给人们在客观上展示了某种新的发展坐标和诱人的前景，它使人们感到似乎有某种新的物质与精神利益有可能正在变为现实。但这只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要变成现实性则须要有诱导和排除某些障碍因素。故还只能是一种潜在的动因。
其中，环境与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经过“开放”的催化，就不会形成“榜样”。没有“榜样”，也难以确立“目标”，这就是这一组因子的内在联系。
2.中介诱导系
它包涵循序传导的开放、决心、战略、改革、政策等要素。这一组要素是人们由发现发展机会到实现发展之间的中介结构，也是“诱导机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没有这个中介，发展的可能性便不能形成发展的现实动力，从而可能性无法变成现实性。故又称之为诱导动因。
其中，“开放”是大前提，不开放就不能发现外界的榜样和自己的落后，从而也无法确立“榜样”与“目标”，无法下定发展的“决心”。“战略”与“改革”是关键，没有一个既适应环境机遇，又对环境进行了科学诊断而形成的“战略”，并在战略的指导下为排除发展障碍而进行的“改革”，“资源”就无法动员起来，从而机遇也就会丧失。“政策”则是依据战略目标和改革方向而制定的行为规范。
3.内涵素质系
它包涵有静态变动态的资源、诊断、动员、发展实践等要素。我们在前面讲过，“资源”是死的，又是活的。不管是死还是活，它处于静态时，总是一种潜在的财富，没有变成现实的财富。只有开放以后，才可能解放人们的视野，才可能用不断更新的眼光“发现”资源，发现利用资源的更新途径，从而才会下决心去诊断资源，动员资源，以求得发展。这样，原来的静态的资源，就变成动态的资源，就通过发展转化成现实的社会财富。
因此，内涵素质系是经过客观机遇与主观诱导反复整合，形成为现实的发展行为。
平衡与不平衡：发展契机论
对于一个不发达国家，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往往都会面临两种选择：是大推进－－平衡发展？还是非平衡发展？
（一）平衡增长论的评析
主张平衡增长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等。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张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必须保持不同部门步调一致的发展，否则，单一部门的发展由于其他部门的需求脆弱或供给不足，就无法发展乃至失败。例如，如果只开一个鞋厂，它生产的鞋子，本厂工人是买不完的，必须要有其他部门同时发展了，有了足够的工资－－购买力，这个鞋厂才能生存并发展下去，等等。
这个理论，有其合理的内核：其一，它说明了工业发展中“聚集效应”的重要性。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宜在落后地区布局那种对联系效应要求高的部门，使之单一地独进。那样，就无法发展乃至失败；其二，作为一种目标，发展的“彼岸”，无疑是可以成立的。例如，在发达国家，这种平衡增长的客观要求，则是存在的。
但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个理论有三个致命弱点：
第一，它是静态地看待经济发展。它忽视了发展与增长的差异性和参差不齐的情况。正如赫希曼所说，一条绳子，认为它处处都一样牢固，要么在任何区段都不会被拉断，要么就在每个区段同时被拉断。所以蒙泰恩说：“它的前提‘违背了自然’”。任何事物（包括一个事物的内部结构元素）都不会是毫无差异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总是某个或少数几个部门突破，而后从后向或前向逐步带动其他相关部门，有先有后、参差不齐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它这种“预望”只能说是强加性的，而非自主性的。同上一点相关，那种“齐步走”的大推进，只可能外部强加给某个特定的经济系统。赫希曼认为，这就必须把一个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强加性地迭放在也是自成体系的传统部门之上。这种嵌合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在殖民地（特别是二战以前），宗主国采取飞地式经营矿山和种植园，同所在国的经济几乎不发生多少联系。这种情况，就同发展毫不相干了。
第三，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在发达国家的萧条时期，由于就业不充分，确实个别厂商的增长行为常常是不能有效的，因为它不能创造足够的需求和实现“乘数”效应。到高涨期间，经济的平衡复苏的确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生产力系统都照常存在，只是暂停运转而已。所以，平衡地恢复增长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企望社会或政府同时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产力系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所以，赫希曼说得很对：平衡增长理论“可能是受凯恩斯学派某个变种对萧条原因分析的激励。”“这个理论最奇异的地方是以下两者的结合：它对不发达经济的能力持失败主义的态度，而同时对其创造能力却寄予完全不切实际的期望。”（第45-46页）
（二）“外在经济内在化”问题
主张平衡－－大推进的学者们认为，其所以个别（或少数）部门率先发展不能推进发展，是由于个别厂商的“内在经济效益”小于“外在经济效益”，因而个别厂商对利益的预期必然偏小。据此，他们主张实行集中计划，就象在一个“托拉斯”统一组织下，各个厂商都好像在一个大企业内部从事经营，从而使外在经济效益内在化。这样，就可以扩大对利益的预期了。
这种理论，如果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可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正是资本主义由“个体资本”向“集团资本”的必然演化过程，此其一。其二，这种作法，在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过，但效果显然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在于：
第一，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一般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是由“自由的”发展逐步走向“垄断的”发展，由“个体的”（包涵个别企业）发展逐步走向“集中的”发展。在不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的前期，都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否则，既不能形成强劲的社会发展冲动，又难以优化结构。过早、过大的“集中”，事实证明往往会窒息发展与增长，而且会有中世纪回潮的危险。
第二，“内在化”也受到国力的限制。内在化必然要求同时实施众多的项目，使之得以联合配套进行。但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国力的制约远远要大于效益的最大化。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内在化”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就可能同时实施众多的发展项目，往往只能选择有限的项目和适度的利益。
第三，内在化会抑制创新。赫希曼对这一点说得很中肯：“一个投资决策集中化的经济，在从事某种创新方面不大可能特别富于进取心。”（第52页）客观实践证明，即使在发达国家，过度的内在化－－垄断，也会抑制技术创新。否则，各国就不会有《反垄断法》。更何况在不发达国家，过早的内在化，就会使原来本没有什么竞争机制的传统部门更难以向现代部门转化。技术（包括组织）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分娩，就扼死在胎里了。
第四，内在化会弱化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决不是越内在化，投资的诱导因素就越强。往往相反，由于集团化过份推进的结果，激励机制在总体上会削弱。因为影响“诱导”的，不止是“内在化”一个方面的因素，同时还有一个更大更本质的因素，即产权明晰化问题。而过度的“内在化”就会造成产权复杂化、模糊化。这在不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规则不成熟，会更显严重。
还要看到，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不只是增长创新问题，还有“结构转换”问题。要促使结构的顺利转换，则需要多元化的发展主体由下而上地推动。如果过早过度地实施内在化，发展主体便会大大减少，发展动力就会大大弱化。这正是过去那种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非平衡战略
关于非平衡发展问题，我在1987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见《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主要是结合中国的情况论述了非平衡发展战略取向的合理性。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不想重复了，只打算补充一些新的想法。
1.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在不平衡中获得短暂的相对平衡，随着事物继续向前发展，相对的平衡又会被新的不平衡所取代，而进入另一级的发展阶段。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所谓“相对”，有两重意思：
第一，从时间观点来看，在发展的长河中，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无论是发达国家在它完成工业化以前或进入信息化以后，或是不发达国家的现阶段，都是不平衡发展的。平衡发展只是在其总体社会经济结构处于稳定态的阶段（如工业化接近完成之后），才可能实现平衡增长，而且这种平衡也是有限的，暂时的（当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界定的“暂时”）。
第二，从空间观点来看，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成长，决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这不仅是资本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市场的约束，观念的约束，人才的约束（企业家不成熟）等等。所以，发展总是从主导部门开始，带动其他部门扩散式的增长。平衡，只是一系列不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开始。赫希曼称之为“跷跷板式的增长”，也可称之为“荡秋千式的增长”。由主导（或先导）部门突破，逐步波及关联性的部门，向外层扩展开去。也应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先进部门或地区内部，有可能实现平衡增长，发挥“聚集效应”。而从社会总体上说，则是不大可能的。
2.平衡是结果，不平衡是过程。
必须首先承认一个大前提，即不发达国家在它开始起步时，各种资源要素（有形的与无形的）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组合状态是极不一致的（特别是大国）。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势必造成现代部门发展的边际效益出现巨大的差异。按照资本流向规律，它就不可能平衡地流向每个地区和每个部门，而总是向一个或几个边际效益最大的地区或部门集中，然后由于“关联效应”的要求而逐步向边缘地区或边缘部门扩散。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不平衡发展，最后才能达到相对的平稳态。在发展过程的“均衡态”上，实际上也存在一种倒“U”形，见下图：
3.夸大了非市场因素的作用。
市场机制易于导致不平衡发展，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市场因素不能做到的事，是否非市场因素（如政府）就能做到呢？平衡论者认为是可以的。但事实说明，同样也是难以做到的。这是因为：
第一，政府的平衡功能，莫太于过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了。但即使在前苏联，政府是由各个职能部门组成的，而各个职能部门在影响高层决策的“力度”上显然是不一样：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工业部门就可以使得资源配置通过计委之手向军工与重工业过度倾斜，把个体企业家的利益倾向变成了集团官僚的利益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前苏联的产业结构长期恶化而不能纠正的根本原因。这足以证明非市场力量也是难以真正做到平衡发展的。
第二，政府更难以完全代替企业家的功能。企业家作为经济实体的法人代表，其主要功能是根据市场变化随时作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以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而政府只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实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实践证明，政府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代替企业家对企业资源配置与产品营销进行决策，否则就会使企业失去活力，阻碍其发展。因此，只能顺从经济发展规律实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不能由政府代替企业家的功能强行地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
（四）发展契机论
在全面探讨了平衡与不平衡的发展理论之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发展的契机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不平衡。为什么说“不平衡”是发展的契机呢？
让我们首先引用一下西托夫斯基的一段描述：在自由竞争的行业中，开始是某一个行业出现了超额利润（大多是由于技术创新）。促使投资向它集中；于是，利润逐渐趋向平均化，直到该行业投资的消失；又出现新的行业的超额利润，促使投资向这个行业集中；利润又一次趋向平均化……如此不断往复（转引自《经济发展战略》第58页）。这一段描述，必然使人们联想到，“不平衡”的出现，是促进发展的初始动因，是发展的契机。
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得到更切实的解释：“不平衡”的实质是“负熵流”。它是使经济系统运行不息，由无序走向新的有序的契机。就像水一样，有了“落差”（不平衡），水才会流动，才会产生诱导机制，有序地向低处流动；没有“落差”，在一个封闭的水塘里，水平如镜，一切就都静止了，系统也就无序了。正是由于出现了不平衡，才会发现差距，有了差距，才会有“样板”与“激励”，从而诱导机制强劲起来，于是才有发展。由此可见，有了不平衡，才会有发展；平衡固定了，发展也止息了。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使不平衡存在，而不是使其消失。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这就是我们艰苦努力所要寻求的一种机制，它是有助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无价之宝。”（第59页）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决不是追求“稳定”的“平衡”，而是始终巧妙地保持不平衡－－激励与诱导发展－－相对平衡－－引发新的不平衡－－激励与诱导新的发展……的循环向上的强劲机制①。长久保持住这种机制，就必须使经济系统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格局。
互补与诱导：三线聚焦论
上述两节，我们认识了发展的动因，并把它归结到“结构性诱导”机制；又进一步讨论了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并提出了诱导机制在不平衡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一节中，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诱导机制与不平衡发展是如何形成以及在部门之间产生牵引作用，从而导致发展过程的展开，推进和提高的？
（一）互补与牵引
一个部门的投资可以诱导另一系列部门的投资，是不平衡发展的立论依据。而其所以可以产生诱导，则是由于投资互补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牵引效应（或串联效应）。首先，总是某个先导部门发展，由此增加一种新的供给，新的供给引起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则要求增加更多的供给；要增加这种逐步积累的供给，就必须提供与之相配套的上游（后向）产品与下游产品（前向）。从而引起与先导部门相关联的各个部门的投资边际效益的提高，带动起一连串部门由少而多、由小而大、由近及远地发展起来。
这种牵引一串联效应，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规律，这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科学的概括，从而为不平衡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在任何大国，恐怕都不能例外。只是在资本主义大国，是通过对私人资本的自我利益的刺激而增加连带部门的投资与增产，在社会主义大国，则往往是通过政府压力的区别而已。
然而，上述牵引一串联效应，在其内涵上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此，必须作深入一层的分析：根据边际效益原理，一个新的产品的出现一方面是它享受了以前的投资所产生的外在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又为后续产品提供了新的外在经济效益，为这些后续产品提供了超额边际效益，从而刺激这些产品（部门）的发展，一直到边际效益平均化（趋向平衡）。于是，又有一种新的项目投入，又引发新一轮的牵引效应……。例如，微电脑的生产，是享受了上一代计算机等方面投资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同时，它又为后续投资带来了新的外部效益；原来的机电产品因装上微电脑而大大扩展了市场，提高了价格，增加了收益，从而为电脑调控的洗衣机、电视机、电话机……诸多新项目的投资带来新的超额边际效益，刺激这些部门串联式地发展起来。这正是先导部门的投资，乃至每一项投资，都可能诱导出一连串新的投资，从而牵引起一系列关联部门的发展的内涵原因。
（二）三线聚焦论
上面我们从不平衡发展的分析到诱导性投资的部门牵引的论证，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具体假设，不平衡发展，是由示范、学习、积累三个交叉的过程共同“聚焦”到诱导性投资，从而引起发展与增长，通过增长形成阶段性“均衡”态：接着又被新的一轮的不均衡所打破，于是又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三线聚焦”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次比一次把经济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如下图：
对此图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它是以现实的不发达国家为对象和研究起点的，不是探讨人类社会工业化的“第一次推动”。在现实的不发达国家，它外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故不用重复地经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那种自然演进过程。所以，在图的右上角有一个“对外开放－技术进步”的元素在起作用。至于开放的作用，我们在前面“结构动因论”中已作过交待。
下面对“三线聚焦”作一具体解释。所谓“三线”是指下列三个过程：
1.示范过程
大凡一个不发达国家，当它刚走上发展道路时，往往会先有一个“示范过程”，即现代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的示范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外力强加的；可以是原生的，也可以是次生的。而其所以会产生这种示范效应，乃是由于不平衡引起的“差别”、“差距”，这种差距又必引起“落后感”和诱导动因，从而才会开始示范过程。
2.学习过程
示范过程确立之后，必然会认定某种样板，成为发展的坐标系，并以此为目标开始学习过程，或称试验过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学习过程，由传统到现代，从观念转变到经营管理，从宏观决策到微观建设，都会有一个反复“涨落”的时段，而后才能逐渐趋于成熟。中国在50年代开始，就“涨落”了30余年，付出了巨额的“学费”，说发展会有牺牲，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3.积累过程
这个过程，往往是和前两个过程交错发生的。只是到“学习过程”渐趋成熟时，才会大规模地进入这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成为主流过程（示范与学习过程也继续存在）。这三个过程，前者是以解决发展的初始动机为主，中者是以解决发展的诱导机制为主，后者是以解决发展的资本积累为主。各有侧重，相互交叉，共同影响诱导性投资的力度。诱导性投资所引起的“乘数效应”，必会导致某种阶段性均衡的出现。但新的“开放”与“科学进步”（可以是开放引进的结果，也可以是内部创新的结果）又会导出新的不平衡……，如此一轮一轮地不断发展。
① 请注意：这种机制，必须是具有社会激励的，而不是主观强迫的，否则，像1958年中国“大跃进”那种强制性的“不平衡”，就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作者介绍：夏振坤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